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在法律中规定公罪和私罪，是以维护正常吏治为目的的。吏治如何，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明代的统治者在吸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律，增加了公罪与私罪的律条，而在一些诰、令、例等条文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由于条文的复杂繁多，彼此之间还有相互矛盾之处，更由于公罪与私罪的界限不清，使公罪与私罪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有了千变万化的状态。公事犯罪虽有检举之条，但遇有重大事故，连坐总是难免的；私事犯罪则不然，私罪是个人之事，不会牵连到其他人。正因为公罪与私罪的差别，许多案件本应该定性为公罪，却被定性为私罪，使本来还有公正可言的公罪与私罪的法律变得不公正，不但失去其应有的效能，而且还给官吏"黜陟用舍"的弄权带来了莫大方便，败坏了社会和官场风气。
关键词：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大明律|伦理道德|连坐|公罪与私罪
公罪和私罪法律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比较有特色的部分。公罪是指官员在执行公务中发生错失和违法行为，其主观上是由于过失而没有追求个人私利的违法动机；私罪是指官员在执行公务中为谋求自身私利而发生违法行为，或与职务无关而有违官吏道德的行为。明代首次将"文武官犯公罪"和"文武官私罪"确定为律，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相关的例。理清公罪与私罪法律和条例增加的历史背景，分析各种各样的案情及千变万化的情节，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实施有更深刻理解。
一
从历史发展来看，公罪与私罪的概念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公罪就是指官员在执行公务中发生错失和违法行为，在主观上是由于过失，没有追求个人私利的违法动机，如办事错谬、怠忽职责等。私罪是指官员在执行公务中为谋求私利而发生违法行为，或与职务无关而有违官吏道德的行为，如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生活作风等。
按照现代刑法理论的犯罪共同要件，古代的公罪具有如下特征：（1）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只限于从事公共管理事务的官吏。（2）公罪在主观上出于过失，其过失心理态度则是其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3）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律、令、格、式、例等法律中有关官吏执行公务所应该遵守的规定。（4）公罪侵害的客体是君主专制统治。
古代的私罪具有如下特征：（1）私罪的犯罪主体也是特殊主体，也限于从事公共管理事务的官吏。（2）私罪在主观上出于故意，其故意心理态度则是其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3）私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律、令、格、式、例等法律中有关官吏执行公务应遵守的规定，以及官吏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4）私罪侵害的客体是君主专制统治及社会伦理道德秩序。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公罪最早称为"公坐"，是指官吏因公事而获罪的行为；私罪称为"私坐"，是指官吏因私人原因犯罪，或虽因公事但意涉阿曲、假公济私的犯罪行为。在汉代就已经有公罪和私罪之分，而且宁犯公罪也不犯私罪已经成为当时官场共识。