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拉关系研究框架应包含历史、理论、问题领域和关系特征等几方面的内容，中拉关系的问题领域则包括务实合作、政治、地缘政治、多边和全球治理、发展互鉴和文明对话等6项，而在差异性与特异性以及综合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归纳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中拉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不同挑战的考察。新时期中拉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有待深入分析的课题是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以及公共外交分析中有大量关于国际事务中各种权力样态的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学者对于思想文化作用的情有独钟，以及这一现象背后中国传统思想模式的深刻影响。中拉关系进入全方位合作的历史阶段后，软实力的构建将愈发显现其独特的效应，既可发挥助力其他各领域合作顺利开展的工具性作用，其本身也是文明对话和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但有关软实力的探讨尚有若干未决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软实力；中拉关系；文明对话；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张凡，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本文在中拉关系研究概述的基础上再度提出软实力的问题，并通过外交政策目标、权力分析、公共外交等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思想文化因素的定位，进一步探讨软实力的意义，同时以设问方式呈现若干与软实力讨论相关的议题。
一 中拉关系及其研究框架
(一) 中拉关系：历史与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发展已走过了近70年的历程。对于这一段关系历史的考察，可以运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分期并作出相应的分析。例如，可以根据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格局的变迁，来观察中拉关系的演变，其中最突出的参量即根据冷战时期和冷战终结之后世界政治不同的历史阶段，了解中国及拉美相关国家对外政策和双边外交、经济关系的发展。一些学者根据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代际变化及其伴随的战略考虑，来考察中国对拉美国家关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以拉美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变化以及第三方(如美国)不同时期对中拉关系演变判断的不同来观察中拉关系，也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角。例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拉美国家出口导向模式到20世纪中叶以后的进口替代模式，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一路走来的历史轨迹中，来探讨21世纪初期中国因素介入拉美对于该地区发展成败得失的效应，以及拉美国家如何利用和强化与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或者着重分析拉美国家如何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别无选择”地拥抱“华盛顿共识”，到21世纪初期由于钦羡中国成就甚至出现“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样的表述；以及美国在面对中国在拉存在和影响增大时所表现出的“神经过敏”或“温和节制”等不同态度。更多的研究则聚焦于中拉关系本身的历史发展，根据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其背后不同的驱动因素(如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来综合考察中拉关系或特别强调某一因素在中拉关系发展中的突出作用。
就中拉关系史的研究而言，由于70年间大约每十年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每十年为一周期进行叙述和分析，不失为一种简洁、方便的分期方法。例如，可以大致将20世纪50年代理解为民间外交时期，60年代为官方关系的突破和曲折发展时期，70年代为中美关系缓和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的建交高潮时期，80年代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政策调整后的稳步发展时期，90年代为冷战终结之后的双方相互借重时期，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为伴随中国迅速崛起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的迅猛发展时期，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则在世界经济“新常态”和世界政治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双边关系进入“五位一体”的全面合作阶段。对每个十年特点的概括，有些较容易达成共识，如20世纪50年代(民间外交)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迅猛发展)，有些可能会由于论者的视角或关注点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成为中国世界认知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中间地带”最初是指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之间三种性质的国家，即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不拥有殖民地的欧洲自由国家。后来，“中间地带”则分为两个部分，即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和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则是指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间派为第二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交往就是在这种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起步和不断展开的。
在同一历史时期，与拉美发展和国际关系密切相关的拉美“本土性”思想资源主要是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基于对本地区“欠发达”状况及其根源(国际结构)的认知，结构主义者试图通过经济结构变迁寻求出路，而依附论者则希望在政治上开辟一个新的方向(例如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对外关系中，与上述理论并行的政策主张就是发展中国家联合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加强南南合作等诉求。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南南合作再次成为建立更加公平国际秩序的一种途径。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情况也触发了对于依附理论的再思考，即全球化进程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地区产生不同的效应，除内部因素外，两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也是这些不同效应的重要原因，这种强调外部因素形塑作用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早期依附理论逻辑的回归。对中拉关系而言，除南南合作主旋律外，基于中国和拉美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不同结局，以及依此效应推论出的国际地位差异，中拉关系有时会被定格在南南、南北关系以外的第三种类型———“东南关系”(East-South)，即依东南轴线重塑国际分工。
(二) 中拉关系：问题领域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交往涉及复杂多样的问题，即各国政府所关切的进入国家对外政策议程的处理事项，这些事项按其性质可归入不同的问题领域，而问题领域与问题本身又可理解为呈“套匣状”结构。例如，经济领域可进一步分为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而贸易又有初级产品、制成品等细分。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本文将中拉关系中居于双方政策议程“支柱”位置、能够统领一组长期影响关系发展事项的“大问题”简称为中拉关系的问题领域，目前相对稳定的有如下六个问题领域。
