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生命力是在于继承、创新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腾飞的基础就在于理论创新。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因而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推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什么原因？这就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能“恰到好处”地总结全党的智慧，科学地提出了“以人为本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理论，它是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中国的一种新思路、新模式，又是中国改革实践中的一个深化、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继承中的一种发展。
因此，我将十六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思路、施政风格和施政作风简称为“十六大新政”。
（一）社会发展新思路、新模式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从百姓的角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思路、施政风格和施政作风常常让人感到由衷的振奋，而从我们做学问的人来看，社会发展新思路、新模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当然，这个社会发展新思路、新模式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的方面也很多，但是，它主要由以下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十六大新政”的“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本”，这是新思路、新模式之所以得到亿万群众认同、支持、赞成和拥护的基础；第二部分是实施新思路、新模式发展社会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和途径——“科学发展观”，它是“统帅”，是使“新政”得以顺利发展、立于“不败之地”的生命力；第三部分是新思路、新模式的目的：“社会和谐论”，它既是“十六大新政”实施的出发点，亦是它实施的必然结果。
依我之见，“以人为本”的思想是重申了共产党“立党建国”之根本，执政为的是民，立党为的是公，这是最大的政治，是政治中的政治；“科学发展观”是如何解决关于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的问题；“和谐社会论”不仅仅是实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之结果，也是关于怎样处理社会剧变过程中纷繁复杂的“生产关系”的原则和指导思想。所以，这个社会发展新思路、新模式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过去有没有这样的提法？或者有没有这样的重视？我看是没有过的，所以，赋予“创新”二字实在是名副其实，所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社会发展新思路、新模式中特别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这三个部分呢？
这是因为这三个部分实在太重要了，它不仅仅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一种提升。要知道，在这三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在是有着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实在是有着太多的话可说的。试想，如果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够一直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思路去走，我们的社会现在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可以少付多少不必要付的代价？！
看一看我们1949年以来的执政历程，在我们执政党队伍中的一些人“以人为本”的思想淡漠了，立党不是为公，不是为民，而是为己、为私，可以这么说，共产党内所出的问题大都起于对“以人为本”的淡薄；再回头看看，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三面红旗”，改革开放后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出现的新的“大跃进”，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盛行的“GDP万岁观”，就不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为此，我们的社会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的了；而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的“反右斗争”、“庐山会议”，60年代中期兴起、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当今社会正面临的、由诸多问题酿成的“矛盾凸显期”之“凸显”，因为它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忘掉了社会关系的“和谐”，所以，当今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处于严重失调状态，社会矛盾亦是相当“凸显”。
这个社会发展新思路、新模式不仅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非常紧密，相互依存而缺一不可。譬如，社会发展若没有一个“以人为本”为基础，那么它的发展必然是脱离人民的发展，是人民的利益必然会受损的发展，最终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若社会发展是盲目的、不协调的、不能持续的发展，有的甚至是危害环境、危害子孙的，那么，阶层与阶层之间就和谐不了，人与人之间就和谐不了，社会与自然之间也就和谐不了，现在谁都承认了这一个事实：如今社会矛盾之所以那么“凸显”，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那种不怎么太重视科学发展的结果啊！
所以，“以人为本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新思路、新模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观”与“论”，它实质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引的改革开放路线在新世纪的一种深化和发展，是一种新的“改革观”、“改革论”。所以说，“以人为本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还真是具有“革命意义”上的“发展观”，还真是具有“变革意义”上的“和谐论”。
所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个新思路、新模式对广大领导干部来讲，可以说是一场执政理念的革命，是一场执政思想的革命，是一场执政行为的革命。可以断言，如果我们的社会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这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那么，就其意义、作用、贡献来说，一点儿都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革。
（二）这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的落实并不是很容易的
