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羌彝走廊是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丰富的一个文化走廊，有丰富厚重的历史和民族文化遗产。当下各民族村落的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方式，文章从八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这些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的情况。最后就藏羌彝走廊民族传统村落的文化传承发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藏羌彝；传统村落；文化保护
费孝通先生在1978年9月，首次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学界继而又提出“藏羌彝走廊”的概念。“藏羌彝走廊”是指我国西部历史上以藏羌彝族群（以藏缅语族居多）先民为主体、纵贯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民族迁徙和休养生息的地区。国外学者常常说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西藏高原东部地区，也与我们所说的藏羌彝走廊区域有很多重合区域。该区域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非常丰富。国内所称的“大香格里拉”“茶马古道”等举世瞩目的历史商贸和文化交流通道多在藏羌彝走廊中。在这个民族走廊中，各民族各种类型的村落非常丰富，它们是藏羌彝走廊的文化建设的重要区域。本文对这个走廊一些笔者比较了解的不同类型的各族村落的文化保护、传承和当下发展的现状进行了一些梳理，并提出了一些看法，为当下我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些区域性的建议。
一、基于村落突出的文化特色的保护传承
藏羌彝走廊村子的文化传承保护和发展，有不少是建立在本地“人无我有”或“人有我特”的传统文化特色和个性的基础上，这一点是比较突出的。如藏族村落的发展与藏传佛教文化、原住民的山岳崇拜等本土信仰和藏传佛教相融合的转山朝圣文化多有密切关系。著名的如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卡瓦格博（梅里雪山）的转山文化，雪山下的明永村、雨崩村都是转山朝圣文化的重要村落。丽江纳西族村落则多与本土的东巴教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密切相关；而摩梭人的村落则因其独特的母系制大家庭和“走访”（走婚）民俗与泸沽湖等绝美自然景观的互动吸引了游客，走出了独特的民俗文化旅游之路。白族村落则与本主崇拜、阿吒力文化和白族擅长的扎染、铜器银器木器制作和石雕等密切相关。
怒江的傈僳族则主要与独特的基督教信仰习俗密切相关。如怒江州泸水市上江镇付坝村百花岭自然村，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民族村落，该村位于藏羌彝文化走廊的核心区，作为云南怒江州的精品旅游村寨，是泸水市的旅游特色村，也是怒江州倡导的以傈僳文化的活态保护和体验化开发为核心构建“旅游演艺+乡村主题公园”的特色旅游村。自2003年以来，百花岭村成立了全州第一个傈僳族无伴奏四声部的农民合唱团，主打节目包括了《欢乐颂》《哈里路亚》《友谊地久天长》等无伴奏四声部合唱。这些节目依然保留了百年前传教士编写赞美诗四行简谱格式演唱形式。他们在第五届昆明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合唱的《友谊地久天长》和中国国际合唱节上演唱的《欢乐颂》等，都以其美妙动听的旋律感染了所有与会的中外艺术家，赞誉他们的“无伴奏四声部合唱艺术”无论音色、音准、和声都有很高的水准。该合唱在2004年北京合唱节获得银奖，2009年中国电影节获得表演金奖，被誉为“峡谷天籁之音”。如今，这里的“唱诗”闻名遐迩，吸引了很多中外游客，也成为云南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共处的一个范例。
笔者也曾去云南怒江州福贡县调研，该县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的怒江峡谷。福贡县信仰基督教的有7万余人，教会有342所，遍布福贡县大小村寨，全县8万人口中90%以上是基督徒，这个县的刑事犯罪几乎是零，宗教文化在促成和谐社会建设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何让宗教文化发挥更好的作用。
二、借助旅游优势促进本土文化的传承弘扬
关于这个问题，比较典型的可以举藏羌彝走廊滇西北的一些民族村落为例，比如丽江市的纳西族村落玉湖村、束河古镇、纳西族摩梭人聚居的落水村、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的藏族村子霞给村等。这些村落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文化资源，发展卓有特色的生态文化旅游。丽江的玉湖村用“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的方式，立足“资源共享，利益共享，人人参与，户户受益”的原则，成立了玉湖村旅游管理委员会，组建了玉湖旅游合作社。除了每户出一人参加每天轮流牵马等旅游活动，合作社还采取了发展村里的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些做法，比如从旅游总收入30%的发展基金中，提取5%作为村子的教育发展基金来做集体事业。合作社还对村里的贫困户、受灾户、军烈属户等进行定期的慰问。玉湖村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集体林等管理失控，曾是个出名的乱砍滥伐村，现在则成了一个出名的生态环境保护好的村落。村民自觉地保护山林和环境，连玉龙雪山上的金矿，也是村民在玉龙县政府的支持下自己承担了保护的责任，每天都有人轮流看护金矿，防止盗挖者。