（注：《汉书》卷90《酷吏尹赏传》记尹赏在病死之前戒诸子时说："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 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为酷吏而滥诛杀，所犯 乃是公罪，虽然有处罚，但终念其为公，很容易再度起用。尹赏在为县令时就"坐残贼免"，起复后却接连升 官；为江夏太守又"坐残贼免"，再起复而升为执金吾。软弱不胜任是私罪，一旦冠上此罪名，就很难起复了 ，京兆尹王尊的儿子王伯后来也为京兆尹，"坐软弱不胜任免"，就再也没有音信了，若非王尊的名气，史上 也不会留名（见《汉书》卷76《王尊传》）。沈家本认为："甘坐残贼免而不坐软弱，可以瞻当时之风气矣" （《历代刑法考》，第1704页，中华书局，1985年）。这正是后代官吏"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认识的历 史渊源，也是历代官吏固守的原则。）西晋在法律上将公罪与私罪作为原则确立下来，张斐《律注》中有"犯罪为公为私"的量刑标准。《唐律疏议·名例律·官当》云："诸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当"。《律疏》云："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私自犯及对制诈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还有"同职犯公坐"、"公事失错"等律条。这种原则为宋元所承袭，在明代则出现了"文武官犯公罪"和"文武官犯私罪"的专门法律，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增加许多律例。兹将明代有关公罪与私罪的律例胪列如下：
同僚犯公罪
《律》：凡同僚犯公罪者【谓同僚官吏，连署文案，判断公事差错，而无私曲者】，并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吏典一等，佐贰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佐贰官一等【四等官内如有缺员，亦依四等递减科罪。本衙门所设，无四等官者，只准见设员数递减】。
若同僚官一人有私，自依故出入人罪论。其余不知情者，止依失出入人罪论【谓如同僚连署文案，官吏五人，若一人有私，自依故出入人罪论。其余四人，虽连署文案，不知有私者，止依失出入人罪论。仍依四等递减科罪】。
若申上司，不觉失错，准行者，各减下司官吏罪二等【谓如县申州，州申府，府申布政司之类】。若上司行下所属，依错施行者，各减上司官吏罪三等【谓如布政司行下府，府行下州，州行下县之类】。亦各以吏典为首。
公事失错
《律》：凡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免罪。若同僚官吏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皆免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事若未发露，但同僚判署文案，官吏一人能检举改正者，彼此俱无罪责】。
其断罪失错已行论决者，不用此律【谓死罪及笞杖已决讫，流罪已至配所，徒罪已役讫，此等并已行论决。官司虽自检举，皆不免罪。各依失入人罪律，减三等。及官吏等级递减科之。故云不用此律。其失出入人罪，虽已决放，若未发露，能自检举贴断者，皆得免失错之罪】。
其官文书稽程，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免罪，主典不免【谓文案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此外不了，是名稽程。官人自检举者并得免。惟当该吏典不免】。若主典自举者，并减二等【谓当该吏典自检举者，皆得减罪二等】。
文武官犯公罪（注：以下各条大部分参照了黄彰健编著：《明代律例汇编》，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七十五，1979年。）
