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纳西土司木增（木生白）是明代著名土司，生性刚猛儒雅兼具，“有事则戎马行间，无事则诗书礼乐”。木增身在边地，心怀国家，曾上书进言，向朝廷提出十条建议，被视为耿直忠臣。他一生忠于明朝，报效国家，始终以“明国忠臣”自勉。他功勋赫赫，荣衔甚多。而在明朝覆灭之际，木增在雪山悄然遁世,应是以身殉明。

关键词：木增；土司；纳西族；明末

受命于危难之际

明朝万历十五年八月十五（1587年9月19日），丽江大研古城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家里，诞生了一名婴儿，他就是木增。木增出生之日是明代晚期风云变幻、世事多变的时期，他怀着一腔壮志和报效国家的激情与夙愿，夙兴夜寐，披肝沥胆，对滇川藏交接地区有过杰出的贡献，成为了纳西族历史上一位文武双全的杰出土司、中国西南土司史上一位传奇的人杰、明朝一位精忠报国的忠臣，但也难逃英雄末路、暮年悲歌、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成为明朝边地的一个末世英雄，演绎了悲欣交加的一生。

木增出生后，按照纳西人传统的父子连名制习俗，因其父木青的纳西名是阿胜阿宅，他的纳西名为阿宅阿寺。按汉文化习俗，当时人的名字还有字与号，木增号华岳，又号生白。木姓为赐姓。

经历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传了22代、统治纳西族地区长达470年的木氏土司信仰东巴教。东巴经《媒歌》中的一段话曾被编纂《木氏宦谱》的土司木公用汉文写在这本家谱的前面，而且还把东巴经《崇般图》 (《创世纪》)所记述的英雄崇仁利恩认同为木氏土司的第7代远祖，延续了神话远祖谱系的父子连名制习俗。

明朝洪武年间十五年（1383），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征讨云南。明朝军队攻克了大理后，丽江纳西首领阿甲阿德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率众归附明朝，朱元璋嘉奖他的功劳，“钦赐木姓”（《皇明恩纶录》，载木光编著：《木府风云录》，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根据《皇明恩纶录》的记载，木增9岁时，他半生戎马的祖父木旺（阿都阿胜）在平息叛乱的战争中战死（“志存乎靖乱，遂身毙于临戎”），年仅45岁。父亲木青（阿胜阿宅）继承了祖父的知府一职，但在1597年就去世了，仅仅活了29岁。

关于木增的父亲木青，西方纳西学学者洛克（Rock.J.F）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这样记述：

木青字长生，号桥岳。木青熟读中国六经，长于书法，他的字刚劲有力，如苍松古鹤，因此他又有一个别号叫松鹤。他一上任，就捐了大量军饷。由于他的人生观十分消极，导致他抛弃一切，飘然云游，一去不复返，只有其精灵长存人间。

洛克对这段话有个如下的注释：

传说他去玉龙雪山上一座叫做“和尚义古”的山峰，那是一个岩屑碎石覆盖的石灰石悬崖。从此就没有回来，显然他在那里自杀了。纳西人到雪山上自杀的事很普遍，尤其是恋爱的男女。纳西族称这种殉情叫“游无”。

