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表征，汉字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汉字研究既是汉语文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汉字研究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他撰写的《说文解字》是传统文字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影响非常深远。从东汉以来，汉字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历代学者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但是，直到近代，历代的汉字研究都没能从根本上突破许慎和《说文解字》。除传统语文学对汉字认识的理论水平还比较低以外，历代学者所能见到的汉字史料有限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自汉代隶书流行以后，传世的早期汉字除秦汉篆书外，只有少量的“古文”和“籀文”。许慎在《说文叙》中就曾感叹：自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历代学者沿袭许慎的研究道路和所使用的基本材料来研究汉字，自然不能取得汉字研究的实质突破。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原始刻划符号、殷商甲骨文到近代汉字，一系列出土文献资料重见天日，各个时代汉字的历史面貌清晰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使现代学者对汉字的起源、构造及其形体演变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具备了可能，从而突破了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传统文字学的理论构架，取得了许多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文字学在二十世纪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成功转型的典范。
尽管如此，充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进一步全面系统地开展汉字研究，依然是当前和今后汉语言文字研究和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研究的重大任务。在汉字研究方面，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开展深入系统的工作。
一是关于汉字起源的探索。作为中华文明史研究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汉字起源这个重要问题至今尚未能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出土殷商甲骨文表明，至少公元前14世纪汉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一般说来，从文字萌芽的出现到成为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汉字到底起源于何时？是以何种方式起源的？虽然历史上有不少传说和猜想，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却毫无进展。由于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的发现，汉字起源的研究也出现曙光，上个世纪后三十年发表了不少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不过，对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的性质及其与汉字起源的关系，现在还远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即便是像良渚文化遗址陶器符号和丁公村龙山文化陶文等出现多个成行排列的符号，对其性质是否为文字，学者们在认识上依然还存在很大的分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又发现了许多新的资料，这为文字起源探索提供了重要线索。只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其他早期零散的文字资料开展更加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并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条件和情况，以广阔的视野将不同国家、地区发现的各类原始符号与我国发现的古文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才有可能更加深入地探讨我国新石器时代各种刻划符号的性质及其与文字起源的关系，促进汉字起源问题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二是关于汉字构形的研究。出土文献材料对汉字研究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就是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和汉字构造理论的研究。许慎分析汉字的构造，主要是依据小篆和少量的“古文”和“籀文”。这些形体都是汉字长期发展后的结果，依据较迟的形体来分析汉字早期的构造方法和原理，错误自然在所难免。自19世纪末叶之后，殷商甲骨文的发现和深入研究，为纠正许慎分析汉字结构的错误，正确认识一些汉字的构造并科学总结汉字构形原理提供了可能。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乃至春秋战国文字，保存了各个时期原始的文字面貌，为形体结构分析提供了直接的可靠的依据。根据这些材料，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一些因形体演变而无法分析的汉字结构，纠正许慎的某些分析错误。汉字结构分析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理论研究的进步。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汉字结构理论的研究立足于出土文献和古文字材料，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如古文字学家唐兰、裘锡圭先生等对传统“六书”的分析和关于汉字结构类型新说的提出。目前，出土文献资料越来越多，不同时代和类型的材料中出现了许多过去未曾知晓的汉字构形新要素。但是，对各个时期汉字构形资料的全面整理和综合研究做得还很不够，对一些新见的构形现象还缺乏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这使得汉字构形理论的研究还没能因新材料的大量发现而随之实现重大突破。与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汉字构形理论的研究依然是一个有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三是关于汉字发展演变的研究。出土文献作为“同时资料”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历代汉字形体、结构和使用的实际，这为开展汉字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汉字在先秦时期的历史形态，前人并不是十分清楚，到东汉时尚流行着“秦之隶书即仓颉时书”、“古文”乃“诡更正文，乡（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等观点。出土文献则全面再现了先秦汉字的历史原貌及其演变轨迹，弥补了文献记载不详的缺憾，长期流传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因这些资料的发现而得到纠正，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汉字发展演变研究的历史，比如：对殷商到春秋汉字形体的发展、六国文字异形的实际情况、小篆的形成、隶书的发生和发展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依据出土文献提供的大量“同时资料”都获得了重要突破，当代学者对汉字发展演变历史的认知程度远远超越了历代学者。近年来，汉字发展演变研究进一步突破长期以来偏重于描述形体发展的局限，开始从不同层面致力于揭示汉字内在的发展变化。比如，依据出土的文字资料，给单个汉字和汉字系统建立历史发展档案、描述其发展演化轨迹并揭示其发展规律；揭示汉字构形方式系统随着汉字体系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历史层面各个构形方式的构形功能所发生的重要调整，等等。当前，依据出土文献进一步开展汉字发展演变的全面综合研究还需要加强。这既要研究汉字体系的整体发展演进，进而从宏观上揭示汉字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又要研究汉字个体在形体、结构、使用等不同方面发生的历史变化，以便从不同层面对汉字的微观变化作出全面的描述；既要将数千年来汉字从产生、发展到变革作出全景式的研究，又要对不同历史时期汉字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深入细致的断代描写研究。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全面综合研究，才会对汉字的发展演变获得更为全面科学的认识，才能真正把握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
此外，依据出土文献所提供的原始的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样本，还可以拓展汉字学相关研究领域，如汉字的文化阐释和比较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必将进一步开拓汉字学的理论视野，丰富汉字学的理论内涵。
总之，要推进历史悠久的汉字学研究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关键还是要依据出土文献资料。只有依据历代出土的文字资料，对不同时代呈现的文字现象进行理论的探讨，才能真正揭示汉字形体结构的规律和特点，最终构建能反映汉字实际的文字学理论体系；只有依据不同时代的出土文字资料，对汉字的发展和演变进行深入的断代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汉字起源、发展的历史，揭示汉字体系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作者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字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