1.务实合作，一般特指经贸合作。这是目前中拉关系最重要的内容，其要点在中方推动的双方合作方案中有清晰的表述，如“1＋3＋6”，即中拉五年合作规划＋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科技和信息技术；“3×3”，即将企业、社会、政府互动，基金、信贷、保险融资，物流、电力、信息通道整合为一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其内涵为“五通三同”，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其中设施、贸易、资金等合作与中拉务实合作一脉相承。
2.政治，即直接与主权、独立相关的问题，这里特指台湾问题。在中国一方，最初涉及谁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后来则成为中国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一度曾是政治交往的前提性条件，但现在不构成经济交往的障碍，也不妨碍政党交流。在拉美一方，特别是与台湾当局仍保持官方关系的所谓“邦交国”，则涉及国内各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的利益算计，如援助相对数量和力度、经贸联系的利弊得失，以及特别重要的外交考虑即美国因素。
3.地缘政治，也即所谓“美国因素”。中拉双方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美、拉三方形成某种微妙的互动关系，其中中拉关系从完全受制于中美和美拉关系的状态，逐渐成为可以撬动另外两对关系平衡的一种因素，这尤其反映在拉美国家对“中国因素”的认知和对外政策决策的过程之中。
4.多边舞台和全球治理。出于双方对彼此历史、发展水平以及国际体系中地位相似性的认知，中国与拉美部分国家建交伊始，就已经在国际舞台上一些专门领域相互呼应和借重，即双边关系的展开过程中，中拉双方都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双边关系本身，而是同时关注全球及区域治理中与各自利益攸关的各个领域并相互协调，21世纪以来尤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改革、国际贸易和金融管理体制以及气候变化谈判等事项为合作重心。
5.发展经验及其模式。拉美发展进程呈现给世人的经验教训曾经是中国人不定期热议的话题，一些表述带有明显的拉美烙印(如“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拉美化”)；而中国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的成就与问题也成为拉美人关心的话题。这些讨论不乏对双方富有启示的真知灼见，但也难免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似的各取所需。在双方经贸合作形成“物质上”的相互依存局面的同时，发展理念、道路或模式的共享与交流对于解决双方各自面临的历史任务日益重要，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双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旁及各自国家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进程，是对全球发展议程的一大贡献。
6.文明对话与互鉴。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交往，实质上是中拉两大文明对话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开启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性环节，即打破心理和地理最为遥远大陆间交往的人文、物理障碍，进而使文明间在物质、制度和文化各层次上持续地接触和互动，达致相互了解和理解、相互欣赏或相互包容，以至交相辉映、互助互利、共生共存。这既是各文明为应对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之挑战和难题所必需，也是走向和构建融共通性和普遍性人类理想于一体的未来世界唯一可行途径。
在每一问题领域项下或横跨不同问题领域，双方必须处理众多相互关切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对应于不同历史阶段或不同国家的现实需要。一般而言，我们会发现“问题”本身会有较为“宏观”和较为“微观”的不同。从中国学者研究习惯角度观之，可能会提出中拉关系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问题，进而探讨中国对拉战略或中拉双方相互间战略定位的问题。我们会针对彼时或当前中拉关系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设问，比如务实合作领域中的产能合作或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等问题，或就即时遇到的具体问题如贸易摩擦、自贸区谈判、重大项目立项可行性等进行个案分析。也可能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探讨中国与拉美地区的整体合作或中、美、拉三边关系动态，或就即时遇到的中国与拉美国家建交(或断交)事件进行分析。将这些或大或小的问题做一般性处理，我们可以提出若干稍具“理论性”并可在学理上进一步梳理的问题。
例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中拉关系的发展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可以看到双方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意识形态和务实主义之间的取舍问题，而且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经济合作是否可以在相对超脱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情境中顺利发展，经济关系的强化是否可以转化为紧密的政治关系，政治影响力是否可能随经济力量的拓展而同步扩大?这也可以表述为经济关系与战略考虑的互动问题，特别就拉美方面而言，这是如何认知和应对“中国因素”或更准确地说“中国效应”的问题，即中国在拉美持续扩大的存在和影响力问题。在经济问题领域，这是如何处理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利益平衡和减缓冲击的问题，既要回应拉美如何解决自身发展关切，又涉及务实领域一系列具体安排，也关乎发展模式和理念的互鉴，例如拉方如何借鉴中国的政府介入经济生活的方式、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包括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作用等拉方自认有所缺失的方面；与此同时，在外交战略上，拉美不同国家有着自己在台湾问题上和对美关系中不同的考虑，这又涉及一系列对华关系中的三边或“小三边”关系等，每一议题的展开都可能是上述问题领域中具体问题的深化、细化，或者是不同问题领域的“联系”问题。
又例如，中拉关系讨论中常提及的双边关系“性质”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特指双方在经贸交往中形成的国际分工形式，即“垂直”还是“水平”分工，或者是“产业间”——还是“产业内”分工等，这就涉及双方相互依存关系是否“对称”抑或“倾斜”的问题，中国与历史上列强与拉美关系的区别问题，拉美国家在工业化、技术和价值链阶梯中的位置问题，以及中国崛起如何改变了全球和南南关系的结构及其意义，进而导致了南方国家之间新的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局面，因而也就意味着拉美国家面临的全新机遇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拉战略包括各种政策细节甚至姿态都可能具有关键意义，就行为体或角色而言，存在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区别和协调问题，对拉美对接方是采取双边还是区域框架问题，与此同时近乎老生常谈的问题还包括经济效益和企业社会责任、环保、劳工问题，国内实践延伸还是国际规则接轨问题，专门针对对方的政策安排还是其他战略方向政策的衍生举措问题，一系列“亲诚惠容”的宣言如何落地的问题等，经过中拉交往中多年艰苦卓绝的摸爬滚打实践，可以说成效显著且日益成熟，但仍有巨大改进和提升空间。
(三) 中拉关系：特征归纳
对国家间关系特征的归纳有时也是相关研究中的一项常规任务，其关键点在于通过略显泛化的表述来抓住并传递具有研究对象特质的一些认知。本文将中拉关系的特征归纳为两个对子：差异性与特异性，综合性与阶段性。
1.差异性和特异性。这里的差异性是指事物或现象性质上或结构上的异质性，即其内容是非均质的、非纯一的。
首先，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中拉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如细化为不同的问题领域，其中关注力量平衡的地缘政治视角，可能更多讨论域外大国的力量对比及其转换，而关注经济利益的自由派观点则可能更多地考察合作与竞争的途径与后果。
