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本文详细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意义，即新质生产力必须由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创新驱动，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支撑，并且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其次，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五大产业类型的划分，探究不同地区如何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再次，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探究新质生产力如何促进产业升级与宏观经济绩效提升。最后，从有为政府的视角探讨适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政策。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 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具体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深化了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式的认识，还为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意义
从宏观角度来讲，中国同时经历六个结构性过程：从农业、工业再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与各部门的产业升级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从封闭经济逐渐融入世界贸易、金融、科技体系的开放过程，从政治、军事、外交的区域性弱国向世界强国的崛起过程，从农村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从人口结构由少到老、人力资本由低到高的人力资源结构调整过程。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分析中国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结合当下的发展阶段、对应的经济结构和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综合考虑。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自身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从供给侧来看，旧模式、旧生产力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门槛较低，在国际竞争中已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矿产资源、水资源无法持续支撑粗放低效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需求侧来看，中国从物质短缺走向产能过剩，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关系趋紧、国际友好氛围褪色只是中国向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转型的加速器，关键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底层逻辑。
首先，新质生产力必须由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明确以创新为主导，不仅与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同时又突出新的关键点：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这里既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力的概念，又结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共识。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先进的生产力，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还要具备高效能、高质量，即生产资料投入更集约，生产方式效率更高，生产产出更加绿色环保。
其次，新质生产力有明确产业支撑，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同时满足两点：一是产业先进且意义重大，可能成为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产业；二是相关业态已经在一些国家形成较大规模，其实践路径和理论认知相对明确。相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只满足产业先进且意义重大，但理论认知、发展路径和业态尚不清晰，仍在探索阶段。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的是质态，而不是业态。相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也并不等同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调整的产业升级，农业升级为工业、工业升级为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即使是最传统的农业，如果能通过革命性的技术进行生产要素的创新型组合，也能形成新质生产力。比如采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选种育种，数字技术支撑的自动化种植、收割、深加工等，同样可以构成新质生产力的质态。
最后，新质生产力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国面临外部环境“三明治”挑战，压制效应来自像美国这样技术更强、创新能力更强、收入水平更高的发达国家，比如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围剿与打压等。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不断上升，环保要求日趋严格，产能逐渐饱和，追逐效应来自如越南这样比中国人均收入落后一个梯队的新兴经济体。如果中国不进行足够快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那么就可能会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险。新质生产力除了能提升国际竞争力，还能提升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水平。国防产业与民用产业在技术上可以相辅相成，中国对于国防产业的合理有效的投入，也是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三明治”挑战的正确方式，与“以进促稳”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
放眼全球，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窗口期，中国需要牢牢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人才多、创新资源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可以集中资源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范围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大，国家内部可以形成一个雁阵，实现产业的梯度承接，先进产业逐步由东部向中部、西部转移。现阶段，既要高度重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机遇，也要警惕各地“一哄而上”发展新质生产力，造成资源错配，降低经济发展效率。因此，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显得尤为重要。
新结构经济学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研究方法，在全面总结中国本土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更加全面系统地突出“经济结构”的内生性与重要性。新结构经济学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决定此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看，各个地方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下，把各地潜在比较优势变成市场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以距离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研发周期的长短以及战略属性将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分为领先型、追赶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这五种不同的产业类型。本部分从新结构经济学五大产业类型出发，分别阐释不同产业类型如何根据当地比较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追赶型产业与领先型产业