但这件事情在《木氏宦谱》里没有记载。而清乾隆《丽江府志》记载木青生病后，家里虽竭力医治，但还是去世了。

木氏土司后人看法不同，据木氏土司直系后裔木光先生撰文称，木青是在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六月，在顺宁大侯州平乱中受了箭伤，因伤势过重，回到家祭天后，于同年十月十五去世，年仅29岁。（木光编：《木府风云录》，第196页）木增是木青的独生子，父亲去世时，他年仅9岁。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他11岁时，朝廷批准他继承父亲的丽江知府职位。根据蔡毅中撰《云南木大夫生白忠孝纪》所记，父亲去世，木增非常哀痛，“号天泣血，水浆不入口者三日”。爱国忠君和孝悌敬祖是木氏土司的家风，对父母的孝敬常有记载，《木氏六公传》中记，木公（《木氏宦谱》所记第14代木氏祖先，纳西名阿秋阿公）“君所自砥砺，惟忠孝修持”。木高，父病“割股吁天；及承讳，哀毁有加”。木东，“父寝疾，君经月不解衣带，……比居丧；鸡骨菜色，几于灭性。”这些孝悌的德行也常在皇帝颁发给木氏土司的诰命中提到。（余海波、余嘉华：《木氏土司与丽江》，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根据《木氏宦谱》的记载，在这一年，左所（今属四川）区域一个叫阿丈喇毛的头人乘木氏土司家连续遭遇两任土司去世的危难之机，率众前来进犯，木府里人心惶惶。在这个危急时刻，木增临危不乱，召集木府的家人和下属，以祖宗所传规矩和朝廷法度等鼓励大家，言辞从容镇定，大家都深受鼓舞。于是下属官兵士气昂扬地出击。年幼的木增在他母亲罗氏夫人的帮助下，率领将士奋勇抗敌，击溃了阿丈喇毛率领的敌军。

明代名士蔡毅中撰写的《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中也记载，木增9岁丧父，即承担起了土司重任。少年土司在位时，有数千敌方骑兵来侵扰丽江村寨，“凶焰甚炽”。木增按剑而立，说，我要先把这些匪众灭了再吃饭，他的母亲因儿子尚年少，为之担忧，怕他在战中有闪失，劝他不要出战，木增说：“母亲，儿已经继承了知府之位，已经有守护疆土的责任了。木家世代以威武守卫边疆，现在这些盗匪欺负我年幼，乘机进犯，我心中蔑视这些盗匪。”木增随即召集兵马，激励将士，士气高昂，争先奋勇杀敌。木增亲自上阵击鼓指挥，“冒矢石以进”，击败了来犯之敌。从第二年起，木增连续起兵征战，不断扩大木氏土司的势力范围。文中记载他“威名远播，有战必胜”。说朝廷没有滇西北边地战事之忧，主要就是木增镇守边关的功劳。编撰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丽江府志略》对木增有这样的记录：

木增，阿德（木得）八世孙，万历间，袭丽江土知府，值北胜州构乱，以兵擒首逆高兰。时三殿鼎建，输金助工，兼陈十事，下部议可，朝廷喜其忠诚，特加参政秩。增又好读书传，极群籍，家有万卷楼。（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印：《乾隆·丽江府志略》，第171页）

木增是明朝忠臣，他的一些著作中有褒明贬清的言论，所以这些书籍曾在雍正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但清代的地方志书还是对他有比较公允的评价。

木增是第13代木氏土司，学术界认为从木公到木增六代（1494-1646），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鼎盛时期，木氏土司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到木增时，其势力已经扩展到今四川、西藏边境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丽江“产矿独盛，富冠诸郡”。到木增任知府的时期，木氏土司的实力和影响力都已经是空前强大。

以明国忠臣自勉守土护国

木增生性刚猛儒雅兼具，善打仗，善骑射，好诗书，是个儒将，“有事则戎马行间，无事则诗书礼乐”。笔者2016年去拉萨大昭寺考察该寺收藏的木增主持刊印的大藏经《甘珠尔》，看到这套闻名遐迩的雕版刻印《大藏经》的引言上，盖着一颗大印，上面镌刻着“明国忠臣”4个字，这是明代木氏土司的座右铭，木氏土司一直以此自勉自励，尽心尽责，精忠报国。土司木公曾作《建木氏勋祠记》，从中可以看出木氏土司把尊崇祖先和效忠皇室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并代代相传：

