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武昌东湖早春降临，气象更新，湖面静静映照着绿荫簇拥的毛泽东居住的“白云黄鹤”。湖西，是湖北省委、政府的一片红砖灰粉建筑，以及党政军领导居住的茶港小区；湖南岸——珞珈、桂子，绿染岗峦起伏，金黄琉璃点翠，为参差不齐的高校房舍。
以陶铸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在人们印象里是十分紧跟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突出政治思想的。１９６６年春，中南局的机关报《南方日报》频频发表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顶峰”的宏文。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当地干部、工人和学生眼中，抓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比较得力，是才华横溢的少壮书记；他曾多次到武汉大学和其他单位做政治形势报告，大学生眼观、传闻，仰慕十分。湖北省贯彻中共中央精神也很及时，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也早已度过，经济恢复，人气上升；据说关于农村社教四清的“双十条”和“二十三条”的制订，湖北也都是中央的得力支柱和试验场地。
谁都没有料到，在１９６６年，湖北省委与民众间会出现芥蒂乃至冲突。
一、文革风起东湖之末
文化革命烟云刚刚升起，毛泽东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后，就于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２日，对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谈到应该大力突出政治，批评不少人长期重业务轻政治，谈生产津津有味，面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毛的批评自然连带湖北；“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毛泽东的印象，１月２４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企业单位是奖金挂帅，其实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毛泽东读了这个讲话，十分赞同”。２月２５日，毛写信给刘少奇说“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２７日，刘将王任重讲话批转给其他中央领导；４月１０日，中央又加批语转发了王的讲话。此外，毛泽东还在丙午立春前夕，将自己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稿，请王任重阅读并“请考虑加以修改”（毛对秘书田家英的整理很不满意）；立春当日，王建议重印此讲话。２月６日，毛在王的建议信上加批语，请彭真与在京常委及康生等人修改后印发给县团级领导同志看，并说“王任重的修改是好的”。
几天后，彭真与中央的秀才们到东湖客舍向毛泽东汇报文革提纲（即“二月提纲”），毛专门通知王任重参加听汇报，并参加彭真主持的讨论毛讲话稿修改的会议。２月１２日，该“重要讲话”就批发到全党。
陶铸、王任重于３月１７到２０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六个中央局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做出估计，点名批评了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问题。王任重后来在日记里谈及毛的讲话，“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
４月１３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南区学术研究座谈会”做重要讲话，阐述文化革命形势、任务。其中还专门指出在中南地区挑选显要的批判对象，武汉大学的李达校长就成为一个可能的选择；湖北省委也按此精神推动本省的文革运动。４月１８日，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大学。武大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文革运动的高校工作组。
在这段时间，王任重在阅读报刊批判吴晗文章的同时，也把自己在１９６２年在《湖北通讯》（增刊）发表的两个读书笔记找出来，“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本着“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通通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的愿望，以及四清中提倡的“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精神，王将１９６２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印刊于《湖北通讯》５月１４日增刊之上，前冠之以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签发时间为４月１９日，可能是临赴杭州前）。
４月１９日，王任重再次参加杭州会议，倾听毛泽东在２０、２２、２４、２５日的系列讲话。２２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吴晗“朝里有人”，矛头直指中央。王任重在２９日的日记明确地记录了毛严厉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会后王还对陈伯达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可见他对毛泽东当时斗争意向理解是不错的。
