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反思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摆脱西方“纯文学”概念的束缚，尽可能以古人的文学观念为标准来界定研究对象，并努力实现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历史还原成为较为一致的呼声。然而由于古今中西文学研究存在实用性与科学性的差异，重回传统的文学研究轨道是不可行的；而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亦应尽可能以兼容并包的胸怀，容许并提倡方法的多元性，以多种方式对古代文学进行一种全息式的“生态还原”。对于上古文学史而言，由于近年来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以及上古“文学”观念更大的包容性，使得“生态还原”式的研究成为可能。这种研究应立足于文化史的宏阔视野，既要树立一个大的框架，更须进行“解剖麻雀”的微观研究。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反思；出土文献；生态还原
一 当前文学史研究反思与生态还原问题
屈指算来，自林传甲撰写《中国文学史》（1904年）至今，文学史研究已逾百年。百余年的时间虽不能算很长，但也已经历了数代人，其间有辉煌的业绩，亦有纷纭的论争。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比起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似乎波澜还算少的，但也并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处于一种较成熟的状态。恰恰相反，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正处于一个令学术界倍感焦虑的瓶颈期，各种反思和探索、争论正在发生。例如对“文学”概念、“文学自觉”问题的反思，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缺乏本土理论，以及如何提升本土文学研究理论的探索，关于如何对待外来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论争，关于进化论、唯物史观与文学史书写关系的讨论，等等；最近几年，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编辑部为主发起了多次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学术论坛和会议，这一切都表明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也面临着历史的机遇。而是否能有所突破，则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今日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变。国学热，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民间抑或官方的声音，都昭示着中国人民摆脱西方列强的阴影、找回“自我”的努力。这是当下国人最主要的思想潮流，这一潮流之下，许多领域皆表现出找回“自我”的倾向。学术界除了同样存在国学热之外[①]，许多学科都在反思自己自清末以来百余年的历史，就连某些完全“西洋范儿”的学科也提出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②]。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所展现出来的反思也就不难理解了。目前古代文学界在此问题上的反思，也表现出与整个学术界乃至全国的潮流惊人的一致与合拍，大家都认识到：古代文学研究的根本弊病是百余年来我们受制于西方的文学概念与方法，过于强调所谓的“纯文学”，并致力于探求带有一定预设性的文学史“规律”。百余年的文学研究固然成绩斐然，而其局限也日渐凸显：以西方“纯文学”概念为准绳来评骘中国古代文学，久已饱受凿枘不合之讥，而对文学史规律的探索更不免入主出奴的成见。
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大致认同上述弊病的同时，寻求研究上的突破也就成为学界的共同追求。据我的管见，在此点上学界也表现出惊人的共通性，即在文学概念上努力摆脱狭隘的“纯文学”羁绊，而尽可能地以古人的文学观念（即所谓的“大文学观”、“杂文学观”或“文章学”的观念）为标准来界定研究对象，并努力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做出历史主义的解读或曰历史还原。近年来，在批判以往文学史研究受西方文学概念束缚的同时，提倡回归“大文学观”或“文章学”观念的呼声甚高，大有“梦回唐朝”、重新回到传统的文学研究轨道上之势。回归“大文学观”是对我国固有文学传统的尊重，是解决当下文学概念与我们的传统凿枘不合的关键所在，然而是否因此就须重回传统的文学研究轨道，则需讨论。
的确，我们自己是有一个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学研究的老传统的，谁也不能说《文心雕龙》不是文学研究，历代的诗话不是文学研究，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不是文学研究，桐城派的理论不是文学研究。然而反观旧有的文学研究传统，与当下文学研究是有质的区别的。有学者指出：
文学研究的中西学差异，宏观言之，首在目的之差异，由之而生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式之差异。中学以“知行合一” 为归宿，旨在通古而用今，研究价值最终落实在文学创作，重在“我心”会“文心”，求文学之意趣，故多感性领悟，以直观抽象为思维方式；西学以认知为指归，追究文学的存在理由与存在方式，故多理性思维，重在提出种种关于文学的理论阐述。因此，中学的最高境界乃“游于艺”，西学则为一种科学化的“格致”。
正由于此，当“白话文运动”成功实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古代文学”作为“旧体”，已不再是社会的通行样式，不再是文人群体的精神源泉。以往文学之“古代”与“当下”本质上一体化的现象消逝，“古代文学”成为现代人们的认知对象，科学的“对象化”认知模式，势必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③]
这话是极有道理的。正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庄子·天下》），所谓回归传统，不过是没有认识到古今差异的痴人说梦。由于存在古今文学研究的实用性、科学性的差异，而古文在当今已基本退出了实用的历史舞台，故而以实用为目的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可能恢复了。
