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学勤博士的“68年人”一说，得到许多思想界学人赞同、传诵；我很喜欢他那类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辩、犀利文笔、讲演（尽管他已经从内心痛苦地剥离出老卢梭）。但可能老五届的大学生、没有能够进入高校的校外“老五届”、“老三届”，以及老三届的另一部分人，未必都赞同用68年界定或概括历史，因为他们在早1966年之际，或者前后的某一时间，卷入社会思潮，都有过思想的磨难，有过对社会的体察与非议，有过（来自特定“思想资源”的）思想启蒙或者转折。“68年人”仅仅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以当年下乡下厂的中学生为坐标系；1968年在中国的意义，仅仅是青年学生领会和毛泽东原意的文革、出现的一次决定性转折和退潮，（实际上，几乎全体）红卫兵下乡下厂，部分中学红卫兵开始学习马列乃至接触西方人文著作，开始认识社会。
1995年我首次与文革研究者徐友渔见面，那时他正在选编一本文革回忆。他很关注和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麽当年大学生不热文革回忆研究？大学生是否深陷体制的传统教育而难以以当代文化精神反思和批判？大学生参加文革的思想资源是什麽？大学生与老三届好象思想上出现分野。后来认识北大的印红标，他由于思考与撰写博士论文，也关心文革的大学生有无思想转型？何时出现思想转型，留下什麽材料？他们提的问题以及王蒙与李辉、陈建功的对话，促使我将89年6月8号在南下火车上与沮伤困惑（又对文革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北大、清华学生的对话，改写成“66年的大学生”，也同时纪念文革的30周年。后来，与周泉婴讨论是否大学生不重视文革研究，自己与文革的关系，他很快写出《我心中的文革》，反映了老大学生对文革的一种情结。毛泽东批评周泉婴的“414思潮必胜”，是因为他处于体制中的的非文革思想。再后，我又读了丁东写的《反思红卫兵》，他指出对“老三届”、“老五届”学生缺乏比较研究，前者在挣扎中思考，对民间疾苦有痛切感受，而后者习惯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寻找生长点，也容易以体制为本位思考问题；无疑是抓住了一些特征的，但都不是全貌。这些都开了一个头，对那一代青年人，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坐标和尺度下去全面考察。
“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但今天我想利用这个题目写下的，可能首先不是“当代史”，而是“过代的记忆”，是反思，而且是老“老三届”的回忆。确实是我作为重庆的老“老三届”的回忆。我的“老”三届、五届是连续可导的。
我们对于文革在作历史学的探讨，是作为知识分子思想史来探索的，我目前尚不准备迎合“当代”的任何非历史科学需求。首先让历史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家与民众的历史，再来商谈是“固守”抑或“忏悔”、“重建”。
对我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我为什麽在1966年参加文革，重庆的生活业已决定。
我关于自己父亲回忆文《迟到的结论》，有一点谈到他在55年肃反运动突然自杀去世前的有关思想迹象，即内部开始传达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及批判胡风对他的冲击。这是事后我母亲告诉——我父亲当年一喜一忧，而且直接导致他主动“背叛”进行中的革命运动的思想原因。在80年代初，为我父亲做政治结论，我向四川省组织部申报的背景材料中，也提交了有关父亲思想实况的这点。1957年反右派，直到文革，我与我母亲都认为，父亲从建国后不久就开始疏离深化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象剥笋一样，一次次、一层层将同路人、同“同路人”次第淘汰，驱入异端、异人队伍。那时我从政治大环境看，这个革命一步步深化，从帝、官、封，到资本家、小手工业者，到知识分子，到党内......胡风是当年重庆红极一时的左派文人，我父亲也与他有过来往，他实在没有料到胡风会与中共闹僵，直到成为1950年代的“反革命”。那末，其他的过来人，会在革命队伍里存留吗？苏共、斯大林个人崇拜，践踏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能够保证我父亲个人理想中的（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千年王国”在中国实现吗？*
虽然，我一再与母亲讨论，我父亲过得了1955，过不了57，过得了57过不了59，过了59过不了文革；但我也没有料到，困惑了我父亲的思想疑问，却一直缠绕着我，驱使我去思考这个“继续深入”或是“更为人性”。
1948至49年，重庆时局险恶，父亲将一批“异党”的、进步的书籍分散藏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图书室，但家里仍有一本苏联画册，有列宁、斯大林，有建设、工农，有卫国战争、红场阅兵等等。我叫列宁是“大脑壳”，为了小孩不说错话惹麻烦，家里都随叫“大脑壳”。母亲曾经教我唱“山那边呀好地方”，我以为在窗子对面那远远的江南南山后边，就还有一个中国，是一个好地方。在1949年秋天，我们全家去南温泉，在海棠溪到四公里一段路上满是军车，是美式服装、军械的“国军”，说是胡宗南的兵在撤退。11月底，机枪声音传进城里，爷爷说是“渣滓洞在杀人”，江北大爆炸，父亲说是“炸21兵工厂”。我家居公园路，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房产。窗子可以看到南岸，看到下半城和长江。好象是29号下午，江上已经有国民党败兵的许多小火*、木船逃过来；入夜，灯光下可以看到林森路，人群乱嘈嘈，慌乱奔跑，还有叫骂、哭喊声音。爷爷说是败兵游勇在抢商店。晚上，整个南岸万炮呼啸轰鸣，一条条曳光穿过重庆市区上空，就象电影《上甘岭》演的一样。大人说是空包弹打到江北去的，也怕有流弹掉下（我听成了“牛蛋”），叫我们孩子离开窗口，躲到楼下。但我们知道一定有什麽事情就要发生，和大人一起不离开窗子，或者在楼板上高兴的大叫、打滚翻跟斗。次日上午，楼下公园里就见到解放军战士，用北方话叫我“小鬼”！