《律》：凡内外大小军民衙门官吏，犯公罪该笞者，官收赎，吏每季类决，不必附过。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纪录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数重轻，以凭黜陟。〈例1〉：护卫仪卫司军职（有犯私罪，杖以上者，行兵部上请改调），若犯因公笞杖罪名，俱照文职罚赎，还职管事。〈例2〉：僧道官及僧道犯公事失错，因人连累，及过误致罪，于行止戒规无碍者，悉令运炭纳米等项，各还职为僧为道。〈例3〉两京孝陵长陵等陵祭署奉祀祀丞、太常寺典簿、神乐观提点、协律郎、赞礼郎、司乐等官，并乐舞生，有犯讦告词讼，及因人连累，并一应公错，犯笞杖者纳钞，徒罪以上者运炭等项，各还职着役。〈例4〉：王府文职，因人连累，并一应过误，律该笞杖罪名者，议拟纳钞赎罪还职，不必解京，就彼奏请发落。〈例5〉：知印承差，犯笞杖公罪充吏。犯在革前，重历。〈例6〉：永乐十一（1413）年令，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 及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明史》卷93《刑法志》）。
文武官犯私罪
《律》：凡文武官犯私罪，笞四十以下，附过还职；五十，解见任别叙；杖六十，降一等；七十，降二等；八十，降三等；九十，降四等；俱解见任。流官于杂职内叙用。杂职于边远叙用。杖一百者，罢职不叙。
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现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叙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
若未入流品官，及吏典，有犯私罪，笞四十者，附过，各还职役；五十，罢见役，别叙；杖罪并罢职役不叙。〈例1〉：文职犯赃，武职为事，众证明白，奏请提问者，文职行令住俸，武职支俸，俱听提，不许管事。〈例2〉：文武职官，犯该充军为民枷号，与军民罪同者，照例拟断。 应奏请者，具奏发落。〈例3〉：云贵军职及文职五品以上官，并各处大小土官，犯该笞杖罪名，不必奏提。有俸者照罪罚俸，无俸者罚米。其徒流以上情重者，仍旧奏提。（以上为《弘治问刑条例》）〈例4〉：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但有职役者，犯赃犯奸，并一应行止有亏，俱发为民。〈例5〉：文武官吏人等，犯罪例该革去职役为民，遇革者，取问明白，罪虽宥免，仍革去职役，为民。〈例6〉：吏典撒泼，抗拒诬告本管官员，及犯该诓骗诈欺恐吓取财，未得入己，并偷盗自首者，俱发原籍为民。〈例7〉：监生、生员，撒泼嗜酒，挟制师长，不守监规学规者，问发充吏。挟妓赌博，出入官府，起灭词讼，说事过钱，包揽物料等项者，问发为民。〈例8〉：军职有犯监守常人盗，受财枉法满贯，律该斩绞者，俱发边方立功，五年满日还职，仍于原卫所带俸差操。其犯该窃盗掏摸、盗官畜产、白昼抢夺、奸宿所部军妻女、行止有亏者，俱发原籍为民。凡无原籍者，本卫所随住。若监守常人盗，枉法不满贯，与求索科敛诓骗，计赃满贯，问该流罪，减至杖一百徒三年者，俱运炭纳米等项，完日，还职带俸差操。〈例9〉：军职被告，若不奉养继祖母继母，及殴本宗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并殴伤外祖父母及妻之父母者，俱要行勘明白，方许论罪。其纵容抑勒女及妻妾并子孙之妇妾与人通奸，及奸内外有服亲属，典雇妻女与人，并奸同僚妻小，但系败伦伤化者，问发为民。〈例10〉：军职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杂犯死罪者，运炭纳米等项发落，免发立功。〈例11〉：舍人舍余无官之时，犯该杂犯死罪，有官事发，运炭纳米等项，完日还职，仍发原卫所带俸差操。
若犯该流罪，减至杖一百徒三年者，俱令运炭纳米等项还职，原管事者照旧管事。原带俸者照旧带俸。其舍人犯窃盗掏摸、盗官畜产、白昼抢夺、奸宿本卫所军妻女，行止有亏，败伦伤化者，不分曾否受官，俱问革为民。〈例12〉：军职有犯赃罪，问拟减等，徒三年，或边远立功五年，满日还职，例该带俸差操，不许管军管事，必待五年之内，改过自新，方许推诿。各边镇守等官，不许假名暂委管事，及将立功人犯占为头目，纵令害人。违者许巡按御史指实劾奏。〈例13〉：在京在外大小军职，问革见任带俸差操者，俱不许管军管事，若在外犯该充军降调者，奏行兵部施行。其余照例发落。〈例14〉：护卫仪卫司军职有犯私罪，杖以上，奏行兵部，上请改调。〈例15〉：护卫仪卫司军职，有犯私罪杖罪以上者，奏行兵部上请改调。若犯笞罪，与一应公罪，俱照文职罚赎官事。〈例16〉：舍余军民人等纳粟，授以都指挥等官，俱照今拟事例，止令原籍带衔闲住，以荣终身。不许到任，开支月粮，及营求官事，希免差徭。亦不许乘坐四轿，张打茶褐凉伞，聚众出入，擅作威福，生事害民。