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哲学和宗教经典中含有丰厚的医学资源，但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西方新史学和身体现象学的兴起，医学才逐渐进入哲学史研究的视野。汤用彤先生的治学，自其早年起就已不断涉及医学内容。然而他真正把医学史作为自己治学的重要问题，则是在晚年一场大病之后。1954年，汤用彤患中风昏迷近一月，经施今墨等名医会诊和针灸治疗才转危为安。由于亲身经历，汤用彤改变了以往对中医的误解，从此他读书时非常注意关于针灸的记载。针对国际上流行的针灸起源于印度的谬说，他1961年在《新建设》7月号发表《针灸·印度古医书》一文，利用中国古籍、汉译佛经和英译巴利文材料，证明针灸并非由印度传入，而是中国固有的，并从中揭示中外文化交流中应注意的一些关键问题。
一、针灸源自印度还是中国
针灸源自中国的观念，现今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民国后进入“疑古时代”的国内外学者看来却大有问题。持针灸外来说者，多以汉译佛经为据。因此，汤用彤首先从考辨佛经中的相关记载入手来加以辩驳。记载佛说戒律建立经过的《长阿含经》(佛陀耶舍等译)卷十三《阿摩昼经》载：“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为人咒病，或诵恶术，或为善咒，或为医方，针灸药石，疗治众病，入我法者，无如是事。”此语亦见卷十四《梵动经》，文字基本相同。这表明佛陀本不主张用这类治病的“遮道法”(下等方法)和不正当职业(邪命)来谋生。在这些方法中提到针灸一项，由此便引发出一系列问题：一、印度在释迦时代是否实有针灸?二、中国何时已有针灸?三、《长阿含经》所载真实性程度如何?
在对上述问题的探索中，汤用彤树立起这样的信念，针灸是中国人民自古有之的原创性发明，尽管我们对于伏羲制九针、黄帝作《针经》（现通称《灵枢》）的传说可以存疑，但是从我国出土的骨针和尖石来看，远古已具备使用针砭的条件。《左传?成公十年》医缓论攻、达、药，其中“攻”指使用艾灸方法(火攻)，“达”指针刺方法，“药”指药物方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不但记载针灸的疗效，更具体地讲到穴位。这些古籍都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针灸已经很发达，也就是说中国在释迦牟尼（至迟佛教传入）以前，针灸早已盛行。
汤用彤通过讨论《长阿含经》记载的真实性问题，进而为解决印度在释迦时代是否有针灸的问题提供证据。该经由印度文字翻译而来，其中《阿摩昼经》和《梵动经》在佛陀耶舍等人译出前约150年，吴国支谦在江南已有译本。这一译本于相应处只说“复有道士，采取百草枝叶华实，服食方药，自用可仙。汝师弟子，亦信此乎?对曰：不信，是为痴妄”，“有异道人……作畜生业，以自给活，作男女小儿医，作为象马牛羊之医。佛皆离是事”。汤用彤遍查支谦全部译文均未言及针灸。复次，现存印度巴利文译本，在上述两经中关于治病一段也没有提到针灸。既然巴利文译本中没讲针灸，支谦译本也未言及，那么就出现了《长阿含》所言针灸是原文如此，还是译者发挥的问题。出经者罽宾人佛陀耶舍与传译者凉州人竺佛念于414年在长安译经时，并不熟悉印度历史上的生活习惯。像“针灸药石”一语中，“石”当指“砭石”，这句话不过是取中国现成用语以意为之。同样情形，在《长阿含》等汉译佛经中时有发生。由此可知，传译时很可能发生这类因联想推测，或使用习语引起的误会。故仅凭《长阿含》的片言只字，绝不能证明在公元前六世纪印度已有针灸。
公元前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同时带来印度的医药，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影响。中医学中有些印度理论，例如“四大不调”、“四百四病”等学说，皆通过佛经的翻译而传入中土。因为我们原本只有阴阳五行体系，而没有“地火水风四大”说。这些印度思想都曾被南朝道教宗师陶弘景所采取。陶弘景对儒、佛、道三教都很通达，而且不仅深谙中国医学，还通晓印度医学。所以，他可以说是“中西医结合”第一人，但此处“西医”不是欧美医学，而是指西来的印度医学，他把印度医学结合到中医里面了。所以，中医学本身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并不排斥任何其他医学。