解放军的入城式好象是12月1号，我的父亲作为嘉宾坐在主席台下，记得在“精神堡垒”的检阅台是朝南布设的。我在解放碑东南角的商店门口由大人高高举起。马队、炮队和坦克装甲车从民权路开来，在检阅台和来宾、群众之间的马路穿过。
中共和新中国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就这样毋庸质疑地打在我幼小的心底了。我回家立即画了一张铅笔画，提名“刘伯承将军”，是他的胸像，因为他高大威武，又戴眼睛，在台上人物里形象最突出。可惜这张保存多年的儿童画（我自认为画得很象），被母亲在1966年6月——文革的前夕烧毁了，她说怕别人看了说“歪曲、丑化”领导人形象。陪同殉葬的还有解放前（包括大清、北洋）邮票，有好些珍贵的老邮，但也有制作、印刷精美的蒋介石画像邮票，我当时作为历史和邮票，认真保留下来的。所以破“四旧”，首先也要批评我们自己，不要光怪*和红卫兵，甚至“保皇派”。我们比那可恶和恐怖的重庆“保皇派”抄家，提前了几个月自我革命。
母亲主动烧“四旧”，自然有她胆小怕事一面，但导火线是我，我在5月22号写信，要她将家里不符合文化革命精神的东西清理一下，我的信，首先说文化革命：“从1964年就已经开始，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1957年反右斗争、1959年反右倾的继续和发展……又是与1956年以来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的”；“前次谈到旧知识分子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对于那些20、30、40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有不少以前也不是干革命，而是在混革命，甚至反革命（包括五舅公竭力巴结的田汉也在内）；你看混革命的，徐炳璋（我的父亲）算不算一个？”我想，比起那当年不谙世事中学生的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我的信更会刺伤她的心。进步与落后易位，光荣与丑行易帜。
父亲的突然去世（我才满11岁），使我的家顿时坠入到重庆社会底层，将来去读干部子弟学校的愿望成为泡影，当时知道贺小龙（贺鹏飞）读八一小学，江姐的彭云（他后来上哈军工，好象是保守派的一个头）上“巴蜀学校”（后来的41中，我姐姐读过）。我上四明小学（私立）、保送升40中，我的同学有不少下半城（downtown）的工商业子弟（有解放路那些小五金老板的儿子，还有桐君阁药店大东家的儿子），有文华街到十八梯半坡上，一片穷屋陋巷的手工业家庭、街道工人与城市贫民家庭以及一般市民家庭的子弟。一般所谓“下江人”家庭，经济、文化高出所谓重庆“土著”；而进入城市不久的平民子弟，则比“土著”还土，我好些同学还带着浓郁的川南、川北的乡音。升初中、高中，则如级级攀登金字塔，社会中下层子弟逐渐被淘汰；高中我上的凯旋路中学，同学有手工业家庭的，多了不少一般知识分子、职员（比如机关、银行、国营公司）家庭的。
总之，我的重庆学业是在洋溢市民世俗气息圈子里完成的。今年，与我夫人无意中比较自己中小学环境，才发现我们恰恰相反，她一直在当时文化、政治精英及其子弟的学校学习，进入文革。虽然我在自己家里，在思想深处，都自以为沉浸在高级文化与共产革命的崇高境界，但我仅仅是重庆那种大都会市民学生圈子里卑微的一员，从同学而来的平民意识也深深的影响我。
不要回避，也恰是市民出身和进城的农民子弟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城市文革运动的平民激进派别（对重庆来说，“8.15”与“反到底”都无例外）。
我继续读传统革命教育书籍，50年代反映民主革命的青年小说，回忆录《红旗飘飘》都一一拜读，后者在重庆读至12、13号，以后出版的是在大学读完的，只是觉得精彩文章在中学都已经读了，后面各本编辑、写作均不如先前。我母亲是长沙望城乡里人，她祖父从省城泥石工头变成乡间大地主，父亲曾参加新民学会，组织留法活动；她大舅父与毛泽东同期参加、组织自修大学和新民学会，据说毛第一次去北京，他还支援毛30块大洋。1926、27年间的农民运动，乡里的红色恐怖与“马日”反动，她都有一些记忆。平时她总是讲农民运动、毛泽东的故事，讲抗日救亡，讲新四军。所以，胡乔木的中共30年，何干之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我在1953年就读过且发生兴趣。20-40年代的民主革命历史，好象深深融入记忆与血液。“咸与”革命的奢望，从小积淀心灵，直到离开重庆上大学——政治文化金字塔的高层，一切才终于有了可能。
我相信自己的同代、同龄人也多是从《红旗飘飘》走向文化革命的。
小学四年级，开始读《水浒》、《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中学语文课还学过《解珍解宝》、《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鲁达拳打镇关西》、《三打祝家庄》、《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我又去两路口市图书馆重读这三本书。到了文革我才明白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名著，对我的作用，决不亚于《星火燎原》与《红旗飘飘》。它们里面反映了浓郁的农民造反和市民文化的意识，也反映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我在“66年的大学生”一文写到，文化革命里大学生把两种时代的美感、英雄主义融会在一起，一个是董存瑞、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雷峰、欧阳海、王杰、刘英俊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一个是个性解放的大无畏梁山好汉、孙悟空的侠义式的反封建主义的，也是封建、人文参半的英雄形象。在文革运动中，我听到、看到大学造反派兄弟们（我们学校大多是农民子弟）言谈、秉性、行动，常常忍俊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联想起中学读过的这些小说，看到书中人物跃然于现实，也看到自己身上来自传统文化的平民造反基因和毛泽东一再指责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造反派一方面机械模仿民主革命的英雄，一方面自然地迸发出梁山好汉和孙猴子的流氓无产者--游民的革命英雄特质，有时是痞子的特征。武汉“钢二司”有的学生任凭别人讥笑自己是“二癞子”，部分原因大概来自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中游民英雄的认同。
