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上大学后逐渐入了治学之门

我1955年9月17日生于丽江古城一个纳西族家庭，虽然出生于本地一个著名的医儒世家，但在考上大学之前，还真没想过自己会当一个学者，在进入大学之前，也一点不知道做学问是什么。

我在丽江大研古城的兴仁小学（现在叫丽江兴仁方国瑜小学）读小学，在丽江一中（现丽江市一中）读初中高中，然后上山下乡当了两年的“插队知青”，接着在当时丽江最大的国营企业丽江汽车运输总站当了一年的工人和一年的宣传干事。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入了云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学向我打开了一扇巨大的知识之门，随着上课和读书的不断增多，眼界也渐渐宽了，知道了什么是做学问，自己也逐渐沉湎于诸多自己原来一无所知的知识中，对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和纳西学等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开始步入学术之殿。

我在读书时对学知识充满了渴求，跨系选修文字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课程，自己也当了民族民间文学课课代表。我有次从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和志武老师那里借阅到三册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Rock J.F）的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文译本油印稿，封面上写着（供批判用）几个字，我在好奇中认真地读了，也读了方国瑜先生的长篇论文《麽些民族考》石印本。感到自己过去对家乡和母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太欠缺了，于是常常去和志武先生和方国瑜先生家里求教，学习国际音标，学习纳西拼音文字，请教纳西历史方面的问题。又利用假期到故乡去做田野调研，学习用国际音标和纳西拼音文字记录，也开始学写论文，大学期间在云南的民族民间文学刊物《山茶》上发表了《论纳西族长诗<游悲>》,在学术名刊《思想战线》发表了《纳西族的古典神话和古代家庭》等文章。

二、走出国门开阔了眼界和借鉴了治学方法

在读大学期间，我有机会作为方国瑜与和志武先生的助手，与来云南大学进行学术访问的联邦德国（西德）科隆大学印度学研究所所长雅纳特（（Janert K.L）进行学术交流。1983年1月我有机会应雅纳特教授的邀请去联邦德国科隆大学，与他进行纳西族语言和文本的合作研究，我成了改革开放初云南第一位受邀走出国门的少数民族学者。雅纳特教授是国际著名的印度语言文献学和纳西学专家。据林梅村先生的回忆，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与雅纳特教授是同门师兄弟，他对雅纳特教授曾有过一些回忆。[1]

雅纳特是当时西方学者中为数不多的从语言文献学角度研究纳西学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方法承袭了德国传统的语文研究方法，以文稿为本，逐字逐句分析解剖，求其真意，翻译过程即是一个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过程。这种研究方法以其严谨细腻、讲求科学性的特点饮誉于国际学术界（如德国的梵文研究），它除了能保留民族语言和文本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性之外，也为多学科的学者们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文本资料。同时，在这种深钻穷究、以语言剖析文本的研究中，也能探究出不少有关民族历史、语言演变、民族关系、民俗宗教等方面的问题。

雅纳特教授和我创制了一个用来记录纳西故事的文字，称之为Koln Script（科隆文字），我用这套文字翻译和记录了一些纳西民间故事，对照文本一个字一个字地穷究每个词每句话的原意，当时感觉最有意思的是纳西语的虚词，比如语尾助词，有时常常要写几十个句子来比较这些虚词的差异和不同，比如纳西语的“他吃饭了”的“了”换个虚词，其意义就完全不同，可以表达是你亲见他吃饭了，据说他吃饭了等等不同的意思。我从这种细腻的一字不漏穷究底蕴的语言描写研究方式中体会到德国学者做学问的严谨和“钻牛角尖”的精神。德国学者从一个民族的语文文本入手深钻穷究、不放过一个词的释读的研究方法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后来做民族学研究，都很注意本族语言原意的解读，一般都要用国际音标或拼音文字记音，认真琢磨，穷究底蕴。我曾为考释“东巴”和“苯波”的称谓写了两万多字的文章进行认真的考释；为弄清楚东巴教的一个神祇“素”神的生命神性质而写了一本《原始生命神与生命观》；写了两本书专论少数民族的火塘文化和灶神文化、考释火神，也曾写过考释纳西桑尼用的一幅画、东巴教中的箭、纳西东巴教的黑白之辩，敦煌吐蕃文书与东巴古籍文本的比较研究、考释东巴教口诵经等微观实证的文章，我觉得这些研究除了受到我国传统的考证实证等研究方法的影响之外，也受到了德国学者治学方式的启迪。