会毕，王随即回到武汉。４月２５日，湖北省委召开会议，王任重断言，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５％—１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右派。
５月９日，陶铸在中南局省市委宣传部长和新闻、教育单位负责人会议上部署文化教育界的革命批判。中旬，湖北省委在高等院校传达中南局宣传文教口关于文革运动的精神。
王任重和陶铸参加了毛泽东的系列高层会议，王还参与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汇报活动，聆听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也在日记里记载和回味了毛的关键思路，内心对毛泽东其人也是崇拜备至的；不过，中南局的文革左派领导们，却自然地将文革运动的矛头，直指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
５月１９日，陶铸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万人动员大会上作报告，传达贯彻《５·１６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和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过，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在场人们的意料，陶铸公开地检讨自己“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陶铸还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２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１９６２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开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我在会上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
５月２３日，武汉市委根据《５·１６通知》和正在中南局开会的市委书记宋侃夫的意见，决定发出《高举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通知。５月３０日，武汉市委根据省委通知，要求各区、局，各直属单位党委立即组织１８级以上党员干部听《５·１６通知》等５个文件的传达。次日，又决定将传达扩大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一级。
湖北省委在传达文件精神时，对运动如何具体安排，目前尚无确切文字资料和有价值的回忆可资说明，不过广东省委的布置可做一个参考：５月３１日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区梦觉书记传达了省委的三点指示，认为派工作组已成当务之急；一要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到大专院校、文教厅局去；二要摸底查黑线抓出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三要把队伍排队，根据新的标准，划分左、中、右。毋庸置疑，湖北与广东一样，首先把排队划“左、中、右”，清理知识分子里的“小赫鲁晓夫”放在当务之急。因为参加５月上旬中南局文革会议回来的高校领导，立即在学校内部署了政治排队、整理材料，到６月工作组进驻，各学校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运动对象和迅速完善的文字材料。
到此为止，武汉学校的运动都在单位党委领导下有序进行，组织学生批判“三家村”，学校也未停课，不过文化学习的气氛日渐淡薄，书桌难以平静，学生革命热情迅猛高涨，“保卫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远不变”的决心迅即坚定，多年来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积聚的能量即将迸发与释放。高等学校里，各班级在批判“三家村”会议的前后，总要高唱“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多数学生也认为一场反右派斗争即将来临，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６月１日，陶铸奉调北京，负责中央文办工作，任中宣部部长；６月４日，康生、陈伯达看望刚刚到京的陶铸，交代工作。后来，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王任重则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二、武汉大中学校轰然起火
６月１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和印发，引起武汉高校的轩然大波。许多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６月２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年级学生游华生贴出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对运动缺乏热情；华中工学院则流传：北大有鬼，我院也有鬼。６月３日，湖北省委指示各大专院校党委，有必要取得学生思想的统一，要积极掌握运动的主动。
