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李先生相识，算起来有四十二年。我特别喜欢读《李学勤早期文集》。因为一九七七年以前的他，我不太了解。此书收录了他三十岁以前的作品，范围涉及甲骨、金文、简帛，古文字的方方面面，其中还有不少篇是讨论历史，特别是思想史。这对了解三十岁以后的他非常重要。
一九七七年，考古所开妇好墓座谈会，我第一次见到古文字学界的各位前辈，李先生也在座。那年，他四十四岁，我二十九岁，他比我大十五岁。当时，我们只管唐兰、胡厚宣、张政烺这类六十岁以上的先生叫“先生”，李学勤、裘锡圭这一辈，只叫“老师”。我觉得“老师”一词更亲切。
李先生去世那天，我想起很多往事。一九七七年，我在考古所整金文资料，归王世民先生领导。他手下只有我、刘新光、曹淑琴。刘雨、张亚初还没来，陈公柔还没解放。李先生给我们当顾问。他经常跑红楼，顺便到考古所，所以见面机会很多。
我们聊天，不光聊铜器，范围很广。他出国早，让大家很羡慕。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们讲他第一次出国的各种见闻。他说，外国人真怪，动不动就过敏，感个冒，可以死人。
我们曾去清华大学图书馆看文物，王世民、史树青、石志廉同往。看铜器，主要是听他讲。他请史先生讲，史先生不讲，他才讲。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轮到看书画，史先生才大讲特讲。我们还看了那件乾隆时期的缂丝挂毯（现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我的学术生涯是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起步，当时有好几位先生帮我改文章，其中就有李先生。我一直留着他帮我改文章的信。平山三器出土，我们还合写过文章。虽然有人就有人事纠纷，喜欢划线站队的人总是把人分成敌我友，我被划归“李党”，这给我招来不少麻烦，渐渐地他也不再来考古所，偶尔见面，他总是说，最近太忙，顾不上去，请代我向某某同志、某某同志问好，但我从不否认，他是引我走上学术之路的老师。
想当年，我年轻气盛、志大才疏，既想学古文字，又想学思想史，大刀阔斧绣花针，很难两全。为考研究生，我向他请教。他说，古文字很难，不下学六七门外语，学思想史，我可以介绍你考我的老朋友张岂之。当时，我在给考古所干事，以他的性格，他绝不会说，你来考我吧。我也没说考他。
一九七九年，我做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是所外聘请的导师。李先生从助研直升正研，与张先生合带研究生。所里规定，我和陈平必须到历史所上他们两位的古文字课。
张先生的课，我们没听几节。历史所的研究生嫌人多，不想让外单位听，换时间，换地点，叫大家扑空。张先生腹笥深厚，但不善言辞。我记得，他是坐在一把椅子上讲，脸对黑板，背对学生，想不起来就敲脑瓜。有一回，李先生也来听，就坐我旁边。张先生说，甲骨金文不是书，李先生跟我说，他也讲过类似的意见。
李先生的课，我一直听。他很会讲课，板书不多，但语言简练、生动、幽默。他常说他是南方人，但说话京腔京韵，完全是老北京的做派，话音突然升高，嗓音有点尖。他喜谈掌故，经常提到各位前辈，一肚子的逸闻趣事，其中也包括陈梦家。有时，他会拿身边的事打比方，比如说正在上映的电影《黑三角》《蓝光闪过之后》，甚至提到在座者，与听者互动，气氛十分活跃。
期末，我们得交报告。我的读书报告是讲东周用鼎的形态差异。我记得，他说金文排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千万别干。想不到多少年后，断代工程恰好包含这类工作。
我对李先生的第一印象是，他天纵聪明。马君武有诗：“图籍纵横忽有得，神思起伏渺无端”（《京华早春》）。他的文章有很多神来之笔，真是聪明绝顶。
李先生没读完大学，也没拿过学位。他不是一个过度专业化、非常学院派的学者，而是一个学无常师、淹通群籍、于学无所不窥、睿智博通的学者。历史所的人，或戏称他为“李十万”。据说，“十万”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缩写。意思是你随便问，他什么都知道。
李先生难学。博大难学，聪明没法学。
