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从封闭到开放以及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初期，存在与生产和交易相关的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政府的赶超战略选择也导致众多产业中的生产要素配置存在严重扭曲，进而严重制约了在国际竞争中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因而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和企业的自生能力。进一步地，从动态演进的角度看，除了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之外，影响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的重要因素还包括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而且，这两大因素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变得日益凸显。因此，通过对比较优势构成因素的进一步拓展，进而剖析这三大要素在比较优势中的构成权重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变动，我们就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为一国的竞争优势提升和产业升级构建一个更为完整而动态的战略模式和分析框架。
本文载《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1期。
一、引言
新结构经济学说体系的根本主旨是，在存在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条件下，一个经济体中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体每一个时点给定而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结构，由此也就定义了一个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的最优产业结构以及企业的自生能力。相应地，新结构经济学就将其学说体系和政策主张根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一国企业在开放市场环境中能否具有自生能力往往取决于它所处的产业是否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进而，企业的自生能力状况也就决定了该国政府采取何种差异性产业政策和企业贴补政策。[①]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一个产业的比较优势以及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呢？可以说，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是一系列学说观点和政策主张的前提规定；但同时，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面临诸多质疑和挑战的渊薮，因为不同学者在理解产业的比较优势时所设定的假设前提是不同的。由此我们也就应该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全面地理解一国的比较优势以及相应的产业竞争优势？进而如何才能为不同国家提供竞争优势以及产业升级的基本战略模式和分析框架？这就需要回到比较优势以及竞争优势的本体论理解。一般地，比较优势体现为一国产业或产品在自由市场竞争中所展示出的相对优势。相应地，迄今之所以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根本上也就在于，这些学者侧重于从不同维度来探究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乃至所关注的重心往往出现明显不同：李嘉图关注由技术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赫克歇尔和俄林侧重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克鲁格曼则重视规模经济上的差异，另有其他学者关注人力资本以及相似偏好等。因此，从学理上说，为了对比较优势进行系统而周全的分析，基本框架至少就应该涵括上述三大因素。同时，也需要思考实践层面上所面临这样两大挑战：（1）这三大因素对比较优势的构成比重在不同时空下是不同的，这就产生了具体政策的选择和差异；（2）这三者所构成的潜在比较优势能否转换成现实的产业竞争优势以及企业自生能力，这往往还依赖于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等条件。在很大程度上，目前学术界以及实务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诸多质疑往往就在于它们混淆了上述两点。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展开系统的剖析，通过将三大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而给出一个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模式，由此也就可以给出更合理的政策方向。
二、从企业自生能力到产业竞争优势
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前两代发展经济学思潮进行审慎性反思的基础之上。首先，“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它致力于探索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跨越式产业发展的赶超策略，进而大力建设与发达国家相类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结果，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并不拥有比较优势，从而就只能采取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其次，20世纪80-90年代后出现的第二代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它致力于探索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激进式制度变革的赶超策略，进而努力构建与发达国家相类似的宏观市场环境；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企业改革大多遵循了“华盛顿共识”的倡导，从而就走上了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之路。显然，这两大发展思潮具有这样的共性：都试图采取激进的赶超策略，进而都产生了制约持续性发展的严重障碍；其中，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后来几乎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是“低收入陷阱”，而遵循“华盛顿共识”并推行“三化”改革的经济转型国家也陷入了持久的经济剧痛。由此，新结构经济学就关注这一根本问题：这两大发展思潮将一国经济引向如此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新结构经济学对两大发展思潮的产业政策进行了审视，由此剖析了其潜含的问题。一方面，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带来的进口替代战略不仅造成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扭曲，而且导致了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也缺乏自生能力，需要靠各种保护补贴才能生存，进而就滋生出了寻租等问题；相应地，进口替代战略不仅无法创造出真正的经济剩余，而且也无法从不断拓展的国际市场上获得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第二代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推动的“三化”改革是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理论前提，但封闭市场环境中的“先进产业”往往依赖于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相关企业也就缺乏在开放性市场竞争中必须拥有的自生能力，乃至一旦取消保护补贴而置身于竞争性的开放市场中就会破产和倒闭；同时，即使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引起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但“华盛顿共识”却反对政府所提供必要的帮助，乃至符合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就难于涌现，更无法转化成为实际的国际竞争优势。[②]有鉴于此，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为了避免经济从计划到市场以及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变动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潮以及随后的经济震荡和长期停滞，政府在转型期就应该对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以及竞争优势不足的产业继续提供必要的保护和补贴；进而，应该采用增量和双轨式的改革并对新产业的发展提供因势利导的推进，而不能遵循“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那种激进改革。因此，自生能力就成为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功能的核心术语。