我母亲抗战时在通远门领事巷的苏联领事馆俄文夜校学习，建国后订阅不少俄文画报，书籍，学翻译苏联儿童小说，为我讲解苏俄文学故事。时值中苏蜜月阶段，解放碑多次举行广场交际舞晚会，人们时兴穿苏联花布衣、裙。我们在家听苏联音乐，唱俄文歌曲。父亲去世前，我已读了卓娅、古丽娅、“普通一兵”的小说，以及从俄文翻译过来的《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苏俄文化最先给予我非东方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人文精神感染。
我50年春上学，开始阅读“新华日报”与“大公报”，后来家里除订阅党报和《红旗》杂志外，也订阅“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从中我们阅读到大量优秀的各国文学中、短篇，我开始在家中书架里依次浏览文学书籍。读了中国的读外国，先是梅里美《伊尔的美神》、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果戈里《死魂灵》及《密尔格拉德》，屠格尼夫《父与子》、《猎人日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有好些还是生活书店在重庆出版的，巴金送的。我们有巴金在我家聊天的照片，母亲说“巴”--取自巴枯宁，“金”—则取自克鲁鲍特金。一套开明书店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长诗，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初中到离开重庆，利用家里条件和市、区图书馆，阅读了如《暴风雨》、《大雷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麽办》、《毁灭》、《青年近卫军》、《初欢》、《恰巴耶夫》、《柯楚别依》、《母亲》、《我的大学》、《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茹尔宾一家》、《顿巴斯矿工》、《两姐妹》，以及《彼得大帝》、《巴格拉齐昂》、《团的儿子》、《日日夜夜》、《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被开垦的处女地》、《保卫察里津》、《走向新岸》，还有普希金的诗选、《上尉的女儿》、《草原上的茨冈》，契柯夫、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
西方文学，也读了拜伦的《堂璜》，印象比深刻的有：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度山恩仇记》，但丁的《神曲》，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狄更司的《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凡尔纳全部已翻译出版的科幻小说，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强盗》、《威廉.退尔》，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欧.亨利的短篇集，惠特曼的《草叶集》，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母亲的姑父刘大杰翻译并赠送），此外有罗曼.洛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中短篇故事集，密尔顿的《失乐园》，莫里哀的《伪君子》，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著名戏剧集，斯汤达的《红与黑》，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雨果的《九三年》，左拉的《崩溃》，柯南道尔的探案集子。其中好些是重庆出版的老本子。中学时代，是我集中精力看文学著作的几年。
父亲收藏的那些政治书籍，一时未能引起我的兴趣，但也硬着头皮浏览过国民党时代的《六法全书》、卢梭的《民约论》与《*宣言》。惟后者留下深刻印象。
看来，父亲去世且“退出”革命，已经使我家坠落到普通市民和重庆城市社会的边缘，后来，我的伯父被打成右派；但经济上我家得到五个叔父和姑母的接济，他们都是1930-40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党员或民主人士，我们还不至于掉到平民最底层；文化上，我还有着家庭的书香氛围，对文化的追求，对30、40年代和国外的了解，尚未中断。政治上，难以对同学老师说清，但内心洋溢着家庭与民主革命联系的光荣记忆，对*领导的这场革命的历史，似乎还有某种不可推诿的义务。小学、初中班主任，乃至高三毕业--升学关键的班主任，都认为我家是进步、革命家庭（甚至我家所在街道的户籍，她说好象《青春之歌》的历史）。所以，我好象还没有受到别人那样的严重伤害，至少自己不愿受到自己伤害。所以“血统论”是否促使中学生投身文革纷争的主要、唯一而且普遍原因，我也一直怀疑。我想，所谓反动的“血统种姓论”属于我们研究的政治平等与*意义大文化里的一个亚文化范畴。在中学和大学里，“血统有问题”的同学，仅占总人数的1/3，工人、农民和“无问题”的其他子弟，也都造反，为什麽？
应该说，对于外国文化，我还不是在破“四旧”以后去学校图书馆或者“抄家物件仓库”研读的，应该反思的是我并非不读书，而是读了这些书籍后，有过思考，才走进的文革；现在似乎是批评青年人没有读过人文主义才走进文革。我的体会相反，我自己承担一切责任。
2002-8-4
(二)
对于我个人来说，所谓“前文革”的种种事情，多在重庆发生以及与重庆有关。今春在加州圣克拉拉见到我高中班主任，他就着意询问当年我们学生中究竟发生过什麽属于思想启蒙和思想追索的事情。
