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建安是中国诗史上的辉煌时期，孔融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文人，却常被视为“异类”。对孔融诗歌的研究，历来不甚受重视，以致其为数不多的诗篇尚多争议。深入分析汉末的历史时代背景，从历史学、版本学、文字学等多角度分析孔融诗歌，并确定其篇目，是进一步研究孔融及其时代文学的基础。

【关键词】  孔融 诗歌 建安

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然而其年辈较高，比曹操尚长二岁，加之他和曹氏集团的关系亦相对疏远，以至不少人视之为“另类”[①]。孔融在历史上的影响，本不以文学显，而于其诗歌，研究者更是乏人。孔融诗歌的数量虽不多，但他有意识地做了多方面的尝试，理应引起诗史研究者的重视。隶于孔融名下的诗作，现存极少，而争议颇多。今考证之于下，以为进一步研讨之基础，管蠡之见，祈请方家不吝赐教。

隶于孔融名下之诗，凡见于《古文苑》（章樵注本卷八、韩元吉本卷四）、冯惟讷《诗纪》、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及今人俞绍初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之《孔融集》者，及见于《后汉书》、《魏书》、《文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以及明人所辑各种总集[②]者，有《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以下简称《离合诗》）、《临终诗》、《杂诗》二首、《六言诗》三首、《失题》一首及句“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其中唯《离合诗》、《临终诗》，诸本皆以为孔融作，无异议。其他各诗，则众说不一。笔者不揣谫陋，试考之于下。

《杂诗》二首，逯钦立先生定为《李陵录别诗》，原因是“《文选》三十四《七启》注、四十四《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注、四十四《为袁绍檄豫州》注、五十八《辨亡论》注均引作李陵诗”[③]。而作孔融诗者，最早见《古文苑》卷四，逯先生以为，“《古文苑》乃唐人所藏残书，宋时由一编次为九卷，且讹缺已甚，不可完全据信。今此诗之句，李善数引皆作李陵，必有根据。今即依李注将此诗编李陵录别中”。“远送新行客”一首下，逯先生又案曰：“此伤子之诗，亦原属李集。《文镜秘府论》引或曰云：‘五言之作，《召南·行露》，已有滥觞。汉武帝时屡见全什，非本李少卿也。少卿以伤子为宗，文体未备，意悲辞切。若偶中音响，《十九首》之流也。’据此，本篇与前诗一致，实具出李集。原本《古文苑》此二诗与李陵录别诗等均在第四卷，李陵以后，即为孔融，以相毗近，故易有此窜乱耳。”[④]逯先生的分析虽不无道理，但漏洞亦很明显。《古文苑》虽历受质疑，但至少在宋代已成书[⑤]，亦非全不可信，宋人所见终较后世为多，此其一也。《文镜秘府论》所引或曰云：“少卿以伤子为宗，文体未备，意悲辞切。”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细审其他李陵诗，皆以伤别为宗，而非伤子，文体未备，殆指此而言。而此二诗一首抒写怀抱，一首悼子。《文镜秘府论》所谓伤子之“子”，当是“别”字之误，盖以草书“别”字写作[⑥]，与“子”相近易误；且《文镜秘府论》固有作“别”字之版本，当据改[⑦]，此其二也。其三，“岩岩钟山首”一诗抒写怀抱，风格豪迈激昂，希望能不拘小节而建功立业，又称“吕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杂以嘲谑，非常符合孔融的思想、风格，绝不似李陵诗。综上，此二诗仍当归孔融为近是。

