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葛荃，山东大学山东城镇治理与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最初的引进介绍、翻译、编译发展到专题研究，呈现为多元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四种趋向。迄今业已形成了一个学术平台，具备了学科发展的基础与潜力。制约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问题主要有高校管理方面的制约、西方话语的覆盖和学科建设不够重视等。这一学科的定位理应与“中外政治思想史”并列，成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中外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发展前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二是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为此期待学术界有更多的研究者能不忘初心，致力于构建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
关 键 词：中国政治文化/本土化/中国话语
一、中国政治文化研究40年
1987年7月在长春吉林大学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界的第一次集结。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与会者形成了三种观点。
一是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界定政治文化，认为具有政治性或政治特点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譬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因而是典型的政治文化。这一派观点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黄宣民教授为首要。
二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乐理教授为主，认为政治文化源自西方即美国现代政治学理论，其研究对象是现代人的行为，揭示的是现代人的心理取向。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须严格按照当代美国政治学理论的政治文化界定，研究方法需要运用实证研究即田野调查、计量研究等技术手段。因而政治文化研究不能用于研究传统社会，不适于进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三是以南开大学历史系刘泽华教授为代表，认为政治文化的学科发展在美国也不过是近30年的事。作为一种方法论，政治文化完全可以借鉴过来，用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与政治。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方法论的创新必然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方面开创出新的研究领域。
此后，就30多年来的发展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大体上表现为四种趋向。
一是延续着黄宣民的判断，将中国历史与文化本身视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则采用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以及政治制度、人类学等等。这一趋向的研究主要有黄百炼《权力裂变——监察、监督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林甘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陈苏镇《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等等。
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仍然整体性囿于历史学的局限，虽说在理论创新方面也有所尝试，但是其学理逻辑与方法论实际延续着思想史研究的路数。有的研究则逐渐转向了儒学研究。例如黄宣民、陈寒鸣主编的《中国儒学发展史(三卷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即为典型。这一研究趋向基本延续了侯外庐一脉的学术思想，没能将大文化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气象展现出来。
二是运用政治学、政治文化、社会学、心理学理论研究传统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或从政治文化视角解读从传统到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现状，以回应和解读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进步与发展的相关问题。这一趋向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朱日耀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吕元礼《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人民出版社2004)、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李春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李志勇《市场经济视野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等等。这类研究大体上借鉴了现代政治学或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和分析论证的主要工具。也有的著述中援引统计资料，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采用现代政治文化研究通用的实证方法。不过，由于方法论的现代性，这类研究整体上超出了20世纪50～70年代传统“定性”研究的局限，故而在学术判断方面亦能新见迭出，甚至有些论断具有首创性，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某些新知识，值得赞许。
三是延续王乐理教授的主张，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迄今，研究成果不下数十种。主要有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于毓蓝《农村基层民主的政治文化分析:苏南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沈明明《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楚成亚等《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严洁《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数据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卢春龙《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陈捷《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孙龙《公民参与:北京城市居民态度与行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徐勇等《中国农民的政治认知与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等等。这类研究自21世纪初形成热潮，展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代性意蕴。研究者们在研究方法层面直接与国际政治文化学界通用的实证研究对接，尽管在实证方法的运用和理论解读方面尚有不小的改进空间，但毕竟使得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具有了对话的平台，对于推动这一学科的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基本延续着刘泽华的主张，将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以解读和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与政治。主要作品有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走出王权主义藩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曹德本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金太军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等。相较而言，这类研究的成果并不丰盈，但仅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一论域来看，却表现出强劲的学术解释能力和一定的学术创新性，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
