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新民 （一名：琴台散仙）
父亲的头发
一
很多年前，积玉桥家斜对门周家的婆婆突然去世，父亲曾回家感叹说，周家婆婆走得好快，没给家人添麻烦，自己也不受罪，痛快。周家主妇，说是婆婆，故去时，其实还不到60岁。头一天，她还好好的，第二天说走就走了。她家是炭圆铺，卖炭的。她个子高，嗓门大，皮肤白皙，风风火火。往她家里望去，地上墙壁，一片黑黜黜中，白鹤一只，亭亭玉立，反差鲜明。
在积玉桥街，从我们家出发，不到5分钟的步行路程，有三家炭铺，周家的除外，还有靠近一马路的张家，中山路上的万家。周家炭铺主人的身世，我不熟悉，原因是她们家的孩子大，不是我儿时的玩伴。积玉桥街上的人家，大多是有故事的。听故事的，讲故事的，都是相互熟悉的人。周家离我们家距离最近，情感最远。万家的两个堂兄弟和一个堂妹，万文辉、万文汉、万小妹，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他们家有一独栋的两层楼房，白墙黛瓦，临街阳台，是中山路积玉桥街上最显眼的建筑之一。文辉小名美美，是我儿时好友。我经常去他们家玩，对他们家昔日的富裕，有印象。张家的二儿子张耀衡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八十年代搬家，和我的父亲成为邻居，我才知道，那位终日在积玉桥街炭圆铺蹲在一角，弓着背，旋转着大竹簸箕，制作炭圆的老头子，当年曾是远征军中的一位年轻英俊的军官，驰骋中缅战场，际会风云。
父亲的离去，与周家婆婆一样，也很突然。记忆中，他一辈子都没有住过医院。他在母亲故去一年多后，随之而去。在此之前，他每天行走在水陆街与积玉桥文化宫之间，往返好几里路，健步如飞。而更早时，他退休后不久，60-70岁期间，还曾在紫阳湖区体委的游泳池去当过救生员。这是我同学看到后告诉我的。我以前甚至不知道父亲是否会水？我也从来没有去过游泳池游泳。我们是长江边长大的野孩子，那50米长的一池静水，承载不了野孩子们自由的身躯和心灵。
父亲是因心血管疾病，造成急性肾衰竭，住院不到1个星期去世的。就诊期间，他住临近人民医院的水陆街大妹家，六楼，没有电梯，我抱他上下楼时，感觉很轻，但又沉重。父亲因我抱他，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父亲去世时，八十三岁，是那个年代，平民家庭中高寿的人。去世之前，他有一口好牙，能吃干炒蚕豆。更让所有认识他的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年过八十，仍一头乌发，令人惊奇。
二
在我的少年时代，积玉桥街上贪玩的男孩子们，对他们的父亲，多有几分敌意，我也没有例外。
我的敌意，不是因为父亲的成分。儿时，我对父亲的经历知之甚少。直到现在，也不是完全清楚。初中毕业，中考需要填成分时，我才知道他曾经是国军的一名军官，旧军人。这个成分，对于贪玩落后，不求进步，没有想到过将来要上大学深造的学生，不具备杀伤力。父亲在我儿时，从来也没有教过我，也很少带我出去玩。我的“敌意”，是因为父亲是积玉桥街上大男孩们的笑料，这让我很难堪。这些大男孩们，很多是父亲的学生，他们见到我时，说夏老师跳高，屁股，不，臀部，老是擦杆。父亲在积玉桥小学教历史，偶尔代课，也教过体育。我在他们学校，亲眼目睹过这一幕。那是沙坑，两边木架上横起一个竹竿，杆高1米30，父亲助跑，风驰电掣，跨越式跃起，竹竿随之落下。父亲说，臀部擦了一点。他卷土重来，竹竿下落高度5个cm，再跑，我在一旁紧张得要命，周边调皮学生模仿父亲的腔调，齐声喊道，“臀部（tun），臀部。”父亲故伎重演，竹竿应声而落。怎么会是tun（臀）部呢？我们积玉桥街上的人，老幼无别，只知有殿（臀），不知有臀？我们都是念殿的。这个臀部，读起来很别扭，让积玉桥街上的孩子们笑话了好多年。
父亲当年怎么不跳“剪式”呢？像郑风荣一样。那样的话，即便擦杆不过，也与臀部无关啊，
父亲曾跟邻居讲过，他的一个学生名字中有一个燚字。那是第一次上课，点不上名字，会让学生笑话的。父亲查了字典，读出了“yi”字音，这让那位学生很服气。