只不过陶弘景及后继者们是立足于中医学来融合外来医学，没有失掉自己的根本。他们一方面吸收融会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自身之主体地位，这二种相反相成的态度及其系统性的创获，在道藏丰富的医典中有很充分的体现。因此，汤用彤批评当时受时代偏见影响的一些中外学者有种荒谬的习惯，凡中国与印度有相同的事，往往不考虑分析全部事实，便先主观断定是中国受印度影响。例如：岐伯和耆婆发音近似，就说岐伯即耆婆之译音，中医发源于印度。又见来华僧人善医学，就说印度医学由其传到中国，无视那时祖国医学已很发达。其实，毫无凭据地硬说中医是受印度影响的产物，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就针灸而言，安世高固然懂针药，但在他来华时，《太平经》早已行世。经中“灸刺诀”言臻于上乘的针灸术“治百中百，治十中十”。同一时期，华佗的针灸治疗技术与《太平经》所言可相互印证。《三国志·华佗传》称：华佗“晓养性之术……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病亦行差”。这说明汉朝时针灸在中国已应用颇广，疗效极高。可见安世高来华将针药传入中国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应是中国针药传入安息，或者是安世高来华后始学中医。就像《高僧传》卷四说东晋僧人于法开“妙通医法”，善针脉术，可是他并未到过西域。
411至412年，鸠摩罗什译出《成实论》，其中《三业品》曾讨论“良医针灸，令他生苦，是否应得罪”的问题。《成实论》作者诃梨跋摩生活在250至350年间，如果此处不是翻译的误读，则此时印度已有针灸。但中国针灸良医施治必如庖丁解牛、雪污、拔刺，病痛随手而除，而“令他生苦”恐怕是其它工具类的医疗技术。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言及印度教育所授“五明大论”之一的“医方明”，包括“禁咒、闲邪、药石、针艾”等。“五明”是指五种学科的技术。但《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卷三十八都讲到“医方明”，并未提针灸等事。玄奘之后，义净到印度和东南亚各国20余年，返国途中寄回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把印度、南洋与国内医药进行比较，盛赞中国药味丰富：“神州药石，根叶之类，数乃四百有余。针灸之医，诊脉之术，赡部洲中，无以加也。”可见中国当时医学甚为发达，尤其是针灸和脉诊远胜于邻国。
二、印度古医书有无针灸之辨
要确切知道印度何时出现针灸，必须找到原始文献的证明。可惜印度古医书和可靠历史记载幸存无几，现存印度医书都在公元后出世。为证实或证伪印度古医书有无针灸的问题，汤用彤做了一番追本溯源地梳理工作。他指出：印度最古的医书为《阿优儿吠陀》，“吠陀”意为“明”，是婆罗门对“圣经”的尊称。这表明印度早期对医学已颇为重视。这种医经很难说是何时产生的，而且也早已佚失。在以后的印度医书中，恰拉克和苏司鲁塔的集子是现存最古的两部名著，都在公元后编成，传布很广，阿拉伯科学家阿维森纳就曾引用恰拉克的话。《阿优儿吠陀》的内容据恰拉克说是分成八部分，而恰拉克集亦分八部，如医药起源、医生责任、治病药物、饮食病象、身体构造、卫生治理等，并涉及病理学、逻辑学等。苏司鲁塔的书比恰拉克稍晚，分部与恰拉克集大体相类，但着重在外科。印度医学八部之分，盖即陈代真谛所译《金七十论》所提到的“八分医方”。《寄归传》称之为“八医”，其中第二为“针刺首疾”，即治理头部诸病。恰拉克和苏司鲁塔的医书都是经过长期编纂修改而成。苏司鲁塔集主要的修订者是龙树。《隋书·经籍志》著录龙树的医药书三种，《宋史·艺文志》著录《龙树眼论》，这意味着苏司鲁塔之书已流入中国。《隋志》记录印度及西域的医书达十种之多，但不知何时何地所出，佛经目录更不著录，故难考有几种系译出，另有僧匡的《针灸经》当非译本。只有龙树的“和香方”见于《三宝记》、《开元录·元魏录》中。《开元录》有注曰：“今以非三藏教，故不录之。”由此可见，佛经目录中不著录医书，是由于其教义的关系。这与《道藏》中刻意大量搜罗各类医学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儒道释三教中唯独道教对医学最为重视的缘由，陈寅恪先生有所揭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或即在此等处也。”汤用彤与陈寅恪的研究旨趣相近，常有交流，他们对三教这一差异的认识是一致的。