此外，还有少量中西政治文化比较性专著，如徐大同、高建《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柏维春《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等。
20世纪80～9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成果以引介西方学术为主要。1989 年，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译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几乎成为政治文化研究者的案头书。这一时期也有专论性著作出版，如高洪涛《政治文化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惜乎学术含量不足，影响有限。1997年，王卓君的《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引介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专著，征引文献丰富，学术含量充足，最具有专业性，在政治文化研究界颇有影响。
政治文化理论专著主要还有王乐理的《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和孙正甲的《政治文化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这类著述基本以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为蓝本，在理论上未能摆脱引进介绍的限制。不过，其中孙正甲试想在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将政治文化构建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该著述除了沿用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述及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功能、类型等等，还特别述及政治文化的操作结构、载体、生态环境等论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定的中国政治元素。孙正甲构建学科的尝试难能可贵，理应予以肯定。不过，孙著对于构建学科的基本规定性未能明晰，其理论框架、学理逻辑和作为学科构建的概念、命题相对疏浅，学理证成不够充分，事实上并没有达成研究者的构想与设计。当然，尽管存在缺欠，孙著的尝试和努力对于构建本土化政治文化理论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2006年，葛荃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这是中国学界第一部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高校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具有首创性。可是由于该部教材学术性较强，作为教材难以适用和普及，效果不够理想。
以上梳理主要以著作为线索。总的来看，近4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最初的引介、翻译，发展到比较广泛的专题研究。研究路径与方法则从史学、哲学的规范研究发展到实证研究方法的普遍运用。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总的来看，近4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平台，有关的基本理论已经相对成熟，著作不下百余种，论文数千篇，可谓蔚然。然而，在诸多时尚学科的冲击下，在当下高校和科研管理的呆板体制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依然弱小，距蓬勃发展相对较远。
二、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思考
近40年来的政治文化研究，以1987年长春会议为界标，从一开始就是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前文所述多种研究趋向正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多元发展的实际状况。其中，刘泽华一脉主张以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如果依照王乐理一脉的观点，这类研究不是以当下社会政治主体为对象，而是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现象，也不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而是沿用一般意义的规范研究，不过是借鉴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那么，这类研究是不能成立的，不能称之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然而，在我看来，政治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内在构成之一，不同时代、不同的族群形成了多种政治文化传承。现代政治学理论所属的政治文化不过是其中之一，实是20 世纪行为主义思潮的产物。以实证方法为主要路径的现代美国政治文化研究并不能涵盖人类社会曾经出现和延传的所有政治文化传统。多元化正是人类社会政治文化生成、蕴育和发展的本来面目。
当然，显而易见，以当下社会的政治主体为对象，以实证方法为手段，考察人的行为背后的主观因素，这种研究并不适用于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悠久且影响至今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当然需要另辟蹊径，借鉴相关理论，构建特色独具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这一状况正是当代中国学界面对的，诸多学人孜孜以求的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趋向。我们期待的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也必将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凝聚成型，展现出来。
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愿景为参照，就前述近40 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状况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
一是研究的层次整体较浅。现象描述居多，理论分析与立论不能深入。有的著述动辄数十万言，卷帙浩繁，但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剖析却只是浅尝辄止。近代与当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则往往言不及义，有隔靴搔痒之虞。研究者也能运用政治学、政治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作为方法论，但是对于研究的论题缺乏深层学理剖析，形成的学术判断仍然有某种“大而化之”之感。
二是如前所述，没有形成本土化的政治文化理论。至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问题，即便是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也是蕴含有深刻的现实关怀。然而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层面，基本参照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的框架和研究方法，讲论中国问题套用的是西方政治文化理论。虽然也不乏研究者有构建中国政治文化知识体系和方法论的尝试与努力，但总体上，中国学术话语的政治文化理论及其方法论仍阙如。