自汉、唐、宋、元、迄今明朝，其间为诏、为公、为侯、为节度使、为宣慰使司、为察罕章、为宣抚司、为参政、为知府，皆出自国家优典。而先代建功立业之显，官世授，禄世享，政世出，谱世系，土地人民世有，得之祖宗而延及子孙者，非无本也……后之子孙，念祖宗之艰，述我所为善，内不可耽于酒色，外不可荒于犬马，惟立身修己，克恭克敬，勿亵尔神，勿怠尔心；学书学礼，忠君至恳，孝亲至勤，爱民至专，祀神至诚，训子至要。此五者，蓄诸内而行诸外，垂诸子孙，庶几永久无替。……尤念我祖太父本安，读书史，立宗子，不娶妾媵，家法愈浓愈备，木氏之盛，未有加于此者。凡我子孙，受朝廷世袭美官，拓边守城，不可有动挠患，以遗天子忧。遵祖宗世传之训，不可紊淆变乱，以败坏木氏家箴。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我子孙亦有庆哉。（《滇南文略》卷 37，转引自余海波、余嘉华：《木氏土司与丽江》，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木增恪守祖训，敬天法祖，忠君爱国。只要朝廷调遣，就义无反顾地倾力出兵征战或积极贡献粮饷，把奉调征战视为臣子之责，积极为国效力。木增多次奉朝廷之命参与平息叛乱的战争，比如曾在崇祯元年（1628）奉朝廷之命到云龙县（今属云南）平息叛乱。在木增任知府时期，木氏土司在滇川藏地区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所辖区域东北至四川省的木里、九龙一带，北及四川省巴塘、理塘和西藏的昌都，西抵缅甸恩梅开江一带。

一直延续到木增时代的各代木氏土司与康巴地区头人的战争，有其历史背景。明朝对藏地的政治策略是明代木氏土司与藏地的政治关系形成的重要背景。明朝统治者对藏区的基本政治策略之一是分封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实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促进了中原与藏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与藏区的关系得以改善。当时蒙古势力虽已经北退到了蒙古草原，但北元不断南下，威胁到明廷的统治，“备虏”成为明廷面临的最大军事问题。为此，明朝在北边屯驻大量兵力，导致难在川康滇交界地带和藏区纵深地带驻扎大量军队，而只能派一些兵力驻守在安多、康区的藏汉交界地区。《明实录》的记载表明，一旦康区发生争端，当地驻军兵力不足，要从河西等地区调兵增援。明朝统治者一直担忧蒙古人与藏人联手，所以一方面效仿汉朝“严羌胡之防”之谋略，屯重兵于安多北部。（伊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 170页）一方面，明朝采取过去朝廷经常实施的政治手段，即“以藩治藩”“以夷治夷”。明王朝曾对川西藏族地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指示：“以蛮攻蛮，诚治边之善道。”对朵甘都司“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并以“西陲宴然，终明之世无番寇之患”为目的。（《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司》卷321，转引自《纳西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97页）滇西北与藏区毗邻，明廷认为是重要的边关要塞。纳西族聚居的丽江、永宁等地更是被视为“可以筹云南”的重要区域。明廷非常重视有较强的军事实力的纳西族木氏土司，视其为控制、牵制今迪庆等滇川康区部分地区藏族头人势力的重要力量。

明代万历《云南通志》卷16《分制吐蕃》中记：“吐蕃在云南铁桥之北，一名古宗，一名西蕃，一名细腰蕃。在唐常寇云南，南诏不能胜，让之为兄，乃得粗安。后剑南节度提南诏兵捣其巢穴，斩首数十万，永断铁桥。吐蕃自是不复为云南患。我高皇帝既平云南，遂裂吐蕃为二十三支，分属郡邑，以土官辖之，丽江府控制古宗，永宁府、北胜、蒗渠等州控制诸蕃，今蕃人皆效顺，惟我所麾矣。”（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5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24 页）《明实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我朝始率众归附，太祖高皇帝令木氏世知府事，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国家自有云南以来，免受西戎之患者，皆该府藩蔽之力也。”（《神宗实录》卷383，转引自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从刊》第 4 卷）

木氏土司受上述原因影响，加之欲扩大统治领域和势力范围等多种目的，纳、藏两族之间的战事也比较多，滇康地区的德钦、维西、盐井、芒康、巴塘、理塘、木里等地区，都受到木氏土司的势力影响，因此也促成了两族经济文化交流和战争交织的复杂局面。

