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个意义不断延伸的名词。最初它只是对1919年5月4日学生运动的指称。1919年5月19日《民国日报》载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各省各团体电》首揭:“五四运动, 实为敌忾心之激发, 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见。” 5月20日《晨报》刊北京学生联合会《罢课宣言》称:“外争国权, 内除国贼, ‘五四运动’之后, 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 而号召我国民, 盖亦数矣。”所谓“五四运动”即指此意。随着运动的发展, 6月5日上海发生“三罢”, 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响应。7月蔡晓舟、杨亮工编辑“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五四》, 随即将五四运动的叙述范围扩大到5、6月份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1五四运动后来有一个扩大版, 既包括1915年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以来提倡的思想革命、反孔教运动、提倡新道德、新文学, 又涵盖1919年的学生运动和各地的市民运动、工人罢工、抵制日货运动。对五四运动的这种“广义”界定, 实际包含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两个层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即是对五四运动具有复合性质的概括。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2一文对这一名称的时限(1915—1923) 、内容有意识地作了界定。最早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研究著作——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3陈端志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4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处理带有相对泛化的倾向。华岗著《五四运动史》5是较早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展开五四运动历史叙事的代表性著作。海外五四运动史研究则首推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 该书“导论”从广义的角度对五四运动的定义作了最初的学术梳理。6今年时逢五四运动百年, 从学术史视角探讨五四运动史研究实有必要。

一、五四运动史文献材料的解读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 五四运动研究自不例外。五四运动的文献材料主要有三个来源:当时的报刊、亲历者的回忆和评介、保存的档案。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一书出版后, 他曾将自己撰著此书所参阅的材料编辑为一本《五四运动研究资料》, 该书第一部分“五四时期的期刊与报纸”即详列其所参阅的五四时期报刊604种, 7可见, 其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原始文献材料主要是报刊。实际上, 最初编撰的几本有关五四运动的小册子也是如此, 杨亮工当年编辑《五四》一书之所以速成, 即是因其所编乃是以当时的报纸报道为主要材料来源。8

期刊在宣传新文化、开展思想启蒙方面功不可量, 但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是报纸。《晨报》、《申报》、《民国日报》是五四时期最负盛名的报纸。报纸是报道五四运动的主要传媒, 也是大众百姓的主要信息渠道。报纸的倾向直接影响舆论导向。如果说, 青年知识分子从北大系统的《新青年》、《新潮》获取思想启蒙的灵感, 《晨报》、《国民公报》、《京报》、《时事新报》这些研究系主导的报纸则开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战场, 他们互为掎角、相互支援, 吸纳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北大新派师生加盟。以《晨报》为例, 它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 追踪报道巴黎和会对青岛问题交涉的进展, 及时传播北京学生运动和各地响应的情形, 揭露北洋政府的政情内幕, 大篇幅地宣传新思潮 (特别是社会主义) 。《晨报》等快捷的新闻报道、明确的舆论引导, 发挥了期刊难以替代的作用。

亲历者的回忆和评介是五四运动史的第二个重要材料来源。匡互生1925年在《立达季刊》发表的《五四运动纪实》可能是最早的回忆文字。从此, 五四运动学生一方人士陆续撰写回忆录, 回顾这次事件的亲历见闻。1949年五四运动30周年前后, 五四回忆迎来了第一个浪潮, 并在1959年再推高潮。9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三大册《五四运动回忆录》, 可谓集五四回忆之大成。从整理而成的《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纪录》可见这些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的激动情绪。10他们满怀革命激情, 回顾自己青年时期追求进步、投身五四运动的光荣历史。这些回忆文字有些是自己亲撰, 有些可能经人整理。这些人由于年岁已高, 有些细节的记述可能并不确切。尽管如此, 对于五四运动是如何发动起来的, 我们除了依赖这些当事人的自述以外, 别无他选, 至于其真实性, 只有通过相互核验、前后比勘才能做出较为符合实情的判断。

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硬件”, 但在五四运动史研究中, 却是一个弱项。由于档案文献为官书文档, 收藏于政府机构之中, 故档案文献在前期的五四运动史研究 (1979年以前) 中很少利用。11近年来, 有的学者根据发掘的档案材料研究北洋政府与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处理对德和约的真实态度, 取得了新的成果。12

