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外政治学之间交流的日益频繁与深入，随着政治学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开放程度的发展，随着中国政治发展与中国政治学发展二者之间互动程度的加深，随着中国政治学者的代际更新和主体自觉，随着中国政治学在开放学科视野与比较（历史）视角下解释和分析中国政治的使命感、责任感的增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主体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前所未有地成长起来，关于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讨论方兴未艾。在这种有关政治学方法论的讨论中，一种可能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前景逐渐展现出来，这就是“历史政治学”。
201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中国政治学界“历史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尽管在此之前中国学界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以“历史政治学”为名的研究成果。该中心的成立以及其后组织的大量学术活动，可以被视为中国政治学界有意识、有组织推进历史政治学发展的起点。三年以来，历史政治学发展轰轰烈烈，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初具规模和影响的研究议题及研究成果，较为明确地界定了历史政治学的基本轮廓、基本精神和基本规范。具体来说，有关历史政治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历史政治学的知识来源、表现形式、学科介入，历史政治学的理论范畴、经典范式、学术规范，都已经得到了较为清晰和明确的界定。可以说，为历史政治学“鼓与呼”的阶段已经完成，当前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已经进入需要以历史政治学方法更为有效地解释中国、解释世界，即需要以历史政治学经典作品证成其自身价值的新阶段。
基于这样一个学术发展阶段，对三年来历史政治学发展及其成果做一个较为客观的阶段性评估可能是有益的。在这种阶段性评估中，需要对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优势、约束与（可能的）风险作较为全面的检视，甚至是基于学术立场的严肃批评。这项工作对于提高历史政治学者的自觉意识以及历史政治学学术发展的主体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反思与历史政治学的呈现
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方法论反思的后果，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反思是中国政治学主体自觉的后果。因此，从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自觉与自主出发去探索历史政治学兴起的方法论基础，就成为理解历史政治学的重要途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自觉与自主并非突然涌现的，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中国政治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独特经验之间的关系。“中国崛起”以及在此历史过程中当代中国具有特殊性的政治发展经验与发展道路，既导致包括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所产出的既有政治学理论在解释、预测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方面的困境，也增强了中国政治学者基于本土经验构建本体理论的学术自信。这种学术自信，在包括全球学术交流的全球化时代，并不表现为中国特殊论、中国例外论的理论主张，而是在对中国经验溢出、突破、挑战一般政治学理论解释效力的清醒认知基础上，指向一种基于特殊经验建构普遍理论和知识体系的一代政治学人的学术抱负。这种学术抱负在这一时代的新老政治学人中已经得到一再的、明确的表达，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向世人提供一个描述、分析和表达，具有重大意义的普遍化的知识，并把普遍化的知识变成一个知识体系，这可能是中国政治学的使命”。
中国政治学主体意识觉醒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方法论反思的前提。既然“理解中国成为学科新知识和研究新范式的重要来源”，那么如何更为有效地“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就成为政治学方法论反思的主要内容。这种方法论反思指向中国政治学既有方法论的不足，在一定意义上通过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之争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伴随着这种进步的是政治学内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一系列争论：远则争于思想与学术，近则争于国际与本土；外则争于立场与观点，内则争于定性与定量”。陈周旺指出，进入21世纪，伴随着新的以定量统计方法为主导的政治科学向已有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模式的挑战，中国政治学形成了“整全性知识体系与专门性知识体系这两种政治学知识体系之间激烈的交锋，其结果可能是中国政治学进一步的两极分化”。
在中国政治学方法论多元化以及伴随着这种多元化而来的方法论之争的背景下，围绕如何更为有效地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历史政治学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理论雄心和学科抱负的方法论主张。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取向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被其倡导者认为具有方法论上的优势。
第一，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更加契合作为其首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的基本特质。杨光斌教授认为，不同于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在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之外，更具有其本体论价值，这是因为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不仅仅是观念，还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正是从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意义出发，杨光斌教授在沟口雄三“中国基体论”基础上提出“中华文明基体论”。陈明明教授在论及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叙事”特征的中国政治学时指出，中国作为一种呈现于历史过程之国家形态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是“超大规模之国家”，二是“悠久历史之国家”，三是“尊重权威之国家”，四是“世俗文化之国家”，五是“变法图强之国家”，六是“治理优先之国家”，而“历史中的中国政治学”正是具有上述特点的中国国家历史过程的反映。因此，历史政治学的历史视野，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作为一种“时间进程”中的国家形态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性的深度契合，构成了历史政治学方法论优势的关键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政治学既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