新政之前，积玉桥小学是圣母玛利亚教堂。儿时，我在教堂里看到过很多修女。她们穿着黑黑的长袍，站在白墙中间的栏杆上。那是不足1米宽的木廊，延着四壁，悬挂在墙中央。我感觉那些修女，好像是贴在墙上一样。以后教堂改成大礼堂，我也去玩过，与儿时玩伴在大礼堂的地下室捉迷藏，修女们早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以后，父亲因历史问题劳教，去了我不知道的地方。回来以后，到得胜桥小学教书，我去积玉桥小学的时间就少多了。
三
父亲单独带过我一次远行访旧，记忆中，那是我少年时期唯一的一次。
那时，我读小学高年级，他劳教回来，带我去了鲁巷，一个我儿时感觉非常遥远的地方。
我们步行到汉阳门，在15路公共汽车起点，乘去关山方向的车，鲁巷是倒数第二站。
汽车是涂上红色的“大鼻子”，引擎在车的前方。车厢内，是窄木条搭成的长条座椅，延着车辆长度方向置放。两边的乘客，相对而坐。你如果在车辆行进过程中，浏览车外的风光，脖子需要向窗外扭去，几近90度。文革期间，我才知道，这是改装而成的车辆。它原是朝鲜战争缴获的美国军车，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生产的“道奇”车。
那时的鲁巷，公路两边是一片农田。我随父亲来到一家农舍，黄土泥墙，茅草屋顶，木门木槛。
我们到达时，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我们在屋内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吃饭聊天。谈话之间，我才知道，父亲和年轻的主人，老家都是鄂城华容镇夏家村人。年轻人是我们夏家的远房亲戚，富农子弟，高才生，大学未取，回乡务农。
晚饭后，父亲和主人意犹未尽，两人又撇开其他亲戚，仅仅带上我一人，到屋外的田埂上散步，边走边聊，神秘兮兮。他们讲的，都是我第一次听到，又听不懂的词语，“斯大林，二十大，赫鲁晓夫，个人迷信，南斯拉夫，阿尔巴里亚……”
我小小耳朵听到的，更多的，是农田远近中传来的呱呱的蛙声。
记忆里，父亲50年代以后，从来都没有回老家去过。
父亲去世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民国出版的《茶花女》，其翻译者夏康农先生，也是我们鄂城华容夏家村人。他是留法学者，学农的。文革期间，我读过这本书。其中，《茶花女》的译者序，当时读到，印象极深，至今都能背出部分段落。
“爱与死是两个伟大的艺术家，一切人间的丑恶经过它们的手都会改头换面，又是庄严的裁判官，一切人间的价值走到它们座前都会低头不语。”
“想紧闭这些小鸟，试看，修道院的城墙不够高深？母亲的枷锁不够坚实？宗教的责任感不够持恒？……但她们怎么抵得住青年男子隔着篱笆吹来的一声声的哨声？”
……
近查鄂城名人志，这个家乡夏家村的夏康农先生，民国学者兼翻译家，竟然不在其列。父亲生前，我要是能问问多好。他知道这个人吗？
四
记忆，无疑是人类生理现象中，最具选择性的品质之一。而这种选择，随着年龄、经历和环境的变化，又会发生偏移。
阅读也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阅读兴趣与倾向。
我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提到过我们家里的一个小木箱，三年灾害时期，用于存放大米、灰面、五谷杂粮和贵重物品。其中的一件“贵重物品”，是一个小布包，装的是父亲的“交待材料”。我打开过，里面厚厚的一叠纸，有十几张吧，写满密密麻麻的字，估计有一、两万字。
我匆匆地看上一、二页，便急忙包上。那时，我更关心的是木箱中的生米，而不是父亲的历史。
我从那一、两页文字，以及尔后多年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话中，大致了解到，父亲出身穷苦人家，很早就被家人送往武汉的中药房学徒，从给东家孩子端屎倒尿做起，以后学徒毕业，成为药铺的伙计。
