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归纳出来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中，名家与哪一家最为接近？一般认为是法家，因为《论六家要旨》把“名法”并列在一起，战国秦汉的文献中，“名法”并举也屡见不鲜。对于确定性之重要性的认识，对于规范规则之作用的追求，对于名实关系的重视，名家和法家确实有一致之处。这一点拙著《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有过详细论述。但“名法”并举基本上是战国中晚期以后的事，从历史渊源来看，道家与名家更为接近一些。这两家都侧重抽象的思维，都对事物的存在及其运动方式有兴趣，都对万物的性质与本原有探求的愿望，都不太关心伦理和宗教，都有不同寻常的语言表达方式。《老子》首章在“道可道，非常道”之后，马上转入“名可名，非常名”，并用“无名”“有名”来总领万物生成的根本问题。《庄子·德充符》责备惠施“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齐物论》认为名家论辩属于无意义的是非之争，但庄子对名家的批评，不像对儒墨那样毫不留情。例如《徐无鬼》记载庄子过惠施墓而悲叹从此“无与言之”者，再如有名的濠梁之辩，可见彼此是对话者，是好朋友。这些现象皆非偶然。那么，道家和名家之间，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目前的研究，讲道家如何批判和超越名家的比较多，而两者的共通之处其实也很值得深思。
关于事物性质的探索
《公孙龙子》最有名的命题就是“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白马”代表物体的颜色，“马”代表物体的形状；“坚”代表物体的触觉印象，“白”代表物体的视觉印象。有学者认为，公孙龙似乎更喜欢讨论感官体验，所以是一种感觉至上主义，实际上“白马”和“马”、“坚”及“白”代表的是物体的“形色”。而“形色”一词，在中国早期被广泛地用于表示事物的基本性质。如《孟子·尽心上》就说“形色，天性也”。《列子·天瑞》在提出“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之后，强调万物都是“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这表示，有了“形色”之后，事物才能获得成为那个事物的规定性，才有可能被认识、命名、区分、把握。
那么，“形色”作为事物的性质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在公孙龙看来，“形色”所代表的性质是相互排斥的，如“白马非马”“无坚得白”“无白得坚”所示，“白”和“马”之间、“坚”和“白”之间彼此是无法相属的，这就是所谓的“离”或者“藏”。“离”即相异，同时“离也者，藏也”，“藏故，孰谓之不离”。所谓的分离，代表着当某一种性质呈现出来时，另一种性质就会隐藏起来。
公孙龙认为，虽然“于石，一也；坚白，二也”，看上去“坚白”两种性质都存在于石头这一种物体上，但“坚”和“白”都独立于石头而存在，例如白色不必依赖于外物而使其白。因此，性质既寄托于物体，又独立于物体之外。所以，“坚白”虽然是二，但不从属“石”这个“一”，相反“石”因为“坚白”之“二”才得以成就其“一”。劳思光认为，公孙龙在中国最早讨论“性质”独立于存在之外的问题，其想法近乎柏拉图的理念说。
显然，“白”（颜色）和“马”（形状）、“坚”（硬度）和“白”（色泽）这些表示性质的概念都属于人抽象思辨的产物，公孙龙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如《指物论》所云：“指也者，天下之所无。”这些概念都是现实中并不实际存在的，因此，关于性质的思考也就必然和有无的问题联系起来。
不难看出，《老子》的思想包含着一定的名学背景。第二章就是对性质作为事物共有的、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的东西进行的概括和总结，“美恶”“善不善”“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这些可以用来进行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词，都是相互对立、互不从属、此起彼伏、此显彼藏的，但都可以寄托于同一事物身上。因此，老子和公孙龙子一样，也认为事物的性质由一些相互排斥的因素构成，要确认一种事物的规定性，就必须首先寻找事物身上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排他的。道家和名家这种关于性质的二元或者多元定位，显然不同于儒家或为善或为恶的单一定位。
当然，道家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承认形下世界的事物受到各种性质的约束，但又认为“道”不是“物”，因此“道”没有规定性可言。既然没有规定性，那么道在应对万物的时候就只能不设特定的立场。这就是《老子》第二章在描述了事物的各种性质之后，马上转入“不言之教”“无为之事”的原因。又或者道家认为站在“道”的立场上，那些不可调和的性质差异，都是可以模糊甚至取消的。《老子》第二十章就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庄子·天道》说：“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则阳》既承认“安危”“祸福”“缓急”“聚散”是“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但又说“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即通过“形色”“名实”只能了解有限的事物，而不足以“睹道”，因为代表最高整体的道是无法用知识和语言来表达的。
对于终极本源的探索