其次，作为一个“行为体”，拉美在应对“中国效应”的过程中，常常会在机遇与挑战、希望与压力、收益与代价等之间权衡和判断，有机构和学者更希望拉美各国能够形成一个区域性的战略或政策议程，用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在对华关系中争取全地区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外交实践中的现实是拉美各国对华政策多种多样且不断变化，有些国家出于经济互补(如智利)或政治特点(如古巴)，发展了积极而紧密的对华关系；有些国家由于对华经济关系呈合作与竞争并存局面，积极交往中亦不时发生摩擦(如墨西哥、阿根廷)；有些国家对华经济交往虽有竞争一面，但合作为主导方面且更有国际战略方面的考虑，对华政策相对于其邻国更为积极(如巴西)；有些国家由于传统联系(特别是政治关系)薄弱，对华政策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如中美洲一些国家)；有些国家则处于向积极改善的对华关系方向转变的过程中(如哥伦比亚和巴拿马)；有些国家在特殊情境中可能会反向变化(如建交后断交或由于国内政局变化对华关系转冷)，等等。这种差异性体现了区域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一与多”的问题，也即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就拉美外交和国际关系而言，国别和案例分析还是最基础性的研究。
在关注差异性的同时，不妨思考一下拉美地区的特异性，这是指拉美地区“有”而其他地区“无”，或其他地区虽然也“有”但拉美地区却更为突出的某些“特质”，进而使中拉关系带有不同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间关系的“特征”。例如，拉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曾是发展中世界较为发达、增长较快的地区，且在发展模式、区域合作方面独领风骚)和历史文化传统(土著、欧洲和非洲文化的融合)与其他发展中地区是不同的，而中拉相距遥远也使中拉关系中不存在诸如领土争端等问题，也很少历史积怨，这也区别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或拉美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中拉关系却也存在较为特殊的政治与地缘政治问题，我们所列问题领域中的台湾问题和美国因素，前者由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国家的立场而显得较为突出，后者则是由于美国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和霸权地位而对中拉关系产生影响，这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非常突出的特点。与此同时，就“地缘政治”考虑而言，拉美国家思想界依附论传统和“中心—外围”观念也必然是比其他地区更强烈影响中拉关系定位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除在冷战时期曾制约中拉关系发展外，即使在拉美国家政治体制实现所谓“民主化”转型后，也是中拉关系中相对淡化的因素，而在国际舞台上，基于中拉双方对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共识共鸣，国内政治发展更多的是作为内部事务而很少干扰中拉合作的进程。
最后，就中国而言，与中国对外关系其他方向相比，中拉关系更为鲜明地标志着中国发展的程度，在这片最为遥远大陆的存在和影响力不仅是中国力量延展和中华文明远播在现阶段的一种衡量尺度，而且中国在拉美的地位和形象也将影响未来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和形象塑造的最终完成。就拉美而言，21世纪初占据各国外交议程优先位置的各种问题，无一不带有独特的地域性特点和利益诉求，既是历史上对半球安全和经济发展追求的回声，也是未来拉美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和挑战。
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并可能影响最终的结论性意见，本文归纳下述几点意见来描述拉美国家对外事务具有特异性的若干特征。其一，拉美各国一个较鲜明的共同特征是对国际环境的高度敏感和在外部冲击下的脆弱性。结构主义、依附理论以及有关国际体系力量分布变迁对拉美影响的分析都意在表明外部因素对拉美国家对外关系的形塑作用。其二，经济因素对拉美国家对外行为发挥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对外政策往往是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一个“函数”，对于政党和政治人物的评判也往往以能否提出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并予以实现为重要标准。其三，历史地看，拉美国家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所面临的挑战也往往集中于相对稳定的几方面或问题领域，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大致围绕着经济发展、对美关系和地区热点展开，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相对衰落，拉美国家积极追求经济、政治关系多样化和自主权；80年代经济危机致使多数拉美国家必须应对严重的债务问题，重估美洲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即如何处理美国在马岛战争中支持英国和入侵格林纳达后的美拉关系)，以及解决中美洲国家的革命和战乱这一地区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拉美国家经过了从冷战终结之际担忧在世界经济中被边缘化，同时应对美国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到进入大宗商品繁荣周期同时在多国政局左转条件下处理对美关系的新一轮经济、政治周期；21世纪第二个十年，拉美国家又面临大宗商品周期结束后的经济调整，美国从奥巴马政府“终结”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政府重拾门罗主义，以及如何处理新的地区热点问题(委内瑞拉)的挑战。从这些情况来看，拉美地区国际关系舞台可视为含有几种关键变量的区域系统。上述情况与中拉关系无论就客观进程和主观意愿而言都已交织盘错，处理其中一方面的问题也必须考虑其他方面的反应，这与此前历史阶段的情形已拉开距离。
2.综合性和阶段性。综合性顾名思义指中拉关系涉及各个问题领域，这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拉双方交往、互动中已几近常识，即使强调某一问题或合作领域的优先地位也无法否认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复合、多样性质。为解决某问题领域的问题而将其他领域相对隔绝，只能说明在政策层次上处理问题的策略，不能表明问题领域间的固有联系，也不能无视双边关系涵盖的其他问题，更不能忽视其他问题在不同条件下可能成为双边关系需要处理的紧迫事务。即使在特定历史阶段某一问题领域似乎占据双边关系的中心位置之际，其他领域也并未移出决策者的战略视野，这在中拉关系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十分明显，政策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灵活多变，时常互有换位，例如双边交往中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之间就是相互关联、彼此支撑的关系。至于众多研究中聚焦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中拉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经济利益的互换(中国对农矿原料的需求与拉美对制成品和资金需求的互补)之类，若非故意扭曲或认知缺陷，也只能视为一种简单化的概括，无法说明中拉关系的丰富内涵。
然而，中拉关系确有如前述差异性和特异性所阐明的不同问题领域或国别之间的不同侧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行为体也确有其不尽相同的政策目标和中心任务，使中拉关系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是本文所强调的重点，其意义仍有必要加以强调，即有助于明确对历史任务(阶段性任务)的认识。
一方面，中拉关系的大环境和条件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国际格局变迁所带来的机遇和施加于中拉双方的约束和压力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状态，而中国与拉美各国自身对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的追求和渴望也在不同时期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另一方面，中拉关系近70年的历史经验也提供了这种纵向区隔时段的合理性，如果我们认真回顾哪怕最近时段的演变，如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也会发现这种分段记忆的历史意义，如若对比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乃至第三个十年，就会更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其现实的政策含义，为过去的十年总结经验并为未来的十年未雨绸缪。