汤用彤认为，吠陀经典可能早至公元前已出世。玄奘《西域记》所记四吠陀分别是：“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技数、禁咒、医方。”此中“祠”是夜殊吠陀的意译，“平”则为娑摩吠陀，“术”是阿达婆吠陀，“寿”指生命，即“阿优儿”之意译。玄奘所讲四吠陀与常说不同之处在于将《黎俱吠陀》换为《阿优儿吠陀》。《阿优儿吠陀》是为治病养身，《阿达婆吠陀》则为禁咒除害，目的都在保护人身。《阿优儿吠陀》的地位很高，推尊在众吠陀之上，成为圣典。《隋志》著录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命论”一词难解，但据《阿优儿吠陀》是寿命的圣经，英译为“生命的科学”，因此“命论”可能是寿吠陀的旧译。汤用彤广泛借鉴国际前沿成果，最后特别指出，达士古布塔教授强调医学理论在印度哲学中的重要，并且指出它是“因明”的一个来源，这是哲学史工作者应该注意的。至于佛经里医学资料，如律藏、密教中之材料和耆婆事迹等，汤用彤都曾计划搜集。
汤用彤发表《针灸·印度古医书》后，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其中辽宁何爱华邮赠自己在1960年《人民保健》杂志刊登的文章《驳关于经络学说起源于印度的说法》。该文系驳日本学者长滨善夫等人主张中国的针灸源于印度之说。1949年，日本医学家长滨善夫和丸山昌朗，经科学实验研究发现针灸循经感传的现象与传统经脉的走行基本一致，而得出经络确实存在的结论，并于次年出版《经络之研究》一书，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该书专辟一章“经络说的起源”，举出多种汉译佛经来证明针灸起源于印度。该书国际影响广泛，因而其中关于针灸起源的谬论，就有较大的误导作用。
汤用彤对何爱华文章的论证也很赞同，但是，关于《经络之研究》以汉译佛经来证明针灸起源于印度的论据，当时人们都未做出有力辩驳。为此，汤用彤继续从佛藏里搜寻史料，并撰文指出：从道理上讲，在中国针灸已经流行了几百年以后才出世的印度文献，恐怕不是针灸发源于印度的好佐证。从具体事实来讲，长滨等举证的《金光明经》是义净于703年所译。该经《除病品》中提到“八术”谓“针刺、伤破……延年、增气力”等。但凉、隋二译本并无此文。义净此处所译与其《南海寄归传》中所记“八医”基本一致，其前两类都属于外科。针刺在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九的解说中，不但没有说是针灸之针，而且提到“伤”字。慧沼《金光明疏》卷六解云“一、疗被针刺法，二、疗破伤法”也证明此处针刺实指外伤。慧琳系疏勒国人，其《音义》表现出他熟悉西域语言及风习，并曾再译《金光明经真言》，而慧沼系义净的多年译经助手，二人解释，必定可信。此外，《涅槃经》也提到“八种术”，据《云公音》（慧琳《音义》卷二十五）引《注涅槃经》，亦未讲到针灸。所以根据唐人注疏及其音义，印度医方中并无针灸。此亦可见音义书的学术参考价值。
针灸的内涵不仅仅是工具术式，更在于其理论。只有在经脉理论指导下辨证施治的针刺才称得上是针灸。很多国家早期人类遗迹中都能找到针形工具，或作过针刀类手术，但这皆非真正意义上的针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汤用彤阅读了《灵枢》等针灸经典并写下读书笔记。后来马王堆出土现存较早的针灸著作《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均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凡此皆无可辩驳地证明针灸起源于中国。
汤用彤晚年在搜集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史和道教史资料的时候，于《大藏经》、《道藏》中见到可以注意的医学材料都随手分类摘录。他的这类医学史未刊札记、资料汇编现存数十万字。这批遗稿的整理发掘，对于推动当前学界正在起步的医学哲学史研究，为哲学研究开辟新的途径，以及了解佛教、道教史学科的发展史都非常有意义。
（作者：天津社科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