在给定时点上，以经济体在该产业的技术水平离世界前沿的差距为划分依据，将产业划分为追赶型产业与领先型产业。技术水平可以使用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如果差距较大，则为追赶型产业。如果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技术前沿或者非常接近前沿，则为领先型产业。上述划分方式同时包含了时点、产业与所在地区的信息，需要同时考虑时间异质性、区域异质性与行业异质性。
对于追赶型产业，在这类产业的中低端市场有比较优势，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采用引进、消化、吸收方式，通过买设备、买专利使生产技术高端化、产品质量提升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也可以用新技术革命，包括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进行换道超车。对于领先型产业而言，想要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就要不断进行产品技术的研发来提高科技含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产品质量，进行产品创新。
（二）转进型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禀赋结构随时间而变化，因而本国的比较优势也不断演变，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可能变得符合比较优势，而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为标准，新结构经济学定义了转进型产业，即本国过去在这些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
对于转进型产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围绕微笑曲线两端经营品牌，通过不断的产品研发、提升科技含量、满足市场需求，向附加值高、符合新质生产力的新业态转型升级。二是利用新科技提高生产力，烫平微笑曲线，传统上可以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提高工人技术和其产生的价值。如果需要大量成本投入，目前还没有合适可以使用的技术，中低端产业可以转移到国内工资水平比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或者国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非洲国家创造收益。
（三）换道超车型产业
由于现代科技的特性，一些产业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周期短，技术迭代速度快，以高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例如平台经济、生物制药等新业态。本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在人均的物质资本或者人均人力资本方面可能还存在差距，但是在这些产业上依然有可能获取比较优势，可以直接与发达国家竞争，甚至超越发达国家实现换道超车。对于换道超车型产业，中国具有人才优势、市场优势、产业配套优势，换道超车型产业的发展可以利用好这些优势，以速度、成本优势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于换道超车型产业的研究，新结构经济学探究了不同资本密集度传统工业，具有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企业会在何种条件下进行转型、何时转型、以何种方式转型。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多要素、多部门的动态局部均衡模型对影响传统企业平台化转型选择、转型时机以及转型方式的因素进行讨论，并探究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在企业转型中的作用，分析数据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影响企业增长的直接机制。此外，梳理了传统企业的平台化转型选择、转型时机以及转型方式如何随地区、行业、企业的异质性特征而动态变化，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讨论地区发展阶段的演变如何影响传统企业平台化转型。
未来在数字经济与产业升级相结合领域，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数据要素层面，可以对数据的形成、收集、处理、储存、确权、交易、更新、安全性与隐私性的保护等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而这些过程也会随着经济体的发展阶段的差异，禀赋结构与技术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产业层面，比较分析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这五大类的产业的数实融合的异质性路径，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产业的数实融合发展制定异质性的产业政策，讨论政府如何通过优化软硬基础设施支持各类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实现数字化转型。在区域层面，由于中国各地区数实融合现状呈现差异性特征，可以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以各地产业增加值作为权重或使用专利的地区以及行业数据测度产业发展水平，识别各地区的产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并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在区域产业发展之间优势互补、相互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四）战略型产业
战略型产业是指涉及国防安全或者经济安全的产业。这类产业即使不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也应该支持其发展。战略型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由中央政府牵头，利用举国体制支持，各个地方也可以用当地的人才优势、产业链优势、产业聚集优势，把战略性技术相关研发中心吸引到当地，并利用战略型产业较强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带动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
关于战略型产业的研究，新结构经济学通过引入“霸权税”的概念，研究地缘政治博弈下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影响大国增长。研究表明，只有当后发国家GDP足够大时，领先大国才会出于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选择发动技术遏制政策。相较于“自由放任”政策，若后发大国执行最优政策干预，在短期会遭到领先大国更为严厉的技术遏制，但在长期却会压缩领先国家实施技术遏制的时间长度，从而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长期福利水平。面对技术遏制，后发国家提高国防战略型产业对民用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会促进技术进步，而且会缩短领先国家技术遏制的时间长度。本国的自主国防战略型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如二战后的日本），或国防战略型产业投入虽很高但对民用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太低（如前苏联），都可能会导致后发追赶大国对领先国家的赶超失败。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不同体量后发追赶国家技术进步对领先国家福利水平的影响，分析其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的异同，从而解释美国对中国这样的超大体量后发追赶国家采取严苛技术遏制的原因。分析后发追赶国家不同应对政策对领先国家技术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动态博弈互动如何影响后发追赶国家自身的经济增长水平与社会福利水平，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技术遏制提供政策建议。引入国防战略型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拓展国防战略型产业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对两国的国防战略型产业投入、地缘政治博弈以及技术遏制政策的影响。基于模型框架，分析前苏联和日本没能成功实现赶超美国原因，并将之对应到模型中的数值计算，直观展示两国不同于基准模型的技术进步路径，为中国顺利实现对美国的赶超提供借鉴意义。