那时的药铺伙计，又专业又热情，认识不少中草药材。也大都偷偷学艺，知悉不少验方、偏方和土方。顾客来了，多会根据患者病况，主动提出各种治疗建议。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毅然从戎。以后自学成材，成为一名国军教官，这期间，去过大后方恩施。
五
六十年代的初期的某天，父亲刚刚50岁，一夜之间，满头乌发，寸草不留，全部脱掉。那是夏季，不能带帽，灰白的头皮，毫无光泽，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我再次成为积玉桥街上大孩子们的笑料。
在积玉桥街，桥头到一马路短短的距离，有三个药房，分别是对门的济强中药房，斜对面的西药房，靠近一马路的范医生家里的家庭药房。这三家药房，以对面的济强中药房规模最大。我印象里，它是仅次于老武昌城内，司门口的“刘有余堂”，保安街上的“天宝元”、“香山堂”、“体仁堂”等几家中药房以外，武昌地区最大的中药房。父亲经常去这家药房，与药房的掌柜及伙计们都很熟。与范医生也很熟。
但这次尴尬，持续时间并不长，父亲在对门的济强中药房，买来各种中草药材回家，母亲帮忙熬药，几个疗程下来，父亲光秃秃的头皮上，竟然又长满了乌发。
六
第一次听到外人对父亲的赞许，是在1965年，我读初三，在我的同班同学尼姑家里听到的。
尼姑的母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你是夏老师的儿子啊。你爸爸年轻时，一身军装，好英俊。他是积玉桥街上有名的美男子。”
尼姑姓彭，我初中好友，班上的文体积极分子，全校男生中最英俊的学生之一。
他们家弟兄姊妹，六男一女，分别是和尚、道人、尼姑、小妹、沙弥、小弥、弥弥。他是老三。六个男孩个个英俊。
道人、小弥，和弥弥，都是武汉京剧团的专业京剧演员。道人是京剧《奇袭白虎团》中杨有才的扮演者，和尚和尼姑是京剧票友。
彭同学母亲的眼光是很挑剔的。她说的父亲军装在身，那是四九年以前的事。我在家，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照片。
这是父母一辈的人，对我父亲的评价。我听到的第二起对父亲的赞许，是同辈人，沙湖猴良讲的。
猴良也是父亲积玉桥小学的学生，大我3岁，江湖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儿时印象中，他在武汉三镇的江湖地位，相当于七侠五义中的北侠欧阳春。
猴良当众说起我是夏老师的儿子时，颇有敬意。我感觉积玉桥街上的比我稍大一点的玩字号哥们，顿时对我刮目相看。
父亲对人说过多次，他以前的学生中，凡属顽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走上社会以后，都对他特别尊敬。小调皮，小尊敬。大调皮，大尊敬。
我最后一次见到猴良，是2000年前后，在化工研究所，我的好友柳同学的实验室里。他当时六十余岁，高高的，一身皂装。一头油光黑发，长长的，披在双肩之上，一派文艺风范。他是柳同学的初中好友，后来留级，不读书，走向了社会。
中午，三人一起到附近的餐馆吃饭。我们刚刚坐下，遇到了我在汉阳钢厂的老同事，转炉车间的，也是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玩字号的著名人物。他上来和我及猴良搭讪就走。他认识猴良，猴良不认识他。等到我们吃完饭去结账，酒店老板说，那位老同事已经结账了。
文革期间，猴良在武汉三镇曾引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七
三年以后，父亲再次成为我同学们的笑料。但这一次，是善意的。
那是1968年，上山下乡之前，文革已经只是少数人醉心的运动，我周边的绝大多数中学生，已经成为逍遥派。我的几位38中初中同学，离开各自学校，相聚一起，玩起了一场年轻人常有的荒唐游戏。
记得那天参加的有刘同学、余同学、姚同学、高同学、肖同学等几位。那天肖同学拿来一只小口径气枪，约我们上城山去“打猎”。
城山，是老武昌城的一道天然屏障，与中山路平行。老武昌城的城墙随之展延。武昌城的城门之一，草埠门，在其山余脉与得胜桥街交汇处。儿时，我们在此处游玩，还能看到当年城门残存的痕迹。