问题是，何为企业的自生能力呢？新结构经济学给出的基本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③]进而，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大多数企业为何往往会缺乏自生能力呢？新结构经济学给出的解释是：在长期的赶超战略支配下，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往往追求与发达国家相近产业、产品和技术，从而也就偏离了该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反映的比较优势，进而也就失去了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以至相应的企业往往只有依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和发展。有鉴于此，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相应的两类产业政策：（1）针对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策主要以改善软硬基础设施而增进竞争优势为直接目标，进而通过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来促进产业升级；（2）针对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策主要以持续的补贴和保护以维持其生存的为直接目标，进而在内外压力之下通过促进其产业和产品的转型和技术的提高来实现自生能力从无到有的转变。[④]
新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呢？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给定时间内的最优产业结构都内生于其要素禀赋，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改变其要素禀赋结构，才能取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⑤]同时，在自然资源禀赋给定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关键就在于人均可支配资本量的增加，而这又有赖于剩余积累率的提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呢？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逻辑如下：（1）资本积累率的高低与资本回报率的高低有关；（2）在全球一体化的开放市场中，只有当产品的价格反映了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了要素禀赋结构中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产品的企业才最有竞争力，才能占有最大可能的市场份额，才有最高的资本回报率；（3）当一国产业具有最高资本回报率时，也就能够最快速地创造出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而资本的积累则有助于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和比较优势的提升，进而就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也就是说，在生产技术和分工结构给定的条件下，资本回报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相符合的产业往往就对应着最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相关企业也就具有最高的自生能力。有鉴于此，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强调，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应该推行的是根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逆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显然，这与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以及经济从计划（统制）到市场（自由）的改革之初的情形相适应：（1）此时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几乎在所有产业的技术水平都全面落后于国际水平，劳动或资源要素就构成参与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的关键性因素，尤其是廉价的劳动力成为核心的竞争优势；（2）技术水平上的国内外显著差距使得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引进国外逐渐淘汰的现成先进技术方面不会遇到明显的人为限制，从而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相对快速（相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开发）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
然而，随着市场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工资持续上升，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所推行的“比较优势战略”就不应该囿于要素禀赋结构，而需要考虑新的发展因素。我们从三方面加以说明：（1）任何产业或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直接的也是根本性的体现就在产品价格上，而产品价格的高低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而且还与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密切相关；[⑥]（2）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劳动工资提升或一般要素价格趋同，使得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就变得越来越大；（3）资本积累的提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与企业规模的大小和技术水平的先进程度往往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这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发达国家产业或企业在当今世界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到两点认识：（1）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以及相伴随的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中国家应该进入具有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2）要在开放市场中拥有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新产业及其相应的生产企业还必须具有相应技术和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与在该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企业展开竞争。更一般地，一国的产业偏离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程度越大，就越需要规模和技术方面的优势注入，否则在开放市场中就不可能拥有竞争优势。但同时，一国的产业偏离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程度越大，依赖规模和技术方面支持所需要的费用投入也越大；进而，这种投入往往受到一国资源和时间的限制，这也就成为赶超战略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⑦]
三、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三大因素
上述分析有助于从理论和学理层面深化对市场开放中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的“知”。一般地，一个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也就反映出它的企业竞争力，这也体现了林毅夫所说的开放市场中的企业自生能力。事实上，企业要在一定市场环境中具有自生能力，关键在于其产品的生产要素密度要与其拥有的生产要素比例相一致，从而使得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使用，进而所生产出的产品也就具有了比较优势。不过，在不同性质或规模的市场中，生产要素比例往往也不同，市场交易成本也不同；相应地，即使一个企业在某个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但在性质不同或规模更大的其他市场中也可能失去自生能力。这也意味着，在一定市场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加入新的竞争者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市场竞争后，很可能就不再拥有比较优势，这也就预示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基础实施建设的必要。显然，这更接近于传统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实情：它们在市场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比较优势丧失或企业自生能力不足，并不一定是因为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之间就存在显著脱节，而更可能是凸显出从一个较小规模的国内市场转到另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国际市场时所面临的比较优势转换以及相应的要素组合调整。
