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美国历史统计数据，尝试对大萧条前、大萧条期间和复苏时期的美国经济状况重新进行分析和审视，旨在找到一个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并以期从历史中找到对当下的启发。本文发表在《比较》第107辑，此为删节版，全文请参见财新网。
发生于1929年并延续数年的美国大萧条和后期的罗斯福新政，是20世纪经济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关于大萧条的原因，国际经济学界至今众说纷纭。国内占主流地位、也是国外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大萧条之前的美国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很少干预经济；大萧条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大萧条后期的罗斯福新政实际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从而挽救了美国经济。而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大萧条恰恰是由美国政府和货币当局此前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导致，并不是经济自由放任的产物。也有人认为，大萧条后的经济复苏与罗斯福新政无关，甚至认为新政阻碍了复苏。但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很多是从理念出发，或是基于局部事实和某些方面的情况，及数学模型推演，很少看到有充分数据分析支持的宏观视角论证。
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盘点这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不仅有厘清历史的意义，也会给今天带来重要启迪。本文运用美国历史统计数据，尝试对大萧条前、大萧条期间和复苏时期的美国经济状况重新进行分析和审视，旨在找到一个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数据分析说明，大萧条确实由此前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萧条期间银行瘫痪、僵硬的宏观政策和金本位制的束缚扩大了萧条的深度和广度，而罗斯福新政主要通过改善民生等政策和更灵活的宏观政策促进了经济复苏，也推动了美国从早期资本主义向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但新政对经济的干预是有限度的，这些政策与凯恩斯式扩张政策有根本的区别。
还原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的历史真相
1929年秋，美国股市在经历了5年狂涨、股指上升两倍后突然发生大崩盘，引发了实体经济危机，造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萧条。到1932年，股指暴跌到1929年的27%，相当于一年半GNP（国民生产总值；美国早期GDP统计不全，本文用GNP指标衡量经济增长）的价值灰飞烟灭。从1929年到1933年，实际GNP下跌31%，批发价格指数下降32%，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数从155万上升到1283万，失业率从3.2%飙升到24.9%。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总统，随即着手实行新政。从1934年开始，经济进入复苏阶段，连年快速增长，但由于此前跌幅过深，实际GNP到1937年才恢复到1929年水平，其间经历了整整8年时间（但1938年又有一次短暂下降）。这场大萧条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数据见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美国历史统计数据：殖民时代至1970年》（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1975：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第1卷，第135页、第199页和第224页；第2卷，第1004页。本文以下引用同一来源的数据，将只注明“普查局”，卷数和页码）］。
1．关于大萧条的争论
90年过去了，这场大萧条因何而起？后来是哪些因素促使经济走向复苏？至今经济学界各种解释仍众说纷纭，大相径庭。国内主流的解释是，大萧条是美国早期实行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一场周期性经济危机，只是这一次危机的深度广度都超过以往。始于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采用了实际等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扩大政府投资等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萧条。这些观点，也是国际经济学界相当流行的解释。有些新古典学派的学者则认为罗斯福新政没有起什么好作用，甚至推迟了复苏。不过这一观点并未被普遍接受（例如，萨缪尔森，中文版1999,第3页；Cole and Ohanian,2004）。
货币学派学者的解释更侧重技术层面的原因。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认为，大萧条期间，大量银行破产、储户恐慌挤兑导致通货紧缩，而货币当局没有及时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才使危机越发严重。伯南克的《大萧条》也认为1931—1932年银行恐慌是通缩的重要根源，加剧了萧条，还认为当时的金本位制阻碍了美元贬值，具有加重通缩的倾向。这些记述和分析对认识大萧条的过程很有意义。不过，在这两本被一些人称为关于大萧条的经典之作中，讨论局限于货币政策本身，基本没有把实体经济纳入分析范围，而且他们讨论的通缩是萧条已经发生后出现的情况，不能用来解释大萧条的起因。他们也没有把大萧条之前的长期货币宽松和大萧条联系起来考虑（弗里德曼，中文版2009，第7章；伯南克，中文版2013，第1—3章）。
但上述流行观点也受到了挑战。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者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提出了相反的解释。他认为美国大萧条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货币扩张政策所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追求眼前经济繁荣采取了一系列降低利率、扩张信贷的政策，通过政府干预促进投资扩张，而原来的居民消费倾向没有改变，故上游产业的投资扩张会遇到下游消费品需求不足的限制，出现上游产业生产过剩（投资浪费），进而导致经济危机。作者还认为，罗斯福新政继承了对经济的政府干预，因此并不成功。这一点与萨缪尔森的观点一致。他说，即使没有新政，经济也会自然恢复。不过这本书以阐述作者自己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评论为主，少有实证分析支持其论点。作者甚至认为，运用统计分析检验经济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方法”，“理论只能在先验的基础上被证实或证伪”。这些先验主义的偏激观点增加了人们对其论点的怀疑（罗斯巴德，中文版2009，第21—27页、第97页）。
另一位美国作者什莱斯在《新政vs大萧条》（中文版2009）一书中强调，胡佛总统的关税保护等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以及胡佛、罗斯福都采用的政府干预对经济起了破坏性作用。胡佛1929年旨在保护国内产业的高关税政策引发了欧洲各国的关税报复，结果严重打击了美国出口产业。在企业经营困难时阻止降低工资和推动提高工资，也打击了一大批企业。什莱斯重复了罗斯福新政采用的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说法，同时认为新政以“军事化”方式干预市场，对经济“具有毁灭性”影响，甚至提出新政“因不当的联邦政策而使经济复苏以失败告终”等论点。这本书记述了大量人物故事，更像新闻记者之作，为人们了解当时美国的情况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活材料。但缺乏经济学分析，许多判断都来自个别事例和个别人观点，有些结论以偏概全，明显违背事实（什莱斯，中文版2009，前言、第67—72页、第337页）。
上述争论究竟哪些更符合事实？幸好美国当年已有比较健全的统计数据可以利用。通过对历史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关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的广泛流行观点很多难以成立，而对这些流行观点的批评也对错参半。
2．长期货币宽松是美国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表1扼要列出了新政前后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货币增长率、价格变动率、政府支出增长率等。数据分为大萧条前的1911—1920年和1921—1929年，大萧条下跌阶段的1930—1933年（1933年是谷底），罗斯福新政开始后，也是复苏阶段的1934—1940年这四个时期，各以每一时期的前一年份为基期计算。缺数据的年份采用相近年份数据。1940年以后，经济高速增长仍然延续，新政的基本政策也被50年代上台的共和党人政府继续执行。但因为从1941年起美国进入战时经济状态，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改变，因此本文的分析重点集中在截至1940年的时期。更详细的数据分析见本文第三和第四部分。
从表1数据和更多的美国官方统计资料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首先，尽管当时凯恩斯主义理论还未提出，大萧条之前美国已确实经历了长期的货币宽松。但并非如罗斯巴德所说主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而是持续了更久。更宽松的时期是在20世纪10年代。在这10年里，美国GN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1.5%，而M2（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0.1%。过度宽松的货币供应导致了严重的物价上涨，这期间批发价格年均上涨8.1%。由此可见，大萧条之前美国经济并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和货币当局已有深度参与。根据弗里德曼的分析，在1914—1917年，货币快速增长，主要源于黄金大量流入。在金本位制下，美联储本应当采取措施来对冲增长的黄金，却缺乏有效手段（或者是不愿意做赔本生意）。1917—1919年，美国参加一战，政府以巨额赤字支持了军事支出扩张，而该支出的大部分都是通过借债和货币发行筹集的。这解释了20世纪10年代货币快速扩张的原因（弗里德曼，2009，第140—148页、第151页）。
其次，从表1可见，1921—1929年，GN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4.2%（实际上在1919—1921年还经历过一场程度相对较轻的萧条，1922年结束），而同期M2年均只上涨3.3%，还略低于GNP增长，表面看似乎并未出现货币宽松。但需要注意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物价水平出现了空前剧烈的收缩，此后略有回升，1925年后又继续下降。1929年批发价格总水平仅相当于1920年的61.7%，年均下降5.2%。在物价降幅的绝对值超过GNP实际增长率的情况下，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全社会货币需求是下降的，但M2仍然以年均3.3%的速度正增长，意味着货币事实上超量供应。而且这是在20世纪10年代货币严重超发基础上的继续。长期货币扩张最后导致股市崩盘、引发萧条的说法是有充分根据的。