第二，历史政治学方法被寄予弥合当前中国政治学方法论之争的厚望。一方面，历史政治学能够在统一的历史视角之下，接纳和包容一切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历史中的政治”或者“时间中的政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上的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另一方面，历史政治学中共同的“历史视野”和这种历史视野背后共同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对于统合当前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分裂(诸如定性与定量、“新政治学”与“老政治学”),可能具有潜在意义。因为，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抑或“新政治学”与“老政治学”，都建立在对政治世界中共同经验事实把握的基础之上。“新政治学”与“老政治学”应在“中国经验”上寻求共识，二者都应该从自身的角度，“发展出一种针对中国数据不完整性的研究方法，去搜集、整理和编织碎片化的经验数据”，而“历史学者通过对碎片化的史料、档案材料的剪裁、加工，可以构建出一套逻辑严密的史学解释来，值得政治学者借镜”，由此就衍生出政治学中的历史路径即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取向。
“事实上，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可以说，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流行概念都具有语境性，或者说属于‘地方知识’，是事实性的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路径”，“历史政治学用于中国政治史研究将会产生众多的概念性知识”，此种对于包括政治学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与历史的本质关联的体认，以及对于历史政治学可能获得的理论建构前景的乐观预期，代表了当下历史政治学倡导者的一般共识：既然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与历史在本质上息息相关，既然包括政治主体、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变迁等种种政治现象的政治世界，不能不在具有时空属性的历史场景中展开，那么，历史政治学对于政治学理论建构来说，就显然超越了作为一种单纯的研究技术、研究路线、研究方法的意义而具有本体性，成为任何政治学理论建构都不能绕过的理论创生过程内在的组成部分。
二、经验、历史与逻辑：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理论路径与方法论
历史政治学的第一学科属性是政治学，政治学在主体上和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基础，共同指向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经验现象，因此包括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起点必然是经验研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针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批评道：“有一种观念受自然科学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某些讲法的影响，认为只有能够表述为通过演绎而互相关联的一系列法则或概括的‘理论’，才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形式”；同时针对社会科学与哲学论题的关系指出，“我们固然要求社会科学家对哲学论题保持敏锐的关注，但这并不等于说将社会科学托付给或许会声称它本质上是纯思辨而非经验性事业的人。社会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人的社会活动和人类行动者的性质作出理论概括，而且这样的理论概括是能有助于经验研究的”。
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的观察、辨识、接纳，是包括政治学研究在内的社会理论研究的起点；对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的疑问或者重视，是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动力。此种经验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即融入了社会行动者之主观认识、意志或信仰的社会活动，就成为“社会实践”概念所指称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是实践的先在或者说前在概念，社会实践无疑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之经验，但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之经验并不都是社会实践，还包括社会实践之外的那一部分并不强调（相关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部分，比如客观的历史事件或者社会现象。简言之，经验是原始的、初级的历史事实或社会现象，社会实践则是更为高级的社会经验。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重要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出于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品格，因而更为关注作为社会行动者之活动的社会实践与科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遂高举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旗帜作为社会理论建构的基本原则。在更为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上，这一理论建构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对经验与理论关系在社会科学哲学层面的把握，即理论必须从经验出发的“常识”。