那么，古代文学研究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固守以往的西方理论框架显然已不合时宜，学术界在理论创新上的呼吁也异常强烈。如早在1995年开始筹划、1999年出版的，当今影响最大的袁行霈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就已提出以“文化学视角”撰写文学史的观点，近年又提出从时间坐标和地域坐标纵、横两个维度来考察中华文化。陈文新则提出将文学编年史的客观性、丰富性与传统文学史一以贯之的规律性结合起来的设想，由其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便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的努力[④]。廖可斌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应当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因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反映生活、描述心灵，……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无非是要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长人们的智慧，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观察历史与社会，理解人性与人生。因此，注重生活史、心灵史的研究，……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⑤]。在研究方法上，陈洪提出以“互文性”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化血脉，并以《红楼梦》的研究付诸实践[⑥]；王兆鹏以统计学的方法考察唐诗宋词；刘笑敢也以统计学的数据，对比《老子》、《诗经》与《楚辞》三者之句式、修辞及用韵情况，从而认为《老子》更接近《诗经》，其核心或曰主体文本应该产生于《诗经》的风格依然流行的年代[⑦]。
无可否认，以上诸说都有其合理性，而对西方理论的合理运用也皆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在对待西方理论方法的问题上，以往的倾向是一边倒地运用西方理论而否定传统的文学理论，如今又出现反驳或对抗西方理论、回归传统的主张，以宏通的视角来看，二者恐怕都有走极端的危险。即便某些西方理论有其不尽合理之处，我们在运用时也未尝不可扬长避短。如接受美学，其本身就被指摘存在“悖论”[⑧]，然而当今以“××接受研究”为题的论著却纷纭鼎沸、不胜枚举，原因就在于以“接受”为视角对古代作家作品进行系统研究的确前所未有，且能解决或反映某些文学史的现象和问题。当然，这并不代表已有的“接受”类的研究都是合理且有意义的。
总之，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问题，一方面，对于古代文学的内涵无妨回归我们固有的“大文学观”，而摆脱这些年来西方文学概念的羁绊，以期更为接近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学的“实况”；另一方面，在理论方法上我们亦应拿出兼容并包的胸怀，不必画地为牢，在中、西学的方法上划定此疆彼界。方法尽可以多元，我们追求的是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的真实。我想，这种历史还原应该追求一种全面的还原（虽然真正的“全面”是做不到的），类似于一种全息式的研究，我们无妨称之为文学史的“生态还原”。这仍是一种自近代以来追求科学性认知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决定了我们无法在方法上完全回到过去，而更应该立足自我，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否则只能是再次自我封闭、故步自封。
二 先秦文学研究界的生态还原尝试及存在的问题
要做到文学史的“生态还原”殊为不易，特别是越久远的过去，留存于世的材料非常有限，还原就越加困难。新方法的产生往往与新材料的发现紧密相关[⑨]。近年来，先秦秦汉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史（特别是先秦秦汉文学史）的研究。近来的出土文献就时间看主要在斯坦因等发现的六朝隋唐文献之前，其形制以简帛为主，内容上更是涵盖了《汉书·艺文志》中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等所有类别。可以说是奇迹般地展现了先秦秦汉时代文献的“全貌”，虽仍不免于管中一斑之憾，但由此一斑已可约略窥见彼时文化生活及文学活动的丰富，而由之生发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对上古文学研究的推进与变革，必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文学研究界的重要话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有过“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古文献、古史及学术史、思想史等领域，李学勤提出了著名的“重写学术史”的口号。虽然文学研究对出土文献的关注实际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但也有学者提出了重写先秦文学史的想法[⑩]。其实，无论是否有新材料的发现，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学史的改写、重写是必定会不断进行的，但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则体现了学界对此意识的强烈。然而所谓文学史的重写，目前来看，正如廖名春文章中所说：“这主要不是理论认识的问题,而是史料方面提出来的问题。”是基于新材料的发现，而非新理论的创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理论创新之难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人们的眼光仍囿于旧有的“文学”概念，恐怕也是一大主因。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出土文献与文学的研究上，仍以从出土文献中抽绎出文学性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如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王泽强《简帛文献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等，都是这方面的尝试。