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2009，第102页）中使用了更宽的口径计算以1921年为基期截至1929年的货币增长，得出该时期货币年均增长6.2%，高于美国官方统计的同期年均4.5%的M2增长率，显示货币宽松的幅度更大。但如果不考虑价格水平变化和更早时期的情况，仅20年代的货币宽松程度恐怕还不至于导致大萧条。本文第三部分将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货币过度扩张导致萧条的内在机理，探讨20年代物价水平剧烈下降的原因。
再次，大萧条爆发后的1930—1933年，经济规模、货币、物价出现了大幅度同步收缩。不过，货币紧缩并非官方有意为之，而是因为银行业在危机中陷入瘫痪，存贷款严重萎缩。1933年与1929年相比，商业银行从2.50万家减少到1.42万家，贷款余额从361亿美元下降到165亿美元，存款余额从494亿美元下降到321亿美元。因此货币紧缩是市场自发反应导致，银行倒闭和居民在恐慌中大量提款、囤积货币，是主要原因。这些情况无疑加深了萧条（普查局，第2卷，第1021—1022页；弗里德曼，中文版2009，第7章）。
3．罗斯福新政并非凯恩斯主义政策
关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经济状况，从表1和普查局其他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如下几点：
第一，罗斯福新政时期（1934—1940年，以1933年为基期计算），经济止跌回升，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0%（名义增长率8.7%），而该时期流通中现金M0年均仅增长3.2%，狭义货币M1年均增长5.9%，广义货币M2年均增长8.0%，M2只比GNP实际增长率高1个百分点，但低于GNP名义增长率。批发价格指数年均上升2.5%，是物价暴跌后的恢复，到1940年，批发价格总指数还只是1929年的82%。说明这一时期官方的货币政策改变了1929—1933年的通缩趋势，但仍然是很有节制的，保持了货币与经济大体同步增长，基本没有采取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普查局，第1卷，第199页和第224页；第2卷，第992页）。
第二，新政期间，政府支出总额（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支出）年均增长6.4%，政府建设投资支出总额年均增长6.6%，政府债务年均增长6.3%，增幅均高于新政之前，但都低于同期的GNP年均名义增长率（因1933年没有政府支出数据，这里都以1932年为基期，按名义增长率计算，该时期的GNP名义年均增长率为7.0%；而以1933年为基期计算，GNP年均名义增长率为8.7%，实际增长率为7.0%）。其间，政府投资支出占政府支出总额的比重只在1934年从新政前1932年的15%小幅上升到17%，此后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与新政前没有改变。1932年，政府投资占GNP的比重为3.2%，新政时期只有1934年达到3.3%，此后一直保持在2.9%—3.1%的水平，还略低于新政前。数据并不支持普遍流传的所谓罗斯福新政主要是以扩大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的说法。
新政开头几年，联邦政府支出增长较快，从1932年占政府支出总额的34%上升到1936年的55%，基本属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间的支出结构调整，没有发生政府支出膨胀。罗斯福信奉财政平衡理念，他不认同凯恩斯靠赤字财政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主张，认为财政赤字只能是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数据见表1；普查局，第1卷，第224页；第2卷，第1120—1123页）。
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提供的20世纪30—40年代政府财政收支只有偶数年份的数据。从这些数据看，新政前的1932年，由于经济下跌、政府收入锐减，财政赤字已达GNP的3.7%。新政期间，虽然政府支出在增长，但大多数年份财政赤字占GNP之比均显著低于1932年，分别是：1934年2.3%，1936年3.8%，1938年0.2%，1940年2.6%。其中只有1936年略高，是因为根据国会决议，一次性增加拨付退伍军人补助32亿美元。在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政府支出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能做到赤字减少是不容易的。这也证明了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区别（普查局，第1卷，第224页和第341页；第2卷，第1119—1120页）。
第三，新政期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确有大幅增长，危机期间（1930—1933年）年均增长只有3.3%，新政时期（1934—1940年）年均增长达到10.2%，但政府支出总额占GNP的比重反而略有下降。这是政府支出结构调整的结果。1932年，公共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34.6%，1934年该比例大幅上升到45.5%，1940年仍占43.1%。增加的福利支出初期主要用于危机期间的社会救助，后期转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1932年这两项支出合计6.1亿美元，占政府支出总额的4.9%，到1940年合计达到48.7亿美元，占政府支出总额的23.8%。这意味着新政期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了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重大调整。其他很多支出项目的比重下降了。由于大量救济金是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发放的（招募失业者参加植树造林和公共设施建设），在救济的同时兼顾了造林、防洪和基础设施项目。总体上，政府支出增长是理性和有节制的（普查局，第1卷，第340页；第2卷，第1120页）。
上述数据说明，罗斯福新政不同于凯恩斯式的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新政的“三R政策”（Relief，Recovery，Reform，即救济、复兴、改革），除了整顿市场秩序，恢复市场活力，改革过时的制度，适度的公共建设，关键内容是政府支出重点转向民生，在大萧条时期救济失业者，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收入分配，因此也促进了消费复苏，扩大了市场需求，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些方面都是靠自发的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和至少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是市场失灵领域的问题。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基本不干扰市场运行，不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但对市场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新政期间也曾一度出现了政府权力过分扩张、过度干预经济的现象，例如不适当地干预价格，最低工资标准定得过高，繁琐的规章制度对私人企业形成不良干预，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大部分在新政期间很快（1935年）得到了社会的纠正，但可能也遗留了一些问题，例如最低工资标准可能过高，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过高，可能产生更长期的不利影响。从整个新政时期的总体情况和经济表现看，市场受到干预的情况并不像有些批评所说的那样严重。实际上，有些不客观的批评恰恰来自某些被触动的既得利益集团。
1933年3月，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即开始实行新政，当年经济继续下滑1.8%。但跌幅明显减缓（1932年下滑14.8%），1934年经济即止跌回升，强劲反弹9.1%，此后高速增长一直延续到罗斯福仍然在任的1944年，11年间保持了年均8.9%的增长率（其中只有1938年出现负增长），1944年不变价格经济总量达到1933年谷底的2.6倍，危机前（1929年）的1.8倍。失业率从1933年的24.9%，降到1940年的14.6%和1944年的1.2%。这11年间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工薪劳动者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7%（包括再就业因素）。工农业劳动者的人均收入差距从4.7倍缩小到2.5倍（普查局，第1卷，第135页、第164页、第224—226页）。正是由于这样的经济表现，美国在反法西斯的二战中才能发挥重要作用。什莱斯所谓经济复苏“以失败告终”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回顾上述情况，下列几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
其一，所谓罗斯福新政采用的是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从而挽救了美国经济。数据证明这并非事实。
其二，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不是新政的功劳，政府只要什么都不管，经济就会自然恢复。事实是，新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调整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大幅回升（本文第四部分将具体分析这些措施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上述说法也空洞乏力。关键不是政府什么事都不要做，而要看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
其三，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新政措施延迟了复苏，真正的复苏是美国政府为准备二战而扩大军事开支带来的。这一说法也令人惊讶。美国于1941年末参加二战，1942年政府军事开支才大幅上升到GNP的14.3%。新政时期直到1940年该比例都在0.8%—1.6%的低水平，多数年份低于新政前。而1940年经济复苏已经完成，GNP比1933年谷底水平提高60%。很明显，军事支出扩大是在复苏之后，上述说法居然把时间先后也搞错了（普查局，第1卷，第224页，第2卷，第1120页；萨缪尔森，中文版1999,第3页）。
本文第二部分，将回顾和评论有关经济危机的几种主要经济学理论；第三部分进一步分析美国大萧条发生的内在机理；第四部分盘点罗斯福新政各项政策的对与错。
大萧条背后：不同的经济危机理论
美国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是一次典型的经济危机，但与常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相比，这一次的冲击更大，后果更严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危机？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有不同的解释，差异悬殊。这里重点提及三个学派的学说。