丽江的束河古镇（由几个古村落构成，上世纪90年代叫龙泉行政村）也是很成功的旅游文化名村之一。束河被学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称道的是这些村落群在旅游发展中走了一条“分区制”之路，即依循本地村落传统建筑格局和民居特色，在村子外围扩建了不少小桥流水和青瓦白墙纳西民居式建筑。但本地原住民的传统民宅都很好地保留着，村民也没有像丽江大研古城的居民一样搬迁走，所以它又保持了村民们传统的日常生活格局。游客可以与本地居民对话，欣赏田园风光，看到真实的纳西农民的日常生活。
三、借助民族传统工艺品的生产走乡村发展之路
藏羌彝走廊的村落里，还有一类是充分发挥传统手工艺文化的优良传统来促进经济发展，与丽江紧邻的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即一个典型的依靠手工艺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白族村子。
这个白族古村落的民族手工业，是当代中国西部民族手工业传承发展的一个典型村落。新华村的民族工艺技术在新华村村民及其周围村寨的手工艺者的长期传承和创新中不断延续下来。作为一个贫困县的民族村寨，新华手工艺者在本身的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中积极发展和开拓，为新华村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新华村的铜器银器制作手工艺对新华村经济的发展有明显的作用，也对相邻的丽江等地也有较大影响。
笔者在2008—2010年曾主持过一个“云南名镇名村的保护和发展研究”的项目，根据项目组周智生、李松灿两位课题组成员的调研，早在2005年，新华村就有894户进行手工艺加工，占全村总农户的78.9%。在这894户中有709户在家进行加工，其余185户在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手工业加工和出售。此外，新华本村还有15户专营金、银、铜、硫酸、硼砂等加工原料销售，4户进行包装盒的加工，6户以农家乐形式从事饮食服务业，3户专门进行客运和不定期的货物托运，20多家商铺在新华本村出售金银首饰及铜制生活用品。全村在新华本村进行手工业加工的居民有1548人，占全村劳动力的50%以上，并在相邻村寨广招学徒到新华村和广大藏区进行加工生产。在对新华村189户专门外出加工销售的部分新华工匠家庭进行采访发现：专门外出加工销售的新华工匠以北邑村居多，占所有加工户的65%，主要集中在丽江、香格里拉、西藏的拉萨市和林芝地区的八一镇，以生产和销售当地生活用品和宗教用具为主。在专门外出加工的加工户中有70%在藏区。新华村加工生产的民族手工艺产品主要销往一南一北两个方向，南以下关为中转，版纳、思茅、文山、广西及缅甸等地为主要市场，北以丽江为基点，主要销往藏区。
在丽江古城，有新华村开的铜器店铺，或者专卖新华村铜器的铺子，著名4A级旅游景点玉水寨是个东巴文化的传承点，有很多知识丰富的东巴，而那里所供奉的东巴教神祇和纳西远祖的铜像，都出自新华村的白族工艺大师寸发标等工匠。笔者在香格里拉市、德钦县、四川的磨西镇、西藏的拉萨等，都看到了销售新华村的铜器。笔者多次去拉萨，在八廓街看到的新华村铜器银器特别多，据了解有100多个系列，数千个品种。此外，云南的红河、文山、还有贵州、西藏、青海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新华村匠人最先走出去的地方，其中聚集在拉萨八廓街的有1000多位新华村匠人，是仅仅少于新华村的鹤庆银匠集中区域。
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邦达乡曾是“茶马古道”闻名遐迩的村子，邦达昌这个赫赫有名富冠全藏的大商家，就是发迹在这个荒远的高原山村。邦达昌（pondatsang），藏语是家族的意思。2003年6月，笔者曾来此地调研，据当时村子里熟悉该村历史的村民介绍，当地商号邦达昌盛时有1000多匹骡马，在亚当、成都皆有房产。在康定、拉萨等地有商号。十三世达赖喇嘛曾逃亡印度，在他出走印度期间，得到邦达昌帮达·尼江的资助和供养。两年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封帮达·尼江为商务官“商上”，并授予邦达昌独家经营全藏羊毛、牛绒和贵重药材的权利，使邦达昌在商贸和藏人社会中得到迅速发展。在商业上拥有的经营垄断权，使邦达家族很快成为藏地首富。当年修318康藏线公路时，他家曾捐了10万光洋（当时所称的“袁大头”）。邦达昌在抗日战争和西藏和平解放期间以商抗日和支援新西藏建设的业绩最为突出。邦达昌在云、贵、川、藏都是闻名遐迩的商号，在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国家也有名气。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邦达昌以其骡马商队开辟陆地国际运输线，有力地支援了大后方，卓有功劳，为发展西藏民族商业，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019年，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设研究”子项目组成员章忠云与和春燕又对这个村子进行了调研。邦达乡藏民保留着很多敬畏自然的习俗，如祭祀山神，祭祀与神湖莽措湖传说密切相关、为民造福的女神莽女的习俗。邦达乡以利用莽措湖构建的水利灌溉体系，种植适宜当地的农作物品种，以家庭为单位适度经营的畜牧业，构成了邦达乡集高寒坝区农牧业为一体的生产系统，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农耕知识体系、放牧制度、水资源管理方式、林下野生资源利用制度等丰富的传统知识。