国防战略型产业中也包含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命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针对这些特殊产业的技术遏制给中国产业链安全带来较大挑战。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拓展分析产业链安全、产业链韧性在大国博弈之间影响，从而提出中国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特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考虑到现实世界中除了美国以外，中国还可以向欧洲及其他高技术水平国家寻求技术合作，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将这一现实情况拓展到模型中，讨论第三国（欧洲）在面临复杂地缘政治环境时的策略选择，并分析此时后发追赶国家（中国）的最优应对策略。
三、禀赋结构、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本部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推动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并提出未来可以拓展的研究方向。
（一）创新与产业升级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为探究经济体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新结构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和NIPA专利数据集，通过数理建模研究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对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内在影响机制。发现如下定量事实：中国制造业产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额与相对资本密集度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与离前沿的技术差距负相关。为了解释该事实，构建了一个在要素投入密集度上存在产业异质性的动态一般均衡创新理论模型。模型的主要机制是：产业的资本密集度越接近经济体禀赋结构，新产品就越符合比较优势，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能够得到更多利润，于是产业越有激励进行研发创新，发明专利就越多；反之，如果产业的资本密集度相对经济体禀赋结构过小或过大，需要使用过多稀缺要素，导致不符合比较优势，创新的激励较低。由此得到产业发明专利申请数份额和相对资本密集度的倒U型曲线。同时，在模型中引入技术扩散机制，结合“领先型”“追赶型”和“转进型”三类产业，在统一的模型框架内对研发投入份额的发展路径进行刻画。
不同于已有文献通常假设单要素或单产业，抑或多个完全对称的产业，该研究将多种生产要素、多个非对称产业引入创新增长理论，解释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产业创新的定量事实，还探究不同产业的异质性创新路径，突出禀赋结构对产业创新的重要影响。发现并梳理了新的定量特征事实：制造业产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份额与相对资本密集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与该产业离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负相关。这为研究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下产业的创新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虽然在技术上有后来者优势，但仍需要考虑要素投入密集度是否与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匹配。首次在禀赋结构驱动的结构转型框架内探究经济体禀赋结构如何驱动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产业的创新行为，并引入技术扩散，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各类产业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创新增长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新结构经济学目前重点研究了追赶型、转进型和领先型产业的研发创新与升级路径。战略型产业涉及国防安全或者经济安全，即使不符合比较优势，仍然需要进行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换道超车型产业研发周期较短，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快技术革新。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拓展研究战略型和换道超车型产业的研发创新与升级路径，探究不同产业类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二）绿色与产业升级
新质生产力也是绿色生产力，环境经济学领域，新结构经济学重点关注的是不同产业在污染排放强度、政府环境规制程度等维度上的异质性，将工业细分行业按照资本密集度和污染排放强度交叉分为四大类，并从静态和动态视角考察四大类产业间和产业内的相关特征。研究发现：四大类产业在绿色转型上存在较大差异性，相对资本密集度是影响绿色转型的重要因素；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整体上以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产业占主导，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四大产业分布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在绿色与产业升级领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五大类产业划分以及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的分析方法，探究劳动密集型且清洁型、劳动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且清洁型，并结合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四大类产业内企业的污染强度、污染治理和特征分布，试图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为中国环境污染与产业升级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梳理中国上述四大类产业在产出份额、污染排放强度和环境规制强度方面如何随发展阶段的演变而发生动态变化，以及各产业中企业层面的异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并且分析东中西三大区域中四大类产业结构的变迁，并试图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解析其因果逻辑。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依据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污染排放强度和面临政府环境规制程度这三个维度上的异质性，对产业进行交叉分类，研究不同产业之间、产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相应的动态特征，再根据这些结构化的定量事实，探求如何从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的机制中引申出动态内生的最适宜的绿色转型路径，以及探讨政府应该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发挥好在绿色转型上的有为作用。