我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进入高中的。高一的班主任也同时是政治老师，据说是任白戈市长的侄女婿，红小鬼出身；也有人说是犯了右倾错误打下来教中学。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但一开学，政治课就大讲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讲反右倾，一般同学不清楚背景是什麽，好久之后，才偶然有人传出，彭德怀犯错误了，文件传达到县团级。
三面红旗，对我们中学生好象关系并不大，大炼钢铁、教育革命，给我们好多机会参加劳动、学工和玩耍，烦恼与不快全驱散了。1959年9月到南岸南坪公社参观，农民干部用极丰盛的食品来款待我们，七八个菜，有生以来好象第一次如此赴宴，同学们都说人民公社就是好。但是，炼钢得不偿失啦、从初级社到公社化太快了啦，种种牢骚还是从各种社会渠道，传到耳里。58年我们常在菜园坝卸船，河边都是从农村运来炼钢的锅铁，我们再年轻不省事，也知道这是把锅砸了，感到“何必呢”。41中一位女学生辫子被鼓风机卷入，头皮都撕掉了，令人生畏的消息不迳而传。
10月底，高中学生到巴县界石公社搞“三秋”，重庆的“三秋”总是阴雨绵绵，我们赤脚在阴冷的细雨中挖红苕，打晚稻。每天集中在大队食堂与农民共进三餐。我们城市出身学生，几乎是第一次感觉什麽是饥饿。大木桶装满用打碎的大米粉、红苕碎块煮的清水汤（后来想赫鲁晓夫说的也许就是这种汤吧），里面漂着寸段的苕藤和老叶，社员和学生费尽心机打捞，很难捞出眼巴巴的几块红苕或者尚未化开的米粉团。据说食堂几大桶汤仅仅用了十来斤米。调皮的男生敢于在地头偷红苕生吃，多数学生没有这种生吃习惯，更不敢偷集体的东西。两泡尿放去，肚子已经叽里呱啦，举不起锄头。山里天黑的早，晚饭后只有早早入睡。我睡在一个大仓库的稻草堆里，每天深夜，总被仓库另一头烧火、吃食的声音弄醒。是一家农民在那里偷偷焖红苕干饭吃，好香好香。他们为什麽晚上有加餐，粮食打哪儿来，为什麽不避学生，我实在不太明白。只是后来组织我们学生参加批斗地富子弟大会，帮忙助威喊口号，才看到吊在树上被基干民兵凶狠殴打——据说是偷集体粮食的人，我第一次看见如此斗人、打人，好粗的青杠柴棍子屡屡被打断，秋风秋雨里感知到莫名的恐怖。
一次，我一个人跟一个40来岁的农民去山沟沟里水田打谷子。休息时，他讲了好多，他说解放前这个大队的田地，主要归几家地主，只要雇佣二十几个长短工就足够了；他说先前我们批斗的根本不是地富子弟，都是贫农，地富子弟敢偷吗？他说，收割前上面领导要来估产，大队连夜把几块田的稻子拔起插在估产田中，做假，高产卫星是假的，参观用的稻子，日久就捂黄捂黑了。我肯定是天生右倾，因为我相信这个农民不会是坏人，说的全是真话。
59年的支农半月就结束了，回到城里肚子里又补上了“油水”（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但是60年“三夏”支农回来，重庆气氛大变。记得是8、9月左右，四川、重庆粮票突然作废，造成巨大心理恐慌和实际的冲击（因为当时许多人都是月初取出粮票买饭票，有的人节省下一些粮票方便；但是对好些城镇的人家，是致命的打击），我马上联想起国民党最后的金融危机，而极为愤慨，我曾经用失效的关金券叠扇子。人们都说“饿”了。而且在一瞬间！此前，食糖、糖果、点心全部凭票购买，街上饭馆没有了平价食品。公共食堂的米饭据说都是短斤缺两，男人纷纷自己打制饭瓢（用白铁皮，包括我的同班同学），成天插在中山装本来插钢笔的地方，象个大徽章，也都不嫌丑。同学悄悄说下晚自习后，在凯旋路那个“城门”洞里，总能碰上农村来讨饭的小女孩，说一个“九园”饭店的肉包子（时价一元）就可以睡一觉。
母亲尽量花钱买高价蔬菜、点心塞我的空腹，但每天上课已经晃晃悠悠，如象驾云。姨妈从兰州部队里寄来高原的奶粉，我多次放学后饿的空口吞噬下粗制的奶粉。你肯定没有看见自己熟人饿死，我的同班同学就有饿死的。那时本来中学生有28-32斤口粮定量，不该饿死。可是他（贫民家庭）将一个月领取的粮票全兑换点心吃掉，结果多日断炊，发生严重浮肿；街道上紧急调拨了10斤薯干支援，也无济于事，之后再也抢救不成。班上同学从他抽斗里翻出上课时的最后日记……。另一个同班同学，也是贫民家庭的，伙同别人，抢凯旋路爬坡的运粮汽车（一袋面粉），坐了三年劳教所；他曾津津有味介绍乞丐抢饭店、食堂刚掀笼热馒头，抢吃别人端着的面块汤的办法。每天都有社会新闻在传播，哪儿饿死人了，哪儿抢金首饰了，哪儿抢饭堂了，哪个人浮肿了......
我们到南岸采摘桉树叶作“小球藻”，还到比邻涪陵的远郊深山，挑运土茯苓回学校做“代食品”，顽皮同学戏称作“人血馒头”。
1966年传抄的四川造反派要求李井泉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四川饿死2百万人承担罪责，68年河南造反派告诉我吴芝圃鼓动“共产风”饿死农民3百万，我根本不再怀疑造反派这些“反党言论”来源真实与否。我相信“极左”的造反派，有着当年“右倾”的底蕴。学生的我，对公社化和大跃进，实际是右倾的。
我和母亲斯文了些，谨小慎微，不敢再吃公共食堂。那每一个月定量的半斤（30颗左右）水果糖，平均一日一颗，我们不敢造次；不过我与母亲已经分罐子蒸饭，自食其“粒”，我的潜意识里，也生怕母亲多吃了我的。我连谷子、稗子都要一颗颗咬开，舔食那微量的淀粉。以前不吃的魔芋、葱蒜、肥肉，都香了起来。我也很明白，重庆人还有基本定量（粮、菜，副食品），还可以花钱买高价食品。农村就很难说了。不知为何，1960、61年，重庆常缺水缺电，闹到有时要下河挑长江水；高一、高二也经常下乡挑水、端水、挑粪上山抗旱、支农，晚上满腹牢骚，到阅览室利用乙炔气灯、空气电池灯看小说做功课。我想就是因为山城重庆难熬的停水停电太多了，遂决心考大学学水利—让三峡发电吧。
我家并未落到所谓不“与党分忧”的市井之徒地位，饥饿之中，国际国内的事始终缠绕着我。回想斯大林死后，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清洗；苏共出什麽问题了？尽管我们还经常唱苏联歌曲，相约去看苏联电影，但隐隐觉得自己熟悉、热爱的苏联文化和政治，正慢慢在漂移开去。好象53年、55年以后，什麽都不太顺，波兰、匈牙利又相继出事，读报上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确实看不懂；我问母亲什麽是辩证法，辨证就是“变正”的意思吗？*会不会变，犯错？高中里，组织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我也从抽屉底层下找出父亲的毛选第四卷购书券，去书店买回刚刚出版新书。书架上父亲的政治书籍，开始吸引我：《政治经济学批判》（我四叔父翻译的）、毛的农运考察报告、联共党史、刘的《论党》、普列汉若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情报局批判铁托的历史文献，《反杜林论》与《德国农民战争》，吴黎平的社会主义论等等，多是解放区老版本和莫斯科版本的书，我硬着头皮读下去。高中语文课里，毛主席彪炳显赫的论文，学习了好多篇。我从古典、世界文学，又转到喜欢读国际共运的政论文。