关于《六言诗》三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六言诗之名见于本传，今所传三章，词多凡近，又皆盛称曹操功德，断以融之生平，可信其义不出此，即使旧本有之，亦必黄初间购求遗文，赝托融作，以重曹操，未可定为真本也。”朱嘉征《乐府广序》引章升道云：“文举平生，讥嘲曹公如小儿耳，六言诗似非真。”但朱嘉征并不这样认为，他说：“《魏书》称曹公初仕汉，约己奉公，谦恭下士，文举亦应俯首。观其《论盛孝章书》可见矣。”[⑧]笔者以为朱嘉征所论为是。建安元年，当曹操初迎献帝都许，实众望之所归，且曹操又最能得人，荀彧、程昱等早已为谋臣，此时如荀攸、孔融乃至刘备等纷纷前来投靠[⑨]，又表荐糜竺，征辟王朗，说曹操“谦恭下士”，实不为过。曹操之节俭也是非常著名的，其《内诫令》自言“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⑩]，确是“约己奉公”。再以当时形势而论，曹操虽得“挟天子”，但在建安元年尚不足以“令诸侯”，周围吕布、二袁、刘表、张绣环伺，远有孙策、刘焉、马腾、韩遂，以及盘踞辽东的公孙氏，还有黄巾余众、杨奉、张杨等势力，天下扰乱，而曹操实力尚弱，故当袁绍以班爵在曹操之下为耻时，曹操只好以大将军让袁绍。其时曹操的行为还是相当收敛的，所以，当初孔融不肯协附袁、曹，但汉帝都许之后肯赴任，一方面是忠于汉室的表现，一方面或许对曹操心存希冀。《后汉书》本传说孔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所以不肯协附，似可商榷。孔融至许都后，曾向曹操荐举过边让、祢衡等，建安二年，当祢衡得罪曹操之后，“孔融退而数之曰：‘正平大雅，固当尔邪？’因宣操区区之意，衡许往。融复见操，说衡狂疾，今求得自谢”[11]云云，孔融对于祢衡，尚且十分希望能得到曹操重用，何况他自身呢？可见至少在建安之初的二三年内，孔融与曹操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后人也许在感情上希望有些能抵制曹操篡汉的英雄存在，故往往强调孔融与曹操作对，似乎孔融自建安元年入许到十三年被杀，一直以讥嘲曹操为事，是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2]。不可不注意的是，即便孔融嘲讽曹操之时，也有依恃与曹操有旧的成分。由此看来，《六言诗》三首从董卓作乱写到献帝都许，当是孔融初到许都时所作，诗中对曹操寄予了中兴汉室的厚望。

《失题》一首最早见于《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十六之“宾客”类，其次见《古诗纪》。亦见《李太白集》，题为《赠刘都使》[13]，《失题》仅为其中四句。故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云：“太白《赠刘都使》诗‘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后人误指为孔北海作。”[14]宋长白所说的“后人”可能指冯惟讷。冯氏认为此四句为孔融诗，盖源于《锦绣万花谷》，不过他可能还见到过他书或别本的《锦绣万花谷》，因为他注有异文：“几，一作成。”[15]明末清初多有以此为孔融诗者，如朱嘉征《汉魏诗集广序》、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陈祚明且以为：“豪举可见。此五言绝句之祖。”[16]然而《锦绣万花谷》系出宋代，编者已不可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该书“所录大抵琐屑丛碎，参错失伦，故颇为陈振孙所讥……又创立名目，博引繁称，俱不免榛楛杂陈，有乖体要”[17]。可见该书错误本就很多，又查《锦绣万花谷》，此诗之上便是李白《门有车马客行》，然亦仅截取四句，小字注曰“李白”。“归家酒债多”四句之后则为“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两句，小字注曰“并孔融”。以“归家酒债多”四句为孔融作，极可能始于《锦绣万花谷》，盖编者因毗邻而致误耳。读李白《赠刘都使》，前后音义绵贯，绝无借用前人成句之痕迹。且此四句格律谨严，故被陈祚明误称作“五言绝句之祖”，这在汉末是不太容易见到的，而于盛唐则司空见惯。故此四句当非孔融诗，而是太白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未收此诗，盖亦以为李白所作也。

“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二句，出处最早者当为《艺文类聚》卷二十六所引西晋张璠《汉纪》，其次为范晔《后汉书》融本传，而逯钦立先生以魏收《魏书》为最早出处是一疏漏。对此，祝鼎铭《读〈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札》[18]已有论述，但祝文以此二句为孔融叹语，以为不当视之为诗，尚可商榷。笔者以为，此二句虽非完帙，然已具备了诗的基本因素，对仗工稳，格律谨严，在建安时期是相当难得的，故仍可视之为诗。

