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一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以国内外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导向，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深入解读经济实践，系统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意蕴及其独创性贡献，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呈现出扎根中国大地、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明特色。
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学者们一致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导，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何立峰表示，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从经济和政治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经济发展原则、经济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理论、生产和需要关系、社会再生产、世界经济等维度，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逄锦聚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目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集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党统一领导经济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于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
2022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研究阐释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维度与逻辑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关注和热议的重点。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人民中心论”“本国国情论”“文明协调论”“和平发展论”为内核，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超越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打破了发展中国家依附发展理论的教条，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新路径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任务。顾海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更加鲜亮的中国特色，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更加显著的中国底蕴。“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规定，夯实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任保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将现代化发展的普遍原理与我国具体国情、发展阶段、时代特征的特殊性相结合的现代化模式创新，突出表现为经济现代化、社会进程现代化、城乡区域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黄群慧认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要求，坚持党对经济现代化事业全面领导的根本保证要求，不仅是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所在，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刘伟表示，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核心抓手。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外部环境挑战；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建设现代化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增长质量的有效提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林毅夫认为，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按照具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特征的、即在每个时点上给定又随着时间动态变化的要素禀赋，以及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有助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蔡昉针对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补足的短板，建议通过前沿自主创新形成创造性破坏机制，显著缩小与中高收入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继续推动资源重新配置，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强社会共济、社会保护和社会福利，加快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谢伏瞻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作为重中之重，必须以强大的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王一鸣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先手棋，是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王跃生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刻体现了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要求和时代特征，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高培勇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牵“牛鼻子”，统筹好市场主体发展和安全以及财政发展和安全。
深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2022年，我国经济理论界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形成了一批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新颖观点，在深入挖掘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当代价值的同时，为谱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作出了有益探索和积极贡献。
资本是马克思开展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范畴，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支配性力量。当资本进入无序扩张的状态时，其消极作用将逐步取代资本增殖的积极作用，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需要正确看待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合理“驾驭资本”。郭威认为，资本扩张产生于资本对劳动的绝对占有和支配，由资本自然属性延伸出资本对利润无限和无止境的欲望是资本扩张的根本原因。刘凤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的新动向并不会消除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反而会产生新的消费困境，加重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剥削等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中根深蒂固的资本逻辑，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加之资本拜物教引致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引发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混乱与动荡。西方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利润导向和私有化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不仅暴露了其公共卫生体系缺陷，以致政府职能缺位和应对乏力，还激化了金融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端凸显。袁辉强调，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再生产始终面临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内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基础与金融体系之间矛盾的约束，尽管货币当局可以规训货币金融体系，并在危机时施以援手，但它无法消除危机。可见，资本增殖逻辑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技术逻辑和资本空间逻辑表面上延缓而实质上加剧、加深了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逻辑作用下的世界历史趋势走向对外扩张掠夺的霸权主义发展道路。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循环机制主要体现为跨国生产过程与跨国流通过程。其中，跨国生产过程以建立跨国剥削体系为前提而表现出剥削性质，跨国流通过程则以形成世界市场为前提而表现出掠夺性质。