1．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的《资本论》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生产无限扩张的能力，但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把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此生产过剩会经常出现，当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在危机中，大量企业倒闭，使一部分生产能力被消灭，迫使供求关系恢复平衡，经济走向复苏。但原来的矛盾仍然存在，因此经过一段繁荣期，生产能力还会再次超过消费能力，导致下一次危机到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一内在矛盾是无法克服的，而且周期性危机会愈演愈烈，只有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据社会需要按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才能解决这一矛盾。这些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被很多国家接受，出现了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阵营（马克思，中文版1975）。
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分析非常深入。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一方面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可以大量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消费能力有限，限制了市场需求，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看来确实是造成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供过于求、生产过剩的重要原因。不过他并未预见到后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变化。
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普遍建立了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体系，使贫富差距大大缩小，收入分配明显改善，因此过度储蓄、过度投资、消费能力不足，不再成为经济运行不可克服的障碍。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得到了克服。在美国，这一变化就发生在新政时期。此外，看来他也低估了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而他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实践中遇到了缺乏有效激励机制，个人自主选择受到严重限制，效率低下，创新不足，计划当局频频发生决策失误，以及政府权力过大和缺乏监督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等问题。这些严重问题使20世纪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竞赛以失败告终，导致了20世纪后期几乎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取得了近40年经济高速发展、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的巨大成就。
2．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把社会总投资看作外生变量。他认为，当社会总储蓄等于总投资时，全社会供求平衡，生产会正常进行。如果总储蓄大于总投资，而全社会的投资意愿不能相应提高，就会发生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消费和储蓄由千千万万居民决定，凯恩斯实际上是将它们看作无法调节的变量。在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时，因为无法通过主动调节来提高消费、降低储蓄，投资规模又不能自动调整以适应储蓄规模，就只有靠政府扩大投资，或者以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投资，使总投资规模扩大到与总储蓄相等的水平，从而使供求恢复平衡（凯恩斯，中文版1981）。
这一理论背后隐含了一个假设，即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完全的替代关系。如果消费下降、储蓄上升，政府可以用扩大投资来弥补消费不足。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理论与马克思的消费需求不足理论在解释经济危机方面有某些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认为不根本改变生产方式，这一矛盾就无法克服；而凯恩斯则认为政府可以用扩张政策扩大投资需求来代替消费需求。
在实践中，凯恩斯主义政策在短期常常是有效的。特别是在经济面临某些严重冲击的非常情况下，走出传统的不干预模式，选择适当的临时性宏观干预政策，对减缓危机无疑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有两个危险必须看到。
第一，如果选错了宏观干预手段，反而会加深危机。例如在投资过度导致结构失衡的情况下，由于凯恩斯理论假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可以完全替代，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刺激投资而不是改善消费的政策，结果会加剧结构失衡，加重和延长危机。如果一个国家面临持续的产能过剩和供过于求，政府刺激投资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扩大对原材料、能源、设备和劳动力的需求，暂时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些投资一旦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扩大的就不再是需求，而是供给。在消费无法与投资同步提高的情况下，经济将面临新的和更严重的供过于求。到了产能扩张再也无法靠刺激起来的需求得到消化的程度，供求失衡就会带来更严重的危机。
第二，即使选对了干预手段，这种干预也只能是临时应急的短期政策，不应长期化。而各国政府往往过于关心眼前政绩，追求短期繁荣胜过追求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因此常常过度频繁和持续地采用凯恩斯式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手段，把短期政策变成长期政策。持续的货币宽松或者会导致物价全面上涨（即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或者会导致虚拟经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到了货币刺激再也拉不动实体经济，只能不断胀大虚拟经济泡沫的时候，泡沫总要破灭，危机就将来临。
凯恩斯理论的上述缺陷，长期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相反其拉动短期经济增长的效果受到广泛认可，刺激政策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实践不断地挑战凯恩斯的扩张政策，其理论也受到了其他一些经济学流派的质疑和挑战。
3．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危机的不同解释
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等认为，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是一个货币创造过程，会使利率降低到均衡利率以下，刺激企业家增加投资，造成虚假繁荣，而过度投资会使处于产业上游的生产资料供给过度，导致投资品与消费品生产比例失衡，直到投资品生产过剩带来经济危机，强制消灭过剩的生产能力，经济才能恢复均衡。因此，经济周期实际上是信贷扩张的结果。即使没有政府的刻意干预，现代银行体系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而政府或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应或压低利率等做法，会进一步推动信贷扩张。这只能在短期促成繁荣和充分就业，长期则造成资源浪费并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
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其说是萧条的救星，不如说是萧条的根源”。他说：“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进一步提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并非美国政府实行了“自由放任政策”导致的结果，而恰恰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人为压低利率、鼓励信贷扩张导致的结果（哈耶克，中文版2009，第18页，第111页；罗斯巴德，中文版2009，第22—27页，第103—137页，第157—163页）。
从本文第一部分的数据分析，我们已经初步看到符合上述判断的证据。但其中特别是罗斯巴德的论述，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不加区别地排斥所有的政府干预，过于理想化地美化“纯粹自由”和“没有任何干预”的市场作用，甚至认为回到金本位制才能解决货币和信贷扩张对经济造成损害的问题。事实上，没有任何干预的“纯粹”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金本位制只是经济发展早期一个并不完善而且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形态，尽管当今世界上的货币制度有种种严重缺陷，彻底回到金本位制也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并非完美无缺。关键问题在于区分哪些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能够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哪些干预妨碍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简单的一概而论必然苍白无力。
罗斯巴德还认为，美国大萧条后的经济复苏不过是经济运行的自然结果，不应归功于罗斯福新政，而且认为危机期间美国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延长和加深了萧条。这一说法与萨缪尔森一致，但只是重复了少数人的观点。根据一份对美国经济史学会会员的调查，绝大部分历史学家和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反对“新政中政府的政策造成大萧条延长且加深”的说法，只有6%的历史学家和27%的经济学家认同这一说法（维基百科：“新政”词条；Wikipedia：New Deal）。
本文下面的部分，将进一步依据美国的历史统计数据，剖析大萧条的真正原因，以及罗斯福新政的得与失。
大萧条的内在机理：货币、产能过剩与虚拟经济
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从数据中看到，在大萧条之前美国经历了长期的货币扩张。大萧条的发生符合奥地利学派关于货币扩张导致经济危机的学说。但大萧条发生的内在机理是什么，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实证分析。其中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20世纪10年代的货币扩张幅度比20年代更大，为什么大萧条发生在1929年而没有更早发生？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既然20年代美国已经存在货币过度宽松，为什么价格水平还会持续下降？
1．货币扩张严重损害实体经济
回答以上问题，需要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分析。事实上1919—1921年，美国已经出现了一次萧条（可以称为20世纪美国的第一次萧条），只是程度轻于1929年的大萧条。检索年度数据，可以发现货币快速扩张主要发生在1915年以后。M2在1910—1915年增长了32%，而在1915—1920年增长了98%。这是由黄金流入和一战中美国的赤字财政政策导致。疯狂的货币扩张先是带来了物价暴涨，使批发价格指数在1915—1920年上涨了122%，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97%。货币宽松和价格上涨刺激了部分行业的生产快速扩张。但这种被刺激起来的高增长受到市场制约，不能持续，随后经济从1919年开始进入衰退，GNP下降3.5%，到1921年跌至谷底，三年共下跌16%。