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双手赞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是衷心拥护这个新思路、新模式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是全新的体系，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思想，是着眼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所以，现在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怎样才能落实这一全新的改革观？怎样从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中得到更多的、更大的实际利益？怎样“转化”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行为之中？这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来说，如何积极、主动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所以，要让这个新思路、新模式的执政理念尽快变成各级领导的执政行为，也就特别的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困难。
这样税是不是悲观了一点？
非也。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对我们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一种“认识”，从历史来讲，任何社会、任何朝代的一种“新政”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从现实来讲，根据我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四个难点。
第一个难点：多年来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已经很习惯于“依靠权力来发展”，而不怎么太习惯于“用科学来发展”，一些领导还是习惯于用“政治思维”、“政治领导”的模式去管理社会，动不动就用“政治运动”或用“不是运动的运动”的方式去求“发展”，所以发展往往是“一窝风”，往往是赶挤一条“独木桥”，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脱离本地、本部门实际。的确是这样，“依靠权力来发展”是多么地简单、方便，“效率”亦是高得多，“第一把手”的一个指令下去，你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发展基本上是围着某些“领导意志”的指挥棒转……想一想我们发展的历史，计划经济时代就不用说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农村圈地运动”、“国营中小企业的改制运动”、“城市拆迁运动”等等，都浓浓地烙上了“依靠权力来发展”的痕迹……所以，这个“用权力来发展”在我们的官场是很有“传统”、很有“势力”的，甚至带有某种“根深蒂固的惯性”的，要让广大领导一下子从“依靠权力来发展”转变成“用科学来发展”，没有一个“较长的痛苦过程”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第二个难点：多年来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已经很习惯于“粗旷式发展”的模式了，他们信仰的、执行的就是“GDP万岁”。是啊，“粗旷式发展”对我们的一些急功近利的领导来说，太容易“立竿见影”的了，只要将“GDP”搞上去，什么资源不资源的，什么能耗不能耗的，什么污染不污染的，什么要考虑子孙利益不利益的，都是统统不会予以考虑的，只要我地方上的“GDP”搞了上去，我的“政绩”出来了，我就有“发言权”、“话语权”的了，说话可以“气壮山河”，我也可以成为“重量级议员”了，也不会在他人面前“低人一等”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自己的仕途亦有“保证”的了。然而，对那个“用科学来发展”呢？事情就要麻烦得多了，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子孙后代问题等等，都会像“镣铐”似地捆绑住手脚，动弹不得，所以若是要让众多的领导进行“自愿选择” ”的话，更多的领导是会情不自禁地选择“粗旷式发展”的，对他们来说，这个全新的发展思路、模式的改变的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个难点：多年来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已经很习惯于“领导听话的人才”，而很不习惯那些“不听话的、有自己主见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才”。的确，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深入人心了，人们亦越来越认识到人才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必须要看到的是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官本位”思想很是严重的社会，人才的衡量、评价、使用往往因此而被打上一个严重的折扣，譬如，与地方领导的发展思想保持一致的人才才能算是人才，能坚决按照领导思想办事的人才才算是人才，至于那些有自己创造性思想的、能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领导发展问题的人才就不怎么算是人才，有的甚至被长期打入“冷宫”，正因为人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没有发现、使用真正的人才，才使一些地区的发展“走火入魔”，才使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凸显。也正因为这一点，五中全会用了整整一段来论述来论证用了整整一段来论述来论证了“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在这个问题我们有不少领导真还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第四个难点：因为在“利益至上”、“利益绝对化”占有很大市场的社会氛围下，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有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利益集团”已经抢占了“利益的制高点”，社会的发展已经有点儿偏离了“科学的轨道”，社会在一些方面已经很不和谐了，要想让它立即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一些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不能将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以官位为本”，热衷于搞一些与自己官位升迁捆绑在一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如果还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山高皇帝远，不服天朝管”的心态漠视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呼声，甚至用权力“剥夺”群众的正当利益，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
正因为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出现的是口头上的“以人为本”，是口头上的 “科学发展观”，是口头上的“和谐社会论”，而不是实际行动上的“以人为本”，实际行动上的“科学发展观”和实际行动上的“和谐社会论”。
总之，贯彻、实施执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个新思路、新模式不仅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肯定是不会一帆风顺的。
（三）怎样才能实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个发展新思路、新模式？