从报纸的新闻报道, 可见五四运动的进展、规模和各方反应;从个人回忆, 能够了解各方人士介入运动的内情和细节;从官方档案, 可以看出北洋政府是如何处置运动的。这些材料体现了五四运动的不同侧面。若单独使用这些文献材料, 只可见五四运动某一侧面;如合而观之, 则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均衡的认识。历史研究追求客观、真实、公正, 但五四运动的史料来源蕴藏着不同价值取向的矛盾, 这些材料明显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价值取向, 我们使用时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同价值冲突集于一身的感觉。对于这些不同价值取向的材料 , 我们既需要作回到“历史现场”的细密考证, 又要保持对它们的距离感。

二、五四运动史:主义与诠释的交织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欧美的各种新兴思潮、各种主义涌入中国, 五光十色的外来思潮相互激荡, 中国成了外来新思潮的竞技场, 五四以后进入一个主义混战的时代。主义的兴盛反过来对认识、解释五四运动投射新的光影。从不同主义的视角诠释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研究呈现多元的状态。

首先是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指出五四运动具有“可贵之价值”与“特有之意义”。“在五四以前, 中国非无卖国贼, 非无媚外政府也, 前清末叶, 政府擅与外人缔结不平等条约, 丧地不知几千里, 赔款几万万, 顾当时人民视若无睹, 不闻起而制裁之, 此何以故?盖国家观念尚未发达, 国民意识尚未养成, 因而对国权之丧失, 自然无所感觉。至五四时代, 则国家观念已发达, 国民意识已养成, 对于国家权利之丧失, 有如私人财产之损害, 痛心疾首, 愤起抗争, 此种爱国运动, 实为‘国家主义运动’”。13他把五四运动归为国家主义运动的功劳。1935年胡适为纪念五四, 则给予了完全相反的意义诠释:“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 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 意义上只是思想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近几年来, 五四运动颇受一班论者的批评, 也正是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14这种把五四运动个人主义化、自由主义化的努力,更强调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性质和世界主义的视域。

国共两党由于所抱持的主义不同, 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国民党先后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为主要阵地, 在五四周年纪念日十余次发表社论、纪念文章, 根据不同时期国民党的政治需要, 着力把五四运动的功劳归于孙中山的领导, 将五四精神三民主义化。15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启蒙运动以后, 共产党及左翼对五四话语的建构显露其自身的特色。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运动的性质、背景、阶级成分和历史作用给予了新的诠释:第一,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 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 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第二,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 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 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三, 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 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第四,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据此, 他认定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6毛泽东的论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五四运动史的经典。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五四运动研究影响至深。东北大学编《五四纪念文辑》、17华岗著《五四运动史》、胡华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8和何干之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19中五四运动的内容, 对无产阶级领导权、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作了有力阐述, 可谓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具体文本解释。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20彭明著《五四运动史》, 21在内容上虽作了较大篇幅的扩展, 在叙事细节上亦多有拓新, 但在理论上仍将五四运动的论述维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框架中。

新时期五四运动诠释出现了新的转向。首先是重新确认新文化运动打出的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在思想解放中的历史作用, 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批判礼教、破除旧习的启蒙工作。这一突破开始是与反封建的革命性意义联结在一起, 后来演变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成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助推器。按照这样一种新思维, 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获得重新评价。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伴随国学的复兴, 呈现出新的多元思路。曾经被当作新文化运动批判对象的梁启超、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等, 他们的文化思想作为新文化的另一种见解、另一条建设思路, 其合理性和存在意义受到了尊重和包容。新文化的面目由此更趋多元。

三、探寻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历史之树常青。历史的意义常常是在过去与现今、当前与未来的碰撞中迸发。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思百年中国走过的历程,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在于它是现代性在中国生根的一个显著标志。现代性元素伴随西力东渐从晚清依稀出现在中国, 人们对它的认同是艰难的、犹疑的, 现代性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国人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对近代工业文明的认同, 从古老的家国天下的帝制秩序到现代共和制的转向, 从传统的儒教伦理到容纳个性解放的新文化秩序的确认, 在近代中国是一个突发、快速、激变的过程。