最先研究武汉文革的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中记录：６日，王任重之子王三宝（实验中学初三学生）模仿人民日报社论贴出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指向某些教师。他还统计，武汉的中学员工里有４０％出身自阶级成分不好的家庭，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４８％。另据该学校高三学生柳英发回忆：“武汉大学被省委打出了一个三家村。接着我们学校也跟着学样，打出了‘高宏、廖起叔、张庆圭’的三家村，他们都是初中部的老师，跟我们联系不多。后来才了解到他们组织了一个‘拓荒者诗社’，算是比较有才气的人，其实诗里面也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主要是老师批他们。最后他们都成为坚定的造反派。在批‘高廖张三家村’的时候，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初中部的老师自杀了。后来才知道学校里组织批判‘高廖张三家村’的事情，与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的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关，学校的当权派以为王三宝的大字报，就是官方关于文革运动如何开展的内部口径”。
形势发展很快，针对运动情况，６月７日陶铸给中南局电话指导运动：总的是快些写一报告，短些。此外有几个要点记录：１、贴左派大字报，也不要怕，给他撑腰。２、学校现在主要搞文化革命，不能代替四清。将来搞四清还是分期分批搞。３、重点是大专学校和高中，初中不发动，起来了就搞。小学，肯定不搞。４、县以下，先搞一下声讨，教育，仍以学毛著为中心。同意紫阳意见。面上学毛著，搞一段。点上搞一段，结合四清搞。５、陈寅恪（中山大学历史系反动教授），生活不降，大字报不发动，贴也不干涉。批判要报中央。６、城市集中搞一段文化革命，长期还是搞四清。抽点人，不要影响四清……鉴于情况多变，当晚，陶铸接着又发出电话指示：１、机关不要去市委给雍（文涛）贴大字报。在中南局内可贴。２、王匡要检讨后看看再决定是否停职反省。
７日，王任重给武汉大学文革运动题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８日，王任重召集湖北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并且重新提出１９５７年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文革运动的指导。
同日，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杨家志，也下定决心公开批评王任重在“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６年的企图“混关”。杨当时还在咸宁县四清工作队，作为工作队员，他读到王任重刊于《湖北通讯》增刊上引火烧身的“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认为他有些“煞费心机来遮遮盖盖”，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于是直书王书记，从“仅仅是美化帝王将相吗”、“你忘了阶级斗争没有”、“不准散布历史唯心论”、“是清理，还是混关”四个方面，穷追王的自我检查，认为他生怕触到事情的本质，并谈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革命激流中，来洗洗自己的头脑，这对我们都是必须的。你何乐而不为呢？你说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们不仅仅和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战斗，而且还要和自己脑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则只会是一个口头革命派”。结果，杨家志同学被开除了团籍和工作队员资格，批斗一周，继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６月９日，武汉二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炮轰党支部》，消息在全市中学界不胫而走。省、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２４小时内派出６００人的工作组奔赴部分中学，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到这时，分赴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业已组织、陆续出发。６月中旬，省、市委紧急动员派出的各类文革工作组组员已逾万人。
６月１１日，在杭州参加中央会议的王任重（此时已是中南局第一书记），记下１０日毛泽东对各大区负责人的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
仅从这个记录看，毛泽东对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尚无明确的标准，“一切牛鬼蛇神”何指？似不清楚。王在湖北，以及离汉以后的种种指示，依然是按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思路布置的；后来他做的自我检查交代，就承认了：“在６月１０日前后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１９５７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所以，在６月２９日的日记里，他甚至还记下了要“接受五七年的经验教训（放的不够，反击过早），这一次沉住气，引蛇出洞好打”。
省委工作组刚刚进驻时，武汉的大学生整体上是热忱欢迎的。如回忆：“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２日上午，省委工作组的李凤祥组长，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最近的一个批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集中在院体育馆里的三千多听众，轰地一下站了起来，鼓掌，发出了长时间的‘呵…呵…’的欢呼声。—种与天庭豁然贯通的神圣感，抽紧了我的心，我的眼角湿润了，而且感觉到，周围好些同学的眼边也挂着泪花”。
