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现实主义论文系列之一

小鹰

邵荃麟(1906─1971)是我国一位优秀的文艺理论家，他毕生潜心研究和竭力倡导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本文试图以此为线索对他的文艺思想作些综述和评价。

一、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

自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起，荃麟对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名言作了大量的分析和阐释。恩格斯在给玛·哈克纳斯(英国女作家，小说《城市姑娘》的作者)的信中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荃麟认为，“恩格斯这一段话，直到现在还是现实主义的最好解释。”因为“……如果从一个人物性格上看不出驱使他行动的时代环境，那就算不得典型的性格创造。反之，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从典型的时代环境中去把握他的人物性格，那么这人物的现实性也是不够的。”[1]

“所谓典型的环境，就是说这个环境是可以代表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斗争底主要特征的。”在他的这些论述中，荃麟反复以阿Q、哈姆雷特、堂·吉珂德，以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那些为人熟知的人物创作为例，说明作为艺术家“就是通过人物典型性格的描写来反映出这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矛盾状态和其实质，并且把这个时代的矛盾特征概括在他所描写的人物的内心矛盾中间。”[1]他这样写道：

一切伟大的艺术，都可以从它们人物身上不仅看出他的时代背景，而且看到历史现实的本质。例如从《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身上，反映出当时贵族没落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矛盾，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许多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法国当时的全部历史风貌和其斗争实质，从阿Q身上看到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中国农民斗争上的一些本质问题。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1]

例如《阿Q正传》虽然只写了未庄一个村子的生活和阿Q等几个人物，却是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的一面历史镜子，它不但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批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并且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农民问题。[2]

鲁迅的《风波》，通过晚餐席上的风波，反映出辛亥革命时期农民没有起来，注定了失败的悲剧；主题与《阿Q正传》相同，这是经过长期观察得来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败，理解得很深刻。[3]

荃麟强调“这些艺术之所以这样伟大，就是因为那些大艺术家能深切洞悉历史现实的症结，抓住了时代斗争与阶级的特征，而把这些特征概括到他所创造的人物性格上，因而从这里反映出历史的真实与真理。”[1]由此，他指出“高度的典型创造，它所反映出来的历史现实及其本质，常常比历史家所描写的更深刻。艺术上典型创造的意义之重要，主要也即在于此。”[1]

荃麟曾多次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在论及巴尔扎克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也正是因为他“给我们一部最好的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例如法国大革命后不动产和私有财产的重新分配)，我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恩格斯)

此外，如恩格斯的论易卜生，是从当时挪威的阶级关系形势来肯定易卜生戏剧的意义；马克思的论莎士比亚，特别重视他对于金钱关系本质的深刻洞悉。[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三提到莎士比亚时，就指出莎士比亚“如实地叙述着货币的本质”。他以为在洞悉这种本质关系上，莎士比亚“比我们小布尔乔亚理论家知道的更多”，……[4]

同样，马克思在《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中，也指出了这些作品的功绩，主要即是“比所有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合在一起所揭示的更具有政治和社会的真实情况的世界。”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这是马恩对于作品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也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4]

注意，现实主义强调的是揭露现实背后的真实关系，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细节，因为只有关系才是本质。关于文学中的现象和本质的问题，记得爸爸荃麟和我曾有过这样一个谈话：“有人很欣赏《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的一个比喻，即文学家像是拿着一面镜子在市场街道上行走的人。”他说，“但是这种对生活和社会的简单镜面式的反映却是被动的、而且是非常表面化的，文学应当有它的主动的和深刻的一面。”这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要反映和揭示客观存在的矛盾、要改造人性和社会。

