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读了钱理群关于《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的演讲，2019年2月27日，我在《爱思想》网站上发了一篇《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1]，批评了多年来学界对鲁迅的歪曲和误读。2019年10月5日，针对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纪念鲁迅》等文章，我发了《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与钱理群教授商榷》[2]，2020年3月10日又发了《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3]。
六天之後，3/16/2020，钱理群发了一篇《无地彷徨》，似乎是作为对我质疑的答复。打开一看，不料内容竟还是《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且一字不差，只是换了个题目而已！──这不像是在做学问。（编者按：《无地彷徨》一文并非钱理群先生所发，摘编自网络）
该文点击及推荐数仍然很高，然而，我并不气馁；相反，既然有这么多人现在还相信钱式“沉默的鲁迅”、“无地彷徨的鲁迅”以及“我要骗人的鲁迅”等等说法，那我就更要努力地为真实的鲁迅呐喊了。于是，也就有了这新的一篇，欢迎真正愿意做学问并独立思考之人士来批评和探讨。
鲁迅《野草》集中有一篇《影的告别》，其中“影”的独白，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鲁迅在吐露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这种立论的前提之下，注家蜂起，或褒或贬，各有说辞。
然而，我在《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3]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解读，即，把前来向“人”告别的“影”，当作是鲁迅的某些在“黑暗”的压力下失去希望、丧失斗志的“友人”，那是鲁迅以批评和惋惜的口吻，写出了昔日的“友人”，今日的怯懦者，向“黑暗”妥协的无奈。
这种看法，除了前文的分析推理之外，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根据呢？
鲁迅在写作《野草》的同期，也写了许多小说，都收在《彷徨》集中。我以为，其中至少有两篇，可以给我们类似的启示。
第一篇是写于1924年2月16日的《在酒楼上》。那里的“我”在S城的酒楼上“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在二人喝酒叙旧的时候，吕纬甫有如下的“自白”：
“──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以後？──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後一分……”
吕纬甫的这些话语及其心境，不是很像是《影的告别》中“无地彷徨”的“影”在对“我”说话吗？吕纬甫和“我”曾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改革的愿望。现在为生活所迫，他却不得不去教“子曰诗云”和“女儿经”，而不是ABCD。十年的功夫，吕的行动已变得“格外迂缓”，“眼睛也失了精采”，没有了那种“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他们经历与思想的差距，对人生的态度之不同，使得两人都觉得彼此相当陌生，担心对方不会再认自己做朋友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伤痛的事啊！以至“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于是“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昔日的朋友邂逅之後，就这样又“分道扬镳”了。
第二篇是写于1925年10月17日的《孤独者》。那里讲述的是“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的故事。
魏连殳是个“出外游学的学生”，“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一直被村里的人“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的确，他不但违反传统习俗，坚持终生单身不娶，“还常说家庭应该破坏”，可是一看到邻居的小孩子，“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拿出特地为他们买来的口琴，“‘一人一个，都一样的。不要争呵！’他还跟在後面嘱咐。”邻人的孩子“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轻的，于是後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而在财物上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没有什么贮蓄”，更不用说，祖母过世後，他竟把一些家具分赠给了“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当不住。”怪不得族长、近房、亲丁、闲人都“知道连殳是‘喫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
“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客厅里“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这些“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他又喜欢发表文章，“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因为“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殳自己也知道。”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他失业了，只得变卖财物为生，客厅里“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但朋友来访时，“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
不幸的是，连“便是抄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工作也一直找不到，不久，“我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毕竟“我还得活几天！”──“走投无路”之下，怎么办？于是他去做了军阀的顾问，立即“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不仅如此，一向暗暗叮他的报刊，立即谒见、采访，为他出书立传，化“笑柄”为“逸闻”；客厅里也高朋满座，热闹非凡，“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
可是，连殳的内心却是十分矛盾和痛苦，因为“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尽管“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躬，新的打牌和猜拳，”而同时他也感到了“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这就是一个出卖灵魂的变节者的代价。