在某种意义上，开放环境下的企业自生能力也就体现为国际竞争优势，相应地，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层次来对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第一个层次，国际竞争优势根本上取决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而销售价格又决定于产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其中，前者主要体现为国内环境中的企业自生能力，后者则主要决定于软硬基础设施。第二个层次，决定企业（国内）自生能力的生产成本主要取决于要素成本和规模经济，前者体现为企业所在产业的比较优势，后者则由企业规模和分工水平决定。第三个层次，决定产业比较优势的要素成本可以分解为生产要素价格以及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前者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后者则取决于该产业的技术水平。这样，国际竞争力的三层次分析就可用图1表示。由于在新结构经济学着重强调了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这里进一步对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做一分析。
图1 国际竞争能力的三层次分析
（一）就技术水平而言
一般地，劳动、资源、资本以及技术都是现代生产的基本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往往具有这样的基本特性：（1）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在数量上可以看成是既定的，而在回报上则受制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2）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则具有比其他生产要素更高的流动性，因而资本短缺对一国经济发展所构成的障碍就日益式微；[⑧]（3）劳动要素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粗放式的劳动投入具有边际收益递减取向，另一方面劳动也因嵌入技术因素而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现象；（4）技术则渗入其他生产要素之中，如凝结在劳动者身上就带来了人力资本，凝结在机器设备上升就提高了物质资本，此外还可以以专利等形式作为直接的投入要素，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由此也就成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成为决定国际竞争优势的根本性因素。
同时，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轨迹往往是不均匀的：一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因特定原因（如巨大的资源投入或者特定的偶然因素）而发展比较快，而另一些产业的技术则发展比较慢。正因如此，一个国家的不同产业往往会出现不同的技术水平，进而，也就会同时存在使用不同生产要素（劳动、资源和资本等）组合的产业，这在大国尤其明显。因此，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中也可能在一个资本相对丰富的产业中生产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一些背离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甚至往往因先进技术的注入而拥有更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例如，正是依靠政府金融支持而在技术和生物学上的突破，以色列成为农业技术尤其是干旱终止技术方面的世界领军者，进而在沙漠中创造出了农业的比较优势。[⑨]
由此可知，纯粹由外生的自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含量不高乃至技术对生产力影响还不显著的产业上，或者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还未出现技术明显分化的工业化初级阶段。事实上，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考察，波特就认为，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理之所以能在18、19 世纪间风行一时，主要与当时产业还很粗糙、生产形态是劳动力密集而非技术密集有关；相应地，在当今社会中，要素禀赋已经被列为重要考虑的产业，除了依赖天然资源的产业外，只剩下那些依靠初级劳动成本或是技术单纯且容易取得的产业。[⑩]同样，也正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中明显落后的技术水平，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侧重于从理顺要素禀赋的角度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但问题是，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当工业化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后，技术水平在比较优势中的影响权重就会越来越大，乃至将逐渐成为影响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很大程度上，技术的重要性就充分体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上，从而必然会影响到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进而也就会影响一国对产业发展的目标选择。
其实，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还是由此发展出的HOS理论（即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它们都以给定的不同生产技术或者以不同要素禀赋结构为前提，主要考虑短期（乃至静态的）的社会效率或交换价值问题。这意味着，这些理论并不适合对中期调整和长期发展的关注。尤其是，生产技术往往随时间推进而呈现出内生演进的趋势，而要素禀赋构成的优势则随时间推进而呈现出日益衰退之势。这意味着，在短期内，充分发挥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有助于（迅速）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或企业自生能力；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一国致力于发展由生产技术带来的比较优势往往更为关键，这种产业很可能会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例如，日本就用近四十年之久的高关税来保护其汽车，期间不仅提供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并几乎禁止该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直到该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更进一步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任何产业、任何企业要保持国际竞争力，都必须需要花费巨大的乃至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技术研发和创新，从而使得致力发展的目标产业与要素禀赋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
然而，根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理却将每种产品或产品的最佳生产技术视为给定的，每个国家都有相同的能力使用这个技术。为此，张夏准指出，这恰好把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的最关键的因素给假设没了，这就是各国开发和利用技术的不同能力，或所谓的“技术能力”。[11]那么，新结构经济学为何强调产业升级应该根基于要素禀赋结构之中呢？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前提假设：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个资本密集度从低到高的技术和产业谱系的给定存在；相应地，以引进为主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不断进行下去，而根本性的障碍在于资本的稀缺。由此，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新结构经济学着眼于要素禀赋结构主要有这样几个基本依据：（1）它集中关注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2）它假定全球的产业和技术是一个给定谱系；（3）生产技术内生于生产要素结构之中。从中也可以看出，新结构经济学从来没有否认技术进步（通过盗用、模仿或创新）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来源，而只是强调，技术进步不能与要素禀赋结构相脱节。在这里，通过引入技术利用和创造能力这一维度，我们就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作更全面的审视。