如有此等，被人告发，及访察得出，就行提问如律。果碍行止，革去冠带。〈例17〉：纳粟军职，加纳一二辈者。各照原拟承袭，但本身并子孙有犯奸盗人命受赃及败伦伤化等情，问断明白，即便革职（原注：此例见行）。〈例18〉：内官、内使、小火者、阍者等犯罪，与文职运炭纳米等项，一例发落。但受财枉法满贯，不拟充军，俱奏请发落。〈例19〉：两京孝陵长陵等陵祠祭署奉祀祀丞、太常寺典簿、神乐观提点、协律郎、赞礼郎、司乐等官，并乐舞生，有犯奸盗诈伪，失误供祀，并一应赃私罪名，不分轻重，俱各罢黜，仍照例发落。〈例20〉：僧道官受财枉法满贯，亦问充军。及僧道有犯奸盗诈伪，逞私争讼，估终故犯，一应赃私罪名，有玷清规，妨碍行止者，俱发还俗。（以上见《万历问刑条例》）。〈例21〉：万历十四年九月本部题，奉圣旨：军官军人犯徒流罪，律免刺。以后文职官一体行。其余但以盗论，及杂犯斩纹准徒的，俱尽本法刺字，著为例。钦此（见《大明律集解附例》）。（注：以上的例在别的律中亦有见。薛允升认为："前明军官有犯与民官办法不同，科罪亦异，盖系优待此辈之 意。迨后卒不得其用，而弊更无穷，亦可慨矣。"（《唐明律合编》卷2《军官有犯》按语）在明初对军官有特 别优待，随着社会局势的稳定，军队的地位下降，因此《军官有犯》中的一些例附属在此，说明对军官犯罪的 处理已经与民官相同。薛允升还认为公罪与私罪的法律"乃有明一代之典章也，与唐律不同，与今律异"（《 唐明律合编》卷2《文武官犯私罪》按语）。说明公罪与私罪的法律乃是明代所创，清代在因循时已经有所变化 。清律《文武官犯公罪》："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 月；（二十，罚两月；三十，罚三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四十，罚六月；五十，罚九月）。该杖者 ，六十，罚俸一年；七十，降一级；八十，降二级；九十，降三级，俱留任；一百，降四级调用（如吏、兵二 部处分则例，应降级革职戴罪留任者，仍照例留任）。吏典犯者，笞杖决讫，仍留役"。《文武官犯公罪》： "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私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两个月；二十，罚俸三个月；三十、四十、五十，各递加三 月（三十，罚六月；四十，罚九月；五十，罚一年）。该杖者，六十，降一级；七十，降二级；八十，降三级 ；九十，降四级，俱调用；一百，革职离任（犯赃者不在此限）。吏典犯者，杖六十以上，罢役"。其处置较 明代为轻。）
其公罪是因"公事失错"；（注：《明会典》卷161《刑部·名例下》。）其私罪是"不因公事己所自犯"。（注：《明会典》卷160《刑部·名例上》。）正因为公私犯罪的"失"与"犯"的区别，所以在惩处上也有一定的区别。所谓公罪"处分以励官职"，私罪"处分以儆官邪"。由于公私罪的区别，在处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原则上是公罪以行政处分来惩处，其具体事宜由吏部考功司负责，实际执行和定罪则由各上级主管官员来决定。私罪则以刑事处分来惩处，其具体事宜由刑部负责，实际执行和拟定罪名也是上级主管官员。
以行政处分而言，主要分罚俸、降级、改调、革职等，每项还划分出若干等级。有关处分的规定则分成吏、户、礼、兵、刑、工6类48目。明代官吏的行政处分由各级主管长官拟定，由吏部考功清吏司负责审核注拟，按级别大小，分别以请旨、部议、奏请、拟闻、提问等方式加以处置。在执行过程中，又有特旨、参奏、陈请、察议、议处、严加议处等区别。在处分中还注意到现任官、兼任官、借补官、出师官、候补官、休致官、宗室官、土官的区别。不同的情况在处分过程中有轻重之别。
以刑事处分而言，明代官吏定罪主要依据《律》和《律例》。《律》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30门460条，律例则不断增减。"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问；六品以下，听巡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问明白，议拟奏闻区处"。（注：《明会典》卷175《刑部·罪名三》。）其处置事宜由刑部所属各分司按分工负责。因为是官吏，所以在定罪时，吏部也要负责降调罢免事宜。
二