一般认为，公孙龙子的重点在于“离坚白”，而惠施的重点在于“合同异”；公孙龙子强调差异性，而惠施强调统一性。但其实这不是绝对的，有离就有兼，有分就有合，有异就有同，有有就有无。我们读《公孙龙子》，会发现他把“白”“坚”这种独立于事物之外的、更为本质的东西叫作“不定者”，如《坚白论》云：“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不定者兼，恶乎其石也？”即“白”“坚”这些不特定的东西，可以附着于任何事物之上，“不定者”具有“兼”的功能，而不仅限于石头。《指物论》也说：“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即抽象的概念是思维的产物，而非直接呈现出来的事物，是一种虚“无”，而不是实“有”，只有“无”才能“为”天下之“有”，而不是倒过来。《指物论》明确把“指”和“物”做了本末之分，“指”是支配性的，万物只有被“指”的时候，才是可认识的。相对而言，“指”作为人的意识是“无”，而万物是“有”。《指物论》还提出了所谓“非指”“无指”“不可谓指者”，这就指向了抽象性极强的、难以认识的、超乎言意的高度。名家留下了“指不至”的命题，但究竟何解，众说纷纭。我觉得道家的解释比较贴切，针对《列子·仲尼》中的“有指不至”，卢重玄认为“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则无指矣”，即至高之物是无法指认的。《老子》三十九章说的“致数舆无舆”（车的零件不等于车的概念），《庄子·至乐》说的“至誉无誉”（最高的荣誉无法赞誉），也是类似的表达。我们知道，“道物论”即道不同于万物、道支配万物的思维框架是道家思想的基础，而在《公孙龙子》里，有无二分、指物二分的思维已经非常接近道物之分了。
惠施的很多命题都指向那个可以整合世界的终极本源。例如“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和道家对于道的形容几乎同出一辙，因为在道家眼里，“道”正是既至大又至小的，如《淮南子·本经》就说“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领也”。再如“今日适越而昔来”，道家成玄英的疏在各家解释中最有说服力：“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岂有今哉。既其无昔无今，故曰今日适越而昔来可也。”很可能惠施等名家已经在思考“今昔”之类对立是否具有绝对性的问题，因为如果站在超越的立场上，“今昔”的对立就有可能被相对化甚至被取消。而道家的“道”正好具有超越对立的功能。还有惠施的“万物毕同毕异”，万物既可以是完全等同的，也可以是完全相异的，惠施在充分认同“小同异”的基础上追求“大同异”，把统一性和差异性高度整合起来。所以，他的“历物之意”，就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化与绝对化，借以论证万物最终归于同一。所以，“历物之意”的最后一条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绝非偶然。通过名家无限的想象和严谨的推论，“道”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
对于思维方式的探索
从最为直观的语言表达来看，名家和道家也是非常接近的。如名家的“非有”“非指”，几乎可以换言为道家的“无有”“无名”。与《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最为接近的表达，莫过于《公孙龙子·指物论》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了。所以完全有理由推测，《公孙龙子》这段话的创造受到过《老子》的影响，甚至倒过来，是《老子》首章受到名辩思潮的影响，而创作出了类似《指物论》的表达，并在“道可道，非常道”之后，马上接续“名可名，非常名”，以呼应名家。考虑到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老子》尚无第一章，这种可能性也并非不可想象。
当然，语言的相似还是来源于思维方式的相似。名家和道家都有着非凡的想象力和高度的理智，这使得他们不受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场景拘束，而能从万物的性质及其存在方式、运动方式的角度展开极为自由的思索，这在先秦时代是极为难得的。值得注意的是，道家的思维常常是反向的、否定式的思维，这一点在《老子》那里体现得最为强烈。《老子》四十章云：“反者道之动。”七十八章云：“正言若反。”关于道的认识，无法使用世俗的语言，但又不得不说，因此只能从反向言说。公孙龙子也有这样的特征，他也大量使用“非”“无”“离”等否定式语言来表达其思维。学者金观涛、刘青峰曾指出，诸子百家都在追求“名”和“实”的相符，但公孙龙恰恰认为很难相符，因为用相互分离互不相容的概念去表示同一个“实”，是做不到的。在《白马论》中，他使用了否定性陈述才把“白马非马”说清，即“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找一匹马，黄马、黑马都可以算数，但找白马，黄马、黑马就不能算数，所以白马这个类和马这个类就是不同的。金观涛、刘青峰认为这里并非公孙龙刻意混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而是试图使用否定的方式说明同一性和类属性的差别，因为如果使用肯定的陈述，同一性可以看作是类属性的特例，两者的关系就看不清楚，而只有在否定的陈述中，两者在类属性上的差异才得以凸显。可见，通过否定性表述，实在性被层层剥离，抽象性会越来越高。道家也从来不说“道是什么”。因为内涵无限小、外延无限大的“道”是无法用受到内涵与外延之局限的“万物”去衡量的，而使用否定的方式，即“道不是什么”，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道。
诸子百家都认为他们的理论能够解决任何问题，都认为他们能够获得名实一致，而只有名家和道家处处体现出怀疑的、批判的、消极的、反常识的态度，这两家不仅仅在对于世界的认识上，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很多地方也可以引为同志。
名家和道家谁先谁后、谁影响谁更多一些，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讨论。但看得出，在很多地方两家表现出对于形上学的浓厚兴趣，两家很可能有着长期的对话与交流。日本学者森秀树把名家看作是“改变视角看世界，执着地追求认识能力弹性”的学派，“《齐物论》篇则对名家的这种生气盎然的思想跳动，情有独钟，接受了它的启示，并将之吸收到自己的体验世界，勾住了道家理论”。我深以为然。过去，讲两家的差别多，讲道家对名家的批判多，如果换个角度，找找他们的相似，把他们当朋友看，会出现很多有趣的发现。
（作者：曹峰，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