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人物”论

──现实主义论文系列之三

小鹰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以来，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粉饰现实的“假大空”、“高大全”式的无矛盾、无灵魂的作品，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忧患于此，曾与中宣部长周扬有过商讨，说“我最近看了一百多篇近年来的短篇小说，特别感觉人物的类型很少，有些千篇一律。”，并说“我告诉他(周扬)，现在一些作家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不敢写人民内部矛盾。……我告诉他准备夏季先开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以讨论如何反映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他也赞成。”(见荃麟在文革中1966下半年写的交待材料。)

于是，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史称“大连会议”)，会议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农村题材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

在会上，荃麟针对当时“粉饰现实，回避矛盾”及人为地“拔高英雄人物”等反现实主义倾向，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他说：

作品是通过人物来表现的。……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也有旧的东西。……只有把人物放在矛盾斗争中来写，不然性格不突出。比如林黛玉，如不把她放在爱情的矛盾中心，就不可能突出。所以，要研究人物与矛盾的关系。 [1]

作品写人与人的关系，灵魂状态的变化。[1]

人物问题、矛盾的复杂，归根结蒂在人物性格。写不出人物性格，怎样反映出斗争、反映出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尖锐性？[1]

这些讲话后来也被人冠以“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等一起被列入所谓的修正主义文艺“黑八论”，在全国受到讨伐式的“批判”。然而，现在来看，它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在新时代的一种尝试。

那么，这种尝试的积极和创新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中间人物”的特点就是“中间”二字。于是有人便简单地将它定义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这种理解当然很消极，荃麟自己并不赞成这么讲[2]。其实，“中间人物”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其概念的核心在于他们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中间人物”是矛盾对立的双方都要争取的那一部分人。荃麟讲“人民群众是两头小，中间大。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的意思是：在剧烈的社会矛盾斗争中每个人总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大量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群往往因此会面临着更多的冲突、犹豫和抉择，这种社会现象值得作家们去关注和表现。

例如，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是个公认写得成功的“中间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真实动人，是因为他的品格“不好不坏”呢，还是因为在他身上真实地集中了所谓“两条道路”的“矛盾”，即“农民对集体保证他的利益不放心”[1]？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杆“伟人梁生宝”，除了干巴巴的“英雄业绩”之外，人们又能看到有什么矛盾在他的身上呢？

然而，荃麟的意思还不仅在于要写出“矛盾”，他所强调的是，经过矛盾斗争，“中间人物”及其关系是要转化的。无论结果是善是恶？是喜或是悲？是生还是死？把“中间人物”的这种成长和变化的过程写出来，对大多数人来说感受是很贴切的、也很有教育意义。通过对他们这种分化或转化的描写，作家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就展开了，对真实关系的揭示也就随之而深入了。辩证法的核心和精髓不在于讲矛盾，而是讲矛盾的转化，而描写“中间人物”的积极意义也正是在于此。假如看不到这一点，只是为了去描写这些人如何之“中”法，那就立刻堕落为浅薄的自然主义去了。丢掉了转化，就整个地失去了意义。

当然，写转化也并不是一个“八股”要求。荃麟又讲道：

人物成长、变化的过程，在长篇中问题不大，在短篇里要写出人的性格历史的过程，需要更强的概括力。……短篇创作碰到的另一个问题，即在不多的篇幅中，提出矛盾，解决问题，但是不可能，怎么办？《赖大嫂》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批评者批评赖大嫂思想没有转变成集体主义。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题不可？如果水到渠成，可以解决；否则，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四年不改》就得到这个效果。短篇小说创作在进行概括时，抓住一点，让人看出前因后果就行了。[1]

有些人诘问道：“阿Q和祥林嫂是‘中间人物’吗？”[2]

如果按照他们的思维，给他和她戴上一顶由品性或政治态度来定义的“中间人物”的帽子，那当然是很荒唐。但我们也可以先反问一句，“阿Q和祥林嫂是不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

祥林嫂在绝望中，发出了“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这样一些极为惨痛的求问。可是，现代人多嘲笑她没完没了地讲故事──整篇小说他们只看懂了这一句，然後就开骂鲁迅，完全不解鲁迅先生从这些普通而又典型的人物身上，从他们悲惨的或“滑稽的”故事里掘发出深刻的社会矛盾。阿Q和祥林嫂难道不是一些深受奴隶失败主义和封建吃人礼教迫害而充满令人战慄的矛盾的人物吗？鲁迅先生通过人物来展示社会矛盾，唤醒民众，促进变革进步，这也正是荃麟提出来写“中间人物”的矛盾的本意。

因此，如果从矛盾的角度来理解，可以说祥林嫂和阿Q身上集中了旧中国最深刻、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他们都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他们属于“中间人物”的范畴，而且是“中间人物”极佳的创作典型。

还有人[2]批评“中间人物”论，认为在政治上我们可以把人群划分为左中右，但文学和政治不同，它研究表述的对象是作为个体的人、是人性，因此在文学上提出“中间人物”这种整体性的概念便不适宜了。其实，这种批评意见是片面地强调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特性，而忽视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一面，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确，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遭遇、性格和内心活动，彼此决不可能雷同。不过，荃麟又注意到：

