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熟知”的司母戊大方鼎，新中国成立前在殷墟出土的，被李学勤称为“后母戊大方鼎”。司母戊是什么意思？解释不过去。后母戊大方鼎，“后”指王后，有别于如今已简化为“后”的“後”字，“母戊”是商王祖庚母亲的庙号。后母戊大方鼎是祖庚为了纪念母亲而铸造的，为我国出土青铜器之典型代表。他还解释说，青铜乃是纯铜与铅、锡的合金，有别于红色的天然纯铜。天然铜的硬度低、熔点低，烧陶器的窑就可以熔化制成器具，所以红铜是发现，而青铜是发明。
李学勤坐在自家沙发里，清癯、矍铄，慢条斯理说着这个的时候，他的脸上没有表情，眸子却有一丝迷离，好像他只有一小半还坐在我的身边，而另一半却飞到了一个遥远的年代，具体而言，是夏商周。
他的话不多，问一句才答一句。他说到往事，一旦发现我已经知道了，马上闭嘴，跟那种因为怀旧而絮叨的老人截然不同。
我们也聊往事，聊那些流传已广的对他的诘难和质疑，他不回避这些敏感话题，他说自己和疑古思潮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说考古界和历史学界的前辈：李济、陈梦家、夏鼐、唐兰等，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怎么讨论都可以，只要不牵扯到政治。他还说，他相信事实，相信历史。他说话的时候，大盆的绿植在他的身后探出身子来，好像想插嘴，而书架上的仿古青铜器瞪着我，一言不发。
黑发即知勤学早
要不是一场意外，我现在采访的应该是李学勤工程师。人生的规律和变数、必然和偶然，总是让人着迷。
1948年夏，共和国即将建国，而李学勤从汇文中学初中毕业，他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在协和医学院工作的父亲，对孩子的期待是当个脑外科医生，要是能作开颅手术，那就再好不过了。当时全世界也只有7人能作这样的手术，协和医学院就有一位。
可孩子另有志趣，他看中了国立高等工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工业大学。相对于北平市立高等工业学校（现在石景山的北方工业大学），国立高工更有名，毕业生相当于有大专文凭，而且读书期间还管饭，所以也更难考。
李学勤报的是电机系，考了个榜首。全家都做好了他学工科的准备，万事俱备，只欠去北平防痨协会体检了。不曾想体检的结果是“肺结核二期”。李学勤自小身体就不太好，因为这个，还在家读了一年书，3、4年级才进的校园。但这一次非同小可，当时肺结核可是要命的病，事涉生死，读书求学的事自然抛开了。后来证明是协会的工作失误，虚惊一场，但这一场惊吓和打击改变了李学勤的人生道路，他没有上工业学校，仍读高中去了。
说到小学同学邵燕祥，李学勤笑嘻嘻的，说，我们曾经是同桌呀，一起玩，一起去书店看书，其实我们俩很不一样。他说的不一样，或许就是他从小喜欢神秘，喜欢不懂的东西，比如符号：里面含着意思，但不让你知道，如读天书。这对李学勤充满了诱惑。他外语好，中学已经开始看一些英文著作了，或许就因为外文也是一种类型的符号。
1950年前后，17岁的李学勤接触到一种符号：甲骨文。从1928年开始，到抗战爆发，殷墟考古一共进行了15次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却直到建国前夕才正式发表，就是《殷虚文字甲编》和《乙编》的一部分，在中国科学院内部卖，其中乙编的上、中两辑标价50万（即后来的50元），对于家境一般的李学勤来说，不啻为天文数字，但父母还是支持他买了自学。为了搞清楚当时学界正热火朝天的关于殷墟甲骨分期的“文武丁卜辞”争议。李学勤着了迷，有空就骑自行车去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看相关的书。由此机缘，他认识了图书馆负责金石部的曾毅公。曾先生支持这个半大的中学生看书，包括不对外开放的特藏书籍和拓本。
他在中学还接触过另一种符号：数理逻辑。他偶尔读到金岳霖写的介绍西方数理逻辑的著作《逻辑》，满纸符号，文字寥寥，李学勤对数理逻辑一见倾心。金先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得，高考就奔着那儿去了。
需要说明的是，中学就自学甲骨文的李学勤可不是书呆子，他在高中是学生会主席，也搞学生运动，“反饥饿”的游行，他可是参加了的。
1951年，李学勤如愿以偿地拜到金岳霖门下。当时学生很少，上课就在金岳霖家，大家围着金先生坐下，听先生畅谈哲学。
那段如沐春风的日子，李学勤印象深刻。当时清华大学还延续着抗战前的态势，有全国最好的文科。可惜一年之后，国内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从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肢解为纯工科院校。李学勤应该随着被转移到北大哲学系，但他更想转到北大1952年刚刚成立的考古系去。学校不让转系，让李学勤很失望。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科院的前身）考古研究所有一项工作，他便放弃学业，参与进去，从此走上工作岗位，再也没有校园求学经历。所以圈内人评价说，李学勤不是一般的聪明，也不是一般的勤奋，他基本上都是自学出来的。
胸次全无一点尘