以目前中拉关系最主要的问题领域“务实合作”为例，中拉双方各自的经济社会生活从两条平行线到两条相交线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中拉贸易从仅仅是互通有无的状态到形成相互依存的格局，进而由于双方各自生活中对方元素的累积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即相互依存理论所谓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交织的局面，任何一方的政策行为均会在另外一方产生影响，任何交往中断的情况均会造成一方或双方或大或小的损失。这等于说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这种跨国跨地区的商品链、价值链已经是常态化、常规化，商品、资本、服务、人员等交流及其伴随的规范、制度已经是双方经济运行、社会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交往中的合作、竞争乃至摩擦、冲突也是这种相互依存状况中的“正常”现象，其处理与解决方式往往也并非刻意设计，而是沿用历史上屡试不爽、理论上业已解决的一些交往模式包括冲突解决模式。如果说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无法摆脱的困境或无法解决的难题，那么最大的可能往往在于行为体的认知和意愿，这就需要所谓“务实”领域以外的因素介入，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崇的“五通三同”为例，政策与民心相通如果滞后，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必然难以行稳致远。利益的界定不是“刚性”的，身份与认同的建构有时是决定性的。
“两手都要硬”是中国领导人在推进国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时提出的要求，我们借用这种说法，提出“软实力”构建的问题，它不仅是务实合作继续推进的帮手和突破口，有助于解决双方交往已经或即将面临的一系列实际的、具体的问题，而且还应该发挥统领中拉关系走向并迈向更高境界，推动两大文明对话交流，共同面对全球挑战，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
我们这里坚持一种对“软实力”概念的包容性理解，既认可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行为及其资源的分析，也承认虽十分泛化但在大多数讨论中仍无法避免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合理性(实质上关注的仍是资源型权力分类)，同时注意到中国学者中存在强调资源本体的所谓“文化”流派与注重权力行使方式的所谓“政治”流派之分。我们认为上述任何二分法之双方间的联系比其分野更为重要。
为什么我们热衷于软实力问题的讨论?从横向看，表面上是我们接过了国外学者的议题并深受其思路的影响，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讨论已突破了一般国际关系的讨论范围，并将引进的概念和论说进行了“重构”和“修正”，并与国家外交决策有了某种形式的互动。从纵向看，历史上中华民族历来具有重视精神因素的传统，只不过在世纪之初的讨论中我们所处的环境大为不同而已。我们认定当下是一个强调软实力的历史关头，虽然我们没有忘记不同力量之间的“辩证法”，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就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本文将从外交政策目标、权力分析、公共外交等角度，结合中国发展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对软实力的构建及其在中拉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做一粗浅分析。
二 政策目标与权力效应
(一)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软实力作为一种概念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历史上，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分析中，乃至在一般性的政治及权力分析中，均有大量的与我们今天所议论的“软实力”或“硬实力”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探讨。约瑟夫?奈在论及国家追求所谓普遍价值目标时(如促进民主、人权和自由)，认为运用软实力常常优于运用硬实力。约瑟夫?奈特别提及阿诺德?沃尔弗斯曾经描述过的所谓“环境型目标”。沃尔弗斯在分析外交政策目标时曾以不同标准做出过不同的分类，其中一种分类就是所谓“拥有型目标”和“环境型目标”的区分。拥有型目标是指国家外交政策目的在于获得、加强和保持该国认为具有价值的事物，如领土、关税优惠或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身份等。环境型目标则是指塑造国家活动的环境，它不是指向保护和增加国家拥有的且排他性的事物，而是谋划和改善国家外部的环境条件。例如，和平和国际法都不可能是单独一国的拥有物，必须是在至少两国的共同努力下才可能达成。环境型目标常常是拥有型目标的手段，但它本身也会影响甚至决定拥有型目标的质量。环境型目标可能会多国共享，表明共同利益的存在。沃尔弗斯的论述触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国家政策目标有时要在与他国的关系中加以界定。那么，政策目标的合理性以及政策手段的有效性就只能在与他国的关系中进行验证。这就为探讨不同力量的效应打开了大门。
我们今天讨论软实力与硬实力，或者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往往会面临许多概念的或实际的难题需要厘清，这些难题也常常会在前人的探讨中找到先声。例如，沃尔弗斯论述道，权力通常是其他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在权力所服务的目的之外追求权力，权力的意义就成为问题，且无法判定其使用是否适当或过度。这意味着“目的”的探讨应该是权力分析的出发点。
与我们的讨论有更为密切关联的一点是，沃尔弗斯将权力与影响力做了区分，即权力是通过威胁或实施剥夺的方式迫使他人采取行动的能力，而影响力则是通过承诺或给予利益的方式促使他人采取行动。当然，两者无法截然分开。断言权力的实施是全然的强制，或影响力完全基于说服，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在实际情形中，凡有这两种手段达成的政治后果中，均可发现说服的因素和压力或近乎强制的因素。最好的方式是将国家在实施外交政策过程中所实际采取的手段置于纯然强制和完全说服两端之间的某点来加以认识。权力和影响力都是外交政策工具，目的的不同决定了追求权力和影响力的范围和力度，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均呈现巨大差异。沃尔弗斯指出，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战后为尽量避免军事冲突，许多国家曾寄希望于通过经济手段(如制裁)解决争端；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取代军事手段的方法是宣传攻势，通过宣传施加影响乃至颠覆性的影响，是两大阵营间的常态。但这些方式都有其局限。
沃尔弗斯的上述观点发表于冷战格局业已形成的历史时期，关注并分析了国际舞台上权力问题的复杂性，为后来者研究类似的问题提供了若干宝贵的分析思路。沃尔弗斯同时也在承续着现实主义学派的文脉，在其1962年出版的代表作?纷争与合作?的扉页上写着“为纪念可钦敬的朋友和同事约翰?尼科拉斯?斯拜克曼而作”。而斯拜克曼的代表作则是1942年出版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正酣之际。斯拜克曼在阐述权力的性质时写道：人类发明了大量旨在赢得朋友、影响别人的技术，这些不同的方法可分为四类：说服、收买、交易和强制。在无政府性质的国际社会，单个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生存或称自保，因此其外交政策的基本诉求即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此外，国家的外交政策还指向以不同方式分类的具体目标，包括与地理、人口、种族、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内容。
但“相对权力地位”是国家内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而相对权力地位除了军事力量这个重中之重的因素外，还有赖于许多其他因素：幅员规模、边疆状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经济和技术发展、金融实力、民族同一性、社会整合、政治稳定以及民族精神。讲到战争，斯拜克曼指出，在现代条件下，军事斗争不仅伴随着政治战，而且还与经济战和意识形态战密不可分。
作为一位地缘政治学家，斯拜克曼特别关注美国所处的西半球的各种动态，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对拉丁美洲的关系。在论述经济、政治、军事等事项之前，斯拜克曼专门就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做了分析，并冠之以“宣传与反宣传”的标题。斯拜克曼提到了欧洲列强如何通过文化纽带加强在拉美存在的历史实践，例如，失去殖民地的西班牙在19世纪末发起了西属美洲运动，并在西班牙和拉美知识界激起积极的反响，拉美国家学生赴西班牙留学，西班牙学者赴拉美讲学，政客、银行家、商人、艺术家互访掀起一个小高潮。但西班牙国力已衰，经济交流缺乏基础和动力，政治上也无法与后期的列强抗衡，西属美洲运动的影响未能溢出文化与情感的范围。在文化上比西班牙更具影响力的国家是法国，这是西属和葡属美洲知识界文化和艺术灵感的主要来源，巴黎时尚和法式奢侈品在拉美可说是独领风骚。而作为“非拉丁”国家的英国，在与拉美的文化交流中具有天然的劣势，但却通过其商业文化特别是其产品质量、大规模投资以及侨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发挥着重要影响。德国在拉美的影响与英国类似，主要是通过出口商品质量、长期信贷、满足消费者需求等途径展示其影响力，特别是通过更先进的科技和移民的经济文化作用彰显其存在。纳粹上台后，德国又在此基础上发起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攻势。