（二）就经济规模而言
如果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那么，生产要素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最终将难以跳出低收入水平的马尔萨斯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相应地，要摆脱这一困境，主要有两大途径：（1）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以提高这些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这是单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通过组织规模的扩大以优化这些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般地，技术进步体现为个人技能的提高以及生产工具的改进，规模扩大则体现为组织结构的变动和劳动分工的深化，体现为生产要素之间组合和协调的优化，进而也就会带来规模报酬递增以及要素报酬递增。事实上，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地广人稀，因而在劳动力上甚至技术上都不具有相对英国的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一开始就朝大规模作业、生产线上进行工业设计，工厂规模平均要比英国高出许多，由此也就获得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和规模效果，进而很快就超越了英国。[12]
同时，技术水平与经济规模又密切相关：一方面，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往往也依赖于一定的生产和组织规模，乃至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往往是经济规模的函数；另一方面，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又有助于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大，乃至经济规模往往又成为技术水平的函数。此外，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在更高水平上提高了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这又有助于推动技术研发和创新；这样，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之间又存在着显著的正反馈效应，进而带来持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马歇尔就说，自然要素在生产中具有报酬递减倾向，而人类要素在生产中则具有报酬递增倾向。[13]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及其相伴随的规模经济。其实，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分工深度和广度都会随生产和组织规模的扩大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拓展，这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内在原因，也就是企业内生优势的实质。尤其是，在技术日益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的现代社会，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变得越来越凸显，技术研发和使用对企业规模的依赖性也变得越来越强。譬如，现实社会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明显现象：同一产业中的不同企业，尽管它们使用了相同的要素结构和技术水平，但所获得的资本回报率却相差很大。这是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存在很大差异。
正是基于规模经济的差异，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一些企业选择了根基于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产品，从而在封闭市场环境中就拥有获得一般利润的自生能力；但是，一旦这些企业置身于开放市场环境中，就仍可能因生产规模太小而缺乏获得一般利润的自生能力。譬如，一些企业采用了现代技术且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而在国内市场中拥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但在开放市场中却面临着来自拥有更高技术水平和更大生产规模的企业的竞争，从而也就会失去国际竞争优势；相反，一些企业由于依旧采用传统生产方式且只具有小规模生产而在国内市场中缺乏竞争优势，但在开放市场中并没有受到拥有更高技术水平和更大生产规模的企业的竞争，从而反而拥有了国际竞争优势。事实上，早期出口创汇企业往往不是大型现代工业部门，而更多的是小型企业。在这里，我们从内涵上对林毅夫提出的自生能力概念作了扩展，自生能力泛指在没有政府保护或补贴的情况下而依凭正常的管理就能够在竞争性市场获得正常利润率的能力。[14]这个竞争性市场可以是是封闭的国内市场，也可以是指开放的国际市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知。（1）在封闭国内市场中，只要产业之间依然是充分竞争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往往就拥有在国内市场中由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等共同决定的竞争优势；相应地，在开放世界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往往就拥有在世界市场中由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等共同决定的竞争优势。（2）竞争性市场的范围不同，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拥有的竞争优势水平也存在差异，其中，在国内市场竞争中不需要依赖政府保护和补贴就能生存的企业，到了国际市场竞争要维持生存很可能就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3）由于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要大得多，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中，很多产业领域的企业往往也只有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才具有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自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忽视了竞争的规模问题，一些国家的企业即使在国内市场上已经经受长期的竞争磨练，但在按照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崇的“华盛顿共识”而实现全面的市场开放后，大部分企业依然不具有全球竞争环境下的自生能力。
四、提升产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模式演变
上面的分析表明，影响一国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的因素，不仅仅是要素禀赋，而且也包括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这三大互补因素为不同的学者或学说所强调。当然，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这三大因素对产业竞争优势进而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力在不同时空下往往存在显著差异。一般地，在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以及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初期，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不同产业及其内部各个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与国际上的相应产业和企业之间的差距都比较相近（相似），[15]此时，这些不同产业的资本回报率以及相应各企业的自生能力呈现的差异就取决于主要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反，在要素结构的扭曲状况因经历市场的调整而得到明显缓解之后，一国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大小或者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程度往往就与它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状况日益相关。