重新回到经验，意味着社会科学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和确立经验的具体性、多元性，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确立和尊重特定经验的时空属性；而经验的时空属性决定了在特定空间中经验与时间相结合的必然性，由此经验与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就产生了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基于经验在时空中的延展，重回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立场，从一开始就预置了“历史研究”这一路径：在这里经验与历史密不可分，历史即经验的历史，经验是历史中的经验。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包括（历史）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重回其经验基础，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哲学意义上秉持一种“经验主义认识论”。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进行了梳理与检讨，朱云汉批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信奉的逻辑实证论、经验主义认识论和否证主义，提倡一种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唐世平系统检视并逐一指出了结构功能主义、行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等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认识论立场的内在缺陷，这些讨论事实上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支持了社会科学重回其经验-历史基础的理论建构主张。
应该说，相对于国内学界新近涌现的历史政治学风潮，在全球学术视野中真正承载和体现着社会科学研究历史取向的较为成熟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识生产形式是历史社会学。郭台辉系统梳理了历史社会学的知识渊源，着重指出17—18世纪以来近代欧洲知识界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从19世纪的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等思想家至20世纪历史社会学的传承脉络。赵鼎新概括地表达了一种关于历史社会学的被广泛认可的研究视角或者说学科定位：“社会学的核心是结构/机制视角，而历史学的核心则是时间/行动者视角”，“前一种叙事方式（历史学）可以称为时间序列叙事，而后一种叙事方式（社会学）则可称为结构/机制叙事。如果说时间序列叙事是历史学的基础，结构/机制叙事则是社会学的基础，而时间序列叙事和结构/机制叙事的有机结合则是历史社会学的追求”。事实上，国内政治学界掀起的历史政治学风潮，从议题、方法到理论建构都受到（西方）历史社会学的深刻影响，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亲缘关系，“西方做历史社会学的，……都是历史政治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政治学完全可以借鉴和共享历史社会学对社会科学研究中“时间性”的接纳、反思与应用，以及历史社会分析对“时间中的结构与机制”的研究取向与理论旨趣。“虽然历史政治学这个提法过去很少，但是已经有一些跟它类似性很高的研究途径，比如历史社会学、历史结构分析、历史制度论……这些都是历史政治学的先驱和重要基础。……这些研究途径……都力图实现结构和行动者分析之间比较好的结合。”
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政治学，其与历史学的联姻都旨在借鉴历史学的学科优势，特别是在经验材料和历史史料的归纳、整理与分析方面的历史学技艺，因而历史学的介入必然带来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对其经验-历史基础的回归。但不同于历史学的是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理论建构本身的偏爱，正是这种偏爱将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重心导向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因果解释与机制分析。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将从社会观念、社会行动到社会结果的普遍社会现象纳入研究视野，囊括从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到宏大叙事的研究取向，而特别重视结构研究、功能分析、变量之间相关性和因果机制研究的重要原因。从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形式完备性和规范程度来说，因果机制分析最容易产生和创造社会理论，也最符合“社会科学之为科学”的现代学科定位，因而最为当前中外学界特别是年轻学者和专注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学者所青睐。虽然如此，如果我们不以因果机制分析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唯一合法形式，如果我们承认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者看来有所缺陷、有所不足、需要进化的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差异所决定的不同政治学研究进路，依然是政治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对于重返经验-历史基础的政治学理论建构，我们更倾向于以“逻辑”分析来把握其从经验到理论的关键飞跃。
概言之，对于包括历史政治学在内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来说，经验-历史是社会理论建构的起点，逻辑是社会理论建构的关键，这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带来一个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即经验-历史与逻辑的关系问题。由黑格尔提出并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和修正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正是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处理经验-历史与逻辑关系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规定。事实上，无论是从研究议题还是研究方法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都可被视为历史政治学的宝贵资源或历史先声，因而澄清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命题的确切含义，有助于理解历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进路。针对长期存在的对历史与逻辑关系的模糊认知和常见误解，诸多学者对此一命题的持续研究已经逐步揭示了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历史”“逻辑”与“统一”的具体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存在论首先强调作为感性活动的劳动即“实践”是建构人类世界的根基，而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之规定的“历史条件”“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相互关系”这些相近的用词，都将“历史”的确切含义指向“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尽管从不同著作文本来看“马克思的‘历史’一词有多种意义”。