中国古代的"公"概念，是指专制君主及其所属的统治机构；而"私"的概念则表示"自私"和"奸邪"，具有道德上的贬义。从历史发展来看，专制君主是以其个人之"私"来代表其家天下之"公"，所以"公"和"私"是很难分割的。如汉高祖刘邦对其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注：《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视国家为家产，皇帝家事即国家事。既然皇帝以自己的"私"取代天下或者国家的"公"，皇帝的"私"就是"公"，因此任何企图危害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以及皇帝认可的东西，都是对"公"的挑战和侵犯，而其他人的"私"便成为非法，在法律和道德上没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对于官吏来讲，他们受雇于皇帝，权力来自于皇帝，其行为也只是对皇帝负责，一切法律都是维护皇帝的"公"，一切处罚都围绕这个"公"。从法规上看，明代对官吏处分规定十分严格细密，尤其是在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时候，官吏几乎达到动辄得咎的地步。例如，魏县知县彭瑛，仅因为请一名进士帮助踏勘水灾，就被杖八十，其余贪污钱粮的，大多被处以极刑。（注：参见《明大诰三编·进士监生不悛第二》。）在这种情况下，"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怵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注：（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4《送祝彦芳致仕还乡序》。）重典治吏，也会出现矫枉过正，更会出现难以克服的各种弊端。
明代实行上下连坐，官吏所犯之罪往往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上下左右的利益，所以对公罪的处置相当谨慎。按照规定，每个官吏都有"举主"，被举人"后有不称，举主连坐。"虽然举主有"误举者先能自首则免"（注：《明经世文编》卷133，胡世宁：《知人官人疏》。）的主动权，毕竟是谁也不愿意自己所举之人有罪。以此之故，每个官吏都有自己的政治关系网，并力争使之变成为自己的政治保护伞，这就有了官吏之间通同作弊的基础。
为了扩大和加强自己的保护网，许多官吏"喜声誉，则饰厨以娱宾；务结托，则厚苞苴以通好；甚则男婚女嫁，囊帛柜金。"按照他们的道理，这是"物交势逼，浸不自由"（注：（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1《宦泽》。）的事，实际上是建立在利害相关的基础上。以上级来说，如果发现下级官吏的过失而毫不客气地进行弹劾纠正，"犹干降调处分"；而下级官吏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必至惮于发觉"。（注：《东华续录》卷42《光绪七年闰七月》。）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官吏在犯公罪之后，总是千方百计遮掩，想方设法地搪塞，或诿过于他人。虽然说"一部吏部处分则例，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然如失察，如迟延，皆为公罪，虽奉职无状，大率犹可起用，若以计避之，则事出有心，身败名裂矣"。（注：（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公过不可避》。）但是上级官吏为了不受牵连，只要不是事情败露到难以掩饰的情况下，大多都会为下级官吏掩饰。如"隆庆元（1567）年，祥符知县谢万寿，数棰死无辜。抚按官惜其初任日浅，奏当改调"。（注：《国朝典汇》卷81《府州县》。）再如万历甲辰（1604年）大察，"有一县令不职，守、巡两道庇之"。（注：（明）李乐：《见闻杂记》卷9之113则。）副都御史年富在景泰七（1456）年痛感官吏公罪与私罪惩处的不公正，上言："高皇帝定制，军官私罪收赎，惟笞则然。杖即降授，徒流俱充军，律明甚。近犯赃者，轻皆复职，重惟立功。刑不足惩，更无顾惮。此皆法官过也。"这就触动一些人的利益，结果"属吏黠者，故反其意尝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即不行，故言可。富辄为所买"。（注：《明史》卷177《年富传》。）非但不能加惩处力度，自己反受到愚弄。