近年来，这个名村除了传统上的毛皮销售外，大牲畜的销售和手工毛纺织产业也得到不小的发展。组织了留守村子的妇女编织合作社，发展新型家庭手工业，生产突出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藏式被褥、藏式毛毯、藏式褥子、藏式卡垫、藏式背包等产品，不但受到消费者高度赞誉和普遍认可，而且在发展民族手工艺和保护当地文化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紧密结合起来。
藏羌彝走廊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村子。比如香格里拉市的尼西乡村也以制作尼西陶罐为名，他们的产品在滇西北各民族地区都很受欢迎。云南尼西有陶罐，西藏墨脱有石锅，笔者2016年在西藏调研，发现墨脱县产的石锅很受欢迎，据说还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一路上都能看到用墨脱石锅烹饪的火锅，很多西藏人喜欢的“丽江腊排骨”火锅，多是用墨脱石锅煮的。
有的村子原来以手工艺文化闻名，但后来变迁大。比如丽江的束河古村落，过去是以皮匠而闻名遐迩，束河人有句话“拿个锥子走天下”，他们和新华村的银匠铜匠一样，凭技艺到处云游谋生，所以藏彝走廊村镇中有不少定居本地的束河村纳西人。而现在束河的皮革业已经完全衰落了，他们现在走了一条与外来公司合作发展旅游的道路。丽江大研古城的铜器制作过去也很有名，有专门的打铜街。明代到丽江的徐霞客在其日记中就有木氏土司赠送他“丽锁红毡”的记载，丽锁是丽江制作的铜锁。明代就很有名气的铜器制作业，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就逐渐式微了，而发展较晚的鹤庆县新华村则得以弘扬广大。
四、多民族杂居村落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文化融合
丙中洛乡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北部，距州政府所在地六库329公里，距贡山县城43公里。东邻迪庆州德钦县，南连捧当乡，西接与缅甸接壤的独龙江乡，北邻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以丙中洛镇丙中洛村为中心的丙中洛是藏羌彝走廊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共生共融为特征的多元文化区，是怒江河谷中藏族较为集中的区域，藏文化、怒族文化和傈僳文化等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特征异常显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先后有怒族、藏族、独龙族、傈僳族、白族在不同时期迁入丙中洛，藏传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先后传入。紧接着是多民族、多宗教格局继续发展完善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70年代末期，又先后有一些移民进入丙中洛地区。比如零散的傈僳族、纳西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各宗教及族群之间有互动互补，但仍以宗教群体的各为一体形式为主导，语言的学习和互相影响有所发展和深入。最后是多民族、多宗教融合发展并最终形成多元文化区。这一阶段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和谐发展，多语言共用，多种生计方式并存共享，民族、宗教复合型融合的多元文化区域得以形成。
怒族人家给孩子取名的排名顺序就深受傈僳族排名习惯的影响。在丙中洛多元文化区内，各民族相互使用对方的语言。怒族语言和藏族语言是较早共同使用的。藏传佛教传入丙中洛地区后，做法事念经都要使用藏语和怒语两种语言，以前怒族上山打猎时也要用两种语言祈祷以保证狩猎神能听懂。傈僳语则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都没有大规模影响藏族和怒族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丙中洛地区的多语言使用才真正发展起来。当前，丙中洛核心区的汉语、怒语、傈僳语和藏语都是通用语言。在宗教活动中经常会傈僳语、怒语、藏语交叉融合使用。年长的老人们几乎都会四种语言，在生活中能熟练使用。即便是年轻的80后一辈，甚至在外面上学的，几乎也都能说三种以上的语言，即使有不会说的语言交谈时也能听懂，交流沟通几乎没有障碍。
藏羌彝走廊中很多村子都有这种可以说多种语言的情况。比如丽江以纳西人居多，会说纳西语的汉、白、普米等族很多。而在以白族人口居多的玉龙县九河乡，会说白族话的纳西人多。在以傈僳族人口居多的怒江州，会说傈僳话的纳西人也很多。
据笔者主持的项目组曹津永博士的调研，丙中洛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区域性节日习俗。虽然不同的民族因为宗教信仰等原因也有一些自己的节日，但丙中洛各民族却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一些区域性的宗教、民俗节日中。较为典型的是丙中洛多元文化区内的仙女节。仙女节是怒族的传统盛大节日，如今已经成为了丙中洛多元文化区内的共同节日。节日那天，怒族群众信仰的藏传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有自己特定上演的角色。同时，在歌舞方面，藏族的锅庄以及乐调，在丙中洛区域内的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民族中都非常流行，歌舞以及音乐都融合了自己民族和区域内其他或多或少的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元素。