相比于历史，马克思没有太多使用“逻辑”一词，在他谈到“逻辑推论”“逻辑范畴”时，其中的逻辑是指推理形式；在另一些地方，他则明显用它来指称理论。尽管有用词上的细微差别，但无论是作为构建理论的逻辑方法，还是指代理论本身，都表明逻辑才是生成社会理论的关键环节。同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包括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视为一体，那么恩格斯关于逻辑与历史关系的经典论述，就值得我们再次重温并加以完整和准确的理解：“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对于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有关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规定最为重要的启示在于：第一，揭示了历史的经验基础或者经验面向，历史被视为经验在时空中的延展，脱离其经验基础，历史将变得没有内容和意义；第二，逻辑从历史中获得，亦即从经验的时空延展中获得；第三，思想对历史的反映或者逻辑对历史的把握不是被动的、机械的，而是经过修正的，在逻辑与历史（经验的时空延展）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决定与反映关系；第四，逻辑的呈现和建构是社会理论建构的关键，没有逻辑就没有理论。这些规定实际上决定了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进路和学术定位，历史政治学最终是一种变量之间的逻辑研究，其经验基础决定了其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其历史取向决定了其对时间与情境的敏感，对过程与进程研究、个案与比较研究以及（大历史中的）结构研究的偏好。在这种逻辑研究中，逻辑建构必须时时观照其经验基础，同时建构起来的逻辑又扮演着发现（被遮蔽的）经验以及归纳、整理经验的作用，由此历史政治学就与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
三、理论建构与批判的自我呈现：历史政治学带来了何种改变
前文的分析实际上展示了当下中国政治学界历史政治学兴起的两个重要推动力量：一是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界定的中国政治学承担的基本政治功能，或者说中国政治学人的基本政治责任；二是由社会科学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演进所导致的包括政治科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自身形式化、程式化、科学化的内在需求。二者的结合共同推进了这一波意义与影响尚有待评估的历史政治学潮流：前者重内容、重历史、重主体性，即重（中国）政治学的社会功能之实现；后者重方法、重规范、重普遍性，即重政治学的现代学科属性之完成。二者虽有不同，但汇合于政治学理论建构过程之中。在当前中国政治学界，最具家国情怀的老一辈政治学家、最具知识主体性意识的中坚政治学者，以及最具方法论和规范化意识的年轻政治学者，事实上共同投身于这一波历史政治学潮流之中。就此而言，笔者对历史政治学发展的前景、历史政治学可能波及的范围和可能达到的高度抱有审慎乐观态度。
事实上，三年以来在明确的历史政治学旗帜下由多方学术力量共同参与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不容忽视，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历史政治学在从概念提炼到议题设置上所取得的成绩。截至2021年8月14日，在中国知网以“历史政治学”为“篇名检索项”搜索以中文撰写的学术期刊及报纸等文字，可得到157篇文献。根据知网生成的年度发表分布，从2019年起，以“历史政治学”为篇题的文献数量快速上升；从这些文献的学科分布来看，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政治学（39.08%）、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17.24%）、中国共产党（4.60%）、史学理论（4.02%）；从这些文献的机构分布来看，发文量排在前四的机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从以上数据可以直观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成立及其学术组织活动对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如果对这157篇文献进一步分析，除去与本文所谓“历史政治学”相关性较低的文献及合并重复文献（如转载以及报纸和集刊先后发表等情况）后可得70余篇。细察这70余篇与“历史政治学”具有较强相关性的文献，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从历史政治学的渊源来说，比较政治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的持续研究（70篇文献中约占11篇），与对中国政治学自身主体性的反思（大致每十年一波）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历史政治学的出场；第二，从方法论来说（可以在广义上归为历史政治学方法论讨论的论文约占27篇），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与中文社会科学界对历史社会学的引介，特别是对“社会科学转向历史”这一命题的讨论直接相关，直到历史政治学开始有意识地建立其相对于历史社会学的独特性；第三，历史与政治的结合——以历史视野研究政治学问题，或者以政治学眼光研究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约占25篇），并不以2019年历史政治学建构行动为起点，但是这种具有历史政治学性质的研究，在2019年之后明确表达出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野的自觉意识（直接以历史政治学为题名的论文或文章约占17篇）。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政治学拓展了政治学研究议题，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三个特征也初步印证了上文关于历史政治学缘起与方法的论述。