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通过泛美运动加强了在拉美的存在和影响，其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和商业需求。但美国抓住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念，作为与拉美强化思想文化纽带的主要根据，即新世界(美洲)与旧世界(欧洲)从根本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西半球国家在精神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共性，彼此之间的相似点超过各自与欧洲国家的相似点。事实上，这与西半球南北两种类型文明的现实完全不符。如果说西属美洲运动有文化内涵而无经济基础，那么泛美运动就是有经济基础而无文化内涵。美国经济和政治力量增长的后果不是带来好感，而是恐惧和不信任。美西战争、金元外交、罗斯福推论使美国看上去不像朋友而更像敌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不信任并非源于误解，美国的邻居深知美国的一切，而意识形态和文化攻势作用有限。当然，秉持着对文化交流正面效果的信念，泛美运动仍在文化和艺术交流中作出了不懈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泛美联盟设立了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人文交流持续不断，但其政治上的效应却有待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睦邻政策”的实施。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纳粹德国宣传攻势日盛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有关机构，如国务院“文化关系局”、总统领导的“美洲共和国商业和文化关系协调办公室”等。政府和私营部门以“宗教般热情”投入了文化交流活动，“拉美”成为时尚甚至使命，广播、新闻机构、?时代周刊?、?读者文摘?、电影等，都是这一时尚大潮的组成部分，大众文化和消费中双方元素日益交融，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有关拉美的课程和项目开始遍地开花。然而，根据斯拜克曼的判断，针对德国宣传攻势的反攻势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其原因在于美国与拉美文化和社会结构差异，文化攻势本身操作上的问题以及美国政府对纳粹的暧昧态度。例如，斯拜克曼指出，美国的文化攻势未能调整北美理念去适应拉美国情，而是试图让拉美人去了解美国文化之不同，而这能否激发兴趣和好感就是个问题。斯拜克曼进一步指出，文化交流中存在两种误区，即从心理上讲“熟悉导致喜欢”，以及从政治上讲“喜欢导致(政治)合作”。斯拜克曼引证欧洲外交史来说明上述心理上和政治上的推导未必成立。但斯拜克曼最后仍强调，大规模的交流客观上也促成了美国人关于拉美知识的增长和理解的加深，美国文化则由于融入拉美元素而更为丰富多彩。至于拉美文化中是否接纳了美国元素(如务实精神)，则似乎有待来日。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其自身，即其本身就是目的，作为政治工具其价值会大打折扣。
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早已洞悉外交政策目标和手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20世纪世界性的冷战和热战时期，就对此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当然也带有特定时代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深刻烙印。就一般的权力分析而言，社会科学家们也对权力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界定，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分类模式，同样为我们今天有关软实力的讨论提供了拓展思路的空间，例如，就一个政治体系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而言，可以区分出不同“维度”的权力，一维视角下的权力指决策中的政治行为，行使权力即在“关键问题”上能够使自己的偏好压倒他人的偏好；二维权力则在一维权力之上加入了议程控制，即动用体系的规程来决定哪些问题为“关键”问题，从而能够进入决策议程，并排除那些对掌权者利益有威胁的问题；三维权力则又包括了塑造和改变他人欲望和信念的权力。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软实力”问题，实质上是与上述政策目标与手段以及权力的类型学分析一脉相承的。
约瑟夫.奈关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硬实力的局限性和源于文化、价值等因素之“吸引力”的优越性，以及沃尔特?米德关于“粘实力” (即经济吸引力，一旦染上就会成瘾而难以自拔，如英国治下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美国治下的自由贸易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论述，不仅延续了20世纪理论家们关于权力样态及其分类的意见，而且其样态内容也大同小异，如爱德华?卡尔关于“思想权力”在实现政治目标时的作用并不亚于军事和经济权力，且与这两种权力密切结合的观点，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几近雷同，或者可以说软实力不过是思想权力的“后现代变体”。今天已经近乎常识的观念是，在全球信息时代，以及在跨国联系日益复杂多样的环境中，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彰显，软实力的缺失将严重影响硬实力的效果。而更具吸引力的国家将会在国际议程、规范、信度、价值和政策等方面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换言之，在经济、军事、思想等不同的权力样态或维度间的关系中，软实力是加分项，而硬实力使用不当则会销蚀掉软实力的作用。所谓“粘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也毋庸置疑，如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和适用性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激发出了经久不衰的兴趣和热情，特别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有关“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热议，虽其内容和含义众说纷纭，但体现的却是承载这些“共识”的具体国家的权力(包括软实力)地位。
(二) 公共外交与软实力
软实力讨论中被有意或无意忽视但却必须加以澄清的一个问题在于，作为美国是否衰落辩论中的一个方面，约瑟夫?奈呈现的软实力概念在形式、内容和色彩上都带有太多的美国印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在约瑟夫?奈界定的范围中拥有美国那样的软实力规模，因此，在意识到国际博弈中“软”的力量不可或缺的国家中，就不得不对约瑟夫?奈的界定作出必要的调整，包括强调软实力的“资源”基础，或直接回归传统的“物质与精神”分类法并用以取代约瑟夫?奈的界定。而在政策实践中，许多国家自然会强调自身优势而取长补短，如中国政界、学界讨论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借重。但软实力论说更一般性的难题在于斯拜克曼已提出的文化与政策之间的传递问题，即熟悉、喜欢和政策行为之间的递进决不可视为理所当然。
喜欢美国文化但反对美国政策的民众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即使在自认为软实力居优势地位的美国，在其公共外交战略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联邦政府协调和控制、市场营销导向与传统外交理念冲突、民间组织和“公民外交”如何定位等问题，其作为公共外交肇始者和领头羊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自然也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将公共外交与软实力的讨论联系起来，我们至少要考虑目标与手段、主体与客体以及具体的事项(问题)等几个因素。除为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考虑外，软实力的效力尤其要关注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的互动，因为吸引力毕竟是受动者一方的感受，并且最终要落实在受动者的行动上，即受动者的认知和主观意图往往会成为软实力是否发挥作用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历史上中国儒学在欧洲和亚洲都曾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但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时期，在两地的解读却大相径庭，在欧洲成为反封建的精神力量，在亚洲日本却又成为巩固封建制度、确保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儒学文化在特定时空中的社会意义并不取决于儒学本体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异文化思想家们的“阐释”和“重构”。因此，我们要关注软实力在具体对象身上所发生的与我们的想象可能并不吻合的影响。再以公共外交为例，当21世纪初期“中国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问题”之际，国外学界注意到中国公共外交领域的两个问题：其一，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其潜力，举出的例子包括电影、绘画与书法、文学(诺贝尔奖)、传统医药、针灸、武术和烹饪等，其巨大影响并不是或不取决于政府的刻意推动；其二，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具备一整套公共外交政策工具，又拥有悠久的政治宣传传统。就中国所面临的公共外交任务而言，上述特征既是优势，又不乏进行调整和改进的挑战。一方面，外交工作所要处理的问题复杂多变，不同时期不同对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吸引力自会出现，或只要加大外宣力度，效果就会相应扩大。我们还要考虑工作对象的环境条件、认知情感，包括对我们文化政策的误解误读，因为他们的反应、“阐释”和“重构”才是关键环节，甚至“不正确的阐释”也恰恰表明软实力的效应，一如中国儒学在境外的命运。