重庆人里有那个氛围。重庆的中学生早就有那种习惯，喜欢吹国家大事，吹国际形势，吹工业生产和科技、经济，几年后我终于明白，这些就是将我送上文革“关心国家大事”的前奏。当时有一个电影，讲俄国1905年革命的，就叫《革命的前奏》。
那时，萧三和李锐各有一本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传记出版（原名记不准），深深吸引了我，我重新阅读了家里的《毛泽东自传》，是陪都的草纸印刷版本，缺少铅字，关键词毛泽东竟然印成“毛Ｏ东”。青年毛泽东的“身无分文，心怀天下“，“改造中国与世界”激励着我，心中还记得母亲讲的湖南人中的毛泽东传说。我血管里准有一半湖南人的血。
61年暑假，本准备复习过去学业，迎接高三。结果与班上同学穷议论农村形势。陈德春——一个同龄的政治启蒙者，走进我的生活。他是二年级从43中转学来的，他酷好古典文史，在其初中50中和高中43中，就有一批他所谓“非正统思想”的朋友，记得好象有赤贫与破落家子弟。他父亲陈孟熙是陈毅大哥，留法回国，去了国民党军队，算个文职；后来起义，也算重庆市的统战人物。陈在政治上比我成熟的多，知道好多内部大事和社会问题。他的基本认识，是认为农村形势很不好，基层工作有问题，我们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甚至明确提出究竟是三分人祸还是七分人祸？我们确有想法今后搞点农村调查弄明白。
新学年开始，正值陈毅谈红专问题讲话在《中国青年》发表，这是当年影响一代青年的重头文章。大家都在班主任的倡导下，加强人生观学习，努力通过高三，迎接高考。班主任叫刘兵，1950年广州参军的青年人，热情横溢的部队业余作家，当年在学校、学区也是很先进的人物，有同学说“红得发紫”。他积极支持我们讨论人生观世界观，不过他好象并不知道我们研究了些什麽问题。今年在美国圣克拉拉，他才告诉我，他1953年就代表西南军区参加文代会，毛主席接见过。55年被人批为“胡风分子”，莫名其妙转业到地方教书。做我们班主任时，也正是不太得意之时。我想也是王蒙、刘宾雁似的人物吧。
不料，10月分苏共22大召开了，“人民日报”头版登了周恩来总理在大会的献词，周后来给斯大林墓献上花圈，愤然退会回国。这是我第一次在报上看懂中苏有严重分歧，周的讲话所指，中学生也可以看懂，什麽“亲痛仇快”等等。好多年后，我都说总理讲话象一颗大炸弹乃至原子弹，扔进了我的脑海和生活。这张旧报纸我一直保存到92年来广东。关于斯大林，关于铁托，还有阿尔巴尼亚，战争与和平，我找了报纸以外的资料来看。同学们课外高谈阔论。刘老师激动地组织我们唱“斯大林颂”，却有同学背后悄悄说“幼稚”。
62年春节与寒假，我们同学没有坐下来看功课谈高考升学。我与陈讨论中苏关系，国际共运。他对共运却不甚了了，我系统介绍对二战后国际共运纷争的了解。我认为，赫鲁晓夫可能还不是南斯拉夫那样的修正主义，也许是革命的修正主义，因为经济发展了，情况与中国不同。是经济决定政治变化。中国有一天可能也走到苏联那一步，也需要考虑重大策略的变化。什麽是修正主义？该不该去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了怎麽办？中苏分裂，我感情上想不通，既不同意他们那样做，也不希望中国开始内部批判苏联。明确表示采取对此持保留态度。说做10、20年的研究再说对错，迟早有一天，中国也会走到22大的十字路口。
寒假里，只读了一本书，就是《国家与革命》。
在三年级时我们一起交往谈论的，还有一个本班的张和谦同学（团支委-宣传委员），他从富顺县来渝投靠父亲求学。他对农村下面情况熟悉，也有不少问题、怪论。记得我们曾经相约，如果考不上大学（完全可能，62年最难考），就一起去农村搞社会调查。到高考前夕，学习太紧，大家专心复习备考，国家大事暂时放到脑后了。不过，与陈德春的交往几乎是忘我的，那时心潮澎拜，睡觉时脉搏居然把床铺带动共鸣，还是陈教我学因是子气功，镇定情绪，调整气息和思维，恢复精神。现在回忆起来，62年的上半年，是自己思想最接近后来称为“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
40年前的八月，正召开北戴河会议，即十中全会，对此我们当然不知。收到录取通知后，同学纷纷聚会、告别，踌躇满志地各奔东西。我带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20个笔记本，大学一年级的课程用了五六个，其他政、经、哲，文、史、共运等等，一字儿摆开，20本全部用上，最后居然还在自学南京大学的球面三角、普通天文学教程（当时也奇怪的认为，或许人世间种种的是非曲直，从我们未知真谛的大宇宙看来，实际渺小至极，“真理”有时可能十分可笑；学了天文才能真知哲学）。武汉水院当然不知他们满意录取的，竟然是如此的“高考尖子”。我带到武汉有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也有苏联画报上的赫鲁晓夫，心想作为资料嘛。
10中全会后的政治气氛，暂时还体会不到，但是就在9、10月，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学校里都群情激愤），立即破坏了我的学习计划与安宁。我开始怀疑苏共在印、古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校园弥漫“古巴 SI，洋基 NO”的激昂叠句，冲击我的心律。到了1962年底，我都实在进入不了大学的正规学习，仍然无法遏止重庆开始的“老三届”生活。我与母亲写信说，学校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就和父亲在“12.9”，母亲在37年平津学生南下时一样。