应当说，三年以来中国政治学界所推动的历史政治学发展已经走过了初步界定和描述“何为历史政治学”的阶段，在这种初步界定和刻画中，历史政治学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对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议题——从中国古代政治、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为核心的现代政治转型到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政治学，进行了颇具雄心的整体设计，但更为重要的无疑是历史政治学路径在创新政治学概念、拓展政治学研究议题上的现实进展。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王向民，敏锐地将这种以历史政治学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纳入中国政治学百年历史的整体视野之中，指出这种“‘内在转向’意味着：中西之间，以中国为方位；古今之间，以现代为指向”，其判断的主要依据就在于近年来在中国政治研究的历史取向和田野取向中生成的一系列“建制性概念”——从“文教国家”“大一统”“贤能政体”“治体论”“治理型国家”到“政党国家”（或党治国家）“国家能力”“政治社会”“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中的国家”等，这些概念已成为一种覆盖政治共同体建设之方方面面议题的概念谱系。随着历史政治学的参与者逐步将重心从对历史政治学本身的论述，转向以历史政治学为方法或视野对中国政治议题的具体研究，历史政治学显现出改变中国政治学旧议题研究方式或者拓展中国政治学研究新空间的功能。自2019年以来，政治学者对从血缘道德王国（徐勇，2019）、正统论（杨念群，2020）、大一统（周光辉，2021；任锋，2021）、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任锋，2021）、作为领导性治理者的士大夫（姚中秋，2021）、王安石变法（雷博，2021），到祖赋人权（徐勇，2018；杨海龙，朱城坤，2021）、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杨光斌，2019）、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汪仕凯，2020）、工会制度变迁（冯永光，2020）、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贺东航，2020，2021；赵成福，田杨，2021）等囊括古今的政治学议题进行了历史政治学分析，并对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杨光斌，2020）、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任锋，2020；秦际明，2020）路径进行了重新评估。通过对新研究议题的拓展和对旧研究议题的改造，历史政治学分析所提炼而成的一系列具有本土性和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一定的针对现实政治的解释能力和学术对话能力的“建制性概念”，以及由这些概念发展而来的学术命题，客观上推进了具有自主性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进程，历史政治学发展改变中国政治学研究现状和格局的态势初步显现。
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以景跃进教授关于理论创新的四个层次，即概念—命题—中层理论—范式革命来衡量历史政治学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努力，则历史政治学对于（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促进作用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于第一、二层次，历史政治学进路中所产出的中层理论仍然较为匮乏；如果社会理论创新的终点是范式革命的话，那么历史政治学在未来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当下而言，要回答历史政治学为政治学理论研究带来了何种改变这个问题，我们在肯定历史政治学“通过历史视野的引入，从基础层面打开中国政治学知识建构的自主空间，为当代中国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础”的宗旨及其成绩的同时，亦即肯定其学术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建构性一面的同时，必须指出历史政治学在提升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之批判性和提升历史政治学自身理论建构之批判性一面尚待进一步努力。也就是说，历史政治学需要将政治学理论创造的建构性与历史政治学理论“批判的自我呈现”结合起来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必须重申的是，这里所谓理论之批判性，并非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之批判性，而是指作为社会理论之本质属性的批判性，亦即作为一种“批判的自我呈现”的理论建构。这种作为理论之本质属性的批判性，产生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间，指向理论之于现实的能动反映和解释效力，完成于理论之于社会主体之认知心理和社会行动的促动或改变。政治学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科学当然具有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但政治学必须并且应当是以学术方式参与现实政治，其关键就在于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建构性与批判性，这种建构性集中表达着政治学理论的政治功能，从根本上说理论建构性最终依托于理论批判性而存在，这也正是社会理论往往以“反常识”形式而存在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评估历史政治学发展对当下中国政治学带来的冲击和变化之时，新的研究议题的创设固然重要，在旧有议题的研究上通过引入历史政治学视野实现某种“化学变化”可能更为重要。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同样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于2019年、2021年组织的两届历史政治学年会，分别以“‘大一统’与治理现代化”和“家国关系与国家理论再思”为主题；前者是中国政治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目”，后者则具有明显的田野政治学色彩；更进一步说，前者是历史政治学进路的典型表现（即以长周期政治为表现的“时间中的政治”研究），后者实际上是田野学派与历史政治学的相互借力和相互介入。两届年会的两大主题分别彰显的是作为（历史）政治学之研究基础的社会经验的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即前文所述社会经验在时空中的延展，这再次提醒我们历史政治学作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实证学科属性。虽然两届历史政治学年会在这两大主题下细分出诸多新的议题，但这两大主题无论是“大一统”还是“家国关系”，从整体上说都并非中国政治学领域新的研究议题。那么历史政治学视野的介入，除了在时间上的后发优势和组织上的集中研究优势之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这两大主题的政治学研究的质的提升？针对同一研究主题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如何超越在历史政治学发生之前的旧有研究？这些新研究所带来的新知新见，在何种意义上与历史政治学在方法论上的自觉创新直接相关？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衡量当前中国历史政治学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
四、可能的风险与可能的出路：历史政治学的未来之路