现代性之确认本身就是对传统儒教伦理的颠覆, 这凸显在对近代文明的认知上。传统儒家的道德观、价值观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了清算。陈独秀认定, “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 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 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 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 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 脱离夫奴隶之羁绊, 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以此为鉴别, “有独立心而勇敢者”为贵族道德, “谦逊而服从者”为奴隶道德。与对独立人格的尊崇一致, 是对进取心的推许。“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 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 斯其一矣”。22 他比较东西文明, 称“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他对热衷战争一方反而作了肯定, “西洋民族性恶侮辱, 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 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 尚有何等颜面, 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23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在相互转化, “强大之族, 人性兽性同时发展”。所谓“兽性”, 谓意志顽强、体魄强健、信赖本能、顺性率真。陈独秀把提倡“兽性主义”列为四大“教育方针”之一。24这种对“野性”的偏爱似乎成为新青年的精神特征。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对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亦作了新的辨认:“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 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 则文明之精神随之。”25傅斯年也发出过类似的感慨, 1926年8月17、18日他致信胡适说:“我方到欧洲时, 是欣慕他的文明, 现在却觉得学欧洲人的文化,

甚易学而不足贵;学欧洲人的野蛮, 甚难学而又大可贵。一旦学得其野蛮, 其文明自来;不得, 文明不来。近年很读了些野人文学, 希望回国以鼓吹神圣的野蛮主义为献拙于朋友”。26傅氏打算“鼓吹神圣的野蛮主义”的想法与陈独秀提倡“兽性主义”教育的做法如出一辙。后来鲁迅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比较中西脸相特征时得出两个公式:人+原始性情=西洋人;人+家畜牲=某一种人。他对野畜“驯顺”为家畜所表现的“人性”并不以为然, 以为中国人的脸“还不如带些原始性情”。27新文化先哲这些对强健体魄、复归野性的呼唤,带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 但其对传统文明的大胆批判、对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意向不失为“片面的深刻”。现代中国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许能从脱去羁绊的野性力量的复苏中找到某种根源。

五四时期是公共空间大为拓展的时代。“二次革命”以后, 袁世凯严酷镇压革命党, 控制新闻舆论, 公共空间大为压缩。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 各地进步青年纷纷起来组织社团, 创办报刊, 逐渐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书面。据统计, 1919年这一年中全国涌现的新思潮报刊就达400余种。28在北京知名的代表性新报刊有《新潮》、《国民》、《北京大学月刊》、《新生活》、《平民教育》、《五七》、《少年中国》、《新中国》、《新社会》、《少年》等, 在天津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等, 在武汉有《武汉星期评论》、《学生周刊》, 在长沙有《湘江评论》等, 在杭州有《双十》、《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 在四川有《星期日周刊》、《四川学生潮》等。知名的社团有:北大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国民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发起创建的新民学会;恽代英在武汉发起成立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在南昌有改造社。王光祈、曾琦、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规模最大的社团, 其分支机构和成员遍布全国各地。这些社团虽然宗旨不一, 但其成员大多为青年学生, 通常以研究问题、揭露黑暗、改造社会、宣传新潮、追求解放为职志。新报刊、新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公共空间的拓展, 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活跃创造了必要条件。

五四时期是社会解放的时代。五四时期涉及讨论的社会问题包括妇女解放问题、道德伦理问题、贞操问题、男女社交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丧葬问题, 进步、觉悟、启蒙、解放、革命这些新鲜、劲悍的词汇充满了报章杂志。《新青年》、《新国民》、《新潮》、《新社会》、《新生活》、《新村》、《新生命》、《新教育》、《新文化》、《新新小说》、《新妇女》、《新人》、《新学报》、《新空气》、《新学生》、《新共和》、《新自治》、《新湖南》、《新山东》、《新四川》、《新浙江》、《新江西》……以新字开头的刊物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去旧迎新, 对新世界的憧憬, 对新社会的渴望, 对新文化的追求成为时代选择的主潮。傅斯年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 这几个月里黑沉沉的政治之下, 却有些活泼的社会运动, 全靠这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所以从五月四日以后, 中国算有了‘社会’了。”“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 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29在陈独秀所指陈的政治的觉悟、伦理的觉悟之后又加上“社会的觉悟”, 这预示着社会的大解放, 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来临。正如时人所论, “社会的解放, 就是确立社会的民主主义。欧战收局之后, 军国主义已经破产了, 资本主义也跟着动摇了。各国国内改造底声浪和解放底思潮, 奔涌而至。而‘五四运动’也应运而生。所以第一个目标就是社会的解放。大家对于以前的制度、组织以及习惯等等, 根本的都发生怀疑。不但怀疑而已, 并且都感觉非改造不可。而改造底前提, 非先要求解放不可, 所以社会的解放, 尤其切迫紧要”。30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 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革命与新政、共和与宪政这些政治问题, 五四时期报刊则主要讨论的是各种社会问题。寻找灵丹妙药解决社会问题, 是吸引人们研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适应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而来。