表2列出了1910—1915年（货币扩张早期）、1916—1919年（货币急剧扩张期）、1920—1921年（第一次萧条时期）、1922—1929年（复苏繁荣期）、1930—1933年（大萧条时期）这五个阶段的M2、价格指数、GNP、制造业等的增长幅度。可以看到，在1915—1919年货币疯狂扩张和物价暴涨阶段（实际上货币急剧扩张持续到1920年，但经济开始下降发生在1919年，且多数指标缺乏1920年的数据，故以1919年分界），首先刺激了一部分制造业行业快速增长，例如运输设备生产业、皮革业、石油和煤炭业、冶金业，短短5年增幅达40%—200%。也恰恰是这些在刺激下迅猛扩张的行业，先于其他行业遇到了市场需求瓶颈，于是，1919—1921年生产急剧下跌（石油和煤炭业除外），两年跌幅在35%—58%。整体物价水平因产品滞销而暴跌30%，把整个经济拖入萧条。这些在货币刺激下大起大落的行业多数属于制造业上游产业（生产资料行业），与奥地利学派学者的描述是一致的。其他在虚假繁荣期没有急剧扩张的行业，如纺织、食品、造纸等，在衰退期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小，只有百分之几的下降，运行相对平稳。
表2列出的情况清楚地说明了货币刺激的不可持续性和对经济的伤害。刺激起来的短期繁荣无法持续，会遭到经济危机的报复。刺激越强，报复来得也越快。有一种说法是，只要货币宽松能使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就不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是无根据的一厢情愿。
在1919—1921年萧条期间，货币供应并未伴随生产下降而收缩，反而在继续增长（可能是货币当局为应对危机做出的反应）。但同时物价随着生产收缩，下跌了30%。这意味着货币需求减少，实际上货币更进一步大幅度宽松。之后的8年（1922—1929年），美国经济从危机中复苏并维持了不稳定的正增长。其中在上一周期中大起大落的运输设备业和冶金业再次领跑，8年涨幅150%，化工、造纸等紧随其后，石油、煤炭和矿业也不甘落后。
1922—1929年，货币供应又增长了42%（按罗斯巴德的计算增长了61.8%）。虽然比20世纪10年代涨幅相对缓和，但由于在第一次衰退期间已经发生了物价总水平大幅下跌，货币超发问题不但没有在危机中解决反而趋于严重。又一轮的复苏和生产增长是在货币非常宽松的情况下实现的。本来第一轮衰退时间较短，刺激起来的工业原有过剩产能并没有大量退出，而宽松的货币再次刺激了工业投资。制造业资本存量（按账面值不变价格计算）在1919—1929年增长了47%，其中运输设备业资本存量增长40%，化工增长52%，普通有色金属增长58%，金属构件及工具增长140%，电气机械和设备增长57%，炼油增长341%。这一次，又是生产资料行业的产能扩张首当其冲，带动了又一轮快速增长。这些行业在复苏和繁荣期生产增幅高达80%—150%，掩盖了产能过剩继续加码的情况。但短期的经济繁荣在为更大一轮经济危机准备条件，直到1929年后再次惨遭重创，进入深度衰退，例如冶金和运输设备业的生产指数在大萧条中的跌幅分别达到58%和67%（表2；普查局，第2卷，第684页）。
以冶金业为例看产能的变化，美国的粗钢产能在1915—1919年从4445万短吨增长到5917万短吨，而产能利用率却从79%下降到64%。产能过剩导致了1919—1921年冶金业的第一次衰退，产量从3810万短吨下降到2164万短吨。但此时货币宽松并未改变，粗钢产能不仅没有压缩，反而沿着惯性继续上升到6193万短吨（1921年），产能利用率下降到35%的低点。在从1921年到1929年的复苏和繁荣期（大萧条前），产能进一步扩张到6958万短吨，产量也创下6174万短吨的新高，比1921年增长185%。表面上产能利用率显著提高了，一片繁荣景象，但假象掩盖了实质上的产能过剩。因为生产资料行业的扩张在一定时期内有自我创造需求的拉动作用，使其产品需求量扩大。然而这种自我循环不能维持太久，到某个拐点，特别是遇到某种冲击的诱发，就会突然面临市场滞销。粗钢生产从1930年开始大幅下跌，1932年产量降至1513万短吨，萎缩到1929年的1/4，产能利用率降到20%（普查局，第2卷，第692页、第698页）。
事实上，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若干工业行业已经面临严重滞销。汽车生产从1929年3月份以后就开始迅速下降。整体工业生产指数从6月份开始下降，8—10月份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0%。因此，股市崩盘绝不是大萧条的唯一原因，只是其爆发点（参见Kindleberger,1986，第1047页；Graff、Kenwood and Lougheed,2014,第207—212页）。
在第一次萧条后的复苏和繁荣期，在货币宽松条件下批发价格指数不涨反降，说明刺激起来的产能过剩问题没有在1919—1921年的萧条中得到解决，而且在随后的货币刺激下产能继续扩张，使产能过剩继续积累。因此好景不长，迎来了更加严重的1929年大萧条。
据罗斯巴德记载，在两次萧条间的1921—1929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一再鼓励和持续采取了信贷宽松政策，包括降低再贴现利率到低于市场利率水平、实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维持低的同业拆借利率、买入承兑汇票、购买政府证券等手段。贷款会自动创造存款，从而按乘数效应使货币供应膨胀。如果以1915年为基期计算，到1929年，真实GNP增长了63%，而M2增长了165%。罗斯巴德还指出，在大萧条到来前、股市泡沫已极为明显的时候，美联储曾经希望通过“道德劝说”让银行把贷款提供给实体经济，而不要提供给投机者去炒股票。但这根本无法阻止贷款流向股票市场。据弗里德曼叙述，由于和美联储之间的争执，纽约联储银行直到1929年8月才将贴现率提高到6%，但同时将票据购买利率下调到远低于贴现率的4.5%。纽约联储银行还认为，虽然暂时需要抑制股市投机，但政策应“着眼于未来更宽松的货币形势”以维持经济扩张（罗斯巴德，中文版2009，第103—137页；弗里德曼，中文版2009，第177—185页，第201—202页；普查局，第1卷，第224页；第2卷，第992页）。
2．物价下降等于通货紧缩吗？
在两次萧条之间的复苏和繁荣期（1921—1929年），M2增长了42%，但物价水平不升反降，主要表现在上游产品（生产资料）的价格水平继续下降。其中，燃料价格下降14%，金属和金属制品价格下降17%（1921—1928年），建筑材料价格下降3%（1921—1928年），化工产品价格下降18%。除生产资料外，不少消费品价格也下降了，如纺织品下降4%，家具下降17%；皮毛制品价格不变，只有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升了（普查局，第1卷，第200页）。
货币宽松，生产快速增长，而多数产品（生产资料居多）价格不升反降，这种违反传统货币学派通胀学说（货币扩张就会导致价格上涨）的现象，是由于货币持续扩张刺激了制造业投资过度膨胀，带来产能过剩，引起过度竞争的结果。这在米塞斯等人的著作中早已有所论述（Mises,1912）。上述连消费品价格也下降的现象更进一步超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论述。在生产过剩或产能过剩条件下，企业为求生存会竞相压价销售产品，不管货币如何宽松，这些供给弹性较大的竞争性产品价格都只跌不涨。这些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同样可以看到。
但上述情况下的价格水平下降，经常被众多国内经济学家称为“通货紧缩”。在中文里把inflation和deflation译作“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本来就是不准确的。英文中的inflation和deflation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是价格水平普遍上涨和下跌，并非特指货币扩张或收紧。价格上涨和下跌可能由货币扩张和收紧引起，也可能由其他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在上面的例子中，价格普遍下跌是因为产能过剩引起的过度竞争，恰恰是货币过于宽松导致的结果。把这种情况称为“通货紧缩”，就强化了认为货币供应仍然不足的严重误解，与事实南辕北辙。本文中，将只在货币松紧的意义上使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概念，而不用于单指物价水平的上升和下落。
很多人认为，只要价格不涨就不必担心货币过量供应，甚至主张继续以宽松货币应对所谓的“通货紧缩”。这些主张错得离谱，会导致严重恶果。
较早的工业化时期，因为受到生产要素可获得性的限制和较低的生产率、较长的投资周期等技术条件约束，货币扩张带来的需求上升往往不会马上带来相应的供给扩张，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会造成供不应求，物价上涨。这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美国20世纪10年代的经济应该大体上仍属于这种情况（有些行业可能除外）。价格上涨会刺激生产在一个较长时期逐步增长，直至碰到市场的明显限制而面临严重生产过剩，价格才会在某一时刻掉下来。
但美国在第一次萧条期间，过剩产能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银行业受到的打击更轻微。银行数量几乎没有减少，存贷业务也只有短暂的较小幅度下降，没有像第二次萧条（大萧条）那样带来货币供应自动紧缩；反而由于价格总水平下降，使货币供应在实质上更加宽松。货币继续宽松刺激了制造业再次扩张。
而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技术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期间电力应用推广，带来了生产条件的重要变化；汽车大量进入家庭，加速了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也引发了能源结构变革。统计显示从1909年到1919年，美国制造业的单位人工小时产出指数只提高了15%，而从1919年到1929年提高了72%，说明20年代生产率迅速提高。其中，后一时期炼钢的劳动生产率提高96%，化工提高141%，汽车提高135%，炼铁提高143%。一方面，生产率提高本身能够降低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在更高的生产率条件下，宽松的货币刺激起来的新需求能够更快得到供给侧响应，使生产同步扩大，更容易导致供过于求，形成过度竞争，使价格水平迅速下跌。这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表现得更明显。1930年与1920年相比，部分有数据的行业中，金属和金属制品价格下降38%，化工产品价格下降46%，成品油价格下降52%，建筑材料价格下降40%。同期，按生产过程分类，初级原料价格下降44%，中间产品价格下降59%，最终产品价格下降41%（普查局，第1卷，第200—202页；第2卷，第950—951页、第1019页）。
这应该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货币扩张的同时价格水平下降的内在原因。在制造业中，生产率提高更快的上游行业，供给增长更快，价格下降幅度更大，在大萧条中下跌也更深。这印证了上文描述的机制是确实存在的。
3．虚拟经济泡沫破灭引爆危机
从上面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到，大萧条前美国长达20年的货币扩张直接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但这并非导致大萧条的唯一途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货币扩张使大量借贷资金进入虚拟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股市泡沫。
在1919—1921年萧条前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股价飙升和暴跌。而在1929—1933年大萧条前，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26年到1929年，公司股票发行连年翻倍，依次为12亿美元、17亿美元、35亿美元、68亿美元。同期，纽约证交所的股票交易量上涨了1.5倍，标准普尔股票指数从12.59升至26.02，三年翻了一番。股市暴涨使一些人大发其财。在货币宽松条件下，大量信贷资金流入股市，更进一步推动股价上涨。股价上涨和资金涌入两个因素形成了互相促进的正循环（普查局，第2卷，第1004—1006页）。