而比他失业更早的“我”，同样也为生活所窘迫，虽在外地谋得一个“月薪十五、六元的”教职，但“山阳的教育事业的状况很不佳。我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而捱“到一学期将完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加坏了起来。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竟开始攻击我了，自然是决不指名的，但措辞很巧妙，使人一见就觉得我是在挑剔学潮，连推荐连殳的事，也算是呼朋引类。”结果“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离开了山阳。”
魏连殳与“我”曾是朋友，做官之後，在给“我”诀别信的末尾，写道：“──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么，请你忘记我罢。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
“我”看了那信两遍，“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却总有些不舒服，……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觉得没有话说，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在读到S城的《学理七日报》“有关于他的诗文，如‘雪夜谒连殳先生’，‘连殳顾问高斋雅集’等等”报道之後，“不知怎地虽然因此记起，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糊”，而同时山阳的《学理周刊》更加紧攻击“我”了，“因此会百事俱废，自然也无暇记得连殳。总之：我其实已经将他忘却了。”
一年多以後，魏连殳大人病故了。
“我”则因“公正士绅”的“专指”而再次失业，并意外地遇见为连殳的送殓的场合。在小说的结尾，“我”“最後看一看永别的连殳”之後，
“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篇，分别写作于《影的告别》的前後，且都谈到令人伤感的故事，即，昔日一对志同道合的友人──“形”和“影”终于分离了，“影”与“黑暗”同流合污，最终被“黑暗”所吞没，而“我”仍旧坦然地坚持在走着自己的路，那怕是迎面有“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我以为，这两篇小说，是对“散文诗”《影的告别》内涵极好的诠释和注解，也是它形像思维的具体表达，让我们得以看清楚鲁迅先生的原意，究竟谁是与“黑暗”苟同的、“无地彷徨”的“影”，谁才是“影”所要告别的、坚持“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4]的“人”？
当然，吕纬甫和魏连殳都是鲁迅虚构的人物，先生是通过他们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和知识分子的浮沉。如果想要了解那时的现实生活及真实人物的变迁，我以为，可以读读先生写的《范爱农》、《忆刘半农君》等回忆记念文章，以及有关青年作家向培良的一些通信与评论[5]。他们都曾是鲁迅不同时期的同学、战友，各有性格，遭遇亦不同。无论文章对之是褒是贬，最终与其有合有分，那都是鲁迅真情的流露，也是时代的写照。
此外，更一般地，还可以看看《记念刘和珍君》、《柔石小传》、《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白莽作<孩儿塔>序》、《写于深夜里》等几篇；还有《柔石作<二月>小引》，那里先生评论了柔石虚构的另一个时代人物萧涧秋。
不用说，对这些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只能意会感悟，千万不可捕风捉影，对号入座，那是文学研究的大忌。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写道：“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他在悲愤中自问道：“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在同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的信中，他也写道：“三十年来，年相若与年少于我一半者，相识之中，真已所存无几，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若轻尘。”
的确，他的这些亡友，都是些追求“光明”的普通中、青年书生，不是什么“高大上”式的“英雄人物”，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弱点，但都满腔热血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对革命充满热情和希望，并为之尽力呐喊与奔走。先生深深地怀念他们，痛恶这不容他们的黑白颠倒的社会。
读了这些对亡友的追忆和记念，我们从哪里看到，在“黑暗”来临的时刻，鲁迅曾有过一点失魂落魄、“无地彷徨”的样子？对于那些不肯曲意逢迎、正直立身处世的同伴们的死，先生宣告的是：“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写出的是：对那“黑暗”的愤激和抗议的诗篇与文章。这又哪里如钱理群所说的那样，是“默默无言”、甚至“我要骗人”的嗫嚅与荒唐？
不可否认，吕纬甫仍旧是个忠厚的人，他听从母亲的吩咐远道前来替小兄弟迁坟，他也很愿意为心地善良的阿顺出力，四处奔波买到她念想的剪绒花，并“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他讲述顺姑令人心碎的故事，实在是对封建文化的悲愤控诉。而吕纬甫的内心也是充满了矛盾，他对自己“敷敷衍衍”的生活态度“自惭形秽”，说“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但他又挣脱不开那旧文化习俗的罗网，迫不住社会生活的压力，才不得不走到这一步。
同样，魏连殳原也是对未来、对下一代充满着希望──“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这是鲁迅自己早年也曾相信过的“进化论”学说。但现实却击破了魏的幻想：“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而这也正是鲁迅在《野草》的《頹败线的颤动》一文中所描写过的教人战慄的事。这使他悲哀，并开始意识到“这是环境教坏的。”
魏连殳的家境使他自幼生活在一种凄凉孤独的环境里，他与“我”有过如下的对话：
“……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我叹惜着说。
“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自然，世上也儘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
因此，在祖母大殓时，魏大哭了一场，但那似乎不是出于亲情──他与这位继祖母“从略知世事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那哭，是对于人生孤独的缘由之不解。他解释道：
“……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
正是这种内心矛盾剧烈的纠结，使“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也是他对这冷酷腐朽社会的绝望与悲声控诉。
这痛哭，对魏而言，是一种解脱，但魏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反抗绝望”，而是最终屈服于那种黑暗的“环境”去了。
其实，这种“环境”的束缚与压迫，对“我”也同样存在。很妙的是，在篇末，鲁迅特地用了描写魏狼般长嚎时同样的字句，来表述他自己的心境，──恕我这里再引一次：“……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