“工作组进驻水院的７天，是不眠的—周。水院像一堆干柴，轰然起火；沿校区大道匆忙树立的大字报栏，贴满了大字报。被意识形态斗争热浪和既单调——（但）又丰富的学生生活烘焙了数年的干柴，终于达到了燃点。同学们的狂热、兴奋程度，超过了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时期。那些天，没有什么派不派，武昌的工人给大学生运来了白纸和墨汁，我们的洗脸盆盛满了浆糊；人与人也好像一下子亲近了很多．感情冲动，思潮澎湃，激情与热泪相融。公正的说，绝大多数学生们当时是信任湖北省委的，也拥护派工作组到学校指导运动，因为我们自己也刚刚做过工作组员；尽管李组长仅仅是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处级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来领导运动，不少同学去找工作组，去述说党委领导运动的不得力，去述说自己的怀疑。尽管院党委没有靠边，但已有人写出大字报，说张院长、张书记、张副院长是‘张家村’，主抓教学的张副院长，自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党委宣传部胡部长，鉴于他的工作属于性质敏感范畴，多年来在干部、学生中，又颇有不良印象和一些颇为出格的言论，他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学生并不真了解学校的历史、人事内情，所列举的领导罪状，无非都是‘抵制毛泽东教育思想’、‘抵制文化革命’之类，许多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而我个人心中的文化革命，在１９６６年的６月，充其量是一场教育革命。
“有的大字报无限上纲，有的出现了谩骂与人身攻击，动不动把人名打上红叉叉……党委领导在公开场合，什么也讲不出来。而且有口也似难讲清白”。
６月１１日，武汉中原机械厂附属技工学校学生贴出大字报《敬告宋侃夫》，对市委表示不满；第一冶金公司附属第一中学学生，成立了“革命行动小组”。省市委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最直接的本能反应，就是学校里出了反革命分子。宋书记亲自去了中原机械厂，省委派出１６０人的工作组到一冶一中，力图压制造次的中学生。
１３日，湖北省委公开抛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全市有数十万干部、工人、学生到武大声援，美丽如画的珞珈山校园成了节日盛宴场地，武大成为省委运动的样板。官方组织的批判、运动，终于划出２７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握９１人；武大党委常委１３人，有９人被斥为“黑帮”。在１２２２名武大教职员工里，有２２７名被公开划为“黑帮分子”。
但是，一些学校也出现纷争，由于讨论参加省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人选发生激烈争执，湖北大学部分学生、青年教师在校内游行，派出代表到省委上告。这次行动被官方称为“小匈牙利事件”（群众称为“６．２０”事件），并对湖大师生进行压制，在教师和学生中暗暗布置抓“右派”、“反革命”；墨水湖中学出现了“６．１６”打人事件，王任重在“情况反映”里批示“这不是一般的打人事件，这是比１９５７年汉阳事件更为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关于安静街中学（后改称“要武”中学）和人民中学事件的“反映”上，王极为气愤地批示说“工作组无能，流氓学生这样猖狂，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
三、运动的铺开
６月运动铺开。１３日陶铸电示中南局：学生中不要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是由工作组吸收左派教职员（包括党政干部中的左派）领导，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听取意见，三结合。
是日，刘少奇同意并批准中南局、西北局提出的文革提纲发到全国，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而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此批示针对的正是中南地区文革运动的打算，中南的做法得到刘的首肯，且作为北京以外运动的一个样板。
进入文革中央核心后的陶铸与王任重，在北京十分跟进中央对运动统一部署，对于中南地区运动，则比较稳重和小心翼翼，也特别关注底层群众的一些异常动向。
１８日、２０日，陶铸电示中南局：（１）新铺点，从文化革命搞起，清思想、清政治、组织队伍、搞当权派、是顺当的。这样，整个形势有好处……（２）学校，文化革命即是四清，全部在内。以后还有教学改革。关键是文化革命。（３）城市工厂，文革可搞深一些。（４）大专学校全面搞，有点有面。直属市，都要搞，不搞不行。四清地区学校要搞。面上，搞一段教育。……（８）（广州）八中，反动学生给左派教师扣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要处理。
可见，陶铸依然是按“社教”、“四清”以及１９５７年“反右”的部署来安排文革运动的。
按照省市委部署，６月１７日，武汉市委抛出市文化局党委主要领导程云，打为“黑帮”。后武汉报纸将所谓的程、吴的帮派称为周扬在武汉的帮派。武汉文化局有３７人被拘留。团市委和学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号召全市青年“积极投入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６月２２日，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发出电话指示：