综上，可以视为孔融诗歌者，有《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临终诗》、《杂诗》二首、《六言诗》三首及句“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孔融诗歌数量不多，但是体裁不少，四言、五言、六言皆备。其中《离合诗》是孔融的创体，六朝多有仿作，如西晋潘岳、宋孝武帝刘骏、梁代萧巡、陈代沈炯等，但都不能像孔融这样写得自然流畅。

《临终诗》亦可谓首创，后来嵇康写《幽愤诗》，便是青出于蓝之作了。

《六言诗》三首则是今所能见最早的完整六言诗。南朝任昉《文章缘起》认为，六言诗始自西汉末年谷永，但谷永诗现已失传。《文选》李善注引了两句东方朔的六言诗：“合樽促席相娱”、“计策弃捐不收”，较谷永更早，可惜仅存此二句。故最早的完整六言诗当属孔融此作。

《杂诗》两首虽非孔融的创造，但也参与了建安风骨的缔造的，是引领风骚的作品。

孔融存诗共七首半，而多具开创意义，可见孔融在诗歌领域是有意识地进行了各种尝试和探索的。因此，应该把孔融看作建安时期的重要诗人，他在诗史上的贡献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

作者按：本文发表于《长安学刊》2014年第4期。

[①] 如有人主张应将其排除在建安七子之外，自唐皎然即认为“邺中七子，陈王最高”（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换“建安”为“邺中”，以曹植代孔融，其意“皎然”；明代胡应麟亦云：“文举自是汉臣，与王、刘年辈迥绝，列之邺下，其义未安。”（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第134页。）皎然、胡应麟之外，明代许学夷《诗学辨体》、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亦有植无融，清代承此说者也不乏人。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即言：“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这是将孔融与其它“六子”相区别的典型观点。其实，不单鲁迅，自高敏在1980年《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发表《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一文，遂引发了关于“七子”成员的争论，矛盾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孔融身上。这方面的争论可以参看均地《对〈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的异议》（《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3期）、张虎刚《“建安七子”何来孔融？》（《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等等。

[②] 如钟惺《古诗归》、陆时雍《古诗镜》、麻孟睿《古逸诗载》、梅鼎祚《汉魏诗乘》、刘成德《汉魏诗集》等。

[③] 按：《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当为卷四十三、《辨亡论》当为卷五十三。又，四篇之李善注所引李陵诗句均为“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其何由致误，则不得而知。

[④]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2页。

[⑤] 王晓鹃考证，“《古文苑》的成书时间，大致在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之间”（《〈古文苑〉成书年代考》，《文史哲》2010年第1期）。

[⑥] 此字字形见《草书大字典》，北京：中国书店据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1983年，第123页，该书小注为王羲之书。

[⑦] 最早古抄本《文镜秘府论》（宫内厅本）作“子”，而有旁注“别”字，此乃草书之谬，故卢盛江据别本改之。参氏著《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95页。

[⑧] 朱嘉征：《乐府广序》卷二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5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8页。

[⑨] 《后汉书》、《三国志》注引《续汉书》皆以为“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而《资治通鉴》以为：“曹操与融有旧，征为将作大匠。”当以《通鉴》为更准确，既曰“有旧”，其最初关系和睦可知。

[⑩]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59页。

[11] 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56页。

[12] 如苏轼《孔北海赞·叙》曰：“文举以英伟冠世之资，师表海内，意所予夺，天下从之，此人中龙也。而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势不两立，非公诛操，则操害公，此理之常。”已是文人笔墨，语涉夸张。至如范晔所评：“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也。”意谓孔融以一己之力延阻了曹氏父子的僭逆之谋，历来论者多同此说，几成定论。实则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就被曹操杀害，观其形势，此说难以成立。此等论断之所以能传之千载，笔者以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心好恶所致。

[13] 李白原诗作：东平刘公幹，南国秀余芳。一鸣即朱绂，五十佩银章。饮冰事戎幕，衣锦华水乡。铜官几万人，诤讼清玉堂。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

[14] 宋长白：《柳亭诗话》卷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7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

[15] 《古诗纪》本作“门客粲几行”，几字繁体与成形近，草书尤其易混。按诗义及格律，当以成字为是。

[16] 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1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8页。

[18] 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