丙中洛形成了多元的区域文化及其特征，几乎涉及到了生计方式、语言、衣食住行，以及节日、习俗、歌舞等等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的方方面面。民族文化的融合，其趋势是逐渐融合，形成区域文化并进一步发展成诸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系统。
迪庆州德钦县茨中村就在澜沧江畔，最醒目的是那座闻名遐迩的天主教堂。这个天主教堂在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教堂与背后的绿色山峦和周围的藏民农舍十分协调地融合成一体。
茨中村的原住民有藏族、纳西族、汉族和傈僳族等，但主体民族是藏族和纳西族。我2008年第一次在茨中调研中获悉，茨中村居民普遍认为这个村最早的居民是纳西族。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在他的名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对纳西族在茨中的分布情况也有零星的记载。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澜沧江两岸的所有村庄并非都为纳西人所居住，因为他们的村庄经常与藏人村庄相交错，比如西岸的茨中为藏人与纳西人所居住。”“茨中是一个分散的藏人村庄，有大约30户人家，其中有几户纳西人”。
2008年笔者和云南省政协民宗委调研组来到茨中村调研时，了解到该村的宗教信仰有东巴教，主要是纳西人信仰；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格鲁派，主要是藏族信仰，其中信仰宁玛派的居多，此外还有天主教，藏族信仰者居多。清代以后，德钦藏族以信仰藏传佛教格鲁巴（黄教）为主，有些地区则依旧信仰宁玛派。茨中村位于迪庆州的维西和德钦两县之间，维西境内有很多纳西族，信仰东巴教和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比较多，茨中村有的村民是从信仰宁玛和噶举派的地区嫁过来，也就带来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去离茨中村不远的云岭乡的红坡村，嘎丹·羊八景林寺(红坡寺)的扎西活佛告诉我们，他们与维西的噶举教派纳西族的活佛和僧人都有密切交往。这说明茨中村的宗教信仰也受到德钦和维西两地的影响，所以形成了东巴教和多教派藏传佛教并存的情况。
茨中村上年纪的村民还有会讲纳西话的，有的说纳西话时还常用一些古词汇。笔者调研的三个70多岁的老人虽然不是纳西族，但都能说或听懂纳西话，说明在他们年轻时，纳西语在茨中的使用率很高，有语言环境，所以大家都能说。但随着人口的变动，民族的识别，迪庆以藏族为主体民族地位的形成，纳西族文化和语言是逐渐衰落了，祭天习俗等重要纳西仪式也逐渐不再举行。
据了解，除了纳西人的祭天这种自然崇拜之外，茨中村信仰佛教的村民最重要的佛教活动之一是祭祀神山，有保护神山的乡规民约。茨中显然保留了崇拜山水的本土信仰传统习俗。
茨中村是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村落，村里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茨中天主教堂”，最早建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1909年重建，1921年竣工，历时12年，耗费了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教堂建成之后，即成为“云南铎区”主教礼堂，曾先后办过一所学校和一所女修院。地方政府拨出专款在1989年进行了全面的维修。村民包括藏族、汉族、傈僳族、纳西族、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天主教和东巴教。在这个藏族为主的有500多人的村子里，信仰天主教的有355人，其中208人是藏族，纳西信徒有80人，而信仰藏传佛教的是241人。信众以天主教最多，而且藏民信仰天主教的人如此之多，在藏区是很少见的，只有茨中和我去过的西藏芒康县盐井村，才有这种很多藏民信仰天主教的情况。天主教能在藏传佛教力量非常强大的藏区历经百年这样发展下来，真不是一件易事。
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而言，西藏芒康县的盐井乡、德钦县的茨中村的天主教信仰也是一个奇迹。笔者曾于2002年在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纳西族乡调研，在那里看到了西藏唯一存在的天主教教堂。并采访了藏族神父鲁仁弟。当时盐井村信仰天主教的村民说，他们过圣诞节时，教堂会邀请云南德钦县茨中教堂的教友，以及当地藏传佛教刚达寺的寺主、僧人以及村里的信佛群众前来聚会。教民们在教堂里做完弥撒后，所有的教民和被邀请者一起载歌载舞，跳当地人喜欢的弦子舞。这次在茨中村了解到，信仰天主教的村民在过节时，也会邀请盐井信教的村民前来欢度节日，信仰其他宗教的茨中村村民也会来教堂里欢度节日，唱跳藏族歌舞。这种多元宗教的和谐共处，在当今澜沧江畔的藏族社区已经形成。
五、宗教文化的变迁与传承