同时，如果将三大因素的影响力用权重来表示，那么，在经济发展之初，自然要素禀赋的权重就很大，但其权重将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16]在很大程度上，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之所以将要素禀赋结构视为决定比较优势的根本要素，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和要素遭受扭曲的经济转型国家：此时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技术水平不高，企业规模不大；相应地，最方便的比较优势提升和最快速的比较优势利用就是充分和合理使用既有的要素禀赋，并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外资（相应的初级技术往往随着资本而流入），尽管这往往会导向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源密集型企业。[17]进而，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之所以舍像掉技术学习和规模经济等因素，乃至将技术当作外生给定并可免费获得，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为了突出要素禀赋结构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决定作用，进而更有助于构建有别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新理论。
当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带来生产要素价格的趋同及其带来的国际竞争力的缩小，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就变得日益重要；同时，同一产业在不同国家也存在技术和规模上的明显差异（这分别为张夏准和克鲁格曼等人所强调），从而也就构成了基于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为了使得新结构经济学更进一步地贴近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现实情形，因此，在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关注——着眼于发展中国家在市场从封闭到开放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初期而重视被扭曲的生产要素结构——之外，这里对决定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分解，从而将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引入到比较优势的因子分析之中。显然，通盘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斯密型经济成长和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的结合；进而，考虑这些因素的权重变动和地位更替，也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斯密型经济成长向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进而熊彼特型经济成长的演变。
事实上，正是以比较优势的因素分解为基础，我们可以细化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以及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时期的产业政策，进而可以对有为政府的职能承担作进一步的拓展和具体化。譬如，由于这三大因素在比较优势中的构成权重存在嬗变，那么，当由要素禀赋合理化所释放出的竞争优势逐渐递减以至接近耗尽时，竞争优势的继续提升就需要转向另外两大因素。[18]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就可以推延出这样两点结论：（1）不同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因而竞争优势提升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也存在差异。例如，目前大多数非洲国家还停留在利用后发优势而学习和吸收西方既有技术阶段，相反，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产业上已经需要着手自主创新。（2）没有有效转变竞争优势的提升方式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其基本原因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这些国家无法与更低收入国家在传统产业进行竞争，而技术和规模的缺乏又使得这些国家无法与更高收入国家在新兴产业进行竞争。[19]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持续提升竞争力、实现比较优势的成分转换提供一个发展战略的动态模式框架，见表1。我们可以将国际竞争态势分成三个局面，其中，在所有局面中，发达地区的国际竞争优势根本上都来自先进技术和经济规模；在第一局面中，中等发达地区主要借助相对充足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廉价的劳动工资）和次级的生产技术进行竞争，而落后地区或经济转型地区更主要依赖更为充足的生产要素（尤其是更为廉价的劳动工资）参与国际竞争；在第二、三局面中，中等发达地区则开始借助日益进步的生产技术和不断扩大的生产组织参与竞争，否则它就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就落后地区或经济转型地区来说，它的比较优势转换则需要分两步走，第二局面主要依据生产要素和不断提升的生产技术，到第三局面才最终依据技术进步和市场规模。
表1 比较优势之成分转换的发展战略模式
显然，正是基于这一发展战略的模式框架，我们就清楚地回答萨缪尔森的困扰：如果自由贸易导致两国的生产率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不仅会强化原来的比较优势，而且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出现了技术进步并提升了生产率，那么，将会永久地损害发达国家利益，以致发达国家转而反对经济全球化而实行保护政策。事实上，比较优势的转换正是发展中国家持续推动产业升级的必由路径，也是各种成功国家的历史经验，否则必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也正是由于当前中国努力通过技术引进和创新来实现比较优势转换，从而严重威胁到了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益，由特朗普政府领衔就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抑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正因如此，本文的探究不仅有助于在学理上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和体系，有助于为新结构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确立新方向，而且也有助于在政策上拓展和细化新结构经济学对现实的观察和应用，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研究新议题。
五、结语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主要是针对倡导贸易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的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倡导贸易自由主义和完全市场开放的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学而言的。“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国内生产的制造品可以由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来取代。但是，正如拉尔等很早就指出的，这个假定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品出口，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纺织品、服装、鞋类以及工程产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都可以同发达国家的相似产品进行竞争；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就可以不断取代发达国家逐渐失去优势的产品，进而不断地扩大制造品出口。[20]同时，随着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第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逐渐式微，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则开始勃兴；受此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又转向了另一极端：一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政策，试图通过休克疗法来消除在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时形成的各种干预、扭曲。问题在于：（1）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扭曲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并没有西方那种竞争性市场以相应软硬基础设施的存在；（2）由于长期与世界市场相隔绝，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技术水平相对较低，这些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弥补的。有鉴于此，新结构经济学开始倡导传统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结合，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来倡导发展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向，并通过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来为这种转向提供信息共享、外部性协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21]