历史政治学是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内生需求，是政治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政治学随着时代、环境和任务变化而追求知识主体性的必然选择。政治学发展决定历史政治学的出场，而不是相反（即由历史政治学决定政治学发展）。这种决定关系决定了企图以历史政治学去统领过多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可能是不适当的。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学术潮流，历史政治学当然需要充分发展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冲击、改变中国政治学现实存在的种种成见和长期存在的种种弊端的作用，但不应当超过它恰当的限度。这个限度是指历史政治学需要在它不能再继续促进和改善经验实证研究的边界止步，或者与它本来就无能为力的领域保持恰当的距离。同时，在历史政治学迅猛发展之际，针对历史政治学的全方位的反思和高质量的批评，尤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思与批评，应当构成历史政治学发展中最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种反思和批评的重点之一，就是指出历史政治学本身和历史政治学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概言之，我们既需要对历史政治学的冲击抱有足够乐观的态度，更需要对其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
（一）历史政治学发展中可能的风险及其本质
我们在陈述历史政治学发生的原因时已经指出，基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中国政治学界需要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实现某种方法论创新，将对中国政治经验的感受、对中国政治逻辑的理解、对中国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中因果机制的解释有机连接起来、贯通起来，这种方法论创新的可能方向之一就是历史政治学。经验感受、逻辑理解、因果解释本是政治学研究的一般通则，历史政治学只不过是将政治世界中的时间因素——不同形态的时间因素（长波段、中波段和短波段），引入政治学研究之中，以期实现对政治经验的更好感受、对政治逻辑的更恰当理解和对因果机制的更优解释。历史政治学涉及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过去中国）之间的联系，因而需要“通古今之变”；历史政治学对“时间中的政治”的关切，依据其对“政治中的时间”的把握而呈现不同的形式，这种“政治中的时间”可以以十年为时间单位，也可以以百年、千年为时间单位。从通俗意义上讲，如果说政治学之实证属性凸显的是其经验基础的话——要解释现代中国，就要理解现代中国，要理解现代中国，就要感受现代中国；那么历史政治学凸显的就是政治学之经验基础的时空线索——要解释现代中国，就要解释传统中国；要解释传统中国，就要理解传统中国；要理解传统中国，就要感受传统中国。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中国政治学的两大潮流即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关系：“田野政治学”在本质上可以视为“实证思维通道下的”政治学拓展其经验基础的一种尝试，政治学的实证学科属性决定了“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学派的出场；同样，政治学的实证学科属性通过经验的时空属性（经验与历史的关系）决定了“历史政治学”的出场。因此，同样由政治学的实证学科属性所规定的“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并不矛盾，反而能够相互支援。作为当前中国“田野政治学派”代表人物的徐勇教授即指出，“田野政治学”之所以“踏入历史政治学”，是因为其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中国经验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次序性”，“过去旧的东西保留着，新的东西又出来了”。随着“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这两大潮流的交织，“历史政治学”几成显学。
然而，风险却蕴含其中。如果历史呈现不同的涵义，如果“政治世界中的时间”呈现不同的单位（短波段、中波段、长波段或长周期），那么历史政治学研究就会呈现不同的形式。历史政治学研究的不同形式本身并不构成风险，但在历史政治学的理论建构中，“历史”对其经验基础的可能遮蔽，却构成历史政治学的根本风险。固然，政治学的理论建构诉求，决定了理论在基于经验的基础上必须超越经验而不是“迷于经验”，但这种超越的恰当形式，是“高于经验”而不是“远离经验”，更不是“隔绝经验”。
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类似于历史学对历史现象、事件、活动的全方位揭示，经验的时间尺度越短，则经验的空间形式越显突出，这种研究形式务求经验之广度，务求同一时刻围绕研究对象的社会经验之全景场域的揭示，在政治学中只有“田野政治学”在方法论上与之有相似之处。因为需要处理的经验之广度对于历史学来说不容易为人诟病，但对于（历史）政治学来说则容易使研究者迷失于经验世界，达不到理论建构的高度。从学科来说，政治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并不具有优势，往往需要借重于更具有学科优势的历史学研究者的相关研究。
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较为常见的形式是过程研究（研究对象）和机制研究（研究目标），其需要处置的社会经验在时空中的延展较为平衡、难易适中，最易产生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有效的政治学理论建构，这也是最能体现政治科学之学科特征和学科优势的研究场域。从经验、历史与逻辑的关系来说，中波段历史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风险在于：（1）在过程研究和机制研究中（不能不进行的）对社会经验的差别化取舍，可能削弱理论建构的经验基础，从而削弱过程演绎和因果机制对现实政治世界的解释力。（2）历史政治学的“历史取向”对情境化条件的强调，可能制约这种“过程”和“机制”的相对超越性，从而限制政治学理论发现超出一时一地的普遍适用性，即理论发现实际上降格为一种情境叙事，且依据不同经验面向的不同理论发现之间无法有效对话。
长波段或者长周期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偏重于结构研究，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是这种研究形式较为常见的分析框架。长波段或者长周期的历史政治学在理论建构与其经验基础的关系上表现为如下特征：为了建构长周期的社会理论，研究者不能不舍弃、过滤或者提炼大量的经验材料，以至于在其理论和经验之间，往往只能存在“断点式”的支持关系，而非社会科学意义上可以验证或可以证伪的经验-理论关系。在历史政治学的这种研究形式中，最大的风险来自历史对经验的遮蔽——历史以某种方式脱离了其经验基础。从学科分布和学科优势来说，以往做大历史、长周期、大结构、大比较的政治学者并不多见，此类研究常见于具有通论性质的历史学、哲学（或政治哲学）、团体合作的宏观历史社会学、借助于数据技术的量化史学。这是因为历史学家较有把握处理“大历史”及其经验基础的关系，将“大历史”脱离经验的危险降至最低，或者将其转化为“大历史”对具体经验的某种超越；哲学家或者政治哲学家凭借概念、思辨和逻辑推论的优势而较少借重经验对理论的支撑作用，团体历史社会学家借助分工合作的团队优势，超越个体学者在把握大量经验材料上的局限，量化史学则借助于数据技术发展和数据库建设实现对大量经验材料的数据化、规范化的批量处理。