1962年荃麟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农村题材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荃麟在会上力主：在深入生活的同时“作家应有观察力、感受力、理解力。……要有概括力。没有概括力，写不出好的作品。”[3]当然，他这里指的是对社会矛盾的观察、感受、理解和概括。他在讲话中所强调的矛盾是指实际存在的“工农、集体与个体、领导与被领导、工作作风、缺点同正确等方面的问题”，他理解当时农村私下流行的“搞自留地，包产到户，不是农民今天反对集体化，而是农民对集体保证他的利益不放心。”[3]并非是那种后来为人“别有用心”地制造出来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然而，出于无视或故意掩饰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那时的文艺界就已经开始有“左派”鼓吹的所谓“无冲突”论了。荃麟在会上提到，有人看到作家“写了矛盾就来指责，编辑部对《李双双小传》现在也还有人认为不能编选。”“赵树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受到责难。”“有人说茹志鵑写的人物不够高大，缺乏浪漫主义，……。”赵树理写的反映农村集体化问题的小说《三里湾》被人“改编成电影，却搞成了‘花好月圆’。”[3]除了对这些简单化的理论批评不满之外，荃麟对我国文坛上当时出现的一批类似后来的“假大空”、“高大全”式的创作也“有情绪”，“特别是对一些脱离生活真实的所谓‘浪漫主义作品’，一看三叹气。”(丁宁，孺子牛──忆邵荃麟同志，《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荃麟针对这类反现实主义文艺的歪风邪气，在会上疾呼：“从‘左’的方面来看则是否认这个(内部)矛盾。粉饰现实，回避矛盾，走向无冲突论。回避矛盾，不可能是现实主义。”[3]他的这些观点后来却被冠以“现实主义深化”论，当作一种“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在全国受到“批判”。

其实，荃麟的这些文学主张是早已形成了的。在1942年他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能动的社会意义这样写道：

“五四”时代，人们对小说，还不过认为是表现人生、反映人生的。这是属于自然主义的文学见解，而一部分浪漫主义者则认为小说及其他文学都是一种超现实的对人生底幻想的憧憬。到了近来，现实主义已经奠定了它的基础，我们才更认识清楚，文学不仅是表现人生、反映人生的，并且是创造人生的；不仅是供人欣赏的，并且是社会革命实践的一种有力武器。文学创作实践和我们的政治实践是互相一致的，文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是客观现实发展中间，去追求人类的真理，去创造人类生活真善美的最高一致。不过文学是从社会的具体生活现象底认识上去着手，通过艺术的形象方法来表现的。当我们从这样观点去理解文学时，小说和其他文学创作的评价便益发提高了。[5]

同一年，荃麟在《关于<阿Q正传>》[6]一文里以鲁迅为例，又讲：

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往往是从社会的本质的矛盾关系上，去展开他的主题，和创造他的典型人物，并不一定要从正面去描写斗争现象或创造革命的典型人物而算是表示积极──那只是一种庸俗的见解罢了。所谓暴露，这意思并不仅只限于暴露黑暗的现象，主要的倒是从这种黑暗现象的里面去抉发社会的本质矛盾，从这里使人们去认识历史的真实。因此，暴露也并不能说是消极的。以鲁迅先生的小说来说，固然大多数都是属于暴露的，然而这恰恰说明是当时社会的极度黑暗和沉闷的反映。鲁迅先生凭借其天才的笔力，不仅剥露了榨取阶层的残忍面目，并且还显示出奴隶的残废状貌和它们的根源。……由狂人、孔乙己、小拴、单四嫂子、七斤、闰土、阿Q……这一些残废人物，织成了一种血泪交淋的奴隶史图，这才是对中国历史一个空前的无情的暴露。这些人物都是具有善良灵魂的中国人民。是谁使他们变成残废？是谁在屠杀着他们的灵魂？这种无情的暴露，难道不唤起我们高度的愤怒和积极的斗争热情吗？

因此，在《论马恩的文艺批评》一文中论及真实情节和真实关系这一点时，荃麟特别写道：

这里还看出马恩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比自然主义的左拉高得多；因为后者只是真实情节的描写，而从巴尔扎克这种“真实关系”的暴露中，则明确地见到“他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必然没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看出了仅仅能找得着的将来的真正人物。”恩格斯就是从这个阶级斗争关系的观点上，肯定了这是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之一。[4]