事实上，由于发展中国家推行封闭市场环境下的进口替代战略及其相应资本密集型产业造成的生产要素扭曲，造成了在开放性国际市场中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和企业自生能力的不足；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和市场开放政策却无视这一点，所推行的激进式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就造成激进的全面滑坡乃至崩溃。面对这种情势，新结构经济学就把理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中的要素扭曲以提升其在参与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作为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主能力的根本立足点，进而就舍像掉了规模经济和技术水平等对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及企业的自生能力的影响。不过，根本上说，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也就具体体现为产业的竞争优势，而影响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则包括生产要素成本、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决定于技术水平）以及生产要素间的协同性（体现为规模经济）等。有鉴于此，这里对侧重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论做了拓展，尤其高度重视在现代国际竞争中起愈来愈重要作用的规模经济和技术水平。考虑这一点，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从封闭到开放的改革过程中，需要保护的就不仅是那些要素禀赋配置遭受扭曲的产业，而且也包括那些规模经济不足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关键性产业；进而，如何基于产业的规模经济特性和国内外技术差距来制定出更为周详的市场开放政策，也就成为新结构经济学需要重点发展的方向。同时，基于日益普遍的规模经济和内生性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也就有小步跑和大跨步这两种基本方式；进而，不同国家如何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地选择合适方式来推进产业升级，也是新结构经济学需要关注的重要方向。
可见，在比较优势中引入技术和规模的考虑，不仅引出了更细化的产业保护和市场开放政策，而且引入更为积极的有为政府角色。当然，这里的研究仅仅是对政府的功能承担给出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思考方向，更具可操作性的产业政策则有待今后更深入的专门研究；究其原因，对由多因素决定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主能力的判断往往依赖具体而复杂的时空环境，政府的产业政策和相关职能要随时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不能像以往的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一样制定出确切的规划。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在政策制定上的根本立足点就是抓主要矛盾：当在封闭环境中由于要素禀赋的扭曲而造成产业缺乏竞争优势和企业缺乏自身能力时，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致力于解决的就是要素扭曲引起了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而当要素扭曲状况已经大为缓解后，发展中国家就需要关注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问题，因为同一产业或产品的生产在不同国家所使用的技术和规模往往是有差异的。[22]显然，如果不解决与发达国家在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上的差异，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有竞争的比较优势，就只能依赖低廉的要素价格尤其是工资水平（因为一价定律在其他要素发挥了充分作用）；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当前似乎也正面临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所作的全面考察，也极有助于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进一步厘清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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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毅夫指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在每一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变化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即，一国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这与赫克歇尔-俄林的模型相似。但同时也存在细微差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产业，而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是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尤其是李嘉图侧重由技术产生的比较优势和克鲁格曼强调由规模经济决定的比较优势都是用来解释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原因（即使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被广泛用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但其原型也只是为了解释瑞典和英国的贸易，这两个国家也具有相似发展程度）。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新一波思潮重点在于探讨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发展以及如此产生的相应问题，如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产业如何选择，企业的自生能力如何决定，一个经济体如何最快地从低发展阶段稳定而可持续地向高发展阶段演进，在这个过程中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何和产业结构相适应以降低交易费用，政府和市场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各自，等等。新结构经济学属于发展经济学，其重点并不在于提出一个新的贸易理论，而是指导一个经济体的贸易实践；其基本政策主张是，首先强调一个经济体所选择的产业必须符合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其次才考虑其他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规模经济、产业集聚、技术学习等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从要素禀赋结构而不是从规模经济、产业集群、技术学习等其他贸易理论所强调的因素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其原因在于，一个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不可能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产业上形成规模经济并进而和资本相对丰富同样达成规模经济且这个产业是其比较优势的国家进行竞争（因为前者的要素生产成本会较高）；同样，一个经济体即使掌握了技术，只要其产业违反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同样不会是该经济体的竞争优势，而需要保护补贴才能存在（计划经济国家应该说已经掌握了重工业的技术）。所以，即使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使其升级的产业达到规模经济并掌握技术，只要这个产业违反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也不能实现让经济得到稳定快速发展的目标。显然，这正是为何波特提出竞争优势理论时，强调的第一个决定因素是要素禀赋结构，其次才谈规模经济等的原因。
[②] 林毅夫：“华盛顿共识的重新审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http://www.nse.pku.edu.cn/articles/content.aspx?nodeid=50&page=ContentPage&contentid=475.