１、学校的夺权问题很复杂，有整个烂了，整个改换领导；有局部烂了，局部夺权。也有敌人夺权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一八事件”）很好，将转发。学校的情况复杂，可能有的要反复，夺几次才能搞清，也不要怕。广东的情况比较复杂，要注意。２、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痪。现在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对党团员要抓起来，不要撇在一边，不要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有些事情不了解党委有问题而表示拥护校党委的，要保护。３、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去发动群众。可以依靠党团员、左派去串连发动，组织队伍。４、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学生中的以后再搞……５、对错误的，要顶住，他们闹起来也不要怕，是个暴露。
这一精神，也即当时湖北省委掌握的中央精神原则。从后来披露问题看，在武汉各大学出现争论、拉锯的６月下旬，工作组也基本上是按这个精神控制运动的。
６月２８日，毛泽东从长沙抵达武汉，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同日，王任重在武汉起草《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强调了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试图作为指导运动的文件。
６月２９日，湖北省委召开研究省“文化革命动态”的会议。会议记录许道琦书记发言如下：“今天开的是如何抓《文化革命动态》的会。现在全省组织三千人以上的工作组，到各校去了，武大的问题见报以后，在本地区开辟了战场，会有很大的震动……这场斗争是场很严重、很关键、复杂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双方都在抓文化革命这个大旗。观察问题要很敏感，很尖锐。杂技团夏菊花的问题就很复杂、尖锐。这两封信是在夺夏菊花的权，也就是夺市杂技团的权。（余杰：四清工作队很混乱。）那个雷鸣是什么人？那个自称最年轻的工作队员江文琳又是什么人？是否是反革命？很难说。他实质上是反对王任重同志那篇文章的精神（按：指《一朵红花》）。第二条就是，这样大的文化革命需要我们去领导。群众起来后，必然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如有的要求废除考试制度），怎么使运动斗争的锋芒对准主要矛盾，将这些要求引导到主要方面去，这是个大事。对反革命、敌人的活动要注意。编动态要把活动的动态抓起来，省委要掌握这个东西，中南也要掌握这个东西。重点学校的情况要直接往上报。前些时反映了一些材料，但活的动态不多，一个单位究竟么样活动的，看不出来。……现在群众中错觉很多，怀疑很多，好多根本不能联系的事都联系上了。厂矿都在市里，你们（指武汉市委）把工农的声音搞响一些”。
次日，陶铸电示中南局：中央决定要点名批判周扬，中南要组织人准备写一点有份量的文章。要调查一下他的家庭情况。把他在中南各地的讲话搜集整理出来。半个月后写出文章。同时也指出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的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张）平化同志已调中宣部为常务副部长。（王）延春为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吴冷西已停职反省。要调一个机要秘书（按：到北京工作）。
不久，雍文涛奉调进京，中南局对北京文革运动领导班子的贡献，正在加强中。
在６月全月，武汉大中学校学生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从实际情况和总趋势看，学生群众是真诚欢迎与拥护工作组的，寄希望于省委派来的工作队，帮助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盖子″；但在对干部的看法和运动的方法上，学生、教师群众内部开始产生分歧。一些学生激进的言行和缺乏政策观念，引起领导和骨干学生的反感，以至成为当局定“右派”“反革命”的理由。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越南留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天真地去给院党委提意见：“既然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何不能讲政策一些，为何总在院领导名字上打红叉叉”？
四、“枪打出头鸟”
７月３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常委写信，以信文形式指导运动。该信认为大中学校运动处于三种情况：“１．像武大，左派队伍初步形成，右派面目已被群众识破，开始向右派大批判。这种单位中学也有，但不多。２． 水利电力学院，正处于大暴露阶段，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中间派在摇摆，左派领导尚未形成，右派还没有孤立。目前这种单位占多数。３． 前几天的农学院，少数右派挂帅，转移斗争目标，企图把运动搞乱。有的中学也有这种情况，但不多了，也不难解决”。从王任重原来在武汉掌握情况和后来省委汇报看，他认为“多数学校像水利电力学院类型，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目前着重研究解决这一类型单位，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斗倒斗臭右派分子”；“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这一基本估计和方法，决定性地指导了全省的运动。