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儒学化、学术史化。政治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文化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无疑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多种因素交互融合与相互作用而长期形成的。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归结于儒家思想显然过于狭隘，有以偏概全之虞。近年来，这种趋势愈发强劲，致使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呈逡巡之势，后继乏人。
何以出现上述问题？缘由难以尽数，这里仅列四点。
其一，高校教师与研究者身不由己，为“稻粱谋”而放弃“学术初心”，被高校体制的标杆管理牵着走。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来就不是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在学科设置中则处于边缘地带。成果产出和获取项目是当下高校从业人员必须关注的安身立命之本，固守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一隅的结果是很可能在铺天盖地的种种考核中被淘汰，故而鲜有坚守者。就我所知，多位在20世纪80～90年代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初露头角而潜力十足的研究者便转换了研究方向。这类事例不胜枚举。也就是说，高校管理和学术生态成为一大阻力，构成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难以兴盛的重要缘由。
其二，西方话语影响仍然巨大，学界的整体氛围是崇敬和膜拜西方学术的。凡西方学者之理论著述、观点或论断，无不受到推崇与追捧。罕有批判之见，何谈中国话语!这里不是全盘否定或是全盘吸纳西学，也不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而是说，惟有站稳学术主体立场，就东西方思想文化进行合理审视与批判，如刘泽华先生所言“先进为体，发展为用”，方能形成自家话语。任何盲从和追捧都是狭隘与教条。关于这一点，政治学界前辈徐大同先生早有教导:反对古教条、马教条、洋教条。此论可为吾辈训典。
其三，20世纪后半世纪以来，学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主体性整体缺失。改革开放以后，解放思想，学术界春意盎然。出现了一批有志学人，也有富于学术创见的著作问世。20世纪90年代左右，臻于鼎盛。嗣后，学人或老去，或分化，或纠结于名缰利锁。能坚持下来，维系并坚守着学术主体精神的是极少数，群体过于弱小，难以承载厚重的文化传承与学术使命。
其四，中国政治文化在当下高等教育整体学科建设中不能得到重视，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近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成果与发展，主要得益于极少数研究者的坚守和中国政治学会等学术团体的鼓励与支持。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学科归属、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形同视而不见。中国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人才培养起点艰难，缺少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总体规划的布局与支持，难以有较大的发展。
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开启了向西方寻求真理之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大体上被西方话语覆盖。然而对于历史与文化积淀厚重而且特色独具的中华文化而言，西学无非是借鉴与参照。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当以40年学术积累为基础，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必须，把握时代，高瞻远瞩。站在当下看传统，立足全球看中国。为此深切期盼学界能有更多的研究者不忘初心，坚守学术为立命之本。响应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号召，在高校教育全面标杆管理(基准管理) 的围剿中，在烦琐的计量指标重压下，保持某种程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由思维。把握中国国情，弘扬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当代学人的担当精神，推出具有思想内涵和价值判读的学术之作，以彰显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主体性，构建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中国话语，兹实为吾辈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文化建设的应尽之责。
三、中国政治文化的学科定位与前瞻
综览近40年的研究成果，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相对含混。前述四种研究趋向中，除却实证研究一脉的领域界分比较明确以外，其他研究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无非是将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哲学、文化史、制度史、学术史混杂为一体，致使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模糊不清。这种状况显然是政治文化研究未能广泛、有关的讨论未能深入所导致。严格而论，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理论分解出来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政治文化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派生或分化，理应归属于政治学学科。犹如“中外政治学说史”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外政治文化”亦应与之并列，作为政治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政治文化则是其中一个分支。这样的学科定位前无古人，独具中国特色，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如果这一判断得以成立，那么就需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异同做出区分。如何界定和区分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至今学界没有定论，我以为仍然是个方法论的问题，遂略作析论如下。
囿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陷于梁启超、谢无量开创的“新学历史学派”①的环绕。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陷入教条主义，形成刻板思维，其影响至今未衰。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的一部专著。然而由于长期的两岸隔绝，对于此岸影响甚微。事实上彼岸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也没能接续萧著传承，反而长期受“新学历史学派”的影响，往往征引翔实，却话语陈旧。就此岸看，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这种变化正是在方法论方面有一定的借鉴而促成的。
从学术论域看，如何区分中国政治思想与中国政治文化，拟有三点考量。
其一，研究对象。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论家关于社会政治的理性思考。具体到思想家个人，其思想不一定具有体系性和完整性，但一般而言，必定是其对于社会政治现象或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问题的理性思维的结果。这种思想的成果具有明确的表述和内在的逻辑过程，便于研究者条分缕析，作出学术判断。当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是思潮或学派，不过构成思潮和学派的基本要素仍然是思想家、政治家或政论家的理性认知。