由于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学者通常并不具备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又不一定认可类似哲学或政治哲学的思辨研究在政治学议题上的适用性；团队合作或者量化技术在助力历史政治学研究中的光明前景当然可以预期，然而无论是团队合作机制创建、量化技术学习还是相关数据库建设，都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因而对传统政治学者来说，在涉及长波段或长周期历史政治学议题时要获得有效的理论建构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既从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的关系指出历史政治学缘起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内在需要，亦从经验、历史与逻辑的关系指出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内生产物，历史政治学潜藏的风险同样由这两种关系得到界定。倘若历史政治学研究——无论是短波段、中波段还是长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出现了经验、历史与逻辑的断裂，其后果必然是历史政治学理解和阐释中国政治的理论效力的降低甚至失效。仔细分析三年以来中国政治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笔者的研究在内，中国政治研究的历史政治学路径，既展现了理论创造的生命力，亦在经验感受、逻辑理解和因果阐释方面显露了值得警惕的不足和局限：首先，在（经验、体验）感受阶段，可能存在政治学问题意识的迷失或者混淆，即进入历史世界而不能走出历史世界的风险（即碎片化风险）；其次，从感受到理解涉及从特殊到一般的理性跳跃，这种理性跳跃是否成立，其中亦存在认知风险；最后，对因果机制的解释涉及历史时间的跨越，可能存在为了解释现代而简化、压缩、扭曲历史（遮蔽经验）的风险、为了政治学理论建构而简单利用或切割历史学的倾向。如果历史政治学研究是一个连续的思维过程，那么这一连续过程事实上处处存在着断裂与越界的可能：如果感受支撑不了理解，理解支撑不了解释；如果研究者以感受替代理解、以理解替代解释，那么对本质上属于现代政治学的历史政治学将构成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概言之，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粗糙结合可能是历史政治学发展中致命的危险，防范和破解这种粗糙结合是未来历史政治学发展的关键。
（二）历史政治学可能的出路与可能的路径
总而言之，历史政治学潜藏的风险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历史对其（完整的和统一的）经验基础的脱离，以至于统一的历史被分割、区隔为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的形式，其集中表现就在于短波段、中波段和长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可能各自为政。这种历史对其经验基础的脱离，必然带来的政治学理论建构中逻辑与历史的疏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能够重建历史与其经验基础的沟通渠道，具体而言，如果长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建筑于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之上，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建筑于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之上，或者反过来说以中波段的研究引导短波段的研究、以长波段研究指引中波段的研究，那么经验在时空中的延展就可融为一体，历史的不同含义和不同形态就可得到统一，历史政治学亦可获得其理想状态中的自洽形态。这里蕴藏着历史政治学未来的可能出路，虽然从现实性上讲历史政治学注定是在不同形式的研究方式的争鸣中成长的。
笔者曾经指出，“历史政治学有广阔的研究空间，这种广阔的研究空间依赖不同的、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研究进路的汇总”，“有意于历史政治学之建构者，自可择善而从、别立一格，取径不必求同、观点皆可立异，唯求共同推进历史政治学这一事业之发展与进步”。历史政治学的倡导者们也承认，从历史政治学的知识渊源来说，“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并不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历史政治学在当下中国的进展，自然需要一批具有开创性的学者和具有开创性的作品，但为了实现其颇具雄心和抱负的宏伟研究计划，历史政治学不应当排除采取“叠加而非取代”的方式实现对中国政治学界旧有研究路径，特别是对具有一定知识积累和方法论规范的研究路径的借用、嫁接、转化、改造与提升，这可能是历史政治学更具有现实性的发展策略。从恢复和重建历史政治学理论建构与其经验基础的方法论通道的角度来说，结合笔者自身研究偏好，在可能作为历史政治学之叠加路径的种种研究路径中，有两种与历史政治学研究高度相关的研究路径需要强调：其一是“古典政治学”，其二是“进程政治学”。
古典政治学是以（中国）古代政治世界中的主体、事件、活动、思想、制度等历史经验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基础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形式。现代中国脱胎于传统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作为其起点、背景、基础、改造对象、批判对象、继承对象、超越对象的中国传统政治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在古今政治之变中，一项政治议题往往跨越千年。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主题、议程、困境，往往与其在古典中国时代的对应物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或者可对照性，这是我们作为现代政治学者提倡“古典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原因。历史政治学要“通古今之变”，就必须以准确把握古典政治本身作为前提。一方面，我们对古典政治学的研究多多少少存在或者潜藏着现代社会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古典政治学研究必须坚持“以古人还古人，以中国还中国”的研究立场。虽然密切相关，但古典政治学不等同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古典政治学当然可以参与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古典政治学在内容和层次上应当拓展和超越传统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研究，并将这种拓展和超越与政治学学科属性联系起来，以实现某种形式的转化和提升。比如，在制度史研究领域，与传统史学对制度条文的详细阐释有所不同，古典政治学追求一种聚焦于制度变迁与其实际政治功能（变迁）之间关系的“活的制度史”研究；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治体论”改写、关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间互动关系的政治知识研究等，都可归为古典政治学的探索和尝试。同时，古典政治学应当实现对传统史学研究在内容、主题上的继承、转化以及拓展和突破，主动接纳和整理包括中国古代各种形式历史著述在内的历史学所关注的各类政治现象与问题，以生成一系列政治学议题（比如曹正汉先生近年来持续关注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央地关系与纵向约束”问题）。