那么，如何锚定软实力议题及其讨论，并且使其政策含义相对清晰而易于把握呢?学界关于权力、权力资源和权力行使方式等分析，均可作为出发点来形成各自具有说服力的框架，但软实力讨论特别关注了权力与权力资源区分的必要，同时也陷入了权力不等于其资源但其实现又必然使用某种资源这样一种权力界定困境。软实力是吸引力，那么什么能够产生吸引力?一种简单的答案是，在权力“资源”和“行使方式”中寻找能够作为“通货”而普遍接受的因素。原则上讲，任何资源(如文化)和活动(如援助)都有产生这种通货的潜力，所谓“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包括作为猎奇对象的“异国风情”，甚至为我所用的武断“劫取”，乃至误解误读，只要成为共享共有而共同推崇的因素，彼此吸引的可能性就已出现。这些可以成为通货的因素可以通过具体罗列的方式进行探讨，例如，根据一种研究，我们可以简单界定和推出几种可能生成吸引力的权力“通货”。权力通货是权力资源或权力活动的一种属性，是与权力资源不同的另一种权力来源，我们可以将权力资源比作建筑物，而将权力通货比作建筑物的设计、风格、艺术，可以至少列出三种最一般性的权力通货，从这些通货中权力及其“柔软性”得以导出，即“善”、“卓越”和“美”。善指向施动者与他人的关系，特别是与软实力受动者的关系，涉及待人的积极态度，作用于生物体普遍存在的“利他的互应性”倾向，在人类中它通过催发感激和同情产生软实力。卓越指向施动者与其工作的关系，涉及做事的高超绩效，作用于人类学习他人成功经验的倾向，通过钦羡和崇拜产生软实力。美则指向施动者与理想、价值、事业或远见的关系，涉及当施动者代表理想、价值、事业或远见时所激发的共鸣，人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或寻求道义支持或指引、审美体验的需要和倾向，可视为其作用的基础，它通过鼓舞和激励产生软实力。也许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的“通货”，并通过分析其指向、内容、途径和机制，将软实力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三 两种思想资源的启示及问题
(一)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演变这一学术背景。有学者通过回顾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大争鸣，进而理解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和学界曾经关注过的问题，来观察中国的重大外交政策转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争鸣被归结为三个方面、十一个议题。这些学术争鸣的主要特征有三：其一，明显的政策导向但学理色彩逐步加强；其二，比较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本土意识；其三，随时代发展脉搏波动。其中关于国际格局和关于“中国学派”的争鸣长期持续、历久不衰。对于中国学派的执着，也许并非仅仅体现了学者的职业特色，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要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
在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争鸣中，秦亚青以其“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成为学界理论创新尝试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根据两对标量(物质与理念；结构与过程)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的分类中，秦亚青理论的定位是偏重理念与过程。就创建理论学派而言，秦亚青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虽然有了学科和学派的自觉，但却长期未能形成原创性理论和理论学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核心”问题的缺失。理论的核心问题涉及了时间特征、空间特征和文化特征。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中则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与此同时，核心问题的提出与理论的合目的性特征相关，理论总是为某些人或某种目的服务的。秦亚青据此提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可以是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和平融入的可能性、条件以及国际社会成员之于中国的含义等具体问题因而也就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议程的重要部分。其中尤为重要的三个方面是：其一，上升的中国与国际体系结构和进程的关系；其二，行为体的国内特征及其“嵌入国际体系”的方式；其三，国际国内两个层次上哪些结构与进程因素会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也即中华民族特性与人类共性的关系。秦亚青理论努力的出发点是“观念论”的，如果尝试从中析出政策含义，是否可以说他所提出的问题和强调的重心是“通过关系的流动孕化权力、孕育规范和建构行为体身份”，而他所认定的三个重要方面无一不最终归于“关系”“社会化”“嵌入方式”“战略文化类型”“集体身份”等“柔性”内容，因而其归宿便不言自明地偏于软实力的构建?这是本文提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即问题1。
关于“中国学派”争鸣的另一代表人物阎学通提出了自己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研究设定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即“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原理。其解释是，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在阎学通的公式中，国家综合实力由操作性实力要素和资源性实力要素两类构成，前者即政府的领导能力，后者指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资源。其中，军事、经济实力为硬实力，文化和政治实力则为软实力。政治实力是其他实力要素能否发挥作用的基础，也是实力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所在。用公式表示，即综合国力等于军事、经济、文化实力之和乘以政治实力，显然，这样的理解意味着如果政治实力为零，其他资源性实力就没有意义。
道义现实主义引入了政治领导力和国际战略信誉两个重要变量，且将政治领导力视为崛起国战略选择以及崛起成败的核心因素。在肯定物质实力基础的同时，提出政治领导力是国际实力对比变化的根本，这是一种政治决定论的理论，其思想来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认为国家政治领导力决定国家综合国力能否持续增长及其增长快慢。中国在21世纪必将改变世界格局，但能否带来国际规范的改变还取决于政治意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道思想为崛起后建立王道国际规范提供了思想条件，而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并提出“亲、诚、惠、容”等外交理念，可以说体现了王道思想，但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尚需历史检验。道义现实主义所推崇的战略思路，突出了王道的政治理念，特别强调确立王权即以实现民族复兴为国家最高目标，而非发展经济或增加物质财富。民族复兴是要建立一个令世界羡慕的社会和赢得国际尊严，这需要基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并且提倡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坚持民富国强的政治路线。如果我们接受阎学通关于软硬实力的界定，那么道义现实主义的战略思路无疑是偏于软实力的构建。本文提出的问题2如下：就中国而言，哪一种软实力的概念更为适用?