中国政治思想史包含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思想中的根本性问题。如政治价值、政治本体、政治合法性以及人性论、历史观等等。与政治思想相较，更具有抽象性和本原性，旨在回答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人们政治行为背后的主观因素，其中既有理性认知，也包含非理性的情感、态度、心态、信仰等。研究对象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族群的。如果研究对象是个人，政治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研究对象的政治主张，而是关注其思想内涵的政治价值理念，关注其政治人格、政治心态、心路历程、政治信仰、思维方式等等。
这一界定表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超越了政治思想本身，甚而可以将一个族群的行为特征及其背后的主观因素梳理出来，较之政治思想研究更为宽广，亦且深入。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是社会政治中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意涵。追根溯源，入木三分。
其二，研究方法。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均有跨学科性质，在研究方法上有相近之处。一般而言，致力于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研究者都需要具备史学功底，接受过史学研究的学术训练。同时还需要具备现代政治学理论基础，以对应研究论域的跨学科属性。
在方法论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一般运用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作为方法论。当前的很多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局限，更多地采用现代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这种状况可以视为学科的回归，政治思想史本来就是政治学的基础学科，20世纪中叶院系调整时期被归入了历史学科。
在方法论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一般运用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作为方法论。当前的很多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局限，更多地采用现代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这种状况可以视为学科的回归，政治思想史本来就是政治学的基础学科，20世纪中叶院系调整时期被归入了历史学科。
当然，我还是坚持1987年以来的观点，以现代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为参照。以此划定中国政治文化的学科边界，借鉴和吸纳现代政治文化理论，关注并剖析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主观因素，以此解读中国历史积淀的政治与文化传承，构建本土化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其三，文献资料。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文献材料可以分为两类。传统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文献资料是思想家、政治家、政论家的著述，以及有相关记载的各类典籍。历史学称之为“史料”。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文献可以是文献资料，即相关著述，同时也可以是田野调查、数据分析资料——这种方法间或有研究者用于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但毕竟史料钩沉，局限很大。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献资料与政治思想研究差不多，也可以分成上述两类，即古代典籍与实证研究。其中，实证方法是研究者与调研对象的互动，或问卷，或访谈，或作质性研究，大体真切可信。这种方法如果用于传统政治文化研究，面对的是封尘已久的历史文献，结果只能是研究者单向度的分析与揣摩，没有研究对象的互动，效果大打折扣。
不过，由于政治文化研究对象包括人们行为背后的“非理性”层面，于是在资料的选择方面，较之政治思想研究宽泛了许多。除了思想家、政治家、政论家的著述，还包括官箴、政书、县志、族谱、诗词、日记、笔记以及戏文、谣谚、话本、传奇小说、民间俚曲等等。也就是说，凡是能记录并反映人们的认知、理念、观念、意识、心态、信仰的资讯，均能够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献资料。
何以说是政治文化研究资料的拓宽？举例二则予以说明。其一，《孔子家语》。在史学界，这部著作一般认为是伪作，不宜用为研究孔子思想的材料。继1973年和1977年出土《儒家者言》及相似简牍，遂有研究者判断是孟子之前的儒家文献。对于这样的争议问题，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严格甄别，慎重使用。政治文化研究则无须深究，只要能判定是汉代及其以前的典籍，即可以用为研究“汉代儒生”政治文化相关问题的资料。其二，古代中国的农民政治思想。历来学界有专家建议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政治思想。此提议甚是，深表赞同。但是，材料何来？据我研读的相关资讯，如李桂海《论封建社会农民的“打天下”“坐天下”思想》(《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刘清阳《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中的平等平均思想》(《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等，论题多是皇权主义思想、均平思想、天命观等等，所用材料基本是主流文献，事实上并没有超出主流政治思想，用为论证农民政治思想的依据是难以成立的。
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以农民或底层民众的政治期盼、政治认知、政治观念与意识、政治信仰、政治心态等等为题，便会从亚文化层面拓宽视野，前述戏文、谣谚、话本、传奇、民间俚曲等都可以用为研究的依据。同时，将农民战争领袖人物与民众的政治观念、政治意识区分开来，解读其间的差异与勾连，亦能分析主流政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与互动。换言之，从政治文化研究的视角看，可以说“农民政治思想”是一个伪命题。思想是理性思维的成果，现有著述引用的资料表明，所谓农民政治思想实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主流政治思想。非主流的政治思想能冠以“农民”二字的，似乎还没有概括出来。那么，如若转换为农民政治意识或观念，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做梳理和研究，恰恰更能契合“农民政治思想(意识)”的历史本真。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基础学科，二者间的联系不可割断，但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亦应予以重视，为此方能釐清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边界，推动学科发展。
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前瞻问题，我以为有两个趋向需要关注。一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这一趋向意味着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代化路向和国际化发展，必将日渐得到学界关注。专题研究的普遍和深入也将推动这一学科的日渐兴盛，前景不可限量。
二是本土化的中国政治文化理论渐次形成。近年来，已有研究者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与理论框架，而是关注事实与经验背后的学理逻辑。他们意识到域外文化的理论与知识能够给出参照性启发，有时令人耳目一新，却并不能实际解读和回应中国历史与当下的问题。为此就需要深入认知国情，把握本土典型案例，借鉴西方理论，构建中国本土的话语体系和学理逻辑，推动本土化中国政治文化理论构建。这一趋势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势必占据主流，将推动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
总的来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仍然有太多的空白，中国话语的积极构建预示着这一学科领域的繁荣进境，唯此企望有更多研究者携手共进，不忘初心。
注释：
①参阅葛荃主编:《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引论”部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