（三）共享与产业升级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动力。在收入分配领域，新结构经济学系统探讨了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的互动机制，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提出产业升级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一是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建设为基础完善初次分配，发展各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缩小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构建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推进产业不断升级；二是以税制改革为基础完善再分配，改革消费税，取缔非法收入，实行与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再分配政策，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平衡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在共享与产业升级领域，第一，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战略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便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第二，对于强调制度因素以及内生政府行为如官员腐败、寻租等因素影响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而言，新结构经济学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角度出发，强调随着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政策、税收结构以及再分配政策等相关制度需内生地调整，才能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未来在共同富裕领域可能扩展的研究视角包括：从税收结构来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随着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变化，探讨经济体适宜的宏观税制安排，优化税收结构，从而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从农业经营制度与共同富裕来看，中国的农业经营制度改革是根据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动态的变化，推动三权分置改革，明确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允许农民经营权流转，进而推动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资本密集化，从制度上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向资本密集度相对更高的农业生产方式升级，从而使得农村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那么如何进一步制定适宜发展阶段的农村经济制度，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生产效率的提升是未来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向之一。
（四）开放与产业升级
开放水平的提升可以为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了考察国际贸易与动态贸易政策如何影响一国的产业动态与经济增长，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研究构建了一个双要素的贸易与增长的动态模型。主要发现：第一，当两国要素禀赋结构外生给定时（即静态模型中），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增加对发达国家福利与产出影响是非单调的，主要取决于两国之间由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率差异所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是互补还是替代（竞争）；第二，在长期经济增长路径上当且仅当发达国家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足够高，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会提高发达国家的产出与福利水平；第三，当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加征关税，短期会增加发达国家产出并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与福利，但长期影响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进行产业升级。若发展中国家不能够进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关税会使得发展中国家资本回报率上升，产业升级加速，并最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与福利；若发展中国家不能够产业升级，则发达国家关税会长期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与福利。
在开放与产业升级领域，第一，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分工的同时也会遗留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所造成的诸多扭曲政策，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可以采用渐进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提供临时保护；同时放开准入那些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二，注重禀赋结构对于国际贸易以及国家贸易政策的影响，不同于国际贸易对于国家间自由贸易的假设，新结构经济学探究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会对国家贸易政策的影响，进而探讨对贸易本身的影响。第三，注重非经济环境对贸易的影响，当前复杂地缘政治环境同样会影响国家间贸易政策的制定以及企业间的贸易规模变化，新结构经济学对部分非经济因素进行经济学上的量化分析。
未来可以从实证层面拓展新结构经济学中“潜在比较优势”这一概念，考虑开放经济环境下的结构转型，更好解释中国或日本等在开放环境下实现经济腾飞的经济学原因。还可以通过构建国家间博弈模型，把贸易政策与技术制裁等国家主权战略相结合，更好地模拟中国当前发展环境，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
（五）协调与产业升级
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可以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动能与新路径。在中国动态经济增长过程中，东部地区进行产业升级，同时有一些产业逐渐变成转进型产业，需要经济落后地区积极承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结构经济学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了两个主要的定量事实：一是各省的区域不平等程度与其劳动力制造业分布的分散程度负相关。二是产业转出地与转入地之间的经济差距与企业转移在产业转移中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为解释这两个现象，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两个禀赋结构不同的区域，拥有无限个连续产业和异质性企业的动态增长模型。模型展示了两个区域的不平等程度在不同水平时，两个区域的产业分布，以及产业内部不同生产率企业的不同选择。研究发现：当两区域不平等程度越高时，两区域要素价格差距越大，符合两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差距也越大，因此两个区域分布的产业越不相同，对于整体经济而言，产业分布也就越广；企业转移在产业转移中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不同生产率的企业通过转移能获得的价值，当两区域不平等程度太高或太低时，生产率偏低的企业没有动机转移。这说明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在承接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时，要按照自己的禀赋结构去承接合适的产业。
结合原有的产业动态和企业动态的文献，该模型引入了两个禀赋结构不同的区域，对于每个区域每个产业不同企业的进入退出和转移选择进行了刻画。在协调与产业升级领域，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研究认为产业转移的机制是由禀赋结构变化所驱动的产业转移，而不是生产率的变化。中国的产业体系的完备性以及产业在中国存在时间长，可以用中国内部区域间禀赋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地区可以承接东部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来解释。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禀赋结构决定地区适宜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中国内部不同地区的禀赋结构差异就形成了产业在不同地区间分布的差异。劳动力作为要素禀赋的重要部分，在国家内部是可以流动的，这种劳动力流动就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禀赋结构，从而会影响产业分布。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拓展考虑资本积累、人口流动、产业转移以及国有企业的作用，定量地分析人口流动如何影响全国的产业分布，并在包含全球产业链的模型中，考虑如何正确引导人口流动以确保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