(二)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思想因素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相关讨论，并非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学科建设的问题，虽然学术讨论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十分有限，但这些讨论却实实在在反映了国家内政外交各领域的诸多实践及其问题，且远非一个界别所能涵盖，而是涉及方方面面的事务及其政策。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冠以“上升的”“崛起中的”或“超大规模的”等何种界定，中国的行为不仅在横向上涉及面广，而且在纵向上也无法脱离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演变脉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对并聚焦于特定的目标和任务。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强敌入侵导致的灭国亡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复兴”的理念和话语在中国大地迅速流行。其基本内涵首先在于中华民族之前途系于全民族抗战并赢得胜利，并上下一心谋求民族生存、发展之道。与此同时，在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关头，如果国人能够自觉意识到危机即转机，未尝不可借此机会革除积弊，通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实现整个民族的“重生”。而中华民族自身本来就内在地蕴藏着走向“复兴”的能力与条件，这可以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得到确证，找到自信。当时有人曾大声疾呼，必须从民族性、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诸方面进行一次总反省和总努力，从而获得“充实全民族的精神原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激荡神州的时代强音之际，国人在新的条件下面对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问题，仍有坦诚面对现实、理性反思过去和清醒面向未来的必要。
“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命题和话语自身最大的张力所在，也即近代历史所留下的仍待解决的充满悖论的文化难题就是，面对清末以来一次又一次地深刻反省民族文化，并由此掀起改造国民性和整体反传统的各种思想文化运动，如何“复兴”一个有着历史文化和血缘延续性的民族共同体的实在生命，维护历史文化主体性，保留自身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前进的动力，并从中求得“自信”?②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无法与“世界”相分离，中国的变化就是世界变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今天的中国已非昨天的中国，我们的观念中有哪些东西需要坚持，哪些东西需要更新，也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面对“世界”时，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对任何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已不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例如，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问题的探讨，就不能不注意两个彼此不可分割过程间的互动，即前清尤其是晚清以来中国与早已进入现代民族国家行列的欧美各国及其人民打交道的历史过程，以及西方“种族”、历史和地理、政治法律等新知识、新思维和价值观念传入中国，并与传统民族意识互动且导致相应变化的历史过程。换言之，我们对所面临问题的认知和处理，已经超越梁启超先生所谓的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的阶段，而进入了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型，我们不能忘掉近代先贤阐释和强调的命题。
在20世纪初叶，那些孜孜以求拯救和振兴民族的知识分子所设定和思考的共同课题是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并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多数人的信条是，如果没有适应现代化的新世界观和思想意识，则所实行的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这种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之基础的主张被称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与之相对，经济决定论或政治决定论强调经济生产方式或政治结构的变革是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革的主要力量。但当时深受中国传统一元论和唯智论思想模式影响的知识分子大多倾向思想和文化改革应当先行，即使“从表面上接受了现代科学对知识、道德、政治权力和个人自由分立并置的现代性划分方案，但潜意识里仍认为文化具有决定性的统合力量”，“文化的创生与变迁又有可能取代政治制度变迁的内容，成为变革的核心论域，是一种直面抽象价值的内在精神运作，而且文化设计可以影响到政治设计的改变。”
那么，今天我们综合、平衡考虑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时，已有可能认识到，就“内部”而言，中国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一是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另一是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但当我们面对“世界之中国”这一命题时，制度建设和文化转化就不全然是所谓“内部”动态了。20世纪30年代，面对强敌入侵，对中国文化的贬抑批评被视为不利于民族精神凝聚的现象而遭到冷落和排斥，而压制“反传统”思潮则有利于全民抗战动员。中国共产党此前坚持的“民族解放”观点也逐渐变为“民族复兴”论。“在国共两党领导人眼里，正是因为军事上的极端弱势，才更应该强调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和精神动员的力量”。
民族复兴首先有赖于文化复兴还有先例可证，例如，历史上宋朝面对北方辽金军事压力的巨大威胁，时人就曾通过倡导儒家道统伦理，以为御敌之思想资源。20世纪30年代的变化以及历史先例的引证，说明文化因素在中国历史的一些关键时期所发挥的巨大而近乎不可取代的作用。21世纪初叶，当中国学界、政界讨论和倡导“软实力”建设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似乎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导致“软实力”话题的直接而具体的缘由却是国外此起彼伏的“中国威胁论”等论调，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上升是这段“文化热”的大背景。摆脱近代积贫积弱状态以后，如何挖掘传统思想资源并在走向富强进程中重新登上文化、价值和道义制高点，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也许援引的历史先例可以指向盛唐，以及近现代中国足以震撼世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由此本文提出的问题3就是：是否可以断言，我们今天面对民族文化及其思想传统时，已经不再是简单褒贬的问题，而是如何自洽的问题。危机时期挖掘尚武精神或强盛之际展现仁厚胸怀自有合理之处，但我们今天是在面对世界之中国的历史情境，展示什么、如何展示是否当有不同标准判定?是否可能沿用精华与糟粕二分法处理文化和传统?如何展开对“思想文化先行”模式的反思?