在藏羌彝走廊中，一些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也在发生变迁。比如羌文化在藏羌彝走廊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项目组成员习建勋博士2018年到羌族聚居区理县进行了调研，他的调研聚焦在释比文化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羌族羊皮鼓舞的变迁上。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祭司和巫师的法鼓有很多同源的传说故事。比如祭司能骑鼓飞行的传说就是一种，它与本教和佛教之间的争斗历史相关。德国著名人类学家欧皮茨（OppitzMichael）曾做过关于纳西、羌、彝以及尼泊尔等地祭司的法鼓比较研究。羌族巫师释比是羌民世代信仰的宗教文化传承者，是羌族寨子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之一。羌族的羊皮鼓舞在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羊皮鼓舞最初是释比的仪式舞蹈，自20世纪50年代至2008年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羊皮鼓舞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比如，现在羌族寨子里的建筑墙面上、释比广场中央等公共建筑上镌刻有“羊头像标志”，以及做成羊头形状的社区路灯……羊神从家庭私祭的堂屋神牌位，演化成了村落公共空间里的文化符号之一。现在，祭祀羊神的仪式基本已经消失，已近消亡，很多蒲溪羌人堂屋中已没有羊神牌位供奉，但这只是羌人信仰羊神的观念发生了变迁，羊神信仰本身却在公共空间中使羌人更有集体认同感，通过现代化村落社区设计使其从家庭私祭神演进到了村落公共信仰的神祇符号。
随着社区当代群众文化的发展变迁和村寨旅游的发展，“鼓手”成为现在对羊皮鼓舞表演者的称谓。羊皮鼓不再仅仅是释比的专有法器，其舞蹈也不是专指释比仪式中的舞蹈，或者说在释比法器和仪式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了发展。在村落里，以“羊皮鼓舞协会”为核心，村民们最先成为鼓手，而后学校、艺术团以及其他传承机构通过改编等方式进行羊皮鼓舞的传授与传播，“鼓手”包括了羊皮鼓舞乐队、羊皮鼓舞队、羊皮鼓舞传承人等，至此羊皮鼓舞已经实现了羌人村落的“全民化”。现在理县一些村落由巫师释比主持的仪式已经很少了，过去是一种传统，现在则代之以学会了羊皮鼓舞的鼓手。
这种变迁与藏羌彝走廊其他民族的原生性宗教文化的变迁有共同之处。比如纳西族的东巴教，过去也多是以仪式为载体，与具体的生老病死和祛灾除祸等相结合，而现在，东巴书画、东巴舞等都普遍作为对外展示的纳西文化和社区文化。
但这种变迁在藏羌彝走廊村落里还是有较大差异。比如丽江的东巴教仪式，在上世纪80年代，虽有所复苏，但在村寨社区依然非常衰落，但那时还有很多博学的东巴祭司，而云南和丽江各级政府还是有远见，集中了七八个知识渊博的老东巴和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的八九个大学生，致力于抢救整理东巴古籍，最终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后来丽江收藏的东巴古籍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尔后又有对东巴文化的传承有责任心的纳西民营企业家和长红资助多个纳西乡村社区进行东巴文化传承，办学习东巴文化的学校，多种因素促进了丽江不少村落的东巴文化仪式的复苏和传承。
六、国家公园模式下的社区文化保护与发展
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社区的文化保护传承是多样化的，其中云南比较独特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公园和社区的互动所形成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国家公园和各民族社区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家公园把园区范围内的原住民都搬走，而是保留社区，让民众也从国家公园受益，同时各族民众成为建设国家公园的重要力量。
早在1996年，云南省就开始进行国家公园建设的探索，实施“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含国家大河流域公园）”的国际合作项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科院昆明分院、云南大学等研究机构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合作，从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诸多角度对云南省建设国家公园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经过10多年的探索和研究，2006年，在滇西北旅游现场办公会上，云南省政府正式做出了建设国家公园的战略部署，并将“探索建立国家公园新型生态保护模式”列为我省生态环境建设的工作重点之一。2004年，云南省政府推进普达措国家公园建设工作。2006年8月1日，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开始试运行。
2007年6月，云南省第一个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挂牌成立，并开始了正式运行。到2008年6月，国家林业局批准云南省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以一些已具备条件的自然保护区为依托，开展国家公园的建设工作，云南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的省份。2008年8月，云南省明确了省林业厅是国家公园建设的主管部门，云南省委编办批准成立了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