因为国际共运的公开争论已经不可避免，我们从数落多列士，到铁托、陶里亚蒂，还有美共，元旦、春节前后，辩论终于公开扩展到苏联，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等等文章。一一发表。气贯长虹的“*”前夕的中苏辩论文，大都在63年上半年出台。学校的政治课也集中学习《国家与革命》。清晨中央台雄辩的新闻广播往往占去早操、早餐与早读的时间，我常常脚踏着激昂“国际歌”的旋律，热泪盈眶走向教室。清晨广播后的“国际歌”，就是打那时开始作为结束曲的。为了看更多内情，我在学校阅览室借出“莫斯科新闻”英文报，夜里在路灯下划出和译出中国尚未公开的辩论内容。锡兰人古纳瓦德拉写的《赫鲁晓夫主义》英文版也是那时从汉口买来的，该书批评赫氏，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一张非洲地图，朝下贴在上铺底下，使我熄灯前夕、早上一醒来，就可以看到；图上我提有“一个独立自由的阿非利加必然出现在世界上”。那时要读的东西太多，凭借从陈德春处学来的气功调节，也常常深夜在路灯下读书记笔记。
大学一年级的哲学课对我起到非常关键作用，艾思奇主编的教科书，颇富革命性，完全适合对当时的实际问题的解读；比如，结合实际，老师启发我们认识真理为什麽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什麽是真理发展，修正主义不是真理。同时我在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借出吕振羽的《中国思想史》，结合自己买的中国古代思想简史（原名记不清，杨荣国撰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主题趋向与文革中出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一致）。这几本书对我的思想出现非寻常冲击，我开始怀疑当时批判的修正主义思潮本身，苏联*威严神圣的面纱也渐渐揭除。另一方面，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我觉得正如世界一切事物在相互斗争中都要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一样，好些当时相对先进阶级、阶层、政治集团、思想学派及其个人，似乎在处于被统治地位，在野地位时，可以不同程度追求唯物主义或者辨证（诚然是朴素的），处于进步和上升阶段；一旦思想地位或政治地位上升，或者成为统治、主导因素之后，他们可能转向唯心，转向庸俗，转向形而上学，政治上可能转向反动而趋下降。大概1961年我们在讨论中涉及过类似实际问题，所以1963年不可避免联想苏联是否走向反面？中共会不会将来也走向反面？1955-57年困惑的“变正”问题，似乎在政治现实与哲学原则里得到了肯定的解释。也许作者并未刻意去研究这些问题，仅仅我有联想。
藏有上万文科图书的开架书库是我常去的地方，配合对国际共运的探索，读了美共领袖威廉.福斯特的《三个国际的历史》，批判东欧卢卡契、卡德尔的文献，仅有的一些西方人文科学参考书（高等文科的内部参考书），国际共运各国代表人物文献，57年反右、56年匈牙利事件的文献，也有三面红旗的宣传材料，教育革命的文献，批判59年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献。看书库的老师喜欢与我聊天甚至介绍一些书籍，文革中才知道他是原马列教研室主任，打成右派在此改造。
公开批判苏共以后，我内心的冲突加剧，套用朱学勤的话语，我要从内心深处活活地剥离出对列宁的苏共以及苏俄文化的感情来。陈德春那时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读书，我们的讨论通信频度加大，有读书随感，有时局形势，有国内与高校问题，后来几乎周周、天天有信。在过去讨论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共在大跃进时犯了错误，必须整顿执政党的作风，加强民主集中；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叛革命，必须从我们内心深处清洗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全力支持中共重举国际共运大旗。陈主张写书写论文去“红旗”杂志发表，我主张向中央写信，直书对国内基层问题的意见，对全面反修的建议，而且不经中间环节周折，直送中共中央。陈终于同意我们以上书形式，概括主要意见，提出通过他叔父陈毅，去找毛主席。5、6月，我们在讨论里已经初步拟定一个粗浅的提纲，涉及具体内容以及认识倾向。同时也向同学、亲友征集一些看法、问题。
比如“妇女问题”，我们居然也列入讨论范围，我在图书馆找了克拉拉.蔡特金的资料，还写信问我姑姑的看法，她在川医工作，很奇怪为何对她有兴趣，问我在做什麽，我将好几页日记笔记寄她。她深表忧虑，转寄我母亲并要求转寄水院党委。我母亲将日记、忧虑转告水院党委宣传部。我当时在宣传部之下的院广播台工作，不过宣传部深藏不露，谁也没有问过我。直到1966年7月，党委的主要笔杆子（马列教研室的书记、我的政治老师）起草的批判我的数万言“大字报”，将我打成“三家村”分子，给几千学生留下极其深刻印象的，是徐海亮起草“万言书”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极端野心想当国家总理；我才想起，原来1963年寄姑姑又转到水院的日记，有一段是说周总理讲自己没有儿女不要紧，全中国的青少年都是，我感慨自己也成为他的接班人了。
不过1963年7月初，我们什麽都不知晓，按原计划，一放暑假我就到了北京医学院，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的，还有后来与陈结婚的石油学院的龙绪路，凯中61届的高材生，原团委、学生会干部。到1963年的8月上旬，我们已经讨论完写作详细提纲，大约拟出20-30条（方面）问题，完成了一些专题。我起草了“上书”的说明前言，好象叫“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报书”，我们摩拳檫掌，在故宫、景山眺望中南海，我甚至兴奋地想到，可能哪一天，毛主席会接见我们（和其他我叫做“勤王义师”的热血青年），倾听我们紧跟他重振共运旗鼓——献身革命的要求。