正当人们为在股市上发财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以1929年10月24日为起点，虚高的美国股价迎来了大崩盘。随后两个月，股市损失4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NP的40%。这是大萧条的爆发点。随之而来的是抛售变现、偿债危机、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原来靠借债投资高速增长的企业突然面临资金周转失灵，随之大量倒闭，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率急剧上升。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1930—1933年），股市萎缩到1929年的1/3。股市崩盘导致资产缩水，资金链断裂，企业和银行倒闭。四年间有上万家中小银行倒闭，银行总数从2.5万家减少到1.4万家。制造业企业有7万家倒闭，从21万家掉到14万家。名义GNP掉了近一半，实际下降31%。失业率从3.2%升至24.9%。美国居民收入总额从859亿美元下降到470亿美元。这些情况显示，货币扩张导致的虚拟经济泡沫一旦破灭，金融体系支撑实体经济的功能会瞬间丧失，这对经济的杀伤力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本身泡沫破灭（产能过剩显性化）的杀伤力。虚拟经济泡沫对一国经济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定时炸弹，不能不引起后人高度警惕（普查局，第1卷，第135页、第224页、第240页；第2卷，第666页、第1004—1019页）。
4．银行-储户-企业间的连锁反应加剧了萧条
上述银行大量倒闭，还与恐慌和挤兑有密切关系。这在银行业、居民和实体企业之间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
第一，股市泡沫破灭打击了一部分实体企业和银行，少数银行在危机中倒闭。
第二，银行倒闭引起了储户恐慌，他们纷纷拥向银行，大量提取存款。
第三，挤兑导致银行入不敷出，因而造成更多银行倒闭，倒闭和挤兑两者形成了恶性循环。从1929年到1933年，银行存款总额从427亿美元急降到271亿美元。其间尽管现金发行增加了12亿美元，纽约联储银行也采取了降低贴现率的措施（但其间为了应对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导致的美国黄金外流，纽约联储银行不得不一度调高了贴现率），但在汹涌的银行倒闭和提款浪潮面前，这些措施都不过是杯水车薪（普查局，第1卷，第199页；第2卷，第992页）。
第四，由于银行业几近瘫痪，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的功能严重丧失，从而引起更多实体企业生产下降和倒闭，形成大量坏债，也进一步加重了银行的困境。
第五，由于需求严重萎缩，四年间批发价格总水平下降了31%，更使企业雪上加霜，入不敷出。
第六，价格水平不断下降（换句话说，美元在变相升值），而美元受金本位制和与西方各国固定汇率制的束缚不能贬值，就无法改变价格持续下降的普遍预期。在此情况下，进行实业投资前景黯淡，而持有美元是比其他任何投资都合算的投资行为。因此人们不再进行任何实业投资，也不再相信银行存款的可靠性，而是选择持有现金。这使美元大量退出流通，成为窖存货币。这导致了货币流通量下降，通货紧缩。
第七，通货紧缩使正常的商品交易变得越来越困难，也就使实体经济陷入更加严重的瘫痪。由于货币严重短缺，有些地方和团体甚至不得不自己发行各种内部货币，以维持生活必需品的交易（什莱斯，2009）。
很明显，大萧条中，企业、银行、居民之间的正常经济纽带已被摧毁。不使其恢复正常，经济就难以复苏。而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需要改变居民的恐慌心理和价格下降预期，为此一方面需要给储户提供保险，另一方面需要给受到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束缚的美元松绑，改变其变相升值的趋势。
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提供了关于当时货币政策和货币当局活动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和数据，描述了美联储在面对非常状态时的墨守成规、行动迟缓和内部扯皮。这些描述显然是真实可信的。他在书中还写道：“如果货币当局采取其他的可行措施，就可以阻止货币存量的下降——事实上，可以带来货币存量几乎任意一个合意幅度的增长……就可以减轻大萧条的危害程度……缩短萧条的持续时间，更不要说采取货币扩张措施了。”简言之，是说只要采取货币扩张措施，就可以减轻大萧条的危害，而美联储没有这样做。这看来反映了作者与凯恩斯主义某种程度的共同立场。但解决途径是否如此简单有效，还值得探讨。
首先，如前所述，如果不能改变居民的恐慌心理和价格下降预期，在金本位制约束条件下，尽管也可以实行一定限度的货币宽松，但面对排山倒海般的银行倒闭和储户挤兑浪潮能否奏效，很值得怀疑。其次，即便能够采取大水漫灌式的货币宽松，其严重的后遗症也不容忽视，其结果会减轻还是加剧萧条，值得讨论。
在这个问题上，伯南克明确认为金本位制下的通缩对摆脱大萧条是个不利条件，与弗里德曼的说法相比是一个进步。不过还要注意到，他们所说的通缩只发生于大萧条期间，并不适用于大萧条之前（弗里德曼，中文版2009，第7章，第210页；伯南克，中文版2013，第1章、第3章）。
在下面的第四部分中，笔者将讨论罗斯福新政如何通过中止金本位制、美元贬值、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货币改革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关键并不是大规模货币宽松，而是提振了居民信心，并改变了价格下降预期。
罗斯福新政的得与失
1．什么是罗斯福新政的核心？
罗斯福新政期间，采取了若干制止经济继续下跌的紧急而有效的措施。但这里首先讨论财政、货币和收入分配政策。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指出，新政期间，货币供应基本保持了中性增长，并没有出现信贷扩张。财政政策也总体上保持了中性，政府投资规模是有节制的。主要的变化是政府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加，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显著提高。表3列出了新政前和新政期间财政货币各项指标与GNP之比，可以更清楚地反映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特征。其中政府支出只有偶数年份的数据；但1933年是大萧条谷底，也是新政开始的年份，因此表中也列出了1933年其他指标的数据。
表3显示，从1933年起，广义货币M2与GNP之比，比1932年有明显下降。债务杠杆率（政府、企业和个人负债合计与GNP之比）从1934年开始逐步下降。新政前的1932年，公私债务总额为1750亿美元，杠杆率高达302%。新政期间，债务总额稳定在1700亿—1800亿美元的水平基本没有上升，而随着经济复苏、GNP回升，杠杆率随之显著下降。1936年降至219%，1940年降到190%。这非常清楚地说明，新政期间并没有采用信贷扩张和政府大量借债投资等刺激政策来促进经济复苏，而是保持了货币中性，并随着经济复苏成功实现了去杠杆。弗里德曼也认为，新政时期并没有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他对此持批评态度（弗里德曼，中文版2009，第366页）。
财政政策也是理性而有节制的。新政时期，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内的政府支出总额占GNP的比重也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比新政前下降了1个百分点，整个新政期间保持在20%左右。政府财政赤字在新政开始的1934年反而比1932年缩小了（1932年为21.8亿美元，1934年为15.1亿美元），到1938年赤字不到2亿美元，几乎归零。1940年赤字再次上升，其中一个因素是战争在即，国防预算有所增加（普查局，第2卷，第1119—1120页）。
政府支出中，政府的公共建设投资占GNP之比仅在1934年比1932年上升了0.1个百分点，从GNP的3.2%升至3.3%,其后回落，1940年为3.1%。唯一比重上升的是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其占GNP比重在新政开始两年从7.4%上升到9%，主要用于增加社会救助，1934年社会救助支出从上年的不到7亿美元增加至25亿美元。此后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保支出逐步增加。此外，1936年有一大笔32亿美元的一次性支出，用于退伍军人补助，使当年社会福利支出占到GNP的12%，其他年份都稳定在9%上下。当然，伴随着GNP回升，社会福利支出总额是显著上升的。这期间建立了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逐步替代了临时性社会救助的功能。1934年，公共社会保险支出只有3亿美元，1940年上升到12.7亿美元，此后继续增加，而社会救助逐步下降，1945年公共社会保险支出达到14.1亿美元，超过了10.3亿美元的社会救助规模（普查局，第1卷，第224页、第341页；第2卷，第1120页）。
在新政初期，虽然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NP比重上升了，投资支出比重也有暂时的小幅上升，但政府支出总额占GNP的份额不升反降，说明政府控制了其他非必需支出，将支出重点转移到民生方面。社会福利支出在1932年占不到政府支出的35%，1934年迅速上升到45%，此后大体保持了这个比例。事实上政府的其他大部分支出项目的绝对水平都没有在复苏过程中随着经济总量回升而上升，基本控制在原来水平上不动，它们占GNP之比是明显下降的。通过这样的增量调整，完成了政府支出结构转变。
与此同时，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率，征收了累进的遗产税和财产税，加大了收入再分配的力度。这些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也起了重要作用。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可能过高，值得探讨。
表4列出了新政前后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新政前的1929年，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不足59%，新政后的1940年上升到64%以上。公司利润份额保持在12%未变。业主收入份额降低1.4个百分点（因为其中农场主的数量减少了）。租金和利息收入（财产收入）合计降低3.9个百分点。这显示劳动者在分配中的地位改善了，收入分配趋向公平。在这一变化中减少的主要是财产收入的份额，对企业利润份额没有影响，因此企业家的积极性也受到了保护。新政形成的这一新分配格局以后延续了下来，到1950年没有太大变化，其中财产收入份额进一步下降，公司利润份额上升了。
表5列出了大萧条前后和20世纪后期按五等分分组的美国家庭收入在居民收入总额中所占份额的变化。从表中可见，1929年美国1/5的高收入家庭收入占居民收入总额的54.4%，1/5低收入家庭收入只占居民收入总额的3.8%，两组居民收入相差14.3倍。在新政开始实行后的1935—1936年，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差距下降到12.6倍，到1941年下降到11.9倍，1944年下降到9.3倍。
粗略估计新政前后四个年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0、0.47、0.45、0.42。占全部家庭5%的最高收入家庭，其收入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的份额在这四个年份分别为30.0%、26.5%、24.0%、20.7%。很明显，新政前美国收入差距过大，新政时期收入差距缓慢但持续地缩小。