与魏所不同的是，“我”终于从那种“沉重的东西中”冲了出来，“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这是何等深刻的笔力啊！
然而，鲁迅先生是理解并同情魏的处境与遭遇，他没有以“高大全”的姿态来指责魏的“变节”，相反，赋予更多的是同情与惋惜。他深知人生道路抉择之不易，何况自己也是在奋力挣扎着，他理解生活对吕纬甫们也一定是如此残酷。正因为深感友人分手是件于彼此都痛苦和伤害的事，他缄口不提为何写作《影的告别》，这是鲁迅厚道的地方。但恐怕鲁迅万没料到的是，死後竟被一些人把他当作怯懦的“影”来看待了，为他做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式的种种复杂的精神分析，我想，这会使鲁迅在天之灵“哭笑不得”罢？
但是，矛盾毕竟是存在的，“我”与吕纬甫和魏连殳之间的关系就是矛盾。鲁迅没有掩饰这种矛盾，因为他推崇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典型环境”的把握和于“典型性格”的创造，来揭露现实背后的真实关系[6]。
以前我是把《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当作故事来读，说实在的，总是觉得那些故事太老旧，不很有趣，也读不大懂。
记得荃麟早年说过[7]，“作品的故事不过是个躯壳，躯壳里面的灵魂，才是更值得我们去欣赏的东西。”那么，什么是作品的灵魂呢？我後来的理解是，这灵魂便是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矛盾，以及围绕这矛盾而展开的思想情感和人性的表达，而灵魂是不可以用公式来把握的。这“矛盾”二字，也正是荃麟後来在文艺创作中，主张写“中间人物”的核心概念。
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座谈会，邵荃麟在会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强调因为“他们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8]。当我领悟到，“中间人物”就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之後，读起文艺作品来，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这正如一句江湖俗话所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什么才是文学的“门道”呢？那就是说，我们读一部作品，主要是要看作品的人物身上集中了什么“矛盾”，作家在“人物”身上揭示的“矛盾”越真实、越深刻，这文艺作品就越有价值，也越能感染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作品没有矛盾，谈何把握“典型环境”？又从哪里去创造“典型性格”呢？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吕纬甫和魏连殳，以及阿Q和祥林嫂，都可以说是创作成功的“中间人物”，因为他们无助和悲惨的“命运”中都充满了深刻的“社会矛盾”[9]。
今日之中国，鲁迅似乎不再被年青人，甚至一些中、老年人，接受了，代之更受欢迎的是武侠、言情、虚幻、悬疑等作品。一个原因，恐怕是鲁迅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伟人有意先“捧杀”，而後“棒杀”掉了，加之後来自命“XXX鲁迅”[1]的“大师”们，紧跟不懈地努力歪曲和误导，定意要他“无地彷徨”，竟至非要将他“真正沉默”[2]掉不可。
1947年，荃麟在跟中学生们谈到新文艺的思想启蒙时，这样写道[10]：
近数十年来，中国社会正在一个新旧蝉蜕的过程中。旧的一代和新生代之间常常有着许多观念上的矛盾。加上社会的不安、政治的黑暗，初初接触现实的中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他的苦闷与矛盾；而这些苦闷与矛盾，不是一般自然科学、常识、语文、数学等课程所能替他们解决的，于是便自然趋向于文艺。反映现实和指导现实的文艺，在这里便恰合地对他们起了思想教育和认识现实的作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文艺对于青年的思想启蒙起了比其它文化部门更大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如果我们教有的重点不仅仅放在技术传授和常识灌注上，而是更着重于思想启蒙上，那么文艺在教育上的价值如何，自然就很容易明白了。
在文末回答“编者提出‘中学生还在看侦探、剑侠，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应该怎样去转移他们的兴趣？’”的问题时，荃麟指出“这责任仍然在教育者自身”，他接着又谈到自己：“老实说，侦探剑侠小说之类并无多大魔力，我幼年时也喜欢看这类小说，但接触了新文艺和生活现实以后，这类东西便觉得索然无味了。”
我是个工科生，比较起这两类作品来，我也还是更喜欢看後者，尤其是读起鲁迅的书来，不但会叫人心沉下来，“叫人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而且读后亦会叫人掩卷默思、回味无穷，读了还想再读──他的文字就有这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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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出处：
[1]小鹰，《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2019年2月26日。
[2]小鹰，《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与钱理群教授商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2019年9月22日。
[3]小鹰，《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html，2020年3月5日。
[4]鲁迅，《希望》，“野草”，1925年1月1日。
[5]例如：鲁迅，《北京通信》，“华盖集”，1925年5月8日；培良，《记谈话》，“华盖集续编”，1926年8月22日；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1931年8月12日。
[6]小鹰，《邵荃麟和现实主义》，http://www.azcolabs.com/bd_realism.html，2014年8月增补。
[7]荃麟，《<创作小说选>序》，1942年1月13日，原载荃麟选注《创作小说选》，香港文化供应社，1947年9月港1版，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8卷，175─179 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 版。
[8]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2012年8月。
[9]小鹰，《关于“中间人物”论的通信和讨论》，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letters_zjrw.html，2012年7月 - 10月。
[10]荃麟，《从一个基本的观念着手》，原载1947年4月《中学生》第186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1卷，122─125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