公罪一般是不会免官的，但处分是难免的，官吏们害怕处分，不愿意互相纠举，于是"贤者困于成法，不敢变通；不肖者工于舞文，巧为规避；以致积渐因循，酿成巨案"。（注：《清仁宗实录》卷278《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丙寅》，第791页、第792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版。）从上所列律例来看，一直是呈增长之势，而吏、兵两部的处分则例更是与日俱增，而"奉行之吏习为故常，弥缝于课核之时，取办于期会之际；度其所指，然后图之。新旧相仍，上下相遁，簿牒甚美，靡有胜前，朝廷之间，以为已治，而闾阎之下，不知其事何谓也"。（注：（明）叶春及：《石洞集》卷1《励圣治》。）这种积弊一直沿袭，以致在清代嘉庆十八（1813）年大规模删减公罪处分则例时的上谕还指出："从前立法之意，私罪立于创惩，公罪量为原宥，所以区分贤不肖者，至为简当。自定例屡经增改之后，条目滋多，日趋苛细，书吏因缘为奸，虽有贤能之员日挂吏议，而庸碌者或以幸免。于甄别人材，澄叙官方之道，甚无益也"。（注：《清仁宗实录》卷278《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丙寅》，第791页、第792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版。）这种情况与明代无异，正如海瑞所讲："今人士一入官，初心大抵循俗，而伪日见之事，事匪其心。盖自宋人诈高位高之习，流至今日沦肌浃髓，不可破矣。欲希天下一日之安，外其心而安之，其可安乎？当流风坏于功名富贵之会，而曰纯心任事之有人，难矣！"（注：《海瑞集》下编《赠赖节推署贵县序》，380页。）在这种政治条件下，"循吏无所变化，酷吏不能纵极，则是善恶咸绌也，故人怀苟且之意，表饰虚美，便伺上旨，求适已利，公绰之行损矣"。（注：《陈子龙文集》卷3《策·问古者天下几郡县兼城数十事无不周裕今百里一治称烦不理何故》，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18页。）
官吏犯的即使是公罪，若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就应该受到应有的处罚。如果这种惩罚能够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自然也会使人心悦诚服。常言道："古来政之弊也，不徒弊于疏略，抑且弊于繁密。处分重则人思规避，而巧宦生矣。条例多则法可游移，而舞文作矣"。（注：（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6《政事》。）对浪迹于官场、久涉宦海的官吏来说，密布的法网似山溪流水，蹈之不为难事；对不习人情世故，不明宦海风波者，自然是步步维艰。同样的职官犯有同样的罪名，其情节或许更加严重，但因其能上走权贵之门，下逼属下赞誉，不但不受处分，往往还会隆隆骤迁，这就使处罚显得不公正了。如万历时的华亭知县杨东野，"奉承上官，实为超格"，"动费百金。于是上官争以杨令为能。"（注：（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4《纪赋役》。）其升迁有日，而且声名鹊起。而嘉靖时的束鹿知县李继业，在"直指索荷粉甚急"的情况下，"徐徐罔满意，且白直指：微物非不能办，恐此为末例也。"得罪了巡按，则躲不开巡按的吹毛求疵，李继业也只有"谢病去"的选择了。（注：《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卷649《县令部名臣列传四·李继业》。）这种官场风气直接影响法律的公正，时人感叹道："嗟乎！我皇上何由得知，大考察时何由得拿处正法！嗟乎，此皆抚按二司太守诸公容隐之罪也！再过二三十年，不知到甚田地，世安得不致大乱哉！"（注：（明）李乐：《见闻杂记》卷11之十五。）
在官僚政治下，真正能作到赏罚分明是很难的，而"人治"的因素，不但给一些奔竞之徒打开门路，而且破坏了有关公罪的法律。在当时"治下人往往粉饰词说，借贵人为文，架无为有，增细以巨，裂彩书言进之。谀风行而天下无公议矣"。（注：《海瑞集》下编《贺李东城荣奖序》，第358页。）心怀不正的官吏们"望风承应，惟恐或后，上下之间，贿赂公行，略无畏惮，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贪污成风，恬不为怪"（注：《明经世文编》卷21载邹缉《奉天殿灾疏》。）不但破坏了有关公罪的法律，而且使私罪也得不到惩处，造成法网虽密，仅能捕食泥之虾，却常漏吞舟之鱼的事实。