然而上述研究本质上并未摆脱西方“纯文学”观念的束缚。可见虽然对百余年来的文学史研究的反思，主要是在研究对象上挣脱“纯文学”观念的羁绊，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殊非易事。当然，就出土文学文本进行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样的研究仅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突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学史的内涵、性质与方法，或者说从根本上“重写文学史”。
实际上，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可以说能够让我们比任何以往的时代都更加逼近真实的文本，或曰真正回归文本。这里的“真正”回归文本，不仅是对文本的细读，更重要的是指我们现在能够非常真切地看到原始文本的原始形态。如此一来，结合传统文献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可以从中获知许多原来无法想象的信息，甚至可以尽其所能地对历史上的文学进行“生态还原”。这就要求我们要突破“文学”概念的拘束，不是泥于“文学”的视角，而是基于文化的视野，来审视上古时代的话语表达，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表达。在文学渐趋独立的汉魏以后，几乎完全抛开“文学”概念（不论是狭义的“纯文学”还是广义的“大文学”）来研究文学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学科分化尚不明显的先秦时代，则恰是研究者应该秉持的原则。或者如常森所言，“任何阶段上的文学概念都只具有相对价值”，先秦时期，“基本上形诸文字的一切东西都被归于‘文学’”[11]。所以对上古文学的“生态还原”，宜以整体的形态加以呈现。因此，所谓回归文本及文学史的“生态还原”，不仅要关注文本本身，而且要对文本进行“全息”的过程研究。举例来讲，以前余嘉锡讲“古书校读法”，指出古书（主要是雕版印刷之前抄本时代、特别是秦汉以前的图书）具有许多后世书籍所没有的“通例”，如古书不题撰人、古书常别本单行等[12]。其实不止余嘉锡，同时代的不少学者都曾措意于此，如“吕思勉总结的几个重要的古书通例：先秦古籍，大多口耳相传，轻事重言；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古人著书，有所本者，大抵直录其辞，不加更定，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等”[13]。实则自章学诚对此已有论说，但诸家都是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加以阐发，许多细节语焉不详或不够准确。今天在大量出土文献实物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古代文本的各个方面进行更为详悉的研讨，如文本的载体及其取材、形制，文本的生成、传抄、授受、改编、庋藏及文本间的交互影响，官私藏书的情形，图书的分类与整理，书写者的习惯、学识，著述者的身份、著述意识及其演变，等等。
现在有不少青年学者提出抄本时代的概念，主要是指唐代特别是唐以前的手抄本时代，并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某些特殊现象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孙少华、徐建委的《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陈静、杨轶男《中国抄本时代的书籍出版特征——以《世说新语》的出版为例》等[14]。无疑的是，他们都较关注抄本时代文本的传播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而更宏阔的研究尚待拓展。
三 对上古文学史生态还原的初步构想
对上古文学进行“生态还原”式的研究，既需要有宏阔的视野，也需要做绣花针的功夫，仔细地“解剖麻雀”。在上古文学史研究的时间范围上，可以大致设定为先秦，而以秦汉魏晋的材料为辅证；其研究对象，则是一切传世的先秦文献及后人引述的先秦资料，加上新出土的文献。出土文献的范围，应包括史前时代的各种可能带有某种含义的岩画及陶器、骨器或玉器上的符号等，殷商及周代的甲骨文、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等，还有近年出土的简帛文献，包括虽为秦汉时期、但内容传自先秦的简帛。
从宏观上讲，上古是一个纵跨数千上万年的漫长时段，有必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此进行分期。过去对历史分期的观点多种多样，标准也不一。如按照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将夏商周三代以前视为原始社会，夏代至东周的春秋时期则为奴隶社会，战国起进入封建社会，晚明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清末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造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直至新中国成立而缔造社会主义社会，此即今日教科书所见的通常观点；或如按考古人类学的观点，根据人类使用工具的不同，将古代社会分为旧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基于其阶级斗争理论、以号召工人阶级等底层民众革命为目的对社会形态的性质进行界定的，考古学家则主要是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情况进行判断而得出的结论。综合二者来看，虽然他们对历史进行分期的理论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从各自研究的实际需要或目的出发，并由此设立相应的标准。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和考古学家如此，这应是所有科学研究者共同遵守的准则。