我们来到城山十四中北坡处，肖同学看到10余米外，有一只黑色老母鸡，缓慢行走，便抬起气枪，扣下扳机，那老母鸡随之中弹。它没有叫，也没有即刻倒下，只是卧伏在地，可怜的一双眼睛，望着我们。
肖同学走向前去，将母鸡的头颈一拧，掩埋在其翅膀之下，装进他随身所带的书包之中，它仍然一声未叫。
那老母鸡约莫3斤。在什么地方处理“战利品”呢？几个同学商量，我家父母不在家，去我家烹饪比较方便。
等到在我家一楼公共厨房烹制完毕，端上一大脸盆萝卜烧母鸡，到楼上房间桌上摆好，准备开席之际，父亲突然回家，闻香而至。
同学们纷纷让坐，要父亲尝尝。
父亲捻上一块吃进，问，“这是什么？”
高同学急忙接上，“野鸭子。”
父亲说，“好肥的野鸭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恩施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特别好吃，除了尾巴内脏，都能吃。几句说完，便离席而去。
父亲下楼后，同学们憋了老半天的笑声，突然爆发，“好肥的野鸭子！”。欢声笑语，伴随着美味，一直不断。以后还被余同学，模仿父亲的音调，带进38中同班同学中，嬉笑多年。
多年以后，我才想起，父亲老鼠肉都吃过，难道会分不清家鸡与野鸭？他是否觉得年轻人的荒唐与错误，实属正常，大可不必惊慌失措。时间是整治错误的最好良方。
何况余同学刘同学，是我初中班上的好学生，两人都有良好的家教。
八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父亲陆续在《文史知识》、《武汉晚报》上发表过几次豆腐块文章。这也许是他晚年生活的调剂。那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年代。生活简朴，精神丰富，充满希望。但那时，我为工作，为生活，为我的小家，终日奔波，充实忙碌，始终没有把父亲的历史和“豆腐块”文章，放在心上。
直到新世纪来临，我和我的一位朋友谈起，我刚参入研制过的，国外的一个民用产品，国内还很罕见，我预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产品，会走向千家万户，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十几年后，这个产品，果然走进普通人家，这是后话了。
我向我的那位朋友讲起，八十年代，我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的静电复印机用铁氧体球形载体，附加值极高，市场容量虽不大，但如果有高人青睐，也是可以做起来的。我与朋友闲聊，突然想起了父亲的头发。我说，我亲眼目睹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的头发失而复得的场景。父亲是自己配方，到对门济强中药店抓药，母亲在家熬制，服用后，重新长满一头乌发，一直到八十岁，还是黑乌乌的。我讲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章光101”在市场上风靡一时，父亲竟然没有向我谈论他的生发药方。我也没有关心。以后，直到他去世，我都不知道，这个中草药配方是什么？父亲是怎么得到的？这是他个人的治愈案例，还是有他知道的其他类型？
朋友当时听后，大为叹息。他认为，我失去了一次极好的发财机会。
到得晚年，我想起了父亲的诸多往事。我才觉得，没有将父亲的药方，父亲的“豆腐块”，还有更早，我在家里看到的那包“交待材料”，保存下来，是我们家很大的损失。这不是因为失去了发财的机会。人老了，我对身外之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是因为，前者的治愈状况，非常神奇，也许可以给社会上部分脱发患者，带来惊喜。而后者，它是大历史中的个人记忆，对于我，我的后代，尤为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