三
以官吏因私事而犯私罪而言，"凡侵贪挪移，以及滥刑、枉法诸条，皆己所自犯，谓之私罪。夫公罪之来，虽素行甚谨，亦或会逢其适私罪，则皆孽由自作。果能奉公守法，节用爱人，夫何难免之有？"。（注：（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私罪不可有》。）其实官吏处在上下左右督察、觊觎、嫉妒的险恶的环境里，于公罪还有连坐和共荣共辱的关系，因此，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总还存在着一些顾虑。于私罪则不然，非但无连坐之忧，还可以幸灾乐祸。汪辉祖认为私罪是"孽由自作"，只要自己身正就能够避免，然而当时考察官吏，"大率以苛细责人而不问其大者。"对于那些"贪残之人，赃贿狼藉，鱼肉百姓至于糜烂而不已者，一切置而不问，好以闺房细事论罢各官。"何况"闺房之事既暧昧难明，流闻之言又未必尽实。纵或得实，则于名教虽若有亏，于朝廷设官之意亦未大戾，较之贪墨之徒，相去盖万万矣"。（注：（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2《史八》。）在这种情况下，公罪可容，私罪难免，其中隐情不难看清，实际上所包涵的政治和人为的因素，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首先，公事犯罪虽有检举免罪之条，如遇有重大事故，其连坐总是难免，尤其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更是本官和上下左右最头痛的事。因为按规定：凡坐赃者，要追此赃款；亏空者，要勒令补足；犯罪者难于赔补，与其有关的上下级要均摊所欠。那些"以官爵为性命"（注：（明）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3《陈铨曹积弊疏》。）的官吏们，既不愿意丢官降职，又不愿意将自己的财物替犯罪而无振起之望的官员去赔补。因此，他们不是不愿意将犯有公罪者推向法司，而是希望自己不受牵连，更希望该官去职而留下空缺，以便作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本钱。私罪是个人之事，检举者不受牵连，诬告者也不为大过，而且惩处又可以塞责，何乐而不为。所以，上峰"常察鱼索斑"，下级和同僚则常窥别人"微疵小过"，各怀各的目的。他们"不用实，而专用虚，妙于趋，尤妙于避。"（注：（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20《人心》。）使本来还有公正可言的私罪法律变得不公正，也就失去其应有的效能。
其次，在提倡以道德为本，以孝行传天下的当时，整治别人的私罪，能够树立自己的名声，捞取政治资本。明人朱国祯认为："自来士大夫中，有居乡贪暴，而居官反铮铮自励者，盖立名进取之心胜，所欲有甚于此故也。亦有居官贪暴，而居乡又循循相安者，盖保家远祸之心胜，所恶有甚于此故也。二种人甚多，然不犹愈于出处作恶，为世间一大蠹者乎？"（注：（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0《己丑馆选》。）类似这样的人，只顾自身的利益，很少顾及朝廷，更不关心百姓，乃至"出膺民社，置生灵休戚不问，而汲汲润囊橐，广田庐。以软猾媚势要，以掩饰买虚声。厚利既收，声誉不失。其下愤为盗跖，而其上爱为龚黄。受其欺掩，即贪残不觉也；喜其奉承，即觉亦不甚恶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迁。间有清白自将，善拊黔首，耻奉上官者，咸笑为迂怪，而孤立无援，大家媒孽，必使败而后已。"（注：（明）郑瑄：《昨非庵日纂》卷2《冰操》。）这种风气的出现，对于清正廉明的官吏，无疑是重大的打击。当然，要以公罪来中伤清正廉明的官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账可查，有例可依，总不能完全有法不依。可是，要以私事而伤之，流言蜚语，查无根据，却能三人成虎，败坏名誉，直接影响到他人的前程，这也是有明一代官吏私罪处置多于公罪处置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以私罪中伤他人，是妒贤嫉能，趋利避害的一种手段，也是当时士人心理阴暗面的一种反映。