宋宪萍认为，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使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本逻辑导向的世界经济金融化与空间化并不能解决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反而放大了全球价值链中的风险。基于资本逻辑的风险治理和防控显然无法通过跨国公司主导的风险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葛浩阳认为，资本的掠夺扩张逻辑导致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将随着美国新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消亡、终结和反霸权力量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群体性崛起，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利益分配更加均衡的方向变革。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和资本逻辑相互强化，构建了数字资本扩张、平台垄断、数字劳动剥削以及平台资本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等新范畴，需要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深化认识并加强引导和规制。贺立龙认为，数字资本“垄断性”扩张根源于数字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平台垄断进一步强化了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实现了对海量用户数据的自然占有与隐性剥夺，逐渐呈现出“数字统治”的趋势性特征。张亮认为，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辩证关系逻辑，才能超越传统数字商品“生产论域”的批判边界、突破数字资本附身“生产领域”的认知闭环，清除资本增殖逻辑在流通领域“视而不见”的理论盲点。肖锋则强调，数字技术应成为解放劳动者的新手段而非资本逻辑下的异化新工具。也就是说，新技术只有在超越了资本主义应用的狭隘界限后才能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
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理论界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与时代担当。洪银兴认为，中国经济学不应停留在抽象概念分析上，而是要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汲取西方经济学积极成果的同时，植根于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中国经济规律，成为致用的经济学科。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定位表现为：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对经济运行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定位于现代化阶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吕炜认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经典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公认的基本理论和前沿理论融通起来，建立具有科学性、实用性与系统性的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应用过程中所需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及其内在逻辑规律。刘元春总结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必须避免的四个理论创新陷阱。一是简单延续传统流派的分析框架，将中国实践作为这些流派理论的中国案例运用；二是简单地停留在中国实践的政策分析上，不能在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实践的新规律、新典型事实和新逻辑演绎模式；三是简单地停留在思想性的批判上，没有切实转化为具有实证特色的理论方法和理论体系构建；四是大多停留在局部领域的知识创新，没有从整个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框架以及经济哲学层面进行体系化创新。金碚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基底必然是富含历史和经验因素的中国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可以从中国经济研究中透视世界经济，也可以从中国特色研究中比较各国模式，因此具有极大的学术张力。
聚焦经济领域重大现实问题
进入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以来，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重大现实与热点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2022年，我国经济理论界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兼具全球视野与历史观照的学理探讨。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不断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蒋永穆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筑牢共同富裕实现前提的关键举措、助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的现实需要、满足共同富裕实现要求的应有之义，要从根本上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等现实挑战。郭克莎认为，在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增强消费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内在要求。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要在微观层面兼顾效率和公平、协调差距与共享，并从宏观层面进行政策调节。李实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归纳为“提低”，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财产水平及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收入水平。陈宗胜强调，我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故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是勤劳致富。同时，与公有制主体经济并存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王亚华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对过去提出的重要农村战略的系统总结和升华，既涵盖以往各历史时期党的农村战略思想精华，也顺应国情变化赋予农村发展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新内涵。叶兴庆强调，乡村振兴应提高包容性，把乡村振兴的过程变成缩小城乡之间、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农村之间差距的过程；推进城乡双向开放，让工业化城镇化的增长效应更公平地扩散到广大农村，使广大农民受益；提高农业发展的包容性，让小农户以更大比例分享高效农业发展的红利；消除制度性差距，让农民农村在再分配中以更大比例获益；应重点发挥第三次分配在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的重要作用。姜长云强调，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要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多元化综合化融合化发展，注意推进乡村产业适地适度发展和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更好地带动农民共同富裕。还有学者论证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认为脱贫攻坚解决了乡村振兴的前端问题与底线短板，乡村振兴则可以为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方案。实现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本质，是通过缩小乡村内部分化水平，在转型统筹与良性互馈机制下，提升乡村居民发展能力与村庄发展禀赋的过程。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新发展阶段的区域协调发展，旨在“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完善空间治理、保障民生底线”，在突出地区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各地区发展水平的相对平衡。孙久文建议，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在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过程中稳步推进。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快缩小东西发展差距，重视南北发展差距新动向，推动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形成协调发展大势。还有学者建议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多层次、体系化的布局，实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与区域发展紧密互动和深度融合。范恒山认为，“十四五”期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包括：倾力支持“泥沼地区”走出困境、实现重振；增强城市群、都市圈对周边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引领作用；高度重视省际交界地区合作联动发展；注重大区域协同联动与小空间因情制宜的有机结合；强化推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政策安排；实现区域重大战略间的有机衔接、一体协同；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遵循。