在考古所，李学勤的工作是参与整理殷墟的甲骨文。缘起是上海的郭若愚对《殷虚文字甲乙编》进行缀合，就是将破碎的甲骨文拼接复原，成果呈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转交给考古所所长郑振铎。陈梦家刚从清华大学中文系调入考古所，认为文稿还可以做些补充工作，便请了北京图书馆的曾毅公和年方19岁的李学勤来修订，那是1952年的事。
小时候的拼图游戏和甲骨文缀合、排谱一样，都是那么神奇又有趣的事儿，完整的东西破碎了，成了一个秘密，李学勤做的工作，就是破解那个秘密。此后，他不仅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而且首创殷墟甲骨“非王卜辞”说，还对青铜器及其铭文提出新的分期方法，并且开始了战国文字的整理和研究。那是他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时期。
增补工作1954年完成，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殷虚文字缀合》。就在李学勤寻求确定工作岗位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机会。中国科学院1953年决定成立历史所，分一、二、三所（即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三块），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被任命为二所副所长，负责筹备工作。他对李学勤很赏识，便将他要了过去，李学勤作为侯外庐的助手，做了多年的思想史研究，他将重点放在先秦部分，而且那一段时间，他意识到自己的功底不够，开始转入金文和青铜器的学习研究，并且在21岁时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殷代地理简论》的撰写工作，这本书直到1959年才出版。
国内政治风云变幻，不久之后“文革”爆发了。李学勤跟着社科院的大部队，于1970年下了干校，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好在只有一年多，因为郭沫若修改《中国史稿》的机缘，他又回到了北京。就在这时候，考古界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挖防空洞时，发现了巨大的古汉墓群。当时因为政治运动，全国的科研工作几乎都陷于瘫痪，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整理研究是极其难得的项目。李学勤很幸运地被国家文物局借调过去，从1974年开始参与帛书的整理和考释。
终于可以摆脱无休止的运动，回来干专业了，李学勤别提有多高兴，他负责的是帛书的医学部分，跟中医大夫配合。出土的帛书都是支离破碎的，有的帛书变形了，还要还原。文物出版社送来实物照片，李学勤便一张张剪开，拼接，开始玩高级拼图游戏。
就这样，李学勤和合作医生一起，拼出了《胎产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等医药学文献。时至今日，“马王堆医书”已经成为医学界的一个专有名词，有些内容甚至改写了传统医学史。
拨乱反正的1978年，李学勤离开文物局，回到了历史所。不久，他面临两个选择，回思想史研究室，或者出任先秦史研究室主任，李学勤根据所内安排，选择了后者，他完全回归了先秦。
尽任他人说短长
李学勤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以古文字学为例，文字学古称“小学”，目前，古文字学有四大分支：甲骨学（甲骨文大约有四到五千字，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已经成为专门的“甲骨学”）、青铜器研究（金文）、战国文字研究及简帛学。李学勤在四个方面都有所贡献，尤其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开拓者。
中国的文字发展史上，有个“书同文”的问题。战国的文字分秦、晋、燕、齐、楚等不同体系，同字异形。秦统一天下后，文字上“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六国文字由此灭绝。后世的真草隶篆，都是从秦系文字演化来的。
战国简帛的发现，将古文字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因为战国的简帛文字不少能够与传世文献对照阅读，这使得学者可以识别出战国文字中的生僻字。其中成果最喜人的是楚文字研究，因为出土的楚帛书、楚简材料最丰富。
当然，李学勤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作为首席科学家之一和专家组组长，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年代学的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结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夏、商、西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年代，试图给古代历史一个时间的量度和坐标点。
