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师从李学勤先生学习，专业是历史文献学。2002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毕业后即进入历史所工作至今。在十多年后提笔回忆当年论文写作的过程，尤其是先生当年教导我怎么读书以及进行研究，不免会有许多的遗漏，越是这样，才显出沉淀下来的片段是多么宝贵。当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事情，只要留在脑海里，在静静的思绪中蓦然涌现，如同翻到珍藏的旧书合页夹着的那张泛黄书签，让人感慨不已，带着如今的我又回到了报考硕士以及在望京研究生院读书的日子。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历史所原先的小楼，如今成为社科院的花园所在。早先我已经完成了研究生考试的报名，由于心里没底，想请先生指点一下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先生那半年一直在海外讲学，十一月底才回国。心急的我已经多次打电话给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秘书长周年昌先生询问，终于通过周先生和历史所科研处郑剑英老师的联系，获得了先生的首肯，时间定在一个周五下午三点。那天我提早半个小时来到历史所，郑老师陪我在吸烟室等候，其实就是在二层楼梯口边上的小隔间。正坐着，郑老师突然起身迎出去，向刚到二楼的先生打招呼，我也赶紧上前。先生态度和蔼可亲，和我握了握手，带我到最东头的所长办公室，外间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先生说话很干脆，直入主题，谈起了我所报考的历史文献学专业，大意是：专业下属虽有古文字学和敦煌学两个支系，后者可以不用准备，重点是在前者；要读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他的《古文字学初阶》也可以参考；通史主要还是翦老的《中国史纲要》，此书简明扼要，便于抓住主题；先秦史方面关注一下学界的最新动态。整个会见时间没有超过十五分钟。
随后我就在北师大紧张备考，直到考试和面试都结束，又开始走毕业流程，一切都忙完，已到了七月初，宿舍也退了，暑假我还是回福建老家待着。走之前我给先生打了电话，请先生开列近期的读书目录，于是先生第二天在昌运宫家里接见我。说到书目，先生建议要精读常见书，考虑到我原先是地理学专业，可以在古代的天论方面多下功夫。
九月入学，相继见到了陶磊、王泽文两位师兄，他们和我同一年考上，是李先生的博士生，凑巧三人都是北师大毕业，关系又近了一层。此外，还有一位师姐田旭东，她已经是西北大学的老师，硕士就是跟着先生读，当时在职攻读博士，比我们早一届，不常在学校。
社科院的学者不需要每天坐班，历史所科研人员只有周二才来院部，所以我们仨也在周二上午到建国门见先生，下午还得回到研究生院上“史学前沿”课。先生虽然特别忙，但一定会抽出时间来和我们当面交流，主要是询问我们读书的近况，以便有针对性的提出指导意见。如果稍有空闲，他还会将近期撰写或发表的新作向我们讲解，并作一些讨论，先生的文章多有引用最新的材料和前沿的成果，这使我们能够尽快了解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有次我向先生表示兴趣在金文方面，他立即指出，学习金文，要同时对照阅读有关的传世文献，研习西周金文，需熟悉《诗》、《书》，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和杨筠如的《尚书覈诂》都是很好的注本。《说文》方面，一定要精读段注，如果时间紧，可以先看王筠的《句读》，但《说文解字注》仍要仔细读完，还可参考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至于音韵方面，基础知识其实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已经讲得很明白，进一步的研究则用何九盈、陈复华《古韵通晓》，只是可惜后书的字表检索不太便于使用；对先秦的复辅音问题，就不要去讨论了。