在1991-1992年，我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社会语言学家福伊尔·汉妮（FeuerHanny）教授合作进行关于康巴藏族和纳西族问候语的研究，走村串寨，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田野调查，最后写出了Greetings among Naxi and Kham Tibetans on Yunnan’s High Plateau(《云南高地纳西族和康巴藏族的问候语研究》)，在国际学术名刊《藏缅语研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办）1999年发表了，这也是着重从语词入手做的一项研究。

我后来与欧洲的学者交流逐渐多起来，从中也受到他们的一些治学方式方法的启示，比如1997年，我应邀参加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志博物馆举办的名为“Naxi  Dinge·Mythen· Piktogramme” （纳西之物、神话、象形文字）的展览，并举办面对苏黎世市民的学术讲座，我与该馆馆长、德国人类学家欧皮茨（Oppitz Michael）教授进行了深度交流，他举办这次展览的学术实录对我有不少启发，欧皮茨注重展品的“本土文化阐述”，力图让展品本身结合本族文本的起源解释来作“自我解说”，让人们了解这些展品在纳西人的传统文化中作何解释，有什么意义；这些展品与纳西人语言文字和起源神话之间的关系等；让观众自己从中去领悟一种以宗教、神话为载体的民族文化本身。欧皮茨教授从语词入手看纳西传统和一些喜马拉雅地区社会的联系的研究，也对我有不少启发，开阔了视野。

从1992年起，我参与一些国际学术合作研究，与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学者有了较多的学术交流，比如和美国学者进行关于玉龙山农村发展和生态调查，开始进行调研之前，都要先进行集中培训，学习人类学的各种田野调查方式。在1999年开始的云南省政府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的“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含大河流域国家公园）”，也是先集中进行调研方法的培训和交流。我在1995年11月1996年3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进行博士后研究，去听人类学、地理学等的一些课程，和该校地理系主任艾福思（Ives Jack）教授一起撰写我们在丽江玉龙山区域进行的生态和农村调查的报告，这些都使我较多地了解到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关注点。

三、治学路上以文学为精神伴侣

我的学生生涯是致力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但文学一直陪伴着我走在世路。读大学期间，我写了不少的诗歌，我觉得，文学艺术是伴随人的灵魂和心灵的一个精神伴侣，无论你从事哪种行当，文学都可以默默地伴随着你，抚慰你的灵魂，激励你奋进。当你孤独时，当你苦闷时，当你高兴时，当你痛苦时，文学都可以安慰你的心灵，给你人生的精神愉悦和宣泄，点燃你生命的激情，从事文学创作不用作为一个职业，而应将她视为一个人生的精神伴侣。

我在德国期间虽然主要从事学术工作，但也常常写点散文诗歌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还与当时在德国科隆进修的我国著名钢琴家石叔诚合作创作了《故乡的小河》《我们是黄河的儿女》两首歌曲，在留学人员中传唱。我感到文学作为自己的精神伴侣，是可以随时陪伴自己走在人间的，它是可以和做学问可以并驾齐驱。

我后来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成了专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行走在山野村寨，也常羁旅异国他乡，文学始终一路伴随着我。无论是行走在荒原山野，山村小镇，还是漂泊在异国他乡，我都会有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写下来、我感到学术和文学的双重写作无论对自己对自己的民族学研究工作都很有益处。民族学的调研与写作让我冷静理性地审视现实，条分缕析地做研究，考证，而文学的写作则表达了自己心里的感性之悟和思。

民族学本身是一门最接近草根，研究各民族平民大众的学问，虽然民族学者们需要将自己的思考和发现置放在一套规范的学术话语体系里进行严谨理性的表述，但如何让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也能够看懂你研究他们的著作和文章，这也是我常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作为学人，一方面，要严谨地记录、理性地分析，穷究底蕴求真求实。另一方面，我常常想用平实而感性的文字，把一些我所碰到的人和事以及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我常常写下一些图文并茂的“田野纪实”书与文，用村民们也能看得懂的文字来记录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悲欢离合。有时，我看到村子里在传看我写他们的一些通俗易懂的图文书，我很感到欣慰。

现在有不少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也在探索如何更为平实、易读地写田野调查笔记、民族志等，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民族学、人类学与文学虽然学科不同，但在纪实和记录等方面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如何一方面写必须用到很多学术术语和理论的学术论文，一方面用有文学色彩的实录文字记录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与人物等，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一条文字之路。