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高效流动。刘守英强调，现阶段城乡格局呈现出由单向城市化转向城乡互动的城乡融合新形态，要打破城乡分割的制度壁垒，促进城乡统一大市场建设，让各类要素和资源在城乡间互动配置，实现高效利用。刘志彪表示，企业因市场势力而形成的垄断并非现阶段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因素，经济转型发展中的横向地方政府治理值得关注，同时要以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陆铭认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在于调整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追求多元化的发展目标；强化问责制，引导地方经济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压实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的主体责任，呼吁以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中国顺应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而作出的战略选择。江小涓认为，制度型开放最大的特点是透明、稳定和可预期，同时让市场对跨境资源配置发挥更大作用，有助于增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在中国长期发展的信心。钱学锋强调，国际分工已经深化到以要素分工为特征的生产一体化阶段，制度型开放是与国际生产一体化相适应的开放形态。魏浩认为，中国的制度型开放经历了初步探索和有序调整、主动对接和渐进开放、深度融入和创新引领三个阶段，目前呈现出全方位开放、开放范围向边境内延伸、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双向互动的特点。当然，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厘清影响开放的外部环境问题、观念认知问题和规则对接问题，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放在抓住并用好国际经贸规则调整重塑的契机，主动参与并积极引领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持续加剧，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李佐军认为，全球价值链正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这既有国际分工演进规律的作用，也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在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还成为我国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重要内容。余典范强调，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不一定是全产业链的发展，而是遇到各种内外部突发性冲击的关键时刻不“掉链子”。王金照总结了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思路，一是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调动各方积极性。二是将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与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三是将独立自主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提高内循环的效率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保障初级产品供给
农产品、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是整个国民经济最为基础的部分，保障初级产品供给事关我国持续稳定发展和长期繁荣。杨宜勇建议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增强国内能源生产保障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学者对能源需求与碳排放进行预测，认为煤炭消费中短期内稳中有降、石油消费中短期内将持续增长、天然气消费中长期内快速增长；非化石能源方面，以绿电和绿氢为载体共同推动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主体。韩阳认为，要基于中国的国情、世情、农情、粮情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使农业生产关系更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促进耕地保护与质量建设和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率先实现粮食主产区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化主产区与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布局、加大财政金融支农力度与风险监测、完善粮食流通与储备体系、推进粮食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提高粮食国际贸易与关键物流通道掌控力。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是培育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刘世锦认为，我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期，必须抓住用好这一机遇期，平衡和处理好数据产权保护、安全与利用的关系。戚聿东等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机理，建议构建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制度支撑的现代化产业结构体系，加快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有学者基于“内涵特征—现实表现—核心理论—方法体系”学理链，尝试建构中国特色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以准确解释新经济现象和新发展阶段下的经济发展实践。还有学者从弥合“数字鸿沟”的角度，结合我国现实背景进行了探讨。盛斌通过测算中国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强调实现地区与省际间数字经济的包容、普惠、协调与互促发展是中国数字战略的重要目标与内容。部分学者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与分工地位的重塑。齐俊彦认为，技术创新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已成为在数字经济发展驱动下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渠道。另有不少学者聚焦数字惠普金融的经济效应研究，包括在优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助力中小企业发展、提升就业质量、推动区域创新、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乃至经济包容性增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加快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潘家华认为，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能源系统跃迁的动力，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巨大机遇，要切实改变传统发展方式，具有同质能源服务属性的零碳可再生能源市场竞争力的不断增加，成为碳中和革命的内生动力。能源消费侧革命是承接和顺应能源生产侧革命的需要，满足零碳电力替代化石能源消费终端的需求。陈诗一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实现绿色低碳关键前沿技术突破，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开放共享的新发展格局都是推动中国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方面。林伯强表示，2030年碳达峰的峰值既取决于清洁能源发展，也取决于能源电力需求增长，要通过平衡清洁能源发展速度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以控制碳排放峰值。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是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基本原则，要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贯穿现代化建设始终，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协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导途径和溢出效应等成为金融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如何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实现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已成为相关领域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2022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广度、维度不断拓展，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将心系家国、不负韶华，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以回应并解决新时代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出发点，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为加快彰显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创新与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而不懈努力。
（执笔：钟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