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想请您谈谈今年投入精力最大的事是什么，以及您为什么想去推动这件事。

任剑涛：今年我投入精力最大的一件事是召集“比较文明再思考”文化沙龙。这个沙龙已经是第二季了，首季的主题是“中华文明再出发”。一季为一个年度，由我主持，每月邀请两位专家就一个主题闲聊。原本由腾讯文化主办，今年运作不畅，只好与一家大学合办，形式上也改成了学术讲座。每一期主持人与两位专家先各讲15到20分钟，再与网上报名的参与者对话一个小时。形式活泼、内容丰富。不求宣示真理，但求开放对话；不求形成共识，但求有所收获；不求形式讲究，但求生动有趣。两年下来，线上线下的反应良好。尽管也招致了一些质疑、批评，甚至是谩骂，但总体上有利于形成就问题展开良性对话的理性氛围。

之所以花不少工夫去做文化沙龙，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社会的疾速变化，让人心生焦虑，催促人克尽个人绵薄之力，去营造一个避走极端、理性对话的文化氛围。一些人面对国家取得的成就，便孤芳自赏起来，不仅拒绝了解其他文明、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巨大贡献，而且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悉数归之于自己的努力。他们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乃是中国向全世界开放的结果。面对这类想法，怎能不努力与人对话，以期促成一种维护开放的社会心态呢？为此，明后年，我还打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与有关机构合作，邀约相关专家，开展“人类文明再审视”和“现代文明再估量”两季文化沙龙活动。

您认为，2019年在政治学领域有哪些重要的人物/事件/趋势？

任剑涛：这一年在我的政治学大专业领域里，就国内而言，实在说不上或不好说有啥重要的人物、事件与趋势。就国际而言，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的“退群”与“建群”，是我高度看重的事情。不过按照专业分工，那似乎是国际政治专业领域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表示好奇而已。

在我的政治学理论专业领域，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这门学科的发展趋势：愈来愈狭小的圈子，愈来愈生硬的发声，愈来愈不受待见的处境，愈来愈摸不着的专业方向，愈来愈不清晰的专业边界，愈来愈下滑的专业声望，愈来愈不清楚的发展前景，愈来愈强烈的专业生存危机。这些“趋势”，略略有点危言耸听，也有可能说得还不到位，但一种在中老年时刻可能需要改行的想法漫上心头，却是我个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那么在您看来，是否有一些重要的趋势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任剑涛：今年在我的大专业领域中，最不应该被忽视的是国家发展新趋势。在全球烽烟四起的贸易战中，国家利益是否受损受到贸易战中的国家领袖与普通民众的高度重视。但由此浮现的一些国家发展新苗头，却不大为人注意，甚至往往被人无视。“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三零”国际贸易主张，一般只被当作解决国家贸易纠纷的临时性办法。殊不知这中间可能存在引发国家结构重大转型的动力。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人类已经对建立在关税、补贴与各种壁垒基础上的国家形态习以为常了，以为那就是亘古以来的国家既定形

式。其实，国家结构从来都不是稳定不变的，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国家结构更缺乏稳定性，如何在这种处境中登高望远、预见未来，可能是今时今日各个国家都需要下的大功夫。惜乎国人对这样的变动必然性感知不敏，几乎还在一种旧态硬化的思维中应对时局：要么在1648年形成的国家体系中思考问题，并在此中设计种种毫无历史预见性的国家对垒方略；要么在中国历史既定的国家形态中打转，认定古人已经一锤定音，敲定了当下国家和国家社会的出路。这种心态不变，可能贻误中国未来。

请您谈谈明年的研究计划，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任剑涛：由于学术研究的外部条件显著趋紧，我从今年开始已经明显转向思想史研究。明年我给自己确定的研究任务是完成三卷本的现代政治思想史清稿任务。三卷书，第一卷的主题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以“难产的现代”为问题轴心，回顾中国现代转型的三百余年处境中古今中西对峙所导致的现代进程迟缓。第二卷的主题是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以“博大的现代”为问题轴心，阐述“站在巨人肩上”的现代何以能够纳传统于现代、塑现代成多元。第三卷的主题是当下的政治思想演变，以“瞩望的现代”为问题轴心，分析国家结构、人工智能正在促成的政治世界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思想的惊人变化。不过，一年之内也许无法完工，那就顺推一年再一年，“好事不在忙上”！

最后，请您推荐一本今年读到的让您“眼前一亮”的书。

任剑涛：由于出版业的收紧，今年还真没有一读就觉得眼前一亮的书。因为受朋友邀约为一个读书会讲读《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这本书算得上是一部让人深受启发的著作了。虽然很难说写得超出意料的精彩，但总算对英美国家的保守主义思想进行了清理，志在“赋予保守派以身份”，由此凸显了保守主义的精神宗旨。这对坊间流行的保守主义，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回应。它可能很难再让人在保守主义的名义下，申述一些其实是反保守主义，尤其是反英美式保守主义的古怪想法。有念及此，也有点让人眼前一亮。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