当前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中间梗阻”现象，中央的有些政令就是出不了中南海，一到地方就要打折扣，与中央保持一致只是一些地方领导的“口头上的政治行为”，与“现实的具体执政行为”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所以，“地方保护主义”的势力抬头了，在一些地方为实现“独立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独立要求”抬头了，一些地方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出现“诸侯经济”、“条块经济”）的做法抬头了，敢于对中央精神“层层截留”，敢于对中央政策“曲解规则”，敢于对中央文件下达所谓“补充文件”，敢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改头换面”……所以，为了实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个新思路、新模式，我认为，在社会发生急剧转型的今天，最为重要的如何强化中央的权威，一定要记住邓小平同志以下这两段话：“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所以，这个问题要当大问题来抓；一定要改变过去我们社会在强化中央权威问题上“重思想”和“轻经济”的倾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今社会，作为强化中央权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必须狠抓经济领域中的“离经叛道”现象，解决中央政令不通畅的“贯彻危机”。这是我所要说的怎样才能实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个新思路、新模式的第一要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这段话讲得非常深刻，非常重要，非常符合实际，因而非常得人心。为什么？因为当务之急就是要高举“维护社会公平”的大旗，这个问题不解决，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就是空的。为什么？因为如今的突出矛盾就是在一些地方，“公平和公正”被抛弃了，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广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被严重侵害，相当部分的“改革的利益”流向了富豪层、贪官污吏的口袋里去了，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就是“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据一些专家的研究，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信息，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报告还指出：在我国农民收入增加6.8%的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还在增大！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总之，“维护社会公平”这面大旗能不能高举，的确是关系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个发展新思路、新模式能不能顺利实施的大问题。这是我所要说的怎样才能实施这个新思路、新模式的第二要点。
近两年在我们的媒体上频频呼唤“绿色GDP”，而且这个呼声越快越大，越来越多、强烈，这其中反映了什么问题？与我们的“新政”有什么关系？我认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一些地方的发展忘掉了“以人为本”，它们的发展是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的。他们信仰的是“GDP万岁”的发展观说加快发展，就只考虑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的利益，不识大局，不顾整体，草率决策，重复建设，不切实际地贪大求洋、盲目攀比，GDP的数字倒是上去了，但水分不知有多少……有的地区为了一个好听的GDP增长，不惜把已被发达国家、发达地区淘汰的高污染企业引进来，于是，很多江河成了臭气熏天、地地道道的“红河”、“黑河”、“乌江”、“浑江”。譬如，以绵延近１５０公里淮河来说，老百姓需要的是干净的水、能喝的水、喝了不会生病的水，然而现实呢？它却变成了一条黑黄腥臭的水、能毒死鱼虾的水、谁都不敢喝的水、在其流经地区出现了一座座癌症村落的水……守着江河却不能喝江河的水，绝不是个别现象。更可怕的是，作为严重污染直接后果的“癌症村”频频出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1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指出：2001年度，七大江河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一半以上的监测断面属于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城市及其附近河段污染严重；滇池、太湖和巢湖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东海和渤海近岸海域污染较重；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范围较广；多数城市受到轻度噪声污染；全国耕地比上年净减少61.73万公顷；水土流失总面积356万平方公里；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原面积已达13500万公顷，西北地区沙漠逐渐扩展，荒漠化日益严重，沙尘暴频繁发生……你想，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那里的百姓生活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吗？总之，发展必然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它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彻底转变“GDP万岁”的发展观，这是我所要说的怎样才能实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个新思路、新模式的第三要点。
多年来我一直研究着社会转型期的腐败问题，据我的体会，反腐败一直是“十六大新政”的着力点，进入新世纪在“十六大新政”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反腐败的模式，《党内监督条例》和《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就是将一个反腐败向持续、有序、健康、深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有人曾问我：“你说一说现在‘十六大新政’那么得人心，为什么还是很难贯彻下去？”我想，除了我本文所说的那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阻力，就是经过多年的“腐败的原始积累”，尤其是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圈地运动的腐败”、“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开发区运动中的腐败”、“金融领域中的腐败”、“房地产领域中的腐败”、“股市领域中的腐败”等“原始腐败”的“积累”，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腐败势力已经抢占了社会利益的最高点，已经形成了“气候”，已经形成了以腐败利益为纽带的“地方性腐败利益共同体”、“部门性腐败利益共同体”，它们已经有“一定的力量”、“一定的势力”来与“十六大新政”进行“抗衡”，想想也是这样，“十六大新政”为的是民，为的是公，要将利益的天平向广大群众倾斜，要让改革的成果让全体侨民享受，要让腐败分子“获利还吐”，要将腐败分子送上法律的审判台……所有这些都是“腐败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不愿看到的，怎么办？只有一条：对“十六大新政”拼死阻挠、拼命反抗，这也是当前反腐败斗争为什么那么艰难的重要原因，所以，按照中纪委一系列文件的精神，保持目前加大反腐败力度的气势，狠狠打击腐败分子及其腐败势力，这是我所要说的怎样才能实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个新思路、新模式的第四要点。（中国社会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