明人笔记中常论及处世之难，宦海险恶，所恨都在被别人所中伤。于慎行认为："为大臣者，不惟不当有保位之心，即保名之心亦不可有。一有保位之心，则利害之说得以中之；一有保名之心，则毁誉之说中之"。（注：（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6《杂说》。）袁中道认为今之士大夫，"能于长中求人之短，而不于短中求人之长；能见人于皮毛，而不能洞人于骨髓。数百年内，习气相沿，已人于人之膏肓"。（注：（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20《论史》。）陆容在初入仕途时，有人对他说："仕路乃毒蛇聚会之地，君平昔心肠涤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谈论人长短得失，虽论文谈诗，亦须慎之。不然，恐谤议交作矣"。陆容开始是不以为然，后来因小隙而得罪于同僚，被人"以考语中之"。在仕途上遇到风险，才信此言"为不妄"。（注：（明）陆容：《菽园杂记》卷4。）当时士大夫的名利之心甚浓，妒嫉之心也必大。他们"或所持者大，而以小善刻责之，无从白其冤。或所非要，而偶以偏端曲护之，终未彰其悖"。（注：（清）查继佐：《罪惟录》卷15上《清介诸臣列传论》。）有人将这些人比做蝇鼠，而"防鼠难于防虎，驱蝇难于驱蛇"。（注：（明）谢肇浙：《五杂俎》卷4《物部一》："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蝇与鼠耳。蝇以痴，鼠以黠。其害 物则鼠过于蝇，其扰人则蝇过于鼠。世间若无此二种，昼夜差得帖席矣。譬之于人，蝇则嗜利、无耻、舔痔、 吮痈之辈也；鼠则舞文、驵侩、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难于防虎，驱蝇难于驱蛇，何者易之也。"）何况是"刑枉人易见，亦可数也；言枉人，及其类矣"。（注：（清）查继佐：《罪惟录》卷11上《经济诸臣列传总论》。）以言伤人，以言害人，在重视清议的当时，确实在私罪惩处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此之故，时人认为："做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无公罪，则自保太过，无任事意"。（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6《政术·住行·吕居仁》。）公罪不可怕，私罪则决定一生荣辱。
英国著名哲学家伯兰特·罗素（Bertand Russell， 1872-1970）认为："热爱权力，作为一种动机，是受怯懦性的限制的，而怯懦性也限制着一个人的自我指导的欲望"。（注：（英）伯兰特·罗素：《权力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页。）罗素从权力的角度上来分析人在权力制约下的心态，虽然缺乏令人信服的事例，但这种分析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权力之下，怯懦出于畏惧，而畏惧实际上是建立在屈从和祈求的基础上。屈从的表现在趋避和顾忌，趋避则产生逃避世人注意的愿望，顾忌则产生随波逐流的想法。祈求的表现在追逐和争取，追逐能使他们对别人施加不正当的手段而不受别人不正当手段之苦，争取能使怯懦之心变得阴险残忍。明代对官吏私罪的惩处，许多是来自屈从和祈求。那种"喜则忘其恶"，"不悦则顿忘其善"者，多出于报复和竞争的欲望。而"争一跪伏之末节，而构成大隙，又于是从而媒孽其短，假耳目以求其瑕疵，植心腹以伺其阴私，甚而大张无稽之谤，指廉为贪，以正为邪，而论劾公排，考语私丑矣"的，则是权力欲的表现。面对这样的现实，"众人可不曲意阿乎！至于公事之是非，生民之困苦，天灾之迭至，真知其可忧者谁欤？真以为己忧者谁欤？天下之俗，愈趋愈下"。（注：《明经世文编》卷100，李承勋《重守令疏》。）乐道别人的隐私，刻意于私罪，不但使私罪法律失去其应有的效能，也败坏了社会和官场风气，"一部大明律，竟可付之祖龙烈焰火中矣"。（注：（明）伍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四，285页，台北伟文出版社影印，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