按照先生的培养计划，第一年主要是研究生院历史系的基础课和公共课，平常则每周二在所里作指导。1999年正值《郭店楚简》出版不久，学界讨论的热度持续上升，先生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每周六上午还在清华大学文北楼的思想文化研究所主持简帛读书班，集合历史所、清华以及其他高校学者就郭店简的释读展开讨论，我们仨得到消息，也跑去参加。虽然我原先没有接触过简，属于门都没入的那种，不懂的地方太多，只有等回到宿舍再查相关的文献，总算勉强能跟进，聊以自慰的是，通过每周在清华大学文北楼的旁听，还是囫囵吞枣的学到了不少内容，我对于战国简的认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一次和先生闲聊，我提到郭店简的“绝”字和《说文》古文类似，不过方向相反。先生微笑道，嗯，你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随后推荐我看胡光炜先生的《说文古文考》，以及孙海波先生的《魏三体石经集录》，指示我可以对照郭店简写点札记。不久我从图书馆借来两本书读过，胡氏的书还是历史所的油印本，孙氏的书则为线装，可惜到如今也没有写出文章，很是惭愧。
到了第二学年，先生在家里给我们上课，时间固定在每周五下午，由于时间充裕，先生就一些专题结合最新的材料进行讲解，其中包括《春秋》的历日纪时等问题，很遗憾当时没有录音笔，无法将内容保留下来，而我基础较薄弱，所能领悟的就更少了。因为我们仨都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招的学生，论文的选题都要和年代学有关联，王泽文对于春秋时期的金文和历法感兴趣，先生建议他把《左传》和同时的历日金文进行比较研究；陶磊的文献底子不错，先生指出，因为《淮南子》的注释虽多，质量好的有几本，但所有的注家关于《天文》这篇的成果都不能让人满意，希望他对《淮南子·天文》作一番文献学梳理。两位师兄都接受了先生的提议。我记得先生曾在《谈自学古文字学》的文中建议，学习古文字最好从秦汉往上溯，则事半功倍。于是向先生表示，还是考虑研究后面一段的古文字。先生沉吟了一下，提议说，有一个合适的题目，三晋的纪年兵器到目前为止数量较多，而且没有发表的也不在少数，原先各家有过一定的整理，现在可以根据新出的材料，将所有兵器收集齐全，结合史实、王世、铭文的研究，重视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进行排队，这是前人甚少着力的方面，然后做编年的工作，最后成果列一个总表，方便学者查询利用。著录以《殷周金文集成》为主，但不要忽视《金文总集》的作用，两书的拓片选取还是有差别，对照号可查季旭升先生的《〈殷周金文集成〉和〈金文总集〉编号对照表》；查找新出的器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每年的《考古学年鉴》后面都附有新出金文，可以按图索骥；文献方面，要精读《战国策》，其中缪文远先生的研究较为显著，清代、民国的一些专题著作仍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注意《史记》战国部分史料的价值，其中有些是《战国策》所没有的，可以互补。研究论文以黄盛璋先生的《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等为基础，但要用他收进文集的版本，相对于早期发表在《考古学报》时已经有不少订补。我觉得先生的选题非常适合我，便定了下来。李先生笑道，这样挺好，泽文做春秋，你做战国，陶磊做汉代，正好按时代先后顺序。
此后每周五去先生家，我们仨都依次汇报研究的进度，陶磊笔头快，基本每个月可以交给先生一篇习作，先生照例在下次课上反馈意见；王泽文做事细致，要求比较完美主义，开题后又重新精读《左传》，同时学习先秦历法知识和青铜器，上他们的宿舍聊天，总能看到王师兄书桌上摊着几本书，分门别类，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在一边，朱凤瀚先生的《古代中国青铜器》在另一边，其上有稿纸，都是他描摹的金文和器形、纹饰。再瞅陶磊的书桌，相对显得空阔，一般只放一本书，如《诸子集成》之类。
我也在描摹兵器铭文，感觉比西周和春秋的金文难度大，因为笔划尖细，且三晋文字字形常有省变，加上刻工有时较为随意，有的字简直无法辨识。不过等到《集成》的三晋铭文都摹过一遍，也就习以为常了。这时再对照各家的释读意见，发现原先有的释文也未必可靠，便以札记形式记录下来，准备写进稿子里去。考古方面的论著较多，幸好位于太阳宫的考古所图书馆离研究生院不远，每周二、四对外单位人员开放，周二我要去历史所，周四便可以去太阳宫阅览，这样在资料方面没有太多问题。先生也在留意新发表的兵器铭文，我们去上课时，如有新材料，先生就先听他们俩的汇报，我便在一旁抄录临摹，如《保利藏金》等都是这样得以看到。到2001年春季学期，我也交了几篇札记请先生指正，主要内容是兵器铭文、器形方面联系的例子，先生看过之后肯定了文中的思路。