截至2015年，云南省先后批准建立了普达措、丽江老君山、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等12个国家公园的建设，全省国家公园的法制、政策、管理和技术标准体系初步形成，国家公园这一新型保护地模式开始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目前，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开始与省内外的高校科研机构和技术单位合作，开展系列研究工作，为国家公园补充资源本底资料和资源动态变化的数据，使国家公园的五大功能正在逐步得到体现。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位列我国已设立的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全省国家公园的法制、政策、管理和技术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与国外的大多数国家公园不同，云南省国家公园的试点建设没有把公园内居住着的各民族原住民社区迁出去，而是保留了下来，这成为云南作为中国国家公园试点省的最大特点。比如第一个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涉及2个乡镇，4个村委会，包括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的红坡村委会，洛吉乡的尼汝、九龙村委会，43个自然村。
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是一个统一整体，在国家公园内如何进行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并不是人类所有的行为都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只要合理和有序利用，两者可以成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们在长期与自然共处的过程中，每个国家公园内社区的农牧民，积累了在此地生活的丰富经验，并从中创造了自己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文化，比如融合了本土和藏传佛教信仰的神山崇拜文化，还有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和农牧文化等。其中包括延袭了上千年的神山和水源保护的行为规范，不能动用神山圣湖的一草一木，普达措国家公园主要组成部分的圣湖碧塔海，其湖水和湖周围的区域一直处于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人文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成为普达措国家公园吸引访客的原因之一；又如农牧文化，当地农牧民在农业生产中，一直都是使用农家肥，受藏传佛教不杀生和生死轮回观的影响，也不使用农药，生产生活基本处于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放牧遵循适度利用牧场的生计方式，随季节变化从低海拔到高海拔放牧，遵循自然规律使用牧场。因为放牧，高海拔地区的牧草有了牲畜粪便的滋养，牧场的肥力得到提高，牧草的自然更新有了保障；在自然资源利用方面，普达措国家公园内的大多数社区，传统上都有资源利用区和管制区域划分的习惯，用“日寡”封山线来限制社区农牧民的资源利用区域，这与国家公园的许多保护管理规定不谋而合，使得有关生态保护和管理事项顺利推进。
普达措和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内保留了藏族村落社区，除了予以旅游反哺的经济补偿外，还允许村民开展适度的传统农牧业活动，不但缓解了社区所属的土地、林地在划归国家公园时，没有计算股份或征收的矛盾；同时也考虑到了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生态系统和谐互动融合的发展方向，这对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是云南在建设国家公园中实践的一种新思路和模式。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在公园社区内开展具有生态环保意识的产业发展引导和带动，在考虑保护梅里雪山地区生物生态类型和独特自然景观的同时，把该区域的文化多样性保护纳入其中，体现了国家公园建设不危及梅里地区神山文化在藏民心目中神圣的地位与不可缺少的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社区民众得到旅游反哺后，按景区保护的相关规定，不再进行牵马服务，而将很多精力致力于传统的葡萄种植、酿酒等传统产业，促进了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丽江的老君山国家公园成立后，促成了本地傈僳族村子的乡村旅游合作社，其中内容有劳务派遣，员工聘用到公司，连续两年被评为A类员工，就可以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作社和公司已经合作了6年，6年里由合作社推荐到公司的当地员工已经超过了130人。笔者曾采访过本地参加国家公园旅游讲解和开电瓶车的傈僳族女子，她说自己现在能有机会向客人们介绍本地的自然和文化，增加了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生活，感到很幸运。
国家公园对各民族社区的带动和各族民众在国家公园范围传承和创新保护自然和文化，形成了作为国家公园试点省建设的云南的一个突出的区域特色。
七、村落建筑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变迁