近百年的中国古文字学史，所谓古文字学家，有些是金石学家（罗振玉、王国维），有些是历史学家（郭沫若、张政烺），有些是考古学家（董作宾、胡厚宣），有些是文献学家（杨树达），有些是语言学家（朱德熙），学术背景不同，研究角度不同，并非只有释字一派。古文字材料是“书”（不管是典籍，还是文书），“字”是“书”的基础，但“字”是在语境下被释读，“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研究古文字，不管从哪个角度，基础都是通读原始材料。李先生常说，“古文字的学问在古文字之外”，字不是孤立的东西。
我在考古所时，李先生跟我讲，他从不孤立释字。他不是释字派的古文字学家。
李先生写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紧跟新发现，随时随地，有感而发；二是见多识广，厚积薄发，出手极快；三是文章小快灵，不喜长文，多为短札，举一反三，点到为止，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
这种写作方式，可能更接近中国传统，类似题跋、笔记，随作随辍。古之所谓文集，多半都是死后由门下弟子汇集成书。传统的写作方式不一定不好。
他那个时代，出书不易。很多老先生，学问一肚子，就是不写书。即使有书，也多半是由文章攒起来的。“文革”后，李先生这一代崛起，开始出论文集。考古学界有俞伟超的集子，古文字学界有李学勤的集子。
李先生，早年致力甲骨，“文革”后更关注铜器。他的《新出青铜器研究》出版于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八月，他送我一本，里面有我们合写的文章，还附了一封信。韩巍把这本书借走，夹在书中的信，他说没看见，丢了。
我知道，李先生有个梦，他要写一部系统研究青铜器的专著。每次见他，他都说还在写，但最后他说，他放弃了。
还有一件事，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李先生住劲松那阵儿，我跟他住得很近，就隔一条马路。历史所的吴树平跟我住一个楼。吴先生主编《全注全译史记》，请了一批在京学者，如刘起负责《五帝本纪》《夏本纪》，裘锡圭负责《殷本纪》，李学勤负责《周本纪》。李先生说，他多年关注西周史，攒了很多资料，一定要好好做一下，但左催右等，一直不交稿。最后，吴先生说，你赶紧找一下李先生，帮他整一下。结果，我去了，李先生说，请你转告吴先生，我太忙，一个字没写，真是对不起。我问，那您有什么半成品或资料什么的吗？我可以帮您整。他说，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我看，这部分还是由你写吧，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好。没办法，我只好把这事应下来。但我相信，如果由他写，肯定会写得更好。我很想知道他对西周史的系统看法。
他很惜力。不惜力，怎么能有那么多东西留下来？知识也有经济学。
兵家云：“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史记·项羽本纪》），“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李先生是贵先派。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先发的好处是引领风气，谁都绕不开，坏处是容易出错，被别人揪住。有人说，写东西要慎之又慎，一旦白纸黑字写下来，很可能成“千古恨”，后发多好呀，可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打仗是玩命的事，当将军的，犯错可能丢命，不光是丢自己的命，还有千千万万士兵的命。但不犯错误的“常胜将军”有吗？没有。我最欣赏一句话，“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孙子·地形》），只求尽心而已。
人都会犯错，关键是看所得几何，所失几何。
我曾跟夏含夷打比方。我说，狙击手躲在草丛或掩体中，一猫多少天，弹无虚发、一枪毙命，当然了不起，机枪手，一扫一大片，有些子弹肯定会打飞，但计点还是胜出。
李先生的东西，一是多，二是快。不快怎么多？他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不死盯着一个地方，玩命打深井。
