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以后逐步出现的结构失衡，有两个主要的推手。尤其在2008年实行财政货币大规模双宽松政策期间乃至其后，这两个推手的作用迅速扩大，促使结构失衡问题急剧恶化。一是货币持续宽松，刺激了过度投资，也助推了房价飞速上涨。二是政府投资大规模扩张。
产能严重过剩等结构失衡问题并不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是由市场自发导致的。相反，它是过度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和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市场的结果。
一些部门政策、地方政策屡屡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运行和企业经营，尤其使许多民营企业受到直接冲击，造成民营企业心惊胆战、顾虑重重的局面。此外，由于地方政府继续对国有企业采取保护措施，一些经营严重不善、持续亏损的国有企业继续受到保护，其中不乏已对经济形成拖累的僵尸企业，不仅不退出，反而继续占有大量信贷资源和享受各种优惠政策，这实际上对效率更高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和挤出效应。
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的出路，关键在于回归稳健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撤除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投资行为，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结构改革需要从治标走向治本。核心要素需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推动体制改革，对与市场机制正常发挥有冲突的方方面面体制进行改革，对与市场化改革基本方向不一致的各项政策进行认真清理，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营商环境。
第二，在适当时机进行宪法修订，可考虑将宪法第六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基础。国家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存、平等竞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将第七条的“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修订为“国有经济是弥补国民经济短板的重要力量”。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资源配置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主要承担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维护法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以及在其他市场失灵的领域承担主要责任。制定有时限的目标，推进城镇常住人口全面市民化，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发展养老托幼服务业，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从保经济增长、保短期的短期目标回归到保障宏观经济长期稳定的基本职责。货币政策应从长期宽松转向坚持长期中性。宏观债务杠杆率必须逐年下降。财政政策应回归基本稳健。必要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重心应从扩大政府投资转向改善民生，救济失业，弥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缺失，加快建立广泛覆盖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体系。
第五，改革土地制度，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形成竞争性的土地市场。放开农村居民闲置宅基地使用权进入市场交易。
第六，取消各种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措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
第七，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保持与市场经济国家的良好国家关系和正常经济贸易投资往来，遵守公认的国际规则和市场规范。（来源：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2023中国改革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