王绍光曾在１９８８年发表的《群众与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一个新角度》里指出，王任重６月２８日的报告《建议》和７月３日的信文《意见》，“都被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转批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在武汉，他们相信毛泽东对这两份报告是首肯的。据王任重说，直到七月十八日离开武汉返回北京，毛泽东还没决定怎样把刚刚开始的运动进行下去”。
７月上中旬，武汉各高校先后展开了类似北京“反干扰”的，以打击学生、教师群众为主的“反右斗争”。斗争里，学校中普遍出现了对于形势的争论，主导性的论点为１９６６年是“５７年加５８年的形势”，矛头所在十分明确；但是，情绪逆反的学生论点是：文革是１９６６年的形势，是“二十三条”说的主要斗争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形势。二者针锋相对。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武汉东湖客舍，但他好像对武汉高校发生的这些事情全然不知。省委是如何汇报的？
６、７月，武汉大学工作组在批判李达“三家村”的革命旗号下，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进行横扫，把文革变成打知识分子中的“牛鬼蛇神”的运动。武汉大学群众要求１９５０年代的二刘书记（刘仰峤、刘真）回学校参加革命，刘真得到省委通知，从汉阳杜家台的四清第一线回到武汉，王任重正在东湖宾馆，见面就对他讲“你们是左派”！遂派往武汉大学，加强工作队。不久，刘发现武汉大学执掌运动者并不真正欢迎他回来，在学校无事可做。７月上旬，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让他立即去水利学院抓“三家村”，按王７月３日信的指示精神反击群众中的右派分子；１０日，新组成的工作队就在刘的率领下进入水院。
按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所编辑的大事记：７月５日，省市以武汉钢铁公司工人庞玉来动手打伤贴他大字报的人的罪名，判处他死刑。运动初期，因“反抗和破坏文革罪”，武汉全市被捕约４００余人（其中中学生１５９人）。这些做法自然引起群众的恐怖和不满。
据武钢工人杨玉珍口述回忆：“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武钢的四清工作队长是陈克东，他们因为随便镇压工人，草菅人命，因此引起武钢第一技校学生的强烈不满，这是武钢在文革开始第一支起来造反的队伍。当时综合厂的工人庞玉来，因为要向工会借钱，姓蔡的女会计不同意。大概当时大家吵了几句，庞玉来脾气不好，拿了一个砖头把姓蔡的头上打了一个口子，缝了几针。工作队长，就按照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布置，做出决定枪毙庞玉来，还说是‘要血债血还’。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日这一天，天下大雨，庞玉来就是在这一天被他们枪毙了。武钢第一技校的学生全部都冲出来了，大家都不服。结果运动就这样偶然地发动起来了。后来还有一件事，就是钢铁研究所为了辩论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的事情，发生了冲突，打了起来，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
在６、７月，省委对于学校和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十分紧张，简直风声鹤唳。７月６日省委常委讨论王任重３号的信，就是一例；王本人也在武汉参加这次常委讨论：
张体学：谈的三种情况，是不是符合当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大量的，左派还是没有形成，右派掌握领导权。……
王任重：工作队整一下，要斗争。先把打兰正明的人抓起来，管他是什么人，先当现行犯抓起来。
张体学：广播电台一个姓黄的要开除党籍。
宋侃夫：准备搞控诉，把打人的家伙搞到东西湖去劳动。
王任重：打人要按刑事犯处理，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可以肯定陈伯华（按：市汉剧院院长）是团结对象，要打击的是几个老右派，还是那几个人在兴风作浪。陈伯华那个人对党还是有一定感情的。陈伯华这个人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作风，没有问题，她是可以改造的。……只要不当敌人斗争，陈伯华是可以接受的。（侃夫：劝她退党）……
张体学：陈伯华不当院长，工资降下来，是不是党员留下来。
王任重：暂缓一步，当不当党员的问题，有一些人，陈伯华、常香玉、红线女、陈淑芳等人。……作为右派分子斗争打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学生中搞百分之一。武汉市大专学院五万人，合起来才百分之一点四，也许百分之二。中学生一般的不划右派，毕业班特别突出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当右派打。干部、大学中要反右派。……相当于高中的按高中办，高中三年级，少数特别反动的要反右派，其他的是反革命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办，是流氓按流氓处理，该逮捕的逮捕，该开除的开除。工人里一般的不搞反右，是反革命按反革命办，是贪污盗窃按贪污盗窃办，还有一种坏分子。……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是什么按什么处理。各学校、机关把左派组织起来，注意保卫工作，注意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行凶杀人，负责监视的要拿着棍子。……你要拿刀杀，我就要打，纠察队要拿上棍子，反革命分子要我们交枪，就把他抓起来，有的人叛变了，叛变投敌要开除党籍。
张体学：任重同志写的这封信，我没有意见，个别地方改一下。