他的文章，登在各种刊物上，不定发在哪里，引用率极高，只有汇集在一起，才能窥见全貌。古文字学，无论甲骨、金文，还是简牍、帛书，他在各个领域都是领跑人。后面跟跑的人，费尽移山心力，回头一看，不能不承认，很多问题，都是他一语破的，凿破鸿蒙，真好像孔子形容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臆）则屡中”（《论语·先进》）。比如西周甲骨，就是他最先认识到；楚帛书十二月神即《尔雅》十二月神，也是他首先提出。这样的例子很多。
一九九〇年，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学，朱德熙先生也在。有一天，夏含夷来访，华大设宴，给他接风。席间，夏含夷品鉴人物，论及唐（唐兰）陈（陈梦家）高下，裘（裘锡圭）李（李学勤）异同。他的评价是陈在唐上，并且抑李扬裘。朱先生调停说，李先生博大，裘先生谨严，各有千秋，我们都很佩服。我很赞同他的评价。
散席后，朱先生跟我说，当年，他在西南联大听唐先生讲《说文》《尔雅》，唐先生连讲稿都不带，海阔天空，学问十分了得。研究古文字，不识唐先生之伟大，说明还没入门。汉学家有汉学家的口味和标准，比如有没有理论，有没有书，脚注是否完备，这都是最起码的要求。夏先生的评价与朱先生完全不同，他更看重陈梦家，觉得陈先生更合现代学术标准。
朱先生去世，有个追思会，在北大开。汪曾祺、李学勤都讲了话。汪说，朱先生总是跟他讲，他发现了一个人才，叫裘锡圭。裘先生坐我旁边，顿时泪如雨下。李先生发言，则讲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国文字研究的兴起。他说，朱先生写过寿县朱家集楚器铭文的考释，他也写过战国题铭的分国研究，但唐兰先生动手更早，只不过手稿佚失。
我读研究生的时代，年轻学子争当释字能手，他们迷的是战国文字，多以朱先生的文章为开山之作，并模仿朱先生、裘先生。朱先生的文章比李先生早五年，当然很重要，但李先生的文章是王国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的进一步展开，更全面，更系统，对我启发更大。
李先生有篇文章，很有名，这就是我和魏赤录音整理的《走出“疑古时代”》。这是一篇演讲稿。演讲时间是一九九二年，地点在北大西门外刘东租住的房子，屋子是个北房。听讲的人很多，除操办此事的刘东，还有葛兆光、阎步克、陈来等。演讲时间没到，大家站在院子里聊天。那年，李先生才五十九岁，门牙就掉了。他指着自己的牙，开玩笑说，你看，我今天可以“破口大骂”了。
那次演讲，前一半是他讲，后一半是讨论。我记得，他提到我对古书年代的研究，说“吾道不孤”。我们提了很多问题，他一一作答。讲完，刘东说，我们都是外行，李零，你得负责整理。他把录音带交我，我是受命而为。
我找了魏赤，请她帮忙。李先生语速太快，我用我的手提双卡大录音机听，咔咔咔，来回倒带反复听，录成文字，请李先生定夺，他把他的发言删了一半。
我记得，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删，他特意叮嘱。一处是讲古文《尚书》，他提到俞大维回忆陈寅恪，说古文《尚书》不能简单视为伪书。一处是讲北大某人自杀，他说自杀的办法有很多种，举郭忠恕为例。还有一处是什么，我忘了。他说，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一定要删。
按照约定，我把录音全稿和李先生要求删掉的部分圈起，交给葛兆光，葛兆光再交刘梦溪。当时，我们都是小字辈儿，刘先生或许认为，我们跟李先生的讨论不重要，连问带答统统删掉，最后发表出来，就是《中国文化》刊出的样子。题目，李先生说，是仿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编者案，是刘先生定调。
此文一出，引起轩然大波。我听说，顾门弟子大不悦，刘起釪先生写了反驳文章，对编者案尤其不满。因为文章是我整理，我亦难逃“李党”之嫌。
二〇〇〇年，我和裘锡圭先生在挪威奥斯陆访问。有一天，游维格兰雕塑公园，在园中散步闲聊，裘先生说，现在有人连古文《尚书》的真伪都要讨论，真不像话，而且还打着李学勤先生的幌子。我说我确实听他讲过这类话。
后来，我问葛兆光，我们的原始记录稿还在不在，他说应该在《中国文化》编辑部。我打电话给刘梦溪，他答应找一找。结果是找不到。真可惜呀。
当年，顾先生疑古史是起于疑古书。李先生的反思也是从古书开始。我想，他是从红楼整理组整理简帛古书获得启发。