《木氏宦谱》以及其他史书均记载木增非常善于用兵，多次在战事中取得胜利，并能善待俘虏和投降的敌军，使敌军数千人归顺，并“散其党”，使丽江及其周围地区的民众能休养生息。（[明]蔡毅中：《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5卷，第 560-563 页）

木增在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继承土司的职位，根据《木氏宦谱》，木增是丽江木氏第13代土司。由于军功卓著，木增多次获得朝廷褒奖，并敕建“忠义坊”，“以风励诸省土司”。以下是他受封的详情：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授封中宪大夫；明天启二年（1622），升任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授中议大夫褒以“荩忠”；明崇祯四年（1631）升为广西布政使司右布政；崇祯十三年（1640）升任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着于省城建坊，以风励诸土司”；明崇祯十七年（1644），晋升为太仆寺卿，准建“位列九卿”四字坊。

笔者1999年11月曾在当时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大具乡（今属玉龙县）一个采石场考察过一块上面镌刻着“万历四三”4个字的石头，此摩崖石高约1米、宽约3米。乾隆年间撰修的《丽江府志略》中记载曰：“忠义坊，在土通判署右，高数丈，栋梁斗拱，通体皆石，坚致精工，无与敌者。明万历间，土知府木增奉敕建。”正与摩崖上所刻的“万历四三”（1615）相呼应。这个地方应该是木氏土司建石牌坊时的采石场。（杨福泉：《明代丽江大具摩崖调查》，载杨福泉《纳西民族志田野调查实录》，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年，第 8-9 页）

根据《木氏宦谱》的记载，木增的正妻叫阿室于，是滇南宁州（今云南华宁县宁州镇）知州禄华浩的女儿，官名禄氏藩，诰封为夫人。徐霞客写木增四子，皆“威仪动荡，语言清晰可辨”。木增的大儿子木懿（阿寺阿春）后来承袭了他的丽江知府职位。洛克在其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说，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贤惠的阿室辉，生长子阿春，承袭父职。他的第三个妻子是有德的阿室哥，或称阿室荣，生阿先、阿宝、阿仁三子。（［美］约瑟夫·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刘宗岳等译，杨福泉、刘达成审校，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 第 76 页）说法略有差异。

木增才继位，朝廷在东北一线与女真建州的军事对抗就白热化，战事吃紧。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木增遵照母亲临终时的嘱咐在边地筹集资金。木增在呈给朝廷的《辽左发难捐资助饷疏》中慷慨陈词，说木氏“世受国恩”，本应亲自率领军队助战，“以彰国威，以快臣心”，但因“臣所守疆场，为四面受敌之区，西番北虏，出没无时”，于是捐助军饷，为国家尽心尽力，“先是臣母太恭人罗氏，临终嘱臣：将母所遗妆奁衣饰，并多年积聚，约六千余两，再凑三千八百六十八两，共得一万两，解充辽饷，自备脚费，不敢烦劳驿堡。”反映了边地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以国家为重、深明大义的情操和爱国情怀。木增的义举得到了朝廷的嘉奖，“木增忠顺可嘉！”明天启七年（1627），圣旨嘉奖曰：“罗氏抚夷训孤，有裨风化，准建坊表扬节烈。”（《皇明恩纶录》）