显然这仅是一段记录，但大体看出，王任重的信实际成为将文革运动变成镇反和反右的号令了！这就是造成１９６６年王与武汉拥护毛泽东“革命造反”号召的学生决裂的标志性文献。
７月１２日，陶铸电示中南局：１、文教是重点，这次不搞好，就无希望了。２、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始终。３、区别两类矛盾。４、控制面，可能比一九五七年面大。还是按二十三条，干部分四类，集中打击第四类，排队，学生一般不排，大学生在内。５、教学改革，学生热情很高，中央准备研究。周扬的批判，一下子还上不去。７月１５日，陶铸再电示中南局：１、战线太长，同意收缩。２、斗争锋芒对准工人，要纠正。湖南中学工作组退出后发生打击报复现象，应处理。长沙学生打招牌，制止。乱斗，教育。……
７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王任重随同。毛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毛一语双关，得到全部武汉群众——首先是学生的拥护和认同。他们用数年来在毛泽东榜样激励下的热情和坚毅精神，投入了文革——这一搏击社会风浪的锻炼。游泳活动成为领袖与民众互动的契机，也在武汉成为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与标志，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在武汉期间，武汉大中学校以各种名义批判、斗争学生群众。华中工学院抓“孝子贤孙”，扫“歪风邪气”３７天，３８３人被划为“右派”。按“七三信件”精神，武汉水院由省委批准批斗４名学生?其中以“杀人未遂”罪名逮捕一个团支部书记?，全院点名批判百余人，两名教师自杀；一学生对院党委和运动有怀疑，不听工作组劝阻，先去省委找运动领导小组，既而自己买票上北京找王任重反映情况，也打成“反革命”。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６２人。华中师范学院被斗３００多人，其中仅外语系就达６４人，某小班批斗１２人，发生被逼写血书和试图自杀的严重事件。武汉邮电学院被斗２３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共１４００学生，就批斗２００多人，“反右”长达２３天。在武汉医学院，批斗学生６２人，已确定性质的２９人，一位讨过饭的贫农儿子被逼写血书。在建筑工程学校，全校５００多人逮捕１８人，批斗３０多人。省委重点抓的?一类院校?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和水运学院、钢铁学院、一冶一中，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如“６．１０”（化学系）、“６．１１”（外文系）、“６．１８”（哲学系）、“６．２０”事件，涉及一大批师生。
这些活动，多是在工作组和原党委的组织下进行的，由学校各级组织和工作组拟定所谓左、中、右名单，通过组建“工作组保卫组”、“动态反映组”或原来的单位保卫科、“治保组”和内定的左派影子结构，监视、跟踪师生，收集、整理材料，冷落和边缘化部分群众，疏远打击一些仅仅认识不同的学生干部，取消一些学生参加横渡长江和声援越南游行的资格，以至公开批判斗争群众。在运动初期，武汉全市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批准逮捕学生和工人４００多人，骇人听闻，全国也绝无仅有。本来群情高昂的政治运动，弄得恐怖十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原来并肩一致参加文革运动的普通学生，从此被人为地划分为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派，出现学生斗学生的混乱局面。对此认识不一，人的政治待遇迥然不同，出现分裂且难以愈合，后来竟然走向极端的派别对立。
当毛泽东在长江畅游的消息被激动的师生带回学校时，天真的学生好希望王任重书记“向毛主席反映运动情况，搭救受委屈的群众”。可是，“反右”继续下去，省委以“毛主席在武汉，他老人家知道运动情况”为由来稳定和凝聚群众的信心，要求群众相信省委，以至保卫省委。
在７、８月的高压气氛下，李达很快就走到人生终点。李达在临死前几天，还请求他的秘书给毛泽东送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 李达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在８月１０日才看到此信。毛当即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 八月十日。”陶铸也当即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但是李达的确是死了。弱势的学生天生地同情弱者，逆反心理特强；特别是武汉大学在运动初期受到压抑的教师和学生，从大字报读到李达重病惨死的情景（鲜血喷吐墙上），反过来同情公认的“黑帮分子”李达（一些教师自己已经被指定为李达的“黑帮分子”），怀疑王任重是妒忌李达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进而怀疑王在李达问题上是反毛泽东的。这些师生均成为武汉大学造反派的坚定者。据说，在文革以后有人询问王任重当年为何抛出李达，他回答的就是：我有那样大的胆子吗？有人甚至公开透露，王在决定批李前，也曾打探过毛的看法。
五、转折的关头
就在李达向毛呼救前后，毛泽东主席回到久违的北京。毛批评前段运动，愤怒指责弄得“冷冷清清”，“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文革运动的根本分歧很快就公开化了。