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传承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作为村落重要文化载体的建筑与周围环境如何和谐一体。2014年4月25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文号：建村[2014]61号），加大了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力度。比如云南怒江州有不少地方文化特色突出的传统村落，是云南非常难得的文化资源。笔者5次去怒江调研，2014年4月13日至17日在怒江州贡山县调研，走访了丙中洛几个村子，感到周围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都保护得如此好的民族村寨在我省是不多的。比如秋那桶村和雾里村，被游客誉为世外桃源般的仙境，是“茶马古道”旅游线上特色突出的美丽乡村，秋那桶村2013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举办的“中国最美村镇评选”中，入选60个“中国最美乡村”之一，旅游潜力很大。笔者采访了在村里办起了客栈的藏族村民阿贝，得悉秋那桶村现在共有42户村民，共171人。阿贝的父亲最初为来这里的游客领路，2011年，他家盖了这座客栈，有27个床位，淡季一个床位收27元，春节前后游客较多，50元一个床位，游客来自国内外，国内来自广东的游客较多。每年毛收入约10万元，村民把蔬菜和肉食等卖给阿贝的客栈，大家都获益。有的客人来这里长的呆一个月，游客清晨在村里和村子周围溜达，看村里袅袅上升的炊烟，看村子背后雄伟的雪山，看村民清晨起来的劳作画面，有的去爬山，回来烤太阳，喝茶喝咖啡，阿贝告诉我们，很多游客说这宁静的村子充满了日常山村生活的淳朴和诗情画意。村里也还有一家开了客栈，但因为盖的是水泥房的结构，有很多游客还是喜欢阿贝的木头房客栈。阿贝保留了家里的传统房子，里面有火塘等，客人也很喜欢来里面坐坐。游客从秋那桶村里继续往西藏林芝地区的察隅县或云南迪庆州的德钦县去。阿贝常常去当向导，把他们送到特定的地方。
离秋那桶不远的雾里村，其最突出的特色是村里几十座两层的木楞房传统民居，与周围的田地和山林融为一体，显得很美。国家民委在2019年12月31日命名的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雾里村名列其中。笔者2014年到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明永和雨崩调研，对当地独特的藏式建筑与环境的和谐之美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滇西北各民族的很多村子，传统民居无论外观和内部的设施，都保留得还比较好，形成了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于一体的景观。
藏羌彝走廊民族众多，有非常多样化的传统建筑文化，现在也在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而在发生一些变迁。下面重点说一下家屋里的火塘文化。
在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中，火塘文化是集各民族的空间观念、信仰、仪式、居住、待客等多种习俗于一体的家屋中最重要的空间，带有神圣性。过去祭祀神祇祖灵、各种人生礼仪都与火塘灶有密切的关系，也有相应的多种禁忌习俗。记得笔者多年前在滇西北山区做普及节柴灶的国际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能源项目的官员对我提出的火塘文化习俗的含义感兴趣，他说过去粮农组织在推进能源项目时，很少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到能源的问题，所以他就组织翻译了笔者的《火塘文化论》一书，在调研中也增加了把火塘改造为节能炉灶时如何来兼顾原住民含有信仰的火塘文化习俗。
而现在，各民族传统的火塘文化习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不少民族已经把火塘灶改造成当代城乡常用的灶台，祭祀场所发生变迁，不再是过去火塘所在的房内。如纳西族的“吉美”（母房）的祭祀和待客功能，也迁移到类似汉式堂屋这样的家居空间。只有丽江市内一些比较偏远的山区纳西人的家屋还保留着火塘生活方式。至今依然还保持着母房火塘习俗、以安置有火塘的母房为家屋中心的有宁蒗县永宁的摩梭人、四川木里县俄亚乡和盐源县达祖村等村落。
但这几年来，也有这样的情况，在强调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的当下，有些民族则自愿地在恢复已经消失甚久的火塘文化习俗，比如2018年我在玉龙县九河乡调研，就看到有的普米村寨已经恢复了安置着传统火塘的待客房间，但火塘不是如过去一样用来烹饪的，而更多的是作为象征意义上的家居空间的中心，进行祭祀和待客等。玉龙县离古城不远的黄山镇鲁纳古村的一些民宅这几年也恢复了一些安置有传统火塘的房子，也不是作为传统的家屋核心“母房”，多是作为可以展示纳西传统火塘文化和生活习俗的一个空间。而这个传统火塘文化习俗的恢复还与该村其他一些民间习俗的恢复相关。比如制作传统本土食品月饼、蜜饯，以及传统的酿酒等。
土木建筑是早期凉山彝族传统村落建筑中重要的一种建筑结构，有土木结构木板房、土木结构茅草房、土木结构瓦板房、土木结构碉楼等。由于凉山彝族有迁徙的传统习俗，在频繁而不断变更的居住地中，民居的保护传承相对就比较复杂一些。迁徙定居后的彝族，其房屋建筑文化的保护传承就相对比较容易，比如在清代和民国迁徙到丽江玉龙县拉市乡等地的彝族村子，在早期还有游耕迁徙居无定所的习俗，常常搬迁，后来受到本地纳西族白族等定居民族习俗的影响，逐渐固定了长期定居的村落，民居外在和内在的形式就相对稳定了，可以更多地突出传统文化特色及其与当代环境条件的相互吻合。
八、藏羌彝走廊村落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一些想法