从表5还可以看到，1941年与1929年相比，除了占总数20%的高收入家庭，其他从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四组家庭，在全部收入中的份额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20%高收入家庭的比重降低了5.6个百分点，而其中占总数5%的最高收入家庭，占全部收入的份额降低了6.0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这20%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降低，完全是因为占总数5%的最高收入家庭占收入份额降低了，实际上其余15%的高收入家庭，收入份额也提高了0.4个百分点。换句话说，这期间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到中产阶级的上层，占总数95%的家庭都有受益，只有5%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比重真正下降了。可见其间收入的集中度有明显降低，分配比以前相对公平。但这并非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因为最高收入人群仍然占有较大的收入份额。从表5可见，这一份额到1970年还有进一步下降。无疑罗斯福新政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在美国历史上开创了先例。
收入分配的改善不仅意味着公平性的提高，也提高了大众消费，因此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足、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痼疾，消除了产生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隐患。新政也避免了因过度货币刺激和政府投资膨胀带来新危机的风险。
以上情况说明，将罗斯福新政等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观点不过是以讹传讹。1933年的最后一天，凯恩斯曾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呼吁罗斯福扩大政府借债和政府支出，认为这是经济复苏的关键。1934年，凯恩斯又前往拜会罗斯福，鼓动罗斯福采取大规模财政赤字政策，用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但罗斯福信奉平衡预算，认为赤字只能是不得已时的权宜之计，不能作为既定政策，因此两人谈不拢。凯恩斯离开后，罗斯福还私下评论说：“他完全是个书呆子。”此后，学术界也一直有人从凯恩斯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当时的复苏归功于财政扩张政策，但同时又批评罗斯福没有采取更大规模的赤字财政政策，因而延缓了经济复苏。但本文前面的数据分析证明这些观点缺乏说服力（参见Keynes，1933；Edwards，2018；邓蜀生，1990，第118—119页）。
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罗斯福新政期间还推行了整顿银行体系、改革货币制度、制定公平竞争规则、建立市场秩序、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8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童工、稳定农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改革和调整措施。另外降低了小公司税负，实行了累进的遗产税以降低财富占有差距。1939年通过的《新政机构改组法》，对政府机关进行调整和压缩。这些改革很多具有里程碑意义（参见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相关词条）。
罗斯福并不主张政府和个人过度揽权。不排除他在新政初期曾经有过集中权力，扩大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倾向。但他务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能够根据现实情况及时做出改变，把握时代的需要。他在1938年说：“当我使用‘自由派’这个词时，我是指相信民主代议制政府这一进步原则的人，而不是实际倾向于集权主义的人。”（唐纳德·戴，2015，第208页）
根据上述情况，罗斯福新政的基本要素可以大致概括为：在不过度干预市场的条件下，以政府之力改善贫困人群状况，建立覆盖大众的制度化社会保障，改善市场秩序，减缓市场震荡，改善收入分配，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这些措施意味着建立以全社会和谐发展为宗旨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不同于资本权力独大的原始资本主义和政府过度揽权的极权主义。罗斯福在1932年竞选总统提名演说中提出，要让人民以“更公平的机会共享国家财富分配”（万维百科，“富兰克林·德拉若·罗斯福”词条）。看来在新政实施中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2．新政政策的对与错
人非圣贤，没有哪个政治领导人能够洞察一切，不犯错误。根据什莱斯《新政vs大萧条》的描述和其他史料，新政之初，罗斯福本人对于究竟需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并非事事清楚。但他和他的团队一开始就明确的是，尽快整顿和恢复经济，紧急救援当时生活陷入困境的1200万以上失业者和农民，并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维护劳工的正当权益。
新政的形成实际上汇集了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但实施过程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过程。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尝试逐项盘点新政期间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哪些事，应该是有意义的。
金融整顿。大萧条期间40%的银行歇业，出现大规模挤兑，金融业陷于瘫痪。1933年3月新政之始，罗斯福宣布银行停业整顿，整顿后一部分银行破产倒闭，1.47万家银行在联邦贷款支持下重新开业，85%的储户存款得以保全，恐慌和挤兑得以制止。1934年，实行了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大大减少了储户的损失，根本消除了恐慌。随后银行存款从1933年的417亿美元低点逐渐回升到465亿美元（1934年）、581亿美元（1936年）。据弗里德曼的统计，1929—1933年储户因银行歇业倒闭遭受的损失合计达14亿美元，而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后的1934—1940年，储户损失合计只有900万美元，不到前者的1%。存款保险对恢复储户对银行的信心起了关键作用。贷款回升更缓慢，但银行业的直接投资有大幅增长。银行业恢复对整体经济复苏起了带动作用。这一政策是有效的（万维百科：罗斯福新政；普查局，第2卷，第1019页、第1038页；弗里德曼，中文版2009，第310—311页）。
货币改革。大萧条前美国已因产能过剩导致了持续的价格萎缩，1929—1932年萧条期间批发价格总水平更大幅下跌32%，意味着美元的国内购买力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储存货币比任何投资都更安全也更赚钱，因此挤兑大量发生，货币流出银行。大量货币退出流通又导致“货币更加稀缺—物价继续下跌—美元购买力进一步上升—更多货币退出流通”的恶性循环。但是，当时的金本位制阻止了美元贬值，成为阻碍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生产者面对不断下降的价格，无法恢复正常生产。
1933年4月，紧随银行整顿之后，罗斯福宣布中止金本位制，美元应声贬值。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也随之改变。1934年宣布恢复金本位制，但美元与黄金比价从每盎司20美元贬至35美元，同时黄金由政府收储，不再进入流通。这改变了人们的价格下降预期（或美元变相升值预期），阻止了美元退出流通的趋势。美元贬值是通过改变与黄金的官方比价而不是通过滥发货币实现的。市场反应良好。弗里德曼针对金价提高和美元贬值的效果评论说：“银行业危机得以解决，人们对货币体系的信心得以恢复，同时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消费率提高，物价上涨。”批发价格总水平1933年当年就开始止跌回升，到1936年总共比1932年回升24%（但仍比1929年低15%）。同期，M2回升了21%，但并不是靠增发货币，而是使货币恢复了流动性，大量窖存的货币回流到银行系统。实体经济也随之回升，同期制造业生产指数从46上升到66（1958年=100）（弗里德曼，中文版2009，第331页；Temin and Wigmore,1990; 万维百科相关条目；普查局，第1卷，第199页；第2卷，第667页、第992页）。
事实证明货币改革促进了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恢复运转，是成功的。新政期间（1933—1940年），GNP实际年均增长7%，M2年均增长8%，只比经济增长高1个百分点，并没有靠大量放水刺激经济。这是新政区别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明显例证（普查局，第1卷，第224页；第2卷，第992页）。
社会救济。大萧条时期大量劳动者失业，因没有社会保障而陷入贫困，紧急救援非常必要。1932年公共救济资金（public aid）只有2.6亿美元，1933年5月《联邦紧急救济法案》通过后，1934年大幅升至25.3亿美元，扩大近10倍，占到全部政府支出总额的1/5，救济了200万个贫困家庭；1935年和1936年更达到30亿美元，1940年36亿美元，是新政时期政府支出增长最大的部分。救济资金并非全靠赤字财政，一部分是靠政府公务员减薪和压缩其他非急需政府支出筹措的。紧急救济不仅帮助了贫困人口，也扩大了居民消费需求，从而带动了经济恢复和增长。贫困人口救济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接近100%，需求乘数作用显著，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比政府投资更有效，无疑对自1934年开始的经济回升起了重要作用，是正确的政策选择（普查局，第1卷，第340页；万维百科相关条目）。
公共投资。1933年5月，罗斯福签署法案，由政府建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对贫穷的田纳西河流域涉及7个州1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防洪、航运、发电等综合开发。工程初建7座大坝，水电站初始装机容量18万千瓦，1934年就形成了发电能力，开始以低廉价格向当地居民供电。据什莱斯的《新政vs大萧条》（第142页）记载，当地居民每月用电50千瓦时电费只要1.5美元，而在私人供电的芝加哥和纽约，同等用电量的电费分别是2.9美元和4.5美元。到1940年，流域洪水受到控制，农业显著改善，发电装机容量增至50万千瓦，当地贫困农民近半普及用电，人均用电量超过全美平均水平。农民还得到了用水电生产的廉价化肥，人均收入提高73%，高于全美增幅，此外还消灭了流行的疟疾，以造林控制了水土流失，开通了1000公里水运航道，繁荣了运输业（参见百度百科、万维百科相关词条）。
什莱斯也认为，此前，田纳西河流域的居民“是全美国最贫困的人，是真正被遗忘的人”。而该项目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巨大变化。我们没有足够数据做成本收益分析，但从上述大致情况看，该项目是值得做的（什莱斯，第140页）。
但什莱斯对该项目也有诸多批评，主要是指对原有的私人电力公司形成了排挤，使其高额利润难以为继，危及了该公司股东的利益。她认为罗斯福有全面排挤私人企业的意图。是否如此，恰好成为一个值得分析的案例。
在竞争性领域，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效率不及私人企业，只因享有政府特许或国家补贴的特殊地位进行垄断性经营，排挤私人企业，就是典型的“国进民退”，是违背优胜劣汰的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这会导致效率下降，对经济增长、对广大居民的福利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田纳西案例有若干非常不同的地方。