木增在国家有边患之际，曾作诗抒写他心系国家安危、倾情效力的情怀：

闻辽有警

羽檄传辽左，九重东顾劳。

陈兵皆虎旅，克敌本龙韬。

塞月寒笳鼓，征云湿战袍。

铙歌朱鹭曲，应满圣明朝。

从木增另一首《宁西大捷漫赋》中，也可以看出他关心国家安危、积极参与朝廷平乱之壮举：

整旅堂堂锋镝场，貔貅奕奕武威扬。

佩刀掣鞘冲星斗，羽纛安营慑虎狼。

沙漠风声秋跃马，金江月朗夜归航。

微勋开拓凭廊庙，暇裔从今载职方。

“宁西大捷”是滇中平定边乱的一次军事行动，丽江木氏土司奉调参战。这次参战获得了朝廷的嘉奖。木增谦恭地写道，战争的胜利是凭借了朝廷的威望和决策正确，而更可喜的是，从此那一方的边地边民，将载入国家版图，不再是“化外之民”了。（译文主要依据李世宗先生著：《读诗随笔——丽江诗选读》，有些地方根据笔者的理解做了修改）木增此诗反映了木氏土司一以贯之的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木增也积极参与朝廷的平乱之举，北胜州（今永胜县）舍人高兰谋夺州官职，木增奉命缉捕，俘获元凶。就在这一年，木增又捐助银子1200两给朝廷买战马，皇帝钦赐“忠义”。崇祯元年（1628），木增派人捕获了云龙州13个叛逆之徒。

木增的祖先木高（木公之子，纳西名阿公阿目），曾得到敕赐的“乔木世家”四字，他在嘉靖十三年（1534）写过一首诗：

木氏渊源越汉来，先王百代祖为魁。

金江不断流千古，雪岳尊宗接上台。

官拜五朝扶圣主，世居三甸守规恢。

扫苔梵墨分明见，七岁能文非等才。

诗中写的“官拜五朝扶圣主，世居三甸守规恢”，反映出木氏土司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历代木氏土司忠君爱国，忠心耿耿报效朝廷和国家，拓边守域，按期朝贡、朝贺、交纳赋税，捐赠银钱。国家有事出兵出征，木氏土司积极捐银助饷，派兵出征。到木增任上，更是勤勉事主，为国分忧，《皇明恩纶录》记载木增“世守臣节，恪守官常”，“琅琅大义，始终不渝”。（余海波、余嘉华：《木氏土司与丽江》，第 69-70 页）

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国家认同与王朝认同基本上是重合的，王朝便是“国家”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化。木氏土司在元、明、清三代都始终保持了忠君报国、护土保疆、勤政爱民的家风，忠于朝廷实际上也就是忠于国家。

木增也受到了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他敬天崇祖，重视礼制，推崇忠孝节义。木增退位后隐居在芝山，但依然关心国家大事。他捐资建寺、刊印佛经，做善事积功德。他崇儒重教，曾捐资在鹤庆建文庙学宫。释道儒和纳西本土的多元化思想与信仰，都反映在他的诗文作品中。

木增身在边陲，但极为关注国家的安危，常常“读邸报”，以时事赋诗：如“黄河清”，他高兴；“闻辽有警”，他忧虑；“宁西大捷”，他欢喜；朝廷“释刘直臣”，他致贺。他的心情随朝廷的安危而起伏，如他在诗中写：

王师经岁遏胡尘，每读邮书为蹙频。

万里遐荒输夙悃，九重浩荡沛新纶。

疏庸忝负封疆寄，报称还期戎狄宾。

树绩鹰扬经略在，须臾饮至慰枫宸。

（余嘉华：《古滇文化思辨录》，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45 页）

从诗中可以读出作者在战争烽烟中心系国家安危，愁眉紧锁，表达自己的忠诚之心、对朝廷的系念，热望早日克敌获胜的殷殷之情。

木增生活在明末，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明朝政治腐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关外清军的侵扰带来连年的战争。木增在诗中流露出他深深的忧国之情。

他期待朝廷军队御敌得胜，护国安民：“主忧臣与辱，师众饷尤多。”“狼烟旦夕扫，泉石保天和。”他不仅捐赠大量银钱给朝廷做军饷，而且还抱着忧国忧民的臣子忠心上疏进言，提了十条建议：敬天，遵守先祖法度；爱身修德，去声色犬马之事；爱民减役薄税；多用贤能之士，广开言路，多听忠言；详察博访，辨别邪正，明辨是非；重诚信，守信用，赏罚分明；平定辽东边患；重视孔子之学（圣学）。相传当时皇帝和大臣很赞赏他的这些建议，“谓其言简而切，旨近而远”（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5卷，第561-562页）。