五四时期是一个“主义”奔放的时代。在传统的儒教秩序崩解以后, 主义作为替代物应运而生。主义作为舶来之物, 日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选择主义, 政党追寻主义, 社会尊崇主义, 主义成为理想、信仰、高尚之物。傅斯年高唱“主义”的赞歌, “人总要有主义的”, “没主义的不是人, 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没主义的人, 不配发议论”。他向大家发问:“ (1) 中国政治有主义吗? (2) 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 是有主义的革命吗? (3) 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 (4) 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 (5) 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 有主义的有多少?……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 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31 傅斯年这一看法在五四时期具有典型意义。1919年6、7月间, 胡适与李大钊、蓝志先在《每周评论》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似乎更坚定了人们对主义的信念, 从胡适初始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到其转向谋求解决空谈主义的“弊害”, 可以看到这一趋向。陈独秀把主义比作方向, “我们行船时, 一须定方向, 二须努力”。“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 “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 定方向与努力, 二者缺一不可”。32 从此, “主义”成为引导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向前发展的主潮。任何政党、任何团体、任何学人都离不开“主义”的选择。孙中山意识到有必要将原有的“三民”政纲主义化, 并以之改组国民党;新兴的共产主义小组则从一开始就以其探求的理想主义建立政党, 政党组织与主义的结合、主义的社会化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向现代转型升级的一大特征。

从新文化运动扬西抑东的东西文化观到今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谋求社会解放、民族解放到现在以法治规范公共秩序, 从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到追求以人为本、社会福利、国家创新能力,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化已经大踏步迈上新的更高台阶。我们回首渐渐远去的五四背影正在隐身到时代的幕后。“说不尽的五四”, 五四的思想意义在不断叙说、论述、阐释、争议中翻腾变化, 新意迭出, 其意在弘扬五四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以我们现今具有的学术条件和历史眼光, 拓展“五四学”新天地的时机已经到来。

注释

1 参见蔡晓舟、杨亮工:《五四》, 北京:同文印书局, 1919年。又参见沈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 《建设》第1卷第3号, 1919年10月1日。沈文开首即道:“1919年5月4日, 北京几千学生因为政府对付山东问题有失败的消息, 大家联合起来用示威运动的法子去表示真正的民意, 后来罢学罢市的运动, 都是继续这运动的, 也都可包括在这个‘五四运动’名词内。”

2 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 《认识月刊》创刊号, 1937年6月15日。

3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 上海:现代书局, 1934年。

4 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 上海:生活书店, 1935年。

5 华岗:《五四运动史》, 上海:海燕书店, 1951年。

6 Tse-Tsung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1-6.

7 Tse-Tsung Chow,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1-129.

8 杨亮工 (功) 编辑该书称:“一由于一切事实皆为当时己身之所亲历, 一由于一切文电舆论皆为当时各地报章所登载, 俯拾即是。”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 合肥:黄山书社, 2008年, 第97页)

9 参见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 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光辉的五四》,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

10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 (续)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 第1—22页。

11 与五四运动史有关档案史料均在1980年以后出版, 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处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主持, 天津历史博物馆整理:《秘笈录存》 (“近代史资料专刊”之一)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8月初版,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再版;《档案中的北京五四》专辑, 《北京档案史料》2009年第2期。

12 参见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13 曾琦:《五四运动与国家主义》, 陈正茂、黄欣周、梅渐农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 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年, 第394页。

14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 《独立评论》第150号, 1935年5月12日。

15 相关论述参见欧阳哲生:《纪念“五四”的政治文化探幽——1949年以前各大党派报刊纪念五四运动的历史图景》, 《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699—700页。

17 东北大学编:《五四纪念文辑》, 沈阳:东北新华书店, 1950年。

18 胡华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2年。

19 何干之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年。

20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1919—1923)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

21 彭明:《五四运动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年。

22 陈独秀:《敬告青年》,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1915年9月15日。

23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1915年12月15日。

24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 《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1915年10月15日。

25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 《新青年》第3卷第2号, 1917年4月1日。

26 傅斯年:《致胡适》,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 2017年, 第7卷, 第61页。

27 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 《莽原》第2卷第21、22期合刊, 1927年11月25日。

28 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年, 第1页。

29 傅斯年:《时代曙光与危机》,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 第1卷, 第417、411页。

30 渊泉:《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 《晨报》1920年5月4日。

31 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新潮》第1卷第2期, 1919年2月1日。

32 陈独秀:《主义与努力》, 《新青年》第8卷第4号, 1920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