这就是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和伟大所在，也是它与种种浅薄的、虚伪的自然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本质区别。

下面，我们以讨论近期的一个作品，来进一步认识“真实情节和真实关系”的关系。

前些年，我读过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中主要人物有一位毕业不久的女医生和一位高级干部X主任，一对海外回国的科学家夫妇，还有一些老少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居民及红卫兵等。作者显然是亲历过文革的，得以许多细节生动地描述了文革时的“真实情节”，包括红卫兵的种种暴行，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与虐待，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残酷武斗，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作者对文革的起源，也做了一定的分析和批判。这是值得一读并引人思考的好小说。

但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抓住文革的实质。

小说的一条主线是，文革前X主任诱奸了女医生，并将她下放到劳改农场，文革中X主任又作为“走资派”被打倒，自有了一番体验和感慨。简言之，作者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官僚”的运动。

事实上，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么，毛刘的“路线之争”，为什么必然会在中国发生？这里大的历史背景和斗争的驱动力是什么？其中又是谁对谁错呢？限于篇幅，详细的讨论可见参考文献[7]，我们这里只能简述如下。

马克思认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文革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中国长期封建专制且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实际情形和需要，也违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文革注定要失败。

同时，“走资派”和“官僚”完全是两个概念，“资产阶级”并不就等同于“贪污腐败”。相反，“走资派”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更多，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走资派”在中国存在是必要及合理的。当然，“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迫于毛派压力他们也曾有过动摇与妥协，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

如前所述，文艺现实主义不是一面简单地反映生活各个角落的平面镜，她是要透视整个时代和人类的灵魂，并根据她对社会的审视和诊断，来设计人物，构思情节，安排矛盾的发展，向读者展示世界的“真实关系”与时代的“主要特征”，同时也让他们看到未来发展的趋向。

尽管通过曲折的情节，本书作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向我们生动地揭示了文革中人与人之间的某些“真实关系”。特别是，作为故事主要矛盾的一方，X主任这个人物，显然是真实的和形象的，也让人痛恨，但是我们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地点，都会遇见有这种劣行和品性的官员。既然文革的本质是：反动和凶恶的“封建‘社会主义’”，以最“革命”的言辞和最野蛮的手段，疯狂地阻挠打压新兴活泼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诉求与发展，那么，这个人物就不是一个处于文革主要矛盾中的“典型人物”了。

这部小说，在总体上，没有把握住文革这一历史的“真实关系”和它的“典型环境”，没有能够像巴尔扎克那样，让读者从这种“真实关系”的暴露中，明确地见到封建专制统治的必然没落，而新兴的生产关系必然解放被奴役人类的命运，结果就大大削弱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

鉴于现在有很多这一类文艺作品没有能透彻地洞察现实，没有能抓住其主要矛盾，因此，有必要再温习一下恩格斯在给玛·哈克纳斯的信中所说的关于什么是“现实主义的最好解释。”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本文录自《邵荃麟和现实主义》，http://www.azcolabs.com/bd_realism.html

文献

[1]荃麟，《谈戏剧上的典型问题》，原载1949年3月28日香港《文汇报》，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252 - 266页。

[2]荃麟，《谈短篇小说》，原载1959年《解放军文艺》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 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346 -360页。

[3]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根据记录稿整理，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389 - 403 页。

[4]荃麟，《论马恩的文艺批评》，原载1948年9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4 辑，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175 - 206页。

[5]荃麟，《<创作小说选>序》，1942年1月13日，原载荃麟选注《创作小说选》，香港文化供应社，1947年9月港1版，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460 - 463 页。

[6]荃麟，《关于<阿Q正传>》，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后收入 《邵荃麟评 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422 - 443页。

[7]小鹰，《“文革”问答三》，2016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概念”六日谈》，2016年9月，http://www.azcolabs.com/xy_chatting_6days.html；《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以及《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