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在一次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记者的专访过程中，李学勤先生谈到自己即将离开工作5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时，满含深情又不无激动地说：“我的一生都与历史所分不开，我成长在历史所，我的一切成绩都是在历史所取得的。”
回首往事，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1952年的夏天，由于院系调整的原因，提前结束清华大学的学业，应邀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编撰《殷墟文字缀合》一书，是他学术道路的转折点。先生次年年底到历史研究所报到，转年正式进入历史所，就开始在侯外庐先生身边工作。
如果说，在清华大学跟从金岳霖先生学习，不光是学他的知识，也要在他的烟袋跟前学习做人，从而奠定了李学勤先生的治学根基，那么，从最初到历史所，侯外庐先生要李学勤先生跟着他，做他的助手，跟他干一样的事，从而铸造了李学勤先生的治学品格。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一”，作以追述。
“一本书”——《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在《回忆侯外庐先生》一文中，李学勤先生写道，记得我初到历史所的那两三年，侯先生正在准备重版他新中国成立前的几种主要著作。他对这件事的态度非常郑重严肃，一再向我和别的几个同仁说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的处境如何困难，著作的出版又很匆遽，书中存在许多错字脱漏，特别是引文，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经史子集各种史料，要我们帮他细心核校，并且，还再三强调不仅要求我们做校对，而且要对书中内容，从材料到论点，尽可能提出意见。那时，我们还年轻，不理解侯先生的一片苦心，以为校对书稿本是侯先生的事情，我们怎能帮忙去做呢。可是，后来我们慢慢体会到，这实际上是他培养年轻人的一种方法。通过查对和思考，我们逐渐了解他的研究成绩和治学途径。由是，侯先生把我们领进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大门。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作为开山之作，主要收入了侯外庐先生1940年到1945年间所写的论文集，初版于1947年10月，由上海新知书店印行，修订本于1955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按照侯外庐先生的意见，书名原作《中国古代社会史》，不甚符合于内容，现改名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指出，我们讲中国近代的史学发展，不能笼统地讲，也应该发展地看，有总的发展，有阶段性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有李大钊的《史学要论》，30年代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40年代有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地位，这并不否认别的史学工作者和史学家在史学工作上的成就，但这三位的著作更有代表性。
李学勤先生首先参加查对的是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本书的基础是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先生所写的一系列作品。从这项工作开始，李学勤先生逐步熟悉了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途径的学说和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见解。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研究工作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侯外庐先生能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途径的学说，和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见解分不开。亦如侯外庐先生所说，本书着重在究明中国古代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它只是中国古史的草图，还不是完整的古史。但是，侯外庐先生从事这项研究是有依据的，一是步着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之后，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它恰恰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集中体现侯外庐先生的治学精髓。
“一句话”——“要做有理论的历史学家”
我们翻开新近出版的《李学勤文集》第一卷古史研究卷前言，李学勤先生说，研究一个学术的分支学科，比如就古代史范围来说，那就和几个学科有关系，除了狭义的历史学，还有中国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都和大的基本目标有关系。那么，我们应该从中怎么选择、抓问题呢？这又使我想起历史研究所的前所长侯外庐先生，他曾经特别跟我讲过“你不要老想做那些很具体的事儿”，尤其是他强调“要做有理论的历史学家”，这句话当时使我十分震动。20世纪70年代，我回想侯先生这句话，就是我们做一些工作，都要联系到一个大的、有理论性的目标。
在一次访谈录中，李学勤先生回忆，侯外庐先生经常对我们讲两句话：一个叫生长点，一个叫压担子。什么叫生长点？每一个人，各个方面不会很平衡，总有一个方面特别需要加强，这就是生长点，其实就是弱点。每个年轻人的生长点不一样。比如我，他说我的生长点是“理论”。他认为，文献史料我是比较熟的，外文也不错，但理论尚不够，他和我说了很多次。
在李学勤看来，这里所说的“理论”所指应该更广，理论也是一个高度。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不平衡的，因为他是研究甲骨文、金文的，学考古的人重视材料，往往理论就不足。当时听了侯外庐先生的建议后，李学勤拼命学理论，弥补自己的短处。后来，李学勤参与《中国思想史》第四卷撰写工作，一起参与编纂的还包括张岂之先生、杨超先生、林英先生和何兆武先生。那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刚刚开始出版，每出一本，侯外庐先生就让他们认真去读，还要求他们读列宁的《哲学笔记》，并做了大量精读笔记。1960年前后，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李学勤还专门读外文原著，积累了很厚的读书笔记，可惜后来都散失了。“知道了自己的‘生长点’，那么就要给自己‘压担子’，这样就会不断地成长，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李学勤如是说。
吾辈作为李学勤先生的学生，常听师母讲，当年李老师就像你们现在对待李老师一样，李老师作为侯先生多年的助手，与侯先生之间感情很深，像家人一样，每当去他家都是直接开门进去，如果叫门的话，他会生气的，觉得太见外。李学勤先生曾深情地说，他从侯外庐先生身上学了很多东西，首先是精神上的。侯先生一生都是诚心诚意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坚定于自己的学说。他当时也面临很多反对的声音，受打击极大，但他依然敢于坚持自我。此外，令李学勤先生印象很深刻的是，侯先生经常鼓励他不要老想着搞甲骨文、金文，要做一个大史学家，做一个有理论的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一直朝侯外庐先生指引的这个方向努力。