７月２１日，经陶铸审定，中南局发出一份纲领性文件：《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内容包括四点：一、重点调整部署，适当收缩战线，目前运动的重点应当是省（区）、市、地党政机关中的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学术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二、必须派出坚强的工作队，目前的情况是，工作队数量不足，骨干少，质量不高，省（区）、市党委必须下决心从党政机关和城乡四清工作队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充实文化工作队；三、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四、具体政策，如国家干部和职工中重点批判对象，由上一级党委（机构）批准……等等。７月２２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高等院校的运动问题，做出四点指示：一、斗争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斗争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三、组织队伍，统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但是，对于备受争议的工作组，刘少奇争辩，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
考虑到毛泽东的尖锐的反对意见，７月２７日，陶铸向刘少奇建议，“要考虑工作组怎么撤法”。他的意见是“高中撤，初中不撤”。当晚，他再次和刘少奇商议，“看来要变，变了再说。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时没有讲中学，但主席是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组。”
北京的一些新精神，很快就由王任重传回省里，７月２８日左右，他一个紧急电话打回武汉，各院校的工作组虽然未撤，但所有的批判、斗争群众的活动，突然紧急煞车！
７月３０日，省委常委讨论和回顾了前段运动：
陈扶生汇报：省委在６月１０日以前，召开两次紧急会议，组织工作组进学校……群众热情高涨下，也出现了一些混乱，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反击。６月２３日召开积极分子代表会，宣布政策，大会开的还是好的，促进了运动的发展，也有唱反调的，说调子低了，旗帜不鲜明，……从目前看，大多数单位转入反右批判。……狠抓炮打司令部，“擒贼先擒王”，一种是没有把要害人物搞出来；二种是批判斗争一批学生，共搞了２５４人，１３所学校。
湖北大学的问题，文化革命办公室有责任，提出要反击，学生受了挫伤，领导集团问题揭不开，学生情绪苦闷。有的写血书：“不拿枪的敌人不好打，干脆支援越南去”，有的写错了大字报很害怕，有的却说：“反右派不说话，反左派不说话，整队还是不说话”。发生这些问题，我们要主动担担子。（体学：学生中反动的，放在运动后期批判，现在搞，斗争了一个，会影响一批。）……（体学：有极少数人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干的，要分析一下。）
张体学：一、对全省运动的估价：总的讲，运动搞得好，搞得不错，绝大部分单位是搞得好的。对全省运动要一分为二看，是主要的，成绩是主流，发展很健康，搞得很迅速。但对“二”不能忽视，“二”就是问题。今天着重讲问题，不等于否定成绩。产生问题有几个原因：对伟大的革命运动，思想准备不足。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起来的，我们的思想准备不足，有一点仓促应战。派工作组一下铺开了。……这个运动不同于农村。又同又不同，阶级斗争是相同的，作法不同，一下铺开，大规模的运动，没有经验。
斗争方法，领导艺术交代不清楚，不具体。对学生的问题当时也不那么明确，派工作组派多少讲得不清楚，工作队本身是临时组织的队伍，临时上战场。工作队既要领导革命，又要自我革命，思想不明确。广大的教员学生热情很高，有强烈要求，工作队跟不上形势，带了不少的框框，总的框框就是怕乱，怕坏人乘机活动，工作队本身民主作风，“三同”没有搞好。
产生以上问题是暂时的，个别的缺点，省委承担责任。……另外，具体政策没有跟上去，学生说怪话，大字报写错了，不整学生，这一条思想不明确，我们省委负责。你们整了学生就检讨，没有整的就不检讨。……
运动中斗了学生，完全斗错了的要赔礼道歉。水利学院上北京去告状的两个人放下来，以后处理，一不要批评，二不要斗争，先当人民内部矛盾看待，将来发展了再当外部问题处理。……有些表现很不好的，有活动的，也不要监视他，叫他暴露，暴露了，群众总会批评他。……我们的工作队现在不宣布撤出。撤不撤？等任重、道琦回来开会研究……
显然，湖北省委业已感觉到运动出了问题，但又原由不清，处于矛盾和被动，举棋不定。
王任重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几个月的做法，与毛泽东倡导的大相径庭。本来他在湖北的工作政绩凿凿，在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夸他有总理之才；文革运动大事，毛也亲临东湖一再托咐，当年在武汉、杭州的许多决定运动的要会要事他都参加或参与了。从他的一生看，王对毛泽东也是诚心拥戴的，特别是在１９７９年后，他几乎被人们看成“凡是派”。但毛泽东苦心提携的中南“王”，在１９６６年春夏，并未真正站在毛泽东希望的一边，他频频聆听毛主席教诲，却充其量扮演着一个中南“小刘、邓”的角色。这个客观事实，当然无法简单地用后来造反群众指责的“政治品质”、“反革命两面派”来解释，也不能用个人或个别人物的偶然疏忽与谋略来解释。是历史的误会？是意识的局限？是毛泽东的过错，还是陶、王个人的悲剧以及他们与毛泽东一代人的整体性悲剧？这些只有留待后人来研究了。
（本文所引史料均有出处，限于篇幅不一一注明。——编者）
来源：《往事》
徐海亮，１９６７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长期从事水利技术、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自学与研究科技史、共运史、法国大革命史、文革史，就水利与环境、灾害、经济关系，以及文革历史撰写论文与报告数十篇。专著如文化丛书《黄河·自然篇》、《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