我们之所以提出“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进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较为缺乏具有穿透力和洞察力的理论洞见；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家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的历史著述中常常不乏此种理论洞见，从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封建论》，到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一系列历史政治论说，再到章学诚的《原道》，从历代“诏令集”到“历代名臣奏议”，古典政治学不仅要鉴别、接续和转化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来的政治议题和政治智慧，还有必要系统性地梳理和批判性地总结这些透着理论穿透力和洞察力的历史政治论说背后的（古典）方法论基础，并使之成为古典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进程政治学”在广义上是指以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事件、活动、思想、制度等历史经验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亦即聚焦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形式。依据研究时段的不同，广义的“进程政治学”可以容纳长波段、中波段和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狭义的“进程政治学”以现代中国具有明确导向、目标、社会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的国家建设即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进程为研究对象，其研究以中波段和短波段研究为主要形式，以经验实证基础上的逻辑分析和因果机制研究为主要内容，以建构政治学“中层理论”为主要目标。因此，狭义的“进程政治学”的关键在于对中国现代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经验的整体把握，在何种层次及何种程度上实现对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实践经验的整体把握，决定了“进程政治学”中理论建构的基本形态及其理论效度。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中国政治领域也发生着持续而影响深远的积极转变。可以说，中国当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史上变化最为急剧、意义最为深刻的历史时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也是最为值得研究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政治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崛起和国际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政治实践与政治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互动将更为密切，（狭义）“进程政治学”建设变得尤为迫切。
“古典政治学”与“进程政治学”亦面临相互沟通的问题，这正是历史政治学“通古今之变”的核心要义。“古典政治学”与“进程政治学”当然并非历史政治学的“唯二”形式，比较政治学、比较历史分析、（相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学的）世界历史政治学等旧有的或者新兴的研究进路，对于历史政治学的持续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总之，为了防止当下和未来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历史与其经验基础相剥离的可能风险，为了防止此种剥离可能带来的对统一历史形态的割裂，以及这种割裂可能带来的历史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割裂乃至历史政治学共同体的分裂，历史政治学研究者就必须在基于不同时段以及基于不同历史形式和面向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之间保持持续、有效的对话与沟通，尽可能在历史政治学理论建构中促成经验世界的完整、历史形态的统一和逻辑世界的自洽。
五、结语
基于人类社会经验的历史面向，在作为经验实证科学的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现代社会科学中，历史进路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政治学与历史取向研究进路的结合在自觉性与方法论规范的探索上，与法学、社会学同历史研究之结合相比颇有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政治学的发生恰逢其时。当前中国政治学界涌现的历史政治学潮流正处于发轫期，呈现出（现代社会科学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学术运动初期蓬勃向上的生气与活力。不过，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既有学术主体有效组织、总体规划和理性建构的一面，同时也有自然演进、成长反思与自我呈现的一面，两个面向的相互给予和良性互动是历史政治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学界同仁推进历史政治学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对此极表钦佩与尊重。同时，历史政治学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可以想见，未来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将更加热闹，正如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种种“逻辑研究”的扩张一样，“历史政治学分析”或将从专名向通名演化。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并着眼于未来，就会发现，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并非一定冠以历史政治学之名，并且并非所有冠名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在本质上都属于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方向与学术思潮，历史政治学本身亦将受到历史的检验。（注释略）
注：本文为2015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2015MZD004)、2020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情治’传统及其现代启示：一项历史政治学研究”（2020BZZ004）的研究成果。
张树平，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