历史演进到近代，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愈趋向一致。个人的命运在社会过程上往往表现为偶然的，社会的命运则依据着历史的必然法则而发展，这种偶然与必然的关系，必须为艺术家所把握。[3]

这一点正如量子力学中泡利“不相容原理”所宣称的“自然界没有两个电子是处于相同状态的”。从统计物理学的观点来看，单个粒子更是常常表现出无规则的、不可预测的行为。然而，一个由大量的、有相互作用的个体组成的集合，由于受到各种守恒定律、选择定则，以及能量和空间量子化等制约，其行为不规则的个体在整体上却显示出强烈的物理规律性。它们平衡态的行为服从相应的统计定律，例如玻尔兹曼分布律、费米分布律等等。

作为社会的人群，其个体行为的统计规律自然要复杂的多，不过，我们观察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却是与物理、数学中的统计分布的表现有着相似之处。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人与文化之间就存在着很强烈、很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也就是人性得以存在、表现和延续的舞台背景。这样的相互作用，常常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单个人的个性、思想、感情与行为的状态和变化。

同样，也正是由于这样频繁的相互作用或“碰撞”，又受到变化相对缓慢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规范的约束，结果是社会上表现有大量处于“中间状态”的相似个体，他们的存在和演化值得艺术家们的关注。尽管具体的单个对象各有特色，作为对人性的文学典型来把握时，则仍需要从特殊与一般、偶然与必然、个性与共性的角度来加以审视和抽象。否则，很容易损害到艺术作品的的真实性和深刻性。

我们可以以一部1994年根据美国作家Winston Groom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Forrest Gump”改编拍摄的美国电影《阿甘正传》来具体地说明这一点。

影片中的阿甘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他的智商也许还偏低一些，然而，我们从这一特殊个体一生的命运长跑当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必然，可以看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相互作用。影片涵盖了从六十年代的越战、中美乒乓外交等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到美国青年的反战、民权、嬉皮士、性解放等社会运动，它也不回避儿童性虐待、青少年霸凌、单亲家庭、退伍军人、种族歧视和隔离、贫穷、流浪、妓女、吸毒、自杀和艾滋病等常见社会和人权问题的阴影。而主人公的遭遇又与美国的文化和传统，以及与当时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都简洁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这些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组合对阿甘的一生，包括对他的友谊和爱情、家庭和事业，以至人生目标和宗教信仰等，有着类似风对于一片羽毛的飘荡轨迹那样的影响。而阿甘的战友、女友、母亲等人物也无不是些日常生活中举手可及的普通人，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遭遇和性格，饱尝生活的痛苦与挣扎，他们都有缺点和错误，然而却决不是庸俗鄙下之徒。特别是那位在越战中失去双腿的中尉丹的经历，曾鼓励了许多残废军人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他的形象是如此动人，以至于多年来那位演员(Gary Sinise)已几乎成为美国退伍军人的形象代言人了。尽管影片主人公那不寻常的经历是被相当浪漫地集中和夸张了，但仍给人以真实和亲切的美感，因为凡在那一年代生活过的每个美国人，都可以从阿甘等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找到自己的位置，都可以从影片中嗅到时代的气息、看到社会的关系、回味人生的苦乐、体验人性的善恶。

正是由于在阿甘等人身上集中了各种社会矛盾，他们的“人性”才在关系中得以充分的表达，所以，我们说阿甘和他周围的那些人是艺术创作上成功的“中间人物”的典型。这也就是这部并无好人坏人与金刚英雄，也没有惊险悬疑和虚幻离奇的电影经久耐看的原因之一，而我们从中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现实主义文艺的魅力。1995年该片荣获6项奥斯卡金奖。

同样，上世纪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在“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浪潮的冲击下，意大利也拍摄过像《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这样一些很有人性味的优秀影片。《偷自行车的人》的故事比较简单，主角里奇处于失业的社会矛盾中，处于选择生计或道德的困惑之中，影片的情节围绕这一矛盾展开，因此，可以说他更像是一个“中间人物”。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二战后经济萧条时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正因为此，他与幼子间的父子情才有了催人泪下的动人表现。这些影片中没有一个是“卑微渺小、庸俗猥琐的人物形象”，包括《警察与小偷》中的那个小偷。这些人物在生活中都有缺点和错误，内心都有痛苦和挣扎，同时也有做人的尊严，他们身上所有的这些矛盾，往往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深思，而不是厌恶与反感。

总之，这些作品对於我们理解什么才是“中间人物”也是颇有启示的。

因此荃麟讲：

人物性格只有在矛盾、斗争中才能表现出来。马克思说，人物性格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

与对“中间人物”论的那种批评一样，下面要谈到的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人学”与人的关系的种种误解，也往往是源於忽略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一面。

2007年9月初稿，2020年7月修订

[附记]本文录自《邵荃麟和现实主义》(http://www.azcolabs.com/bd_realism.html)一文的第三节，该文综述了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内容目录如下：

一、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

二、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典型环境的把握和典型性格的创造

三、“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在新时代的尝试

四、文艺与政治

[附录参考] 美国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谈“文艺与政治”的问题

五、“人学”与人

六、结语

[引文出处]

[1]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根据记录稿整理，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389 -

403 页。

[2]小鹰，《“中间人物”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

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2012年8月。

[3]荃麟，《<北京人>与<布雷曹夫>》，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2期 ，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444 - 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