关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演进，不同时代的史家提供的宏观历史叙事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一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近代化”叙事，其二是源于同一时代但在50年代以后居于正统地位的“革命”叙事，其三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现代化”叙事。如果说革命叙事的目标是论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现代化叙事就是论述反霸统一阵线、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而21世纪初叶全球化进程加速乃至不确定性加剧的全新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调整则意味着对“中国”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这不仅涉及现实中中国的国家性质、合法性和生命力，而且关乎其产生是否符合世界历史上国家形成的常规，抑或是不同于欧洲民族建国路径的另一种模式。除领土、疆域、族群和社会整合外，周边和区域关系乃至全球化制度安排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到今天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
21世纪应时而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体现了在国家发展乐观情境中的全球性思维，而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国家不仅需要强大的硬实力，也需要相应的软实力。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未尝不是中国提升自身软实力的一种尝试。承接上述思路的一种考虑是，我们如何才能够对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之区别与联系了然于胸。本文问题4：当我们思虑和劳作长期集中于“利益”的界定、维护和扩大，而习惯性地将几乎其他一切均置于工具性地位之际，如何推出不但自己坚信同时得到他人认可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命运之理念?这同时需要对“文明冲突论”及其反论的基本假定有一个起码的判断，即利益可以妥协而价值(身份)无法谈判，还是利益时有冲突(能否妥协取决于价值认定)而观念(身份)可以调试或重构?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不同族群观念变迁史上，决定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外部强力逼迫或利益诱致，还是心向往之的主动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观念的共构，需要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其中尤为必要的是沟通和处理好近现代以来与中华文明碰撞最剧烈的西方文明间的关系，就此而言，中国学者已有建设性建言，即中国的多元整合观与西方的社会契约观对话、互补，既应包括中华文化“整体圆通”、多元通和、包容协和的柔性智慧，也必须保留持守“契约”、遵从“规则”、信守“诺言”的刚性原则，其基础就在于尊重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追求可以获得普遍接受和长期持守的共同价值。而这种中西思想文化合璧的切入点，就是要扬弃利益共同体，使之成为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拉丁美洲及其相互关系是这一全球建设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就是认识拉丁美洲。在政治、历史和文化意义上如何定位拉丁美洲，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从19世纪文明与野蛮对峙的言说到20世纪下半叶有关现代化的议论，拉丁美洲都是作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被呈现于世人视野的。但20世纪中叶以后，拉丁美洲越来越多地被置于与非洲和亚洲等“第三世界”相同的“非西方”(或直接作为与现代西方相对的“他者”而被称之为“东方”，以及南北关系中的“南方”)的“分类架”上。基于拉美同时具有西方和东方某些特征，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各方面都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因素，其身份认同与文化版图混杂多样，既不具固定性也不具同质性，一种混杂东西方且在两者之间可以灵活位移的“第三空间”的身份界定——“文化梅斯蒂索”也成为我们认识拉美的出发点，这是观察欧洲殖民者与西半球土著居民相遇后，双方互动历史中身份不断变迁的一种视角，也是我们理解拉美特异性的基本前提。殖民经历、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等与世界体系“中心”相异的特征，引出了“边缘”地带、“后发”国家等称谓以及文化研究中的“后殖民”等术语。我们可以用最一般性的概括来指明这些地区和国家所面临的根本挑战和历史任务，那就是“发展”，除其经济含义外，还包括伴随的政治、社会变迁等内容，以及作为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以逐步摆脱自西班牙、葡萄牙征服时期开始就一直受制于所谓“殖民权力模式”的宿命。
1992年，适逢哥伦布航行美洲500周年，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其?被埋葬的镜子?中再度审视了拉丁美洲历史，他将该地区充满波折的过去比作墨西哥城一座无法完工的建筑，“持续前行但从未完成，活力四射却又难解之题无处不在”。20年后，当拉美国家纪念独立200周年的时候，未完成建筑的形象仍是拉美现实最准确的刻画。拉美困境的表征一如既往：无力实施计划实现目标，难以完成工作任务，即兴表演司空见惯，习惯于寻求坦途而非筹划长久之计。拉美经济发展并非没有亮点，世纪之交前后其宏观经济向好和财政状况改善，大宗商品出口繁荣，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提升。但这一势头却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戛然而止，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当然是初级产品的需求和价格下降，以及外部融资条件的收紧。但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地区经济长期低下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水平。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做的工作可以开列如下：改进教育质量，提高工作技能，加大研发力度，基础设施及物流建设，加强互联互通，降低能源成本，提供融资便利，改进调控体制，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和完善公私伙伴关系，吸引高附加值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持续升级换代……而21世纪的拉美首次在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控制之外找到了一个替代选择———中国。中拉之间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是21世纪初期拉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伴随这一替代选择的则是对于再度陷入对外依附关系风险的担忧。拉美国家目前并没有找到摆脱这一难题的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这同时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
上述情况引出的问题如下，即本文提出的问题5：务实的经济合作领域能否在自身范围内找到克服周期性和结构性难题的方法，突破双方合作的瓶颈并在现有平台上更上一层楼?或通过经济领域之外的动议助力经济合作继续前行，同时缓解其困难、冲突、摩擦?实质上这是在设问，我们能否在脚踏实地维护中拉关系发展大局，稳住务实合作压舱石的同时，在其他领域为中拉合作寻求新的增长点或开发合作的新引擎?如果答案倾向于肯定，社会与文化就是一个选项。不仅如此，经济合作本身就是文明对话的组成部分，其“软性”和无形的部分(如产品质量、经商模式乃至商人风格等)都会影响交往的后果。物的交流是基础，但人的关系才是文明共处的关键和归宿。而这一切最终都要归于交往对象的认知和感觉。对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且对自身文化同样自信的两大文明体而言，社会文化方面的互动应该是最具有活动空间而少有物理羁绊的领域，但却可能需要克服文化差异或自外心态造成的无形心理障碍，使“遥远的他乡”不再遥远。这恰恰可以说是中拉关系发展面临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挑战，非独不可等闲视之，抑亦为双方合作进入新阶段后不得不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领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