其一，该项目涉及的电力行业是有一定天然垄断性的行业。电网系统通常不能搞重复建设，供应商常常可以因其在当地的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利润，而不用担心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介入，是以竞争打破了垄断而不是形成了垄断。有利的水力资源条件当然也是必要因素，使其能提供低于私人电力公司的廉价供电，使原来无电可用或因电价高昂用不起电的当地农民逐步普及了用电。私人公司损失的是垄断利润，而不是其竞争资格。当然，如果超出这个限度，用国家垄断代替私人垄断，阻止私人企业进入，也违背了市场竞争原则。国企和民企孰优孰劣之争，并不取决于道德因素，而取决于制度设置。
其二，该项目规模巨大，投资周期长，但后期综合效益好，私人企业未必有如此大的实力和兴趣进行开发。加上其除了发电外的防洪、通航、减贫等功能都属于外部效应，未必能给开发者带来直接收益，减弱了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力。而联邦政府基于长远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的考虑进行开发，既有投资能力，也有必要性，是对市场的补充。但前提是其综合效益必须高于成本。
其三，国有管理机构和国有企业经常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多，扯皮多，权责利不明确，内部人滥用权力寻租舞弊等腐败行为，因而导致低效率。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赋予该机构非政治化的企业地位和独立的自主权，保证其不受各地方政府干预，联邦政府和国会也不对其多加干预。其管理者的选择关注效率和专业化，赋予专家充分的发言权，还明文规定人事任命“不得进行政治上的考察或考虑其政治资格。相反，所有任命和提升都必须取决于效率和个人的长处”。其人事权还可以不受公务员法的限制。管理层把坦诚和清廉作为员工必守的规则。这些是保证其工作效率的内外制度保障。
其四，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没有滥用其优势地位进行垄断，而是与私人电力公司签订合约进行合作，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性。这有利于其保持高效率。不过后期随着私人公司退出，这种竞争性也消失了。因此其后期的情况变得更复杂，但因缺乏资料无法详细考察。
以上是田纳西工程成功的特定条件。当然不应从该个案中得出国有企业必然比私人企业更有效率、更合理的结论。事实上，罗斯福新政并没有以推进国有化为目标（也许决策层某些人曾有过此类意图，但并没有成为既定政策）。田纳西河流域项目的四个目标是：为农民普及供电，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其电费负担，促进工业化和社会繁荣。田纳西工程虽然巨大，但在总体电力供应中只占很小的比重。新政开始的1933年，私人拥有的发电装机容量占美国公用事业发电装机容量（总量3.46万兆瓦）的93%，到1936年在总量（3.51万兆瓦）中仅微降到91%，1940年在总量（3.99万兆瓦）中降到86%。私人企业仍在电力行业占统治地位，国有企业到1940年仅占14%，只起了补充作用（普查局，第2卷，第825页）。
以上情况不能证实什莱斯对田纳西项目的批评。看来她的批评更多反映了垄断利益受到限制的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声音。
除了田纳西工程，新政期间政府还投资了3万多个公共工程项目，小型项目居多，包括建筑、机场、道路、桥梁、医院、学校、水利等；并组织了民间资源保护队，招募了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从事植树造林等工作，大多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这些项目对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减少失业、减贫、环境治理和带动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政府投资并不是新政的核心。表6的数据显示，新政前的1932年，政府建设投资占政府支出的15%，占GNP的3.2%；新政期间虽然投资数额上升了，但这两个比例并没有上升。不过，因为不少项目是以工代赈项目，其中一部分人员开支有可能列在公共救济项下而非投资项下。因此实际的公共投资规模也许更大一些，但不会改变基本格局。
总之，新政期间的公共投资规模是合理而有节制的，而且基本是在非竞争性但有正外部效应的基础设施和医院、学校等公共福利设施，以及资源、环境等领域，并没有对私人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总体上没有造成投资过度、资源浪费、妨碍市场配置资源，而是有利于改善基础设施、公共福利和生态环境条件，也有利于带动经济复苏。
促进自由贸易。1934年，罗斯福签署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该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将对最惠国的关税降低50%。看来这是改变胡佛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开始，促进了美国进出口的增长。从1934年开始，美国进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都逐年回升。进口从1933年的最低点20亿美元，升至1936年的34亿美元和1940年的36亿美元；出口同步甚至更快回升，从1933年最低点的24亿美元，升至1936年的35亿美元和1940年的54亿美元。这当然也促进了经济回升（普查局，第2卷，第864页）。
市场干预。新政早期成立的国家复兴署（NRA）引起了很大争议。针对生产过剩、价格过度下降、市场萎缩等情况，国家复兴署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来规范工农业生产和产品价格，主要目的在于防止过度竞争，促进价格止跌回升。据什莱斯的《新政vs大萧条》（第116页）记载，该署对一百多个行业制定了557条行业法规，包括规定产品最高和最低价格，企业生产规模，甚至“具体到规定通心粉的配料必须有什么和没有什么；规定裁缝能缝制什么和不能缝制什么。在家禽行业，相关规则还禁止消费者自己挑选鸡雏，顾客只能在鸡舍里顺着拿”。什莱斯的书中记述了后来进入罗斯福智囊团队的有些人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的成功感兴趣，曾访问苏联，希望学习苏联的一些做法。国家复兴署的一些政策有可能与此有关，不排除罗斯福本人可能也有过这类想法，但后来显然转变了看法。
国家复兴署的这些做法与市场经济产生了冲突。什莱斯的书里记述了一家小型家禽公司因为卖鸡的价格低于该署的最低价格规定，以及没有遵守“顺着拿”的规定和卖了一只无法下蛋的“病鸡”而在1934年遭到司法起诉的情况。尽管被告说明，价格不合适又不让顾客挑选，顾客就会走掉，生意没法做，而且自己对“病鸡”的情况不知情，还是被法官判处罚款7425美元和几个月监禁，这一案例当时还被媒体宣传为国家复兴署的重大胜利（该案次年被最高法院推翻）。另一家小企业因付给雇员的工资低于每小时40美分的规定，雇主也被判入狱。
而批评者（包括署内的批评者）认为，这些政策是不合理的。在显著高于市场价格的最低限价和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面前，大企业也许可以承受，但很多实力较弱的小企业会无法承受而倒闭，反而减少了就业机会（什莱斯，第170—180页）。
这些规定本来是出于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良好愿望，希望防止恶性价格竞争、产品质量无保证等情况。但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价格和企业生产往往事与愿违，既损害了生产者利益，又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事实证明，解决过度竞争和价格萎缩问题，行政干预如同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难以起到作用，而美元对黄金贬值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带来了价格水平回升。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反市场行为，一个是顺应市场行为。在争议不断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于1935年裁决国家复兴署违宪。该署被裁撤。其一系列规定也随之告终。
这些情况也说明，新政推行过程也是试错过程。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都不可能永远正确，他们都会有认识的误区，都可能犯错误，也有可能会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按自己的愿望一意孤行。但这些错误能够被纠正，得益于当时有制衡权力的法治体系，有民主的制度环境和公众舆论监督，能够制约政府权力，不允许权大于法。当然，这一制衡机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上述案例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同样不是圣人，也有自己的视野局限、党派偏见和利益纠葛。罗斯福曾经对最高法院阻挠某些新政措施很恼火，提议把大法官的人数从9人增加到15人，以增加自己一方的胜算。但这一提议遭到了议会否决。权衡利弊，这种对权力制衡的体制，可能在某些场合、某个时间阻碍了新政改革的推进，但也阻止了某些重大错误，限制了权力无限膨胀的趋势，避免了新政偏离市场经济、偏离公众利益的趋向。
劳工权利保护。与价格等方面的市场干预同时，国家复兴署1933年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劳工权利的条例。包括最低工资标准，8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40小时），废除童工等。今天，这些已经成为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共同遵守的准则，在当时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以至于1935年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随国家复兴署的裁撤而终止。直到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这些劳工保护措施才重新得以实行。
今天重新评价当时的情况，可以说1933年的这些变革努力是有价值的，但在经济萧条、企业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一些条例过于激进，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定得过高（例如有些地方把通行的每小时20美分工资提高到40美分以上，使企业人工成本突然增加一倍），对超时工作的限制过于严苛等，确实增加了企业的困难，减少了企业的雇工意愿，甚至使一些企业无法继续经营，可能加重了经济困难和失业问题。事后看，如果在危机期间实行更加宽容的标准，经济完全复苏后再适度提高标准，可能更有助于经济复苏。
美国经济在1933年新政开始后迅速进入复苏阶段，但失业率的降低相对缓慢，看来与此有关。1931—1935年，失业率仅从24.9%降到20.1%，在国家复兴署被裁撤后的1936—1937年继续降到14.3%，但1938年出现反弹，1939年升至17.2%，1940年才再降至14.6%，还是高于正常水平。1938年及1939年的失业率反弹是否与该年通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有关？或者说，该法案是否仍然过于严苛？这有待继续研究。不过该法案的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间规定相对缓和了一些。它规定雇工第一年的最高工时为每周44小时，第二年为42小时，以后为40小时；第一年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5美分，第二年为30美分，以后六年为40美分。似乎比1933年的标准有所放宽。
在经济已接近复苏的情况下，这对企业的压力可能也相对较轻，看来也是该法得以通过的一个原因。上述改革可能对就业有一定影响，但还是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1935年与1933年相比，制造业人均名义收入提高了12%。在国家复兴署被裁撤的1935—1938年，人均名义收入只提高了6.6%。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后的1938—1940年，人均名义收入又提高了10.5%（普查局，第1卷，第135页、第166页；百度百科和万维百科相关词条）。如何权衡利弊？仍然是需要学者研究的问题。