当时主要的认识和希望，国内方面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加强民主、整顿党风，加强干部教育，抵制克服浮夸共产风，有一个专题就是极想教训*批评官僚主义的“谈执政党的作风”；我认为第一次大跃进失败了，应当承认失败；在组织经济的第二次大跃进前，应当首先组织思想上的大跃进，即思想精神的自我革命。其间，陈认为就是“三分天灾七分祸”，而且眼死死看着我问，“毛泽东有没有错误”？“是不是到了斯大林晚年”？我吃吃地回答，“他是第一把手，有领导责任的错误”。不可避免，我们也谈论了彭德怀问题，一致认为我们上书是革命行为，彭可能是错的。决不因为他被批为右倾而放弃我们的行动。讨论其间，他从哲学角度，认为马列主义真理有兴起，会发展——也会被否定；我从中国思想史的体会，谈到我们党也完全可能在思想领域走向自己对立面，可能会出现来自其他落后、没落阶层的先进人物批判*。如果我们不在思想上继续前进，思想史上匆匆过客悲剧难免重现。国际问题，因为我先清理了自己对苏共的幻想、“错误认识”，以至是自发的“修正主义思想”，我检查了自己的“唯生产力”“唯经济发展”认识，我们很快就统一了原则，调子是革命中心转到中国，毛应当象列宁一样重举国际共运大旗，在国际开展反修斗争；鉴于自己对修正主义有一个认识过程，非马、列、毛的思想渗透党内，我主张首先在党内国内反修，重新组织反修队伍，纯洁的中共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核心。
几年后我相信，当时全国会有许多书斋里的空谈，只差是用“文化革命”这个词汇和“继续革命”的含义，来期望中共和毛泽东了。我们独立读书，也独立思考，我是自己走上了文化革命的战车，这需要告诉对文革简单化脸谱化的群起批判者。
8月中旬，陈在“北京晚报”工作的一位长兄叫他去，到晚上才回来，忧心忡忡地说，陈毅的秘书找到他大哥，叫他转告陈德春，立即停止上书的愚蠢举动。陈毅怎麽会知道的？我们实在弄不清。陈次日去府右街探望另一位堂伯父（已经过继陈毅的父亲，统战人士），才得知武汉水院通过一定渠道，把我们上书计划的消息捅到陈毅办公室了；那时国内有好多起找老乡、老领导上书前例，一些四川、乐至乡亲和陈氏宗族子弟，幼稚无知，也有好几个企图上书言事，陈毅一听就知道我们是什麽回事，一方面查我们有无“背景”，又通知亲戚们，阻止侄子妄动。陈德春悻悻而归。我不由得骂武汉水院混蛋多事，党章宪法都规定党员、公民有权向上级反映情况，直至中共中央主席，我为什麽不行？
北医党委书记又找陈去谈话，据说陈毅动了真格，找党委书记去，明令不许陈德春进入中南海，不许陈德春上书，不让学校迁就他要求转学政治和其他无理要求，通知徐海亮马上回武汉水院。这下陈与我才知道，武汉水院得到他写给我的信，信中谈到要上书言事而且要见毛主席，大吃一惊（这下才想起在5、6月我不慎遗失信一封，一直到了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知情人才正式告诉我，系总支在当年派人偷偷翘开我的皮箱，取走几封来信）；而我们那时来往信件太多，怕记不住，后来一一编号，陈又极浪漫地为信件写上题目，开始还叫什麽专题，后来居然叫“亮春思想共和国通报”，我也没有奇怪。我除了编号，也浪漫地称信件是第几交响乐第几乐章、共和国通报。水院的宣传部部长居然是送往公安部门，不知为什麽，有司尚未做“反动纠合”处理，而是将问题送到陈毅办公室。
我们十分矛盾，写作进行不下去，讨论也转成我们“怎麽办”。龙是系团的支委，她听传达高教部（或是团中央）内部参考，说阶级斗争激烈，好些高校出现学生组织的所谓马列学习小组，有的公开反对反修，有的针对国内形势。一般都被视为反动组织。（我至今没有看到相关文献资料，郭世英问题就是一例，周恩来都无力保护。但是我在文革里一一听到运动前——特别是63、64年，学生中思想政治问题的典型，一些没有被*下去的，都成为大学红卫兵的代表人物。高中同学张和谦，考上成都工学院高分子化工系，听说在63年就中苏论战与同学辩论，公开为赫氏辩护，攻击国内农村政策，被划为反动学生，到学校农场劳教。65年我还到他系里，找到他的党总支书记谈话，了解他为什麽犯错误。）
陈的政治性强，所以压力很大，把我带到北京的（陈）书信全要去研究有无反动观点，收回书信并上交北医党委（他自信无问题）。他说自己不是党员，也总得服从叔父决定，怕自己干扰了叔父的正事。我说陈毅大概年纪大了，太不理解我们青年人了，*怎麽能眼看到热血青年而拒之门外呢，会忘记自己的学生时代吗？我对他的认识和决定保留，我总还有这个权利？于是坚持将我起草的“关于当前高等教育里的一些问题”寄送高教部（大约是批评学校里政治风气不足，学生受修正主义文化侵袭云云，包括禁止在高校放映香港电影）。但我们开始想到自己的狂妄无知，后也悻悻地准备回到武汉，向系总支“自首”去了。
行前，才去我自己叔叔家，坦白了想学政治、哲学；叔父（就是翻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四册的那个）严厉批评我，阻止我转学念头；而且讲起当年托派引诱青年利用青年的教训。不过送我一本书，就是安娜写的《斯大林时代》，那本书不是后来说的灰皮、黄皮，却是白皮红字的封面。
武汉水院党委派宣传部长找我谈话，他批评我政治幼稚，而且狂妄有野心。是可以学习研究政治，甚至派老师辅导，但是严厉拒绝转学武汉大学，那怕是去武大旁听文科课程。他问我为什麽要找党委，我说自己缺乏组织纪律性，没有找学校而去了北京，不过我想的问题学校也解决不了嘛。你把我的问题送公安部门干什麽？既然宣传部找我，说明是意识形态问题，不该公安部门管。我那时的强词夺理、桀骜不驯，并不亚于几年后的红卫兵，而且我面对的是那时还没有成为“走资派”的部长。（不过，我没有想到，68年毕业分配，班文革领导小组好事的造反派同学为弄清66年由党委报送省委，钦定我为右派学生问题，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查到了63年由水院送去的信件（陈方），还有北医党委送交的陈“自首”表白的另一些信件。看来，陈老总真是秉公办事，并未个人处理我们，而让由组织渠道送交的“黑材料”保存在公安部门了。我倒希望市公安局后来没有销毁那不说明问题的材料，因为我手上再也没有当年的文字记录了——经过文革风暴的洗练。）
宣传部长开始教训我，在1957年的右派分子比你还聪明呢，谈什麽政治，你一个学生懂得什麽政治和社会，凡是不听组织话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看来，由于陈毅的干预和有司的初步调查，当局总算没有把我们看成有政治背景的“反动学生”，至少63年还不致。不过我那时内心，确实没有将这个教过政治、哲学，15级的党委委员放在眼里。
我唯一一次见到过陈老总，是他陪同西哈努克到武汉，他在敞蓬汽车上，我站在夹道欢迎的学生队伍里。想起61年恰恰是读了他对红专问题的讲话，才鼓足高考的勇气，想起几月前他对我们的训斥，想起“头发都等白了”刚柔相济的外交风范，也后悔当时不知他的苦心。