第二学年快结束时，先生在课上对我说，其实秦的纪年兵器和三晋的形式差不多，不如增补进来，一起研究，主要参考陈平先生的论文和王辉先生的几本著作，如《秦铜器编年集释》、《秦文字集证》和《秦出土文献编年》。三本书都不好找，尤其是《编年》，当时刚在台湾出版，大陆还见不到。先生利用去台湾讲学的机会看到了此书，并作了笔记，回来后让我参考。通过加入秦纪年兵器的内容，我的硕士论文就变成了如今的题目。
先生的指导风格，并非单单告诉一个正确答案，也不只看结论如何，而是要我们明白做学问的基本规律，学会寻找问题，再运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一次课程快结束时，先生不经意地对我说，那件廿四年阴戈的“申”旁和甲骨文的字形非常一致，时代上隔得太远。我当时没多想，就顺口应道，先生，我回去查一下。通过核对单字以及作为文字部首的申，我制作了申的字形演变图，但在战国时代没有找到同例，不过也不是全无发现，至少春战之交的侯马盟书中还是有写法一致的申，如此在演变序列上就不可以成立了。我将写成的札记呈给先生，作为古文字课程的期末作业。先生看后提示我，在郭店楚简里有类似写法的申旁，论证可以更加直接。我由此领悟到，先生其实是希望我能够通过研究独立发现，而不是将答案告诉我，在资料的比对方面还需要更全面广泛的视野。此后，对于同时代其他类别的文字，如货币、玺印、封泥、陶文、石刻、简帛，我都有所了解，以免遗漏可能的例证。
2000年在《文物研究》上公布了一件廿四年上郡守戈，原文将郡守名释作“臧”，内的反面还刻有置用地点“上，徒□”，我将此文复印给先生看，先生提示我，“臧”的释文恐不可靠，《汉书·地理志》下有徒经，但从字形上无法和铭文“徒□”联系，还需要再考虑。所以在讨论秦兵器时，我没有采用“臧”的释文，根据字形将“徒”后之字隶定作“淫”，暂时阙疑。毕业后不久，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发现其中有地名“徒涅”，与兵器铭文的“徒□”实际相同，简文的地理位置必定是在徒经，但涅与经音韵不通，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于是我写了一篇札记，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认为字应释为“浧”，可通假作“经”，也算有了一个交代。
先生对于他自己所撰论文的价值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同样也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以示不掠美。在讨论战国文字分系时，他就说这是他做的工作，现在看也没有问题。原先在初稿中我讨论“冶”字时参考《金文诂林》，指出战国文字的“冶”是先生首先释出。先生看后特别提示我，他印象中已经有前辈学者考释出来，但一时不记得具体的出处，应该找出来加以标示。论文付印后不久，我从《古籀余论》卷二“右军戈”条下看到孙诒让先生已经解读出冶字，于是在论文答辩会上对此作了说明。这件事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警醒，应该对学术史上的源流有较为深入的把握，清人的图录、序跋和札记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不能有丝毫的忽视。
先生对我论文的结构也提了框架意见，如“纪年兵器研究的年代学意义”和“纪年兵器铸地分布图”都是源于先生的建议。2002年元旦后我和陶磊将各自的初稿交给先生审阅，开春先生将意见示下：有几处表述仍有待斟酌，哪些地方的错字需要改正，文字还要锤炼。根据先生的批示，我下大力气对全文作了修改。写文章的时候不觉得，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再读，语句不通、重复啰嗦等语病居然触目皆是，自觉汗颜不已。所以我在“后记”中提到，这篇硕士论文若还有一些可取之处，那都是与先生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的。
在追昔忆往中记下这点点滴滴，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其实先生对我的指导，远远不止这些。好在现在仍能够经常读到先生的新作，偶尔还当面向先生请教问题，也是我们做学生的一种幸福。今年适逢先生八十华诞，谨以此小文，为先生、师母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