有个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他写过一本书，叫《甲骨文》，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此人很会采访，很会写文章，话题涉及中美两国的各种政治事件，文多隐喻，充满暗示，暗示中国的各种“政治迫害”。因此，他对陈梦家之死特别感兴趣。为此，他采访过很多学者，包括吉德炜、高岛谦一、石璋如、杨锡璋、王世民，也包括李先生。
他设了个圈套，套李先生的话，故意把陈梦家之死与李先生早年写作的《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三期）和他领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联系起来。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的事情，凡属国家行为，肯定好不了（这很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性”）。
李先生批过陈梦家，没错。但我想指出的是，陈梦家之死与那篇书评没有直接关系。这个暗示有跳跃性，从一九五七年一下跳到一九六六年，整个因果链是人为虚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参加过考古所在八宝山为陈梦家先生举行的追悼会。悼词说他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当时说话有当时的口径，我理解。我在一篇小文中提到这个追悼会，我说，“四人帮”哪儿知道他是谁呀。“文革”的事，你们大家就没有责任吗？这种说法太笼统。
一九五七年，批陈不止一人，夏鼐批过（《用考古工作方面事实揭穿“右”派谎言》，《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唐兰批过（《中国文字应该改革》，《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容庚批过（《汉字简化不容翻案》，《文字改革》一九五七年十一期），这是政治运动中常有的事，现在应从历史环境去理解。这些批判与反右运动有关，但与陈梦家之死没有直接关系。
陈梦家之死是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第一跟陈家的保姆和陈宅所在的街道有关，第二跟考古所的飞短流长、捕风捉影、跟踪告密有关。他是因所谓“生活作风问题”（我们特有的政治词汇），不堪人身侮辱才自杀。赵萝蕤（陈梦家夫人）的遭遇也很不幸。
李先生的书评写于一九五七年。文章是考古所派人约稿，发在考古所的杂志上。文章开头，作者承认，陈先生“对卜辞研究的某些方面有其贡献”，接下来全是挑错，文章结尾说，该书错误太多，与陈氏“自命甚高”不相称，最重的话只有这一句（后面还有“自我标榜”一语，意思差不多）。文章主体还是属于学术批评，并非政治批判。当时批陈，上引各文，哪篇都比这篇说得重。
一九九二年，裘锡圭先生的书评与此类似，也是先肯定其贡献，然后挑错。他引用过李先生的书评，比李先生挑错挑得更厉害。他说：“考释文字不是陈氏的专长。”
我想，如果不是运动需要、组织安排，以李先生的性格，他恐怕不会写这类专门纠谬订错得罪人的文章（当然，得罪组织，更不可能）。
二〇〇八年，李先生编《李学勤早期文集》，《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被收入，但把最后一小段删了，显然他也后悔。
我的印象，李先生对谁都很客气，礼数十分周到，无论长幼尊卑，我从未见过他恶语伤人，当面指责，让谁下不了台。各种人事纠纷，他也是躲得远远的。但这位唯恐得罪人的先生为什么还是得罪了很多人，我经常想这个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李先生是学者，他留下的著作很多。这是评价他一生志业最关键的史料。我把近百年的古文字学家分为四代。李先生跟裘先生是一辈。他出名比裘先生早。早先，裘、李在一块儿，李先生风头更健。后来不知怎么弄的，风气变了，有人说，李先生不是古文字学家，文章越写越短，越写越水，我不同意这类评价。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