那时候，李学勤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又要顾及他在清华大学建立的国际汉学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工作千头万绪，但这丝毫不曾影响他的专业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下面有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多达200人。经过5年的努力，于2000年推出了明确的“夏商周年表”：夏代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阶段性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随即出版发行，被评为“九五”期间科技攻关计划的重大成果。
我国古代的史书，言必称三皇五帝、夏商周。但因为没有考古实物的佐证，国外普遍不接受。殷墟发现之后，商的存在才获得了国际学界的一致认可，但对于夏朝之有无，仍多争议。夏商周三代也一直没有确切的年代划分。国外有学者主张中国古代文明始于公元前1600年的商代，甚至只承认盘庚迁殷时的前1300年。对于我们的五千年文明多有质疑。
李学勤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年代确切的“夏商周年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包括很多质疑的声音。对此，李学勤处之淡然，毕竟“夏商周年表”每个数据都有其依据，而学术探索是没有止境的。他也不讳言年表有现实意义，即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增进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他还说，只要是严肃的学术讨论，他都欢迎，但工程是学术，是科学，不是政府投资买下的论断，这一点是要明确的，毕竟，他们一开始就明确了“政府支持，专家负责”的原则。
事实上，在此之前，李学勤就曾针对疑古学派提出不同看法，他引用冯友兰为顾颉刚《古史辨》第六册写的序言中，所谓历史研究要经过“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提倡现在应该走出疑古时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要求地下的文物和纸上的典籍文献能互相印证，李学勤则认为，古史古书所言，即使看来貌似荒诞不经，或者暂时没有考古实物的佐证，也未必不是真的，可能有一定的史实“素地”。
他举了一个例子：大禹治水一直只是“传说”，连大禹其人存在与否，学界都有争议。李学勤却鉴定了一个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盨的铭文一开头就清清楚楚写着：“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老天爷要大禹划分九州，沿着山势治水。文字表达跟《尚书·禹贡》和《禹贡序》一致。
当然，不管如何，关于“夏商周分期年表”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但是李学勤已经转过头去了。他说，从年轻时起，他就有一个梦想，是做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和其他三大古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的比较研究。这是他从年轻时就有的梦想，但做这项研究需要现代外语和古代外文，他曾经为此学俄文，还想学埃及文。可是当年刚开始学德文，就下放了，下放时带了本英文的拉丁文教材自学，一边干体力活一边背单词，结果挨了批判。现在人也老了，外语又不行，不知道还能不能做得动。……李学勤这么叹息的时候，他的夫人已经从房里出来，远远地站在门口，无声地提醒我采访时间到了。她不想听他的学术计划和展望，她只担心他的身体。
生平简介
李学勤，1933年3月28日生于北京，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一年后入中国科学院参加考古所的工作，1954年进入中科院历史所，从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做到研究员、社科院历史所所长。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
主要著述
《殷虚文字缀合》（与郭若愚、曾毅公合作）、《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定稿）、《睡虎地秦墓竹简》（定稿）、《比较考古学随笔》、《周易经传溯源》、《走出疑古时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国青铜器概说》、《古文献从论》、《失落的文明》、《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甲骨百年话沧桑》、《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定稿）、《重写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等几十种。另有学术论文50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