藏羌彝走廊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今后如何保护传承和发展。从多年在这条藏羌彝走廊的村落调研的实践中，笔者想到这么一些内容。
首先，保持各自的突出特色非常重要，如上面所说，这条走廊各民族村落或入选国家或省级民族文化保护村、或称为被关注的乡村旅游热点，都是因为本地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互动和融合而形成，无个性即无魅力，个性和区域特色的精彩形成了藏羌彝走廊民族社区的魅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以继续保持当地文化的个性特色是很重要的。有时常常会因为没有很好的规划和思路，把一个村落的建筑等搞得很失败的例子也不少。
其次，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传承人，所以培养本地文化精英至关重要，而且应该用多元化的方式，即政府扶持、民间人士的自发培训、家庭传承、“不离本土”的传承与强化培训传承方式的结合等。云南在这方面的成功例子比较多，比如大理州剑川县政府成功地鼓励并创造条件请本地青年歌后李宝妹走村串寨培养白族歌调的传承人。纳西民间企业家和长红有信仰，有从民族文化创业有收益后要回报社会的情怀，所以多年来他做了很多培养青年东巴、扶助社区东巴文化传承、组织东巴文化知识竞赛，鼓励纳西子女学习母语等一系列好事。
当下，不少村落里的文化传人断层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由于各种原因，有些知识渊博的文化传人去世后，后继无人，或者后继者的知识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无法比肩。所以，文化传承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笔者以前做过多个致力于培养文化传人的国际国内项目，深知其不易。我们曾实践过从村落里选出悟性高、基础好的年轻东巴，请知识渊博的老东巴一对一地传帮带，隔一段时间后又让他们回到村落社区实践他们的所学和学习民俗文化等举措。以前音乐家田丰在云南安宁办“云南民族艺术传习馆”，培养了李怀秀等一批杰出的各民族民间艺术人才，形成了一种笔者认为是把集中培训和又放回乡村社区相结合的一种乡村文化人才培养之路。
第三，各民族村落的文化在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有当代的原创。文化像一条河流，是流动的，不是静止不变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这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当代的文化变迁，是自然的现象。而每个时代，都在期盼和呼唤着新的充满活力的新文化诞生，呼唤着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的当代文化的出现和繁荣，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政府和民众互动的文化自觉，没有有效的付出与努力，它是不会水到渠成地自然形成的。笔者上文举的如新华村的铜器，就是在传承传统技艺和题材的前提下，又有诸多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丽江有一个从上世纪90年代就活跃在丽江古城的草根木雕群体，在传承传统木雕技艺和题材的基础上有很多艺术的创新，形成各自的风格，很受国内外旅人的喜欢。文化的趋同也许是世界性的趋势，但纵观当下的世界各国，大多也在努力营造本国本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个性，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很多人的共鸣和赞同。就中国而言，比如“七彩云南”“多彩贵州”的民族文化之美，给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值得我们自豪的精彩，无数事实证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民俗生活，只会使民族和国家受益。
第四，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地区各民族乡村都有社区制定的乡规民约。除此之外，有些地方还有立法机构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比如云南省人大常委会2000年5月26日颁布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12月2日颁布和2020年5月1日开始执行的《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新修订）等。迪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也制定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笔者认为各地都可以制定一些保护和传承本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法规、条例，从法律的角度来保障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但另一方面，现在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有了细则和措施后，才好具体地落实到位，否则也容易产生虽有法规但却难以具体实施的问题。
本文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9期，转自杨福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