[③] 林毅夫：《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④] 朱富强：“现代发展经济学如何发展：兼论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
[⑤] 林毅夫：“华盛顿共识的重新审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http://www.nse.pku.edu.cn/articles/content.aspx?nodeid=50&page=ContentPage&contentid=475。
[⑥] 林毅夫认为，这对任何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很重要，例如非洲许多国家的工资水平只有我国的1/5甚至1/10，但在劳动密集的加工产业不能和我国竞争，除了软硬基础设施不好增加了交易费用外，还因为缺乏技术和管理，使得其生产效率低下。
[⑦] 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⑧] 当然，资本流入往往与一国包含人力资本和要素禀赋在内的软硬基础设施有关，否则在不恰当金融制度的刺激下往往转化为短期投机性质的热钱而不是投向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资本；进而，跨国公司所实施的无论张夏准意义上的“褐地投资”还是“绿地投资”，往往都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革新和生产力增长产生根本性的推进。
[⑨] 林毅夫、塞勒斯汀.孟加：《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 创造经济奇迹》，张彤晓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⑩]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5页。
[1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夏准的评论，第162-163页。
[12] 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1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28页。
[14] 林毅夫对自生能力的定义是：在具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开放竞争市场中，一个具有正常管理能力的企业在没有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
[15] 林毅夫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其理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拥有巨大的规模，如长春一汽雇佣的人数达50万人，而一些轻工业的人数是几千、几百人。笔者对此的解释是：（1）确实要素配置不当是分工扭曲以及使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2）当时更为低下的生产率集中体现在小型轻工业企业。
[16] 当然，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也不在同一水平上：一般地，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都处于首位。基本理由是，一个要素禀赋结构处于低位的国家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上能达到的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在要素禀赋结构处于高位而在这个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也都能达到，后者的要素生产成本会较低，结果是后者具有竞争优势而前者没有；相反，在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如果要素禀赋结构相同，那么，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就成为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
[17] 林毅夫认为这个看法不正确，任何产业升级都需要技术的学习，要不然非洲、南亚国家早就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实际上，非洲、南亚国家之所以不能起飞，一方面是缺乏吸引外资的有效政策而使得本国生产要素得不到使用，另一方面则是缺乏相应的基础技术以及人力资本而使得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
[18] 林毅夫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其举例说，美国在奥巴马时期号召制造业回流，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违反美国的比较优势而使得回流美国成为不可能。所以，即使到了美国这样的发展阶段，其产业还是要发挥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所不同的是，美国绝大多数的产业技术都在国际上领先，因而只能靠自己的研发才能取得技术创新，而不像发展中国家多数产业是在世界技术的前沿之内有可能靠引进消化来取得技术创新。但实际上，如果美国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拥有足够的领先技术和规模经济，它依然可以促使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这就如时装设计也依旧在意大利和巴黎一样。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根本意思是，在不存在要素结构的扭曲后，就需要通过技术水平提升和生产规模扩展来继续推进竞争优势，因为技术进步具有内生性，而企业规模则依然更大的海外市场。
[19] 朱富强：“如何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来实现产业升级：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
[20] 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葛伟明、朱菁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21] 林毅夫的说法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固然是因为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但并不是简单地把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结合起来，而是基于对“经济发展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结果，而技术和产业又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和认识而得来的。
[22] 朱富强：“GIFF框架的逻辑、现实和意义：兼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