为什麽有些后悔，是因为陈德春在1963年中秋还是国庆节，被张茜叫进中南海，长谈了八小时。张批评侄子太不懂事，不知道国内党内事情的复杂艰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凡是向中央写信提意见的，都被看成右倾和反革命，有多少人不知深浅。她讲了好些陈在历史上党内斗争中的遭遇，甚至讲到他也与毛有过芥蒂问题，有过分歧，50年代也不一定得志，这个副总理不好当的。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留守北京，苏联大使转来赫鲁晓夫信件，策反陈毅政变，陈将信件交毛主席，得到毛的重新信任，之后这几年才舒畅一些。陈德春彻底承认自己上书是错了，差点连累叔父。按他的要求，这封信我读后立即烧毁，原文句记不太清了，但是1967年我在北京找到陈，我们在圆明园漫谈古今，回顾了上书始末，他在文革里并未因此事受冲击（而且思想属于保守，因为议论康生，不敬林彪，被工宣队发配青海农村，是后来陈孟熙托何长工转交邓小平的信，诉及困难，邓亲自转批意见陈才得以调回重庆）。他口头上再次回忆张茜谈话，大意同前。这是我最早听说的与文革缘起相关的大事。
张茜讲的情况，在文革里我明白过来且相信全是真情、极为家常。因为1968年我在部队，师长在大会传达8届12中全会精神，有林彪在10月26日的讲话，粟裕同志在11月12日传达全会的几点“补充意见”；“补充意见”的第29条，是说（原话）“59年中央负责同志在庐山开会，苏联大使尤金说他们都不在了，你可以搞政变，他（指陈毅）一直未向中央报告”。说的是一回事，只是没有讲苏方写信和陈毅交信，而且两处陈毅的态度立场恰恰相反。
到文革运动，我理解了陈毅的种种言行、性格，我完全理解在63年北京、武汉，乃至重庆每个人言行的含义了。幸而*没有把我们彻底打下去，让我们亲身经历了那个人人好象可以公开“上书”可以公开反修的十年。不过，我与陈毅的奇怪因缘还没有结束。
63年底，陈大概又去到温馨人情的叔父家，寄来几颗陈家从广州带回的红豆和传抄的毛主席“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我当即写下：惊闻妖风起，难抑雄心动。何时得自由，助党建大同？我感到自己也还在*这如来佛的五行山下，什麽时候毛放我出来投身反修呢？这就是文革初期的反右里被赠诗的同学揭发，又被批判的“黑诗”。
我想，我的“老三届”中学生生活历史，大概在这时才真正告结束（尽管我身在珞珈山风景秀丽的大学校园）。今年3月在加州圣克拉拉市，我们高中的班主任刘老师认真询问这一段实属老“老三届”的——封尘的历史，我才仔细回忆了。
“我已经说了，我已拯救了自己”。
2002年8月6-7日
后 记
1956-1961年的主要劳动
1956年秋，“小五年计划”河边拾废铁。
1957年春，参观合作社。
1957年秋，四公里农村“三秋”劳动。
1958年春，南岸黄桷垭修水库；又黄桷垭新力一带参观高级社，并送烟蒂灭虫。学校校办厂用人尿蒸馏氨水，用木屑干馏木焦油。又去 玄坛庙修建海弹公路。夏，在燕喜洞冲压厂工厂扛铜板。
1958年秋，停课大炼钢铁，常到菜园坝卸铁片、生铁，抬圆木；住大渡口重钢码头运货，参观钢铁厂。
1959年春，到区内小型变压器厂焊配件，到印刷厂踩印刷机。
1959年秋，到黄沙溪做土方修路；到南坪参观人民公社；到四公里农村小煤窑运煤，窑洞仅高一米许。到巴县界石公社“三秋”劳动。
1960年春，南岸抗旱春播，多次去采集桉树叶回校制造“小球藻”做代食品；界石“三夏”劳动，到江北第三钢厂挑运生铁、钢材。
1960年夏秋，车水抗旱，到巴县一品公社“三秋“劳动。
1961年春，到铜圆局校挑粪支农、抗旱；到南岸“三夏”，又住在长生桥，去姜家一带挑运土茯苓充饥。
1959-1961年，学校机械厂定时学习钳工、车工、翻砂劳作；高三后为备考，停止了一切劳动，包括62年备战的清理防空洞。
2002年8月回川、渝所闻
据悉，重庆市60年代的“萧、李、廖反党集团”即有匿名向中央状告四川饿死1250万人事，当时民政部统计死400万，公安厅上报达800万；1962年重庆团委主要领导人参加团中央会议，胡耀邦书记接见并问及四川灾情、死人问题，叫去杨尚昆处，6月28日见面，杨说及匿名信事，并回身从书架找出一本笔记，说从几方面数据估计，死人是1400万。杨后来发表的日记记有见四川同志事，但略去谈话内容。又告，1960年8月30日，中共重庆市委批转市粮食局党委紧急报告，决定从9月1日起启用新的四川省地方粮票，除全国粮票外，其它旧粮票一律作废，停止使用。实际上川渝百姓8月31日即使得知消息，也已经来不及兑现手中粮票。（杨所举数字，不少四川朋友存疑，因为当时全省仅7千万人，似乎不可能有那样大的幅度；但萧泽宽他们的回忆录明确指出估算数字是按省委内部文件概估的）
中旬在成都吃饭，有当年成都14中学老三届学生主动谈及60年废除发行中的粮票事；下旬在重庆与大学老同学吃饭，有当年29中老高中生主动想起下乡“三同”吃苕藤清粥（粥米系学生所带），第一次知道饥饿的生动事例，当时他们从农村回到海棠溪，把小街小摊上最廉价的饼干抢购一空。可见我的个人感受是共同的。
我们四川的饥谨恐慌，竟会在42年之后朋友同学的盛宴发出深沉的回响，可见对一代人心灵的震撼！
我明白，四川的文革运动，四川的前文革过程，对于我仍然是一本神秘未可知的书。而驱使我去认知社会走向文革的社会问题，比我这封信反映的个人所见，要严重和严肃得多。我当时了解的社会不公，还太少太少，也许微不足道。我毕竟是从马克思主义原教旨和微薄的人文精神出发去体察周回的一切。当时陈毅和别的人想象的：一个幼稚的中学生见闻的问题，就值得上书中央？真是想对了。而且，我的感受就驱使自己义无返顾走向了毛泽东的文革，比我感受更加广泛、实际的近千万红卫兵（特别是其中比我更有社会实际生活体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子弟），尤其他们的父兄，难道在当时还会有别的选择吗？
在四川、重庆，浓郁的商业气氛已经不亚于广东；但是，人们心中的文化革命似未结束，包括我自己。这个文革，该结束了吧？
再补：
关于重庆“萧、李、廖反党集团”的回忆录不知能否出版，不过在2003年重庆党史研究室的两期《红岩春秋》杂志上，刊有对原市委办公室主任萧泽宽的回忆，专门谈到1962年中央办公厅派干部到重庆调查访问，萧如实反映了农村粮食和吃饭问题；而另一篇述及长寿县书记毅然决定开仓放粮，减少了农民的灾难和非正常死亡，也谈到当年机关干部中对浮夸风的痛恨。看来，当年阵阵袭来并影响我的所谓“右倾思潮”，决非空穴来风。
再再补：
重庆“萧、李、廖反党集团”的回忆录据说已排，李锐写的序言；但不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