值得注意的是，木增这次向皇帝上疏的十条建议中，首先提出的是“敬天法祖”。这条建议既反映了木增认为，无论是为君为臣为民，都应敬畏天地自然的思想，也反映了纳西人历来以祭天祭祖为最为神圣之事的传统，纳西人自我认同的就是“纳西是祭天的人”，祭天是东巴教最神圣和盛大的祭祀仪式，而祭天仪式所祭祀的，既是天和地，也是本民族的创世祖先。纳西人把礼敬高天大地和祖先这两者视为最重要的大事，并且把这两者融合在纳西人的“蒙本”（mee biuq，祭天）仪式中。从徐霞客的游记中也可看到明代纳西人的习俗中，祭天是很重大的仪式：“其俗新正祭天之礼，自元旦至元宵后二十日，数举方止。”

从下面一首诗中，也可读出他精忠报国的夙愿：

象岭东南镇域中，湖波晓映太阳红。

重阴积暗曦光破，幽谷穷岩暖气融。

一片葵新常拱向，多时曝背欲输忠。

扶天赤手国图远，日下丝纶眷命隆。

木增所做的利国利民的事很多，当时的人曾这样评论他：

崇儒重道，倡义弘济，未可更仆以数，如建尊经于鹤庠，建大石桥于禄丰，建悉檀寺于鸡山，凡有利益众生者，无不极力为之。后人评曰：“木土司生白，布施宏大。古庭诸语录，版刻嘉兴。《鸡山志》木增捐资数万。”（[明]蔡毅中：《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载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 第5卷，第 560-563 页）

末世悲音，悄然遁世

木增虽然开创了木氏土司统治的鼎盛时期，但他一生倾心于道教佛教,不留恋官位，不眷恋世间名利，逐渐有归隐山林的念头。《明实录》中有记载：

天启二年（1622）八月己卯……云南丽江土知府木增御虏致疾，告替入山。追加本省布政使司左参政职衔致仕，以劝忠义。

从这条记载看，木增还因为频繁领兵打仗而操劳致病，这可能也是他退隐的原因之一。《明史·云南土司传》中记载：“天启二年，增（木增）以病告，加授左参政致仕。五年，特给增诰命，以旌其忠。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龚荫在《明史云南土司传笺证》中说：“‘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这是赞许土知府木增。”《道光云南志钞》记载：“（木）增延纳儒流，所著为一时名士称赞。”《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木）增善武略，且好文雅。”（龚荫：《明史云南土司传笺证》，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125-126 页）

明天启四年（1624），木增38岁，退隐之心逐渐坚定，向朝廷连上五疏，请求辞去自己的职务，让儿子木懿继承丽江知府一职，自己隐居在丽江玉龙雪山西脉的芝山解脱林。他隐居林泉，似乎不问世事，但作为明朝倚重的边地名臣，以“明国忠臣”自勉自励的木增，不会闭眼不问国家大事，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一片心怀社稷、忧国忧民的情怀。

简要看一下晚明的形势。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去世，年仅9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在名臣张居正的辅佐下，大力整顿朝纲，进行体制改革，曾有过史称的“万历中兴”。张居正死后，明神宗在初期还过问朝政，但他在位期间发生了东林党争等重大事件，对外则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于是万历一朝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在东北，辽东总兵李成梁深受明神宗信任，但他多次谎报军情，骗取军功封赏，造成明末边患严重，并最终导致清朝入主中国。因此《明史》曾记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1620年，明神宗去世，其长子朱常洛登基，即明光宗，仅在位一个月，又因服用了李可灼的红丸而猝死。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继位，改元天启。明天启七年（1627），明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1611年2月-1644年4月）继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