以往文学史的编写多以朝代更替为依据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但许多学者认识到朝代更替并不能完全反映文学自身的演变。因此，袁行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总绪论》中提出了三古、七段说，并称这“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的参照。”作者接着把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分解为九个方面，并对三古七段进行了详细解释。可是这部目前影响最大的文学史教材在编写中并没有严格遵循其分期理念，仍按朝代更替撰写。造成其分期主张无法很好贯彻的原因究竟为何？也许只有编者最清楚个中原因。也许，这与其分段的标准，即文学本身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太过复杂不无关系。相比较而言，倒是文学编年史更容易体现文学史的原生态，正如前引陈文新对其《中国文学编年史》所评述的那样，通过引入“长时段”理论，将编年史的客观性、丰富性与传统文学史的规律性结合起来。然而，即便编者通过各种努力，力图揭示文学史的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并建立不同史料之间的关联，但受制于编年的体例，阅读时的“零散”感仍难以避免。
有鉴于此，我们对上古文学史的分期应该坚持袁行霈所提倡的文化学的视角，同时借鉴陈文新所引入的“长时段”理论；在设定分期标准上，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与考古人类学的社会分期理论，坚持标准实用、简单的特性，避免复杂化造成的难以遵循。
文学本身是人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文学史置于文化史的视野之下加以关照，本为题中应有之义。研究视野的宽狭，必然会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里无意贬抑具体细节的个案化研究，因为无论如何宏阔的视野，脱离了细部研究，都将流于空洞和疏阔。然而正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自序中所承认的，就其个性而言，笔者也是偏重归纳和综合[15]。不过这仅是我主张将文学史置于文化史视野之下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一个较为宏阔的视野，在细部研究上才会更好地把握方向，不至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弊病。
之所以将文学史置于文化史的视野之下，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二者的主体是相同的。例如在战国时代，文学史的主体主要是诸子百家，文化史的主体亦然。这本是极可理解之事，因为文学作品的作者一般而言就是那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人，即“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也是一个时代文化事业的主要缔造者，所以二者具有同一性。当然，这里也无意贬低民间文学的创造及其对上层知识者的重要影响；而是认为，就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主流文学的主体是上层知识分子。
在文化史的视野下关照文学史，把握了二者的主体即知识者的发展演变轨迹，便能够较好地掌握文学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面貌，以及在整个历史时期的演进轨迹，并可以分析其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学与文学史。基于此，我们需要在文化史的大框架下，分析文学史应如何进行历史分期，并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史的主体有何变化，大体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或特质。
文学的主体，即“知识分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在不同时代有着显著差别，能够反映文学史的演变过程，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确存在着不同知识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大剧，这个交替的过程往往要经历数百上千年的“长时段”，并且文学主体是文学行为的主要执行者，可以反映与文学相关的绝大多数情况。因此，将文学主体确立为文学史分期的标准，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综合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思想史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古代各时代知识者的身份主要经历了从巫觋、史官、诸子到封建士大夫的替代、演变过程。可以说，这些不同身份的知识者不仅代表了各自不同时代的最高文化水平，他们还是文学史的主角，他们的著述行为、著述意识、文学成果等方面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演变的历程，都应是文学史研究的内容。据此，我们就可以大致将上古文学史分为巫觋时代、史官时代和诸子时代三个阶段。
数千年的巫觋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曙光初现之时。文明初期的巫师不仅是知识的保有者，而且是文明的缔造者。巫师的这一优势地位大约一直保持到商周之际，才被新兴的史官取代。在此时段，以巫觋为首的先民们创造了各种石器、骨器、玉器、陶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祭祀礼器，还发明了制作陶器的机械，不断改进各种器具加工的工艺，并最终发明了文字。自然，无论是诉诸文字的著述还是口头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巫师都是此时的主角。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推测4000多年前的《尚书·尧典》时代就已有史官和典册[16]。其实史官并非真的“新兴”社会阶层，而不过是从巫觋蜕变而出的特殊群体。甲骨文中已出现各种“史”的称谓，如大史、小史、作册、东史、北史等，并已有“大史寮”的官署机构，这些无疑是西周史官体制的先声。西周确立了一种宗法封建的礼乐文明体制，在此体制下，以史官为核心的职官体系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保有者和传承者。西周至春秋时期可说是史官时代，亦可谓之经典时代。六经皆于此时产生，而其编写著述的原因，借章学诚的说法，固与其“周官之旧典”的官学性质分不开[17]。