这一段曲折，给“改革是试错过程”提供了又一例证。国家复兴署和最高法院之间的博弈，可能掺杂着改革和反改革的争斗，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权力制衡机制发挥作用，才阻止了国家复兴署沿着不当决策的路越走越远，也防止了新政偏离轨道。今天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试错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对权力的制衡尤其重要。
促进农业复兴。美国在大萧条前的20世纪20年代，由于机械、化肥、农药的普遍应用，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土地广袤，市场容量却有限，导致农产品大量过剩，价格大幅度下降。大萧条期间，市场萎缩，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农民苦不堪言。从表7可见，制造业劳动者与农林渔业劳动者的年收入之比，1920年是2.9倍，1933年扩大到4.7倍，后者的名义年收入从528美元下降到232美元。
为了减少农产品过剩，促使农产品价格回升，新政于1933年公布了《农业调整法案》，强制减少耕作面积和农产品产量，毁弃耕种中的棉花、玉米，大量宰杀幼猪，并对土地休耕给予补助。该法因过于激进受到广泛反对，于1936年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但后来被其他相对和缓的法案取代，例如将强制休耕变为允许耕种有助恢复地力的苜蓿等替代作物。对休耕地的补贴保留了下来。表7显示，新政时期农业劳动者收入回升较快，制造业和农林渔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从4.7倍缩小到3.5倍，说明上述政策是有效的。但早期过于激进的强硬政策很可能侵犯了一些农民的利益，应当反省。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从1935年以后第二阶段新政开始，政策重点逐步转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从长远意义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可能是新政的最大亮点，是使美国从传统的早期资本主义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折点。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案》规定，年满65岁退休的工薪劳动者可以得到10—85美元养老金（当时制造业的人均月工资约为100美元）。失业者可以得到失业保险金。社会保险金的来源，由工人和雇主各付相当于工资1%的保险费，另外2%由联邦政府拨付。该法案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欢迎，不过未能将医疗保险包括在内，是一个缺憾。
1934年，公共社会保险支出总额只有3.6亿美元，从1935年开始逐年上升，1938年达到8.5亿美元，1940年达到12.7亿美元；规模仍然显著小于公共救济支出（36亿美元），但增长速度更快，在逐渐代替后者。1940年，公共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对民间（非军事）劳动力的覆盖已达一半，失业保险覆盖率达到40%。到1950年，公共社会保险支出已是公共救济支出的两倍，两项保险的覆盖率都超过了60%（见表8）。
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给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在退休和失业后提供了社会保障，是维护社会公平和安定非常关键的制度建设，标志着美国政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罗斯福新政后第一位作为共和党人担任总统（1953—1961年）的艾森豪威尔曾说：“如果任何一个政党试图废除社会保障制度，废除劳动法和农业计划，你在我们的政治历史上就再也不会听到这个政党。当然，有一小撮人相信能这样做，他们的数量微不足道，而且很愚蠢。”（见维基百科“新政”词条）。
收入再分配。新政之前，美国已经实行了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新政期间继续强化了收入再分配力度。1935年的税制改革规定，对超过5万美元收入的个人征收超额累进所得税，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59%提高到75%（后又提到79%），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60%提高到70%。这种劫富济贫的政策利弊权衡如何？有没有影响投资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对效率和经济增长有没有不良影响？目前找不到更多数据进行分析，仍有待研究。不过新政前后，个人所得税征收额占GNP的比例仅从0.7%上升到1.0%，遗产和赠与税征收额占GNP之比从不足0.1%上升到0.4%，对收入流量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上述收入再分配政策，包括累进税率的提高，看来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人群，大萧条前（1929年）占全部收入的18.9%，新政前的1932年因经济萎缩下降到12.6%，新政后在经济回升的条件下，1941年继续降到9.9%。这期间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基尼系数下降了（普查局，第1卷，第224页，第302页；第2卷,第1122页，并参见表5）。
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是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由于市场自身并没有自动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功能，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冲突尖锐化的趋势很难避免。现代社会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遗产税等手段适度抑制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张，将这些税收更多用于对低收入居民的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是调节收入分配、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同时还要考虑到在新政早期，为了应对大萧条，为公共救济和社会保障筹资，新政在一定时期内提高所得税累进率是可以理解的。
但过高的边际税率也会带来负面效果，特别是会降低企业家扩大经营、进行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毕竟，只有蛋糕做大了，大家才能多分。如果因为分蛋糕的比例改变过当，影响了蛋糕继续做大，结果就会事与愿违。因此持续的超高税率是不利的。这是典型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在笔者看来，如果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累进税率持续和大幅度高于50%，不利影响可能会变得很大。当然，这还涉及个人所得税和相关的财产税以及各类税收的减免、抵扣等规定，需要综合考虑。更值得推荐的是适度累进，避免税率过高，但各种不同来源的收入公平纳税，不对某些特定收入（如财产收入）网开一面的税收政策。
3．罗斯福新政和危机应对思考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应当说,罗斯巴德认为没有政府干预，经济自身也能从危机中复苏，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以供过于求、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另一种是虚拟经济的危机，以泡沫破灭、造成金融和房地产业停摆，并对实体经济造成打击为主要特征。前一种情况，危机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使过剩产能退出生产，在破坏性的下降过程之后，市场会自发地重新建立供求平衡状态，使经济运行返回正常轨道。不过，这种情况调整过程缓慢，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和资源浪费，会给民生带来重大损害。
后一种情况，危机带来金融瘫痪、股市崩盘、房地产泡沫破灭，同时也会将实体经济拖入深渊。如果没有政府强力干预，金融体系也会缓慢复苏，股市和房市在经过重新估值后也会逐步恢复功能。当然需要的调整时间更长，带来的损失也必然巨大。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同时具备上述实体经济危机和虚拟经济泡沫破灭两种特征。
在政府参与其中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也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以必要的政府干预减轻经济震荡、加快必要的市场重组，促进市场功能的恢复，通过紧急救援减轻企业和居民的困难，弥补市场缺陷，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体系，以促进公平分配、民生改善、消费回升和经济结构再平衡，从而加快经济回升和发展。这基本上就是罗斯福新政的方式。实践证明，这一方式的效果是积极可持续的。
另一种情况是用大规模政府干预进行所谓“逆周期调节”，在市场下跌时以大幅度扩张信贷和货币供应、大规模政府投资等方式强力拉升短期增长率。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方式。但如果危机本身就来自过度刺激、信贷过度膨胀导致的投资过度、结构失衡，那么这种所谓的“逆周期调节”实际上是“顺周期”的，即仅仅暂时抬升了经济增长率，而代价是加重结构失衡，拖长危机时间，甚至可能把短期萧条变为长期停滞，因此其效果是不可持续且有害的。这种情况，还常常会伴随着其他方面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罗斯福新政期间，也曾出现过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但在对权力有制衡机制的制度框架下基本得到了纠正。新政同时推动了制度改革，即打破传统的既得利益框架，建立维护社会公平和全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一改革取得了成功，也开创了美国经济从传统资本主义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新时代。这一新的制度框架，既保证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又弥补了市场机制的不足，把原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早期资本主义法则，改变为在保证市场竞争、效率优先原则的同时，将社会公平作为另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目标，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各阶层共存、共享、共同发展。
新政取得的成就与罗斯福个人的卓越贡献分不开，但不能完全归结为他的个人功绩。它还得益于新政推行期间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积极探索、推动变革、试错和改进的尝试，也得益于权力相互制衡和公众能够对权力进行监督的制度设置。这些制度并不完善，但如果没有这些制度设置，如果行政不公开、不透明、没有社会监督、不可问责，不排除出现新政向权力过度集中的方向越滑越远乃至背离新政为大众谋福利之初衷的可能性。需要警醒的是，人无完人，人类进步不能依赖救世主，只有建立合理的、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制度，才能保障社会公众的最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