崇祯继位后励精图治，锐意铲除阉党，改革朝政，但明大势已去，明廷局势危急。崇祯对木增有君臣相知之缘，比如崇祯十三年（1640）升为四川布政司左布政；1644年，崇祯皇帝还封木增为太仆寺正卿，是正三品官。崇祯皇帝的惨死和明朝的亡国，给“明国忠臣”木增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于是隔崇祯自缢殉国仅仅两年后，即1646年，木增也溘然辞世了。民间传说他是在玉龙雪山的“仙迹崖”骑一只红色的老虎遁世。但可以想象得出，一生效忠明朝、倾力辅佐明廷的木增，听到崇祯自缢、北京陷落的消息后，内心一定悲伤欲绝、痛不欲生。玉龙雪山骑虎归去的民间传说中，说木增在解脱林隐居后，常常到雪山深处漫游，有一次他走入雪山深处，就再也没有回来，民间有木增已经骑红虎成仙的传说。另外一则传说讲他骑虎遁世时，留下一句话：“等到狮子露骨，象山无毛时，我再回来！”每当玉龙雪山在阳光云霓的作用下闪烁出莹莹绿光时，人们会说这是成了雪山之神的木增在笑。

老一辈纳西女作家赵银棠先生也曾讲过关于木增归宿的一个故事，有个相术先生在木增年少时为他看相，说你有贵人之相，但是命定死后不能得到棺木。木增不想看到相术先生的话应验，所以在自己常常居住的地方，自备了100具棺材。实际上清朝雍正元年（1723）改土归流前，纳西人实行火葬，所以准备100口棺材的事应该是虚构的民间传说。

此外，据《木氏宦谱》所记载的木氏土司第六世祖“阿烈阿甲”条中有这样的记载：“以上二十一代茔窠侔在玉龙山中，冬夏以俗祀之无缺，以后七代，加以庙祭之不辍。”（《木氏宦谱》，第 13 页）由此可知，木氏土司是把包括第六世祖阿烈阿甲在内的21代祖先火化后的遗骨存放在玉龙雪山中。这应该是木增最终在玉龙雪山悄然遁世的原因，他要和祖先们的灵魂相聚相守在这座纳西人的神山上。

木增于明隆武二年八月初一日（1646年9月9日）（南明隆武二年也即清顺治三年，即 1646 年）去世，享年59岁。木增在明王朝亡国后两年即以相传不知所终的方式离世，民间留下种种他骑虎成仙的传说，这是否是殉国的一种曲折反映？在明亡之际选择在玉龙雪山深处以结束了生命，在仙迹崖骑虎遁世的传说给了后人一些什么启示？这些如今都难以确证，他应该是在知悉君王悲惨自尽、明朝山河破碎的沉重心情中怆然离世的。可以推断，以他明朝边地重臣的身份，要他再为另一个由当时认为是“化外蛮夷”的“明国之敌”入主中原的政权服务，估计是相当不容易的。崇祯皇帝自缢之后，明朝臣子自尽殉国的人不在少数。

徐霞客曾在他的游记中有过如下一段记录，也可作为探究木增殉国的线索：

黄峰（即木府后面的黄山，狮子山）为木氏开千代之绪也……先是危机黄峰三里，有把事持书，挈一人荷酒献胙（肉食），冲雨而至，以余尚未离解脱也。与之同过府治前，度玉河桥，又东半里，仍税驾与通事小楼。读木公书，乃求余乞黄石斋叙文，并索余书。（[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校注》，朱惠荣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937 页）

从这段记载中可知木增对当时中原名士黄石斋（黄道周）的敬慕之情。黄道周是明末著名的学者、书画家、文学家。木增欲请徐霞客求书于黄道周，可见他对黄道周的敬慕之情。黄道周坚拒了明朝降清的名将洪承畴的招揽，在隆武二年（1646）壮烈殉国，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木增后来在明隆武二年八月初一日（1646年9月9日）去世，刚巧是在黄道周慷慨就义这一年，这应该不是巧合。木增平时博览名家之书，这些忠臣义士的人格和才学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在这里讨论木增的神秘离世传说，可以从更广的角度来做一些思考，所谓“骑虎成仙而去”，是否会是从仙迹崖飞身跃崖殉国？还是依佛道之法遁世深山，服食日月之华而坐化山中？这些都成为难以考证的史事，但笔者认为木增的离世，是殉明朝而弃世的。

作者简介：杨福泉，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和纳西学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