不过，史官时代的前、中、后期也存在些微的差异和因革。商末至西周初年史官制度开始形成的时期，史官的完备尚需时日，特别是各诸侯国有的还延续着旧的传统。西周中期以后，周代的礼乐文明开始繁盛，各种官制包括史官制度趋于完善。礼制仪节的繁缛和讲究，不仅直接催生了诸多书面文章如册命文书、诰、誓、诗歌之类，礼、乐、诗、书等经典也随之萌芽，有的甚至开始被编辑整理，相似的文风明显反映在青铜铭文等文字上。进入春秋，一方面，周天子的威权遭到挑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制度开始崩坏；而另一方面，霸主们莫不以“尊王”相号召，于是出现这样一种怪象：礼乐越是崩坏，越是讲究。出于争霸或自保的目的，列国更加注重富国强兵即国家的治理，于是知识层开始思考治国之道，最初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提出想法，后来便出现一些较为系统的观点，这应该是最终导致诸子百家争鸣的源头。
春秋末至战国、汉初是诸子时代。这一时期是紧接着春秋礼坏乐崩的乱象而来的，而且变本加厉：原来虽有灭国，但尚以“存灭国，继绝世”相标榜，霸主的目的更主要的是维持旧制；而今则务求一统，专在灭国，对旧的礼制不是维持，而是锐意变法创新。在礼坏乐崩的背景下，新的知识阶层——士人开始兴起。新的士不再是贵族的底层或四民之首，而是文士，是知识的最高代表，诸子更是士人的代表。诸子百家各从不同角度，提出治平之策，并纷纷著书授徒，甚至开始探究表达的技巧，著述意识空前高涨，出现了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次繁荣。
这个分期对于上古文学的“生态还原”提供了一个框架，在此框架之下，还需要进行极其繁重的勾描刻画，做绣花针的功夫。某些细节的探讨，的确会发现以往不为人注意的问题。
例如，据铜器铭文，我们可以大致复原出西周时期册命仪式大致包括以下步骤：
一、某日一早，周王到达宗庙，即位；
二、受命者在右者（通常是受命者的长官）的陪同下进入宗庙大门，立于中庭；
三、周王将命书授予一位官员（通常是内史尹或内史），由他来宣读册命的内容；
四、受命者向周王拜手稽首表达谢意；
五、宣读册命的官员将命书交予受命者，受命者带着命书走出宗庙；
六、受命者再次进入宗庙，将带回的一块玉璋献给周王表示谢意；
七、仪式结束后，受命者通常会铸造一件青铜彝器，在彝器上铸上事情的经过和册命的文书内容作为纪念。[18]
这个册命仪式的地点是在宗庙之中，按照《礼记》的说法，周王选择在这里举行仪式是为了表示“不敢专”，即让祖先的神灵参与其中并加见证。仪式的核心步骤是周王命史官向受命者宣读册命文书，以书面的形式在宗庙之中、祖宗面前宣读，可见其事的郑重与神圣。这样的做法应该同样适用于《尚书》中的训、命、诰、誓等诸多场合，至少在《金縢》中有“史乃册祝”的记载，说明史官的祝祷也是以书面宣读的形式进行的。这种郑重、神圣的仪式，自然会表现出较为庄严、典雅的风格，《诗经》中的雅、颂部分往往也是在国家大典上举行，伴以“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周颂·有瞽》）的金石之音，更是一派典雅、恢弘的气度。因此，要理解西周这个经典形成时代的文学，是必须以理解其特有的文化为前提的。
以上仅是笔者对上古文学史“生态还原”的初步构想，具体的研究则绝非个人之力所能胜任，亦非朝夕之功，希望能与学界同仁共勉而为之。
作者按：本文发表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①] 最近，设立国学学科成为一部分学者为之奋斗的方向，大江南北，全国上下，许多高校不仅在兴办国学班、国学院，而且志在必得地为国学学科之设立奔走呼号，由国学学科的呼声之高即可见当前国学热的势头之猛，若一所综合性大学而没有国学，则几乎已成为一种“另类”。
[②] 如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曾多次呼吁国内经济学界关注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③] 李昌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④] 陈文新：《编年史：“狐狸”与“刺猬”如何共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⑤] 廖可斌：《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⑥] 陈洪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文学与文化》2013年第3期。
[⑦] 刘笑敢：《一条断定〈老子〉年代问题的新途径》，《黄淮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⑧] 袁世硕：《接受理论的悖论》，《文史哲》2013年第1期。
[⑨]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说：“如果把文本广义地理解为研究的材料，理论和方法就是设计的理念和图纸，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新材料显然占有优势。由新材料而带来的新问题，本身就往往是学术研究的新对象，是既有的理论和方法未曾面对、未曾处理因而往往也束手无策的课题。”《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
[⑩] 廖名春：《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史的重写》，《文艺研究》2000第3期。
[11] 该文为常森在“闲谈新知”活动的发言，见微信公众号“xiantanxinzhi”2017年5月8日的文章《任何阶段上的文学概念都只具有相对价值》，网址：http://mp.weixin.qq.com/s/eA4_cxav3vkqiGEsxRHjkw。
[12]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13] 何周：《吕思勉古书通例思想》，《兰台世界》2011第19期。除余嘉锡、吕思勉外，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校雠学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此也略有论述。
[14] 孙少华、徐建委：《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2期；陈静、杨轶男：《中国抄本时代的书籍出版特征——以《世说新语》的出版为例》，《出版科学》2013年第1期。
[15]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16]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2、53页。
[17]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页。
[18]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12-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