2019年，我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四、治学方法的几点体会

将近40年的治学，我至今出版了38本专著，250多篇论文。简单概括一下，个人有这么几点治学体会。

第一、微观实证，小题大做。这是我多年来保持的一个基本学术追求，我认为如果没有细致入微的微观研究的调查积累，一砖一瓦地努力，就建构不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厦，容易流于空疏浮泛。小题大做的研究做多后，也就可以更有把握地做一些宏观研究，从微观进入宏观的思考，要广泛涉猎理论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不受制于单一的学科。比如我研究纳西族比较多，内容涉及各种宗教、历史、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当代发展问题等等。要进行与纳西族同源的藏缅语族的比较研究，或者藏羌彝走廊民族的比较研究，如果不具备相关学科知识和对这个民族深入的了解，就很难做好。

第二、做自己熟悉乃至自己所属的民族，一定要保持客观性和理性，避免如有些学者就把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过分拔高和理想化，形成自我中心主义。一定要广采博纳，了解他者的研究眼光和视角，他者的理论观点。既要能充分自己熟悉该族语言文化等优势深入进去深钻细研，又要能跳得出来做鸟瞰和旁观者清的审视。这样才会有理性客观的研究结果。

第三、读书既要广读博览，但更要精研细读。比如我写《东巴教通论》，就集中读了很多关于宗教理论、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原始宗教、民间宗教、原住民宗教、本教等诸多宗教理论的探讨和实际调研的论著，在写《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时，也读了中国民族史、明清史、滇川藏历史地理、滇藏贸易与文化交流史、本教、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等的论著，国内外的都读，阅读量很大，但都是围绕着我正在做的研究主题，所以收获就比较大。

第四、注重田野调查，做基础研究比较多的，最好学习掌握一下能以国际音标记音的技能，以求准确理解和解读受采访人的原意。如有条件，最好也学习一点调查对象的语言。我在做田野调查时，对采访者习惯用录音和记录相结合的方式，下来再认真琢磨思考。

第五、我做过不少国际合作项目，一般都会有些调研方法的培训与学习。我是中国首批接受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参与式农村评估，简称PRA)培训的学员，由PAR的创世人罗伯特先生亲自自授课。这个方法强调的是深入调研点参与式访谈、观察，其中有结构访谈、半结构访谈、开放式访谈、村民讲述、村民绘社区图、以简单的文字写在小纸上表达自己的意见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应该说受益匪浅，也常常在调研中用，拉近了和社区各个阶层人士的对话与同堂共商。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不能死板地全部照搬，要灵活运用。

第六、调研之前要提前收集相关资料，认真做好调查提纲。我多次见过有备而去和无备而去调研者的差异，前者收获满满，因为他做了认真的准备，知道应该调查了解什么，怎么提问题，怎么从对话中发现新问题等，而无备而去的人则常常得不到多少信息。每天调研回来，应及时整理，并发现新问题，我与国外学者和我院同事们就多次有过白天调研，晚上整理资料，对第二天应该调研的问题等的深入讨论，调研中的及时整理和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第七、对于一个要经常进行社会调查的学者而言，培养能很快和调查对象拉近距离，打成一片的个性很重要，要让调查对象感觉你这个人好相处，没有架子。在调研过程中不能过分拘谨和刻板。一个人有天生的个性，但也是可以在生活中磨练出让人感觉容易亲近和无拘谨的脾性的，做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这一点很重要。

最后我以这么几句结束这篇谈个人治学体会的文：

沉潜学海三十载，寻径问学度华年。

跋涉山乡访野老，探究鬼神游大千。

也曾漂洋会同道，论剑学术在讲坛。

鸿泥雪爪是旧迹，海阔天高望远山。

[1]参看 林梅村：《忆季羡林先生》，《南方周末》2012年9月9日。

杨福泉：《改革开放初云南第一位受邀走出国门的少数民族学者，回忆其赴德国访学的曲折经历》，《世纪杂志》，2019年第4期，第5期连载，中央文史馆和上海市文史馆主办。

参看：

《世纪》杂志| 改革开放初云南第一位受邀走出国门的少数民族学者，回忆其赴德国访学的曲折经历

《世纪》杂志 |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进行云南民族文化研究的第一人杨福泉回忆：我在德国的学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