四、有为政府与新质生产力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主张“有效市场以有为政府为前提，有为政府以有效市场为依归”。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才能激励创新、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
（一）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
“有效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中，成本才会最低，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整个经济才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提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政府”也必不可缺，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是因势利导型政府，将经济体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显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有效地培育、监督、保护、补充市场，纠正市场失灵，促进公平，增进全社会各阶层长期福利水平的政府。
为了更好地研究产业政策和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研究在禀赋结构驱动的结构转型框架内引入马歇尔外部性，用数理模型讨论了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不作为的政府以及采取赶超战略的“乱为”政府三者之间的区别，进而强调了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市场主导－政府因势利导”的最优的产业政策。因此，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政府能够因势利导，通过解决协调失灵将企业及时引导到具有比较优势的正确目标产业上，就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健康的产业升级：而如果政府不作为，则由于协调失灵的存在，市场可能出现产业升级滞后、升级不完全或者其他各种动态多重均衡，其效率都不如因势利导有为政府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如果政府选择的目标产业违背了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进行赶超，则相关的产业政策的效果甚至还不如政府不作为下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均衡的效率。Lin et al. （2023）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说明为什么一旦引入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在资本密集度上的异质性，Murphy et al. （1989）的“大推动”模型的主要结论不再成立，因为即使存在协调失灵，政府是否应该进行“大推动”也应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是否足够资本充裕，而现实中大推动理论之所以普遍失败，就在于它违背了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现实中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失败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因为政府识别了错误的目标产业，误将发达国家的产业直接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产业，而没有考虑自身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忽略了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然而，现有关于产业政策的文献却将如何识别正确的目标产业这一重要步骤从模型中舍象掉了，而是直接假设目标产业的选择不存在错误。新结构经济学则主张，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对于识别正确的目标产业具有重要作用，而正确的目标产业的选择恰恰也是产业政策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
（二）新质生产力与产业政策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政策重点是根据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基于地区现有的禀赋条件，并结合新结构经济学五大产业类型，因地制宜、因产业制宜探究最适宜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也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原则：
一是优化调整产业政策相关补贴方式。以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为例，相对于直接补贴给目标企业或者重点企业的产业政策，更科学的方式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免税或减税，以减少产生扭曲的政策环节与程序。对于补贴而言，应该尽可能提高补贴质量，补给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和终端用户。政府可以不再补贴具体的企业，而是补贴能达到指定新技术标准（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产品，或者可以直接补贴给消费者，降低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成本，提高消费者的便利性，促进更多的消费者接受更高科技含量的产品。
二是产业政策要与时俱进，动态调整。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补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补贴电池研发。第二阶段是补贴生产，帮助厂家造出汽车，然而造成大量骗补，后来很快修正为补贴满足特定技术标准汽车。第三阶段是补贴消费者。第四阶段是政策有序退补，当企业具备自生能力，产业政策逐步退出。新结构经济学讲的有为政府，关键是既有担当又有智慧的政府，始终以市场的有效为依归。市场永远在演化，政府的有为也要与时俱进，根据市场的变化对产业政策进行动态调整。
三是根据不同产业类型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发展新质生产力，领先型产业需要避免大而不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做好质量和品牌。追赶型产业应大力引进先进技术，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大力招商引资。转进型产业一方面要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另一方面是化解产能过剩，寻求国际国内新市场。换道超车型产业应加大全球人才吸纳，营造创新氛围和风险投资环境。战略型产业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应充分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供全方位配套支持。
四是产业政策要具有连贯性。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承载，这些产业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甚至不可知性很高，企业家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因此，产业政策的连贯性可以帮助政府在不同阶段设定的目标得以连续推进，有助于增强市场主体信心，避免政策频繁变动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长聘副教授；于海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4期
注释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