“一学科”——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正因如此，在侯外庐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从1954年到1965年，李学勤先生的主要工作领域集中在中国思想史。这个阶段，李学勤先生协助侯外庐先生，先后参与了《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哲学史略》《中国历代大同理想》《中国思想史纲》等书的撰写工作，还包括一些专门研究。后来李学勤先生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他学术道路中非常关键的时期。尔后，在历史所的研究工作因政治原因而中断，参加郭沫若先生主编《中国史稿》的修订工作，并正式借调到国家文物局，开始参加新出简帛的整理工作。直到1978年，李学勤先生回到历史所，并经过侯外庐先生的同意，接替胡厚宣先生做先秦史研究室主任，继续从事古代史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李学勤先生谨记侯外庐先生的教诲。尝言整个的历史研究、古代史研究，是在很广泛的范围之内进行的，这就要求几个学科有密切的联系，而这个要求，就意味着分支学科的研究要关注历史方面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李学勤先生慢慢就想到了要写《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这篇文章。1981年，李学勤先生参加了徐中舒先生在西北大学组织的第二次先秦史讨论会，当时会上的发言就是那篇文章。晚年，李学勤先生说，那篇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他讨论的问题都是从那里推衍出来的。
熟读李学勤先生的大作《李学勤文集》（30卷），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从甲骨学研究到青铜器研究，从战国文字研究到简帛学研究，包括学术史研究、序跋杂文在内，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即围绕着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这样的高度、广度、深度展开，这不是说我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问题都要是理论性，但是要与理论性的大背景相结合。“现在我们做形而下的工作，但在思想上还是力求它是有用的，希望它在整个研究里面能起到一定作用，而不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李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世纪之交，1997年春季，李学勤先生又回到西北大学，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为题作演讲，强调在我们跨入21世纪之际，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如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是许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文科学术界，现在都非常迫切地需要对20世纪学术发展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回顾，对21世纪的学术发展前景进行展望。随后，在常玉芝先生出版的《殷商历法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李学勤先生这样写道：“最近我常想，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对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都有着专门的学科名称。比如，研究古代埃及的学科是埃及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是亚述学，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是古典研究等。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没有一个单独的学科名称，这大概是由于中国文明一直绵延下来，中间没有断绝，而国际上所谓‘汉学’这个词，同埃及学、亚述学等就无法同日而语了。其实，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至夏商周三代这一大段，既不同于史前时代的纯依据考古，又有别于秦汉以下的文献完备，必须同时依靠文献和考古两者的研究，这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形是一样的。我相信，中国古代研究将来一定会被承认是一个重要的专门学科。”在其他的地方，李学勤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
2003年8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一书，李学勤先生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谈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并且，李学勤先生还引述了张光直先生和曹兵武博士的说法，把这一学科称之为新的“先秦史”或径称之为新的“中国文明史”，李学勤先生以为“这样的想法，我是非常赞成的，只是感到叫‘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或许更贴切些”。
如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提出，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中，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已经成为最具有活力、最具有魅力、最具有吸引力的学科之一。
我们由“一本书”到“一句话”，再由“一句话”到“一学科”，大体上诠释李学勤先生的治学历程，它包括了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四个阶段：求学清华大学阶段，可谓初创期，奠定了李学勤先生治学根基；在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阶段，可谓转折期或者说关键期，其中，1977年5月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也可谓发展期，铸造了李学勤先生的治学品格；回归清华大学阶段，可谓奉献期，彰显了李学勤先生的治学精神。李学勤先生的一生，就像是一个圆满的圆，以清华为起点，最终回到了清华。亦如李学勤先生自己所说，“我在这里念书，认识了许多老师，向他们请教学习，实际上我研究甲骨文，还是从王国维这个传统来的。应该说，我整个的学术根基与路径，都是从清华这个系统来，所以我对清华的感情是很深的”。这也诠释了先生跟从金岳霖先生学习、成为侯外庐先生助手的心路历程。
2023年适逢李学勤先生诞辰90周年，今年又适逢李学勤先生逝世五周年。缅怀先师，不忘师恩；吾辈承志，薪火相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