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听人说过，本县远乡柳沟村有一位老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一己之力编了一部字典。当时他已年过花甲，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埋头写到半夜。而他即使需要一支毛笔，也要向生产队里请了假，五更起床，步行几十里进城去买。又听说他的稿子曾被上级转到本省一所大学，专家看过那稿子后说，都什么时代了，这字典居然还用诗韵査字！后来又听说，老先生已经过世。便常常想，这位老先生是怎样的一位奇人？不知道他的稿子还在吗……
最近，忽然得到了近距离了解这位老先生的机会。见到了他的两位哲嗣和他遗留下的一批文稿、笔记和来往信札。下边就凭所获信息，试图构勒出这位颇有传奇意味的老先生形象。
一
这位老先生叫周传冉，字圣门。辛亥革命那年出生。据说他家有田地三百亩，祖父周福田曾是乡饮耆宾--这是清代给予乡村德高望重者的荣誉，可以参加府县举办的乡饮酒礼。
也许因为所居偏远，或者是父辈思想保守，虽然早在他出生之前清廷就宣布废除了科举，城里也兴办了学堂，可童年的周圣门所受的仍是私塾教育。他的启蒙老师是本村的马秀才；马秀才的老师是府学案首王秀才；王秀才的老师则是本县名士周拔贡。周传冉是周拔贡的三传弟子，他很为此而自豪。
据说周传冉二十岁不到，便已能完篇--这大概是沿袭科举时代的语言，指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完整文章，当然是古文（现称文言文）。周围村庄的碑文寿屏之类，常请他来撰写。在那时的乡村，家有恒产又知书达礼、尤其是善书法能撰文者，属于受人尊敬的阶层，甚至可称为士绅。他们经常出现在婚丧嫁娶等各种礼仪庆典场合，担任总理、司仪、知客，主持场面；或者被主家恳请点主、撰写寿序、志状、挽联，甚至讲堪舆，看风水，是乡村社会的文化精英。周传冉年纪轻轻已厕身其中，这大概很令他具有成就感。我们不难想见，进入这个行列，通过努力逐渐积累声望，使知名度越来越高，幅射范围越来越大，应是年轻周传冉为自己设定的奋斗目标，是他的人生愿景。
但此后天翻地复的社会变动，彻底打破了他的梦想。
1949年他已年近不惑。他倒是坦然地接受了从受尊重到被改造的角色转换，只是此时他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已经定型，这迫使他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不会干农活，不会理家，不会以一个小农的立场和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所以，他和他的家庭，都很狼狈。
自然，那些年大家都不富裕，他也从不怕吃苦受累。当份子戴帽子被管制，习惯了也就心安理得。只有远离了书本和文字，是最使他感到难受的事。
他一肚子的学问，如果说在新社会有时还能用得上，那就是每年春节的写春联。一交腊月，他就开始忙了起来，差不多半个柳沟村，贴的都是他写的春联。年底最忙时经常写到半夜，费力劳神不说，有时还要自备纸墨，但这他也乐意。村中能写毛笔字的很少，他觉得自已事事都不如人，这是他唯一能为街坊服务的机会。
但除此之外，他能得亲笔墨的机会太少了。没书看，其难受程度不亚于没饭吃。但肉体饥饿的痛苦人人都能理解，精神饥饿的难忍只有自已知道。有一年他和儿子拉了一车地瓜去济宁。卖地瓜本是为了置办过冬的棉衣，他却终于无法抵御旧书铺的诱惑，用买布的钱买回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集》！
五十年代初，全国掀起了扫除文盲的运动。他要为扫盲作贡献，便着手编一部名为《识字音义》的书。于是每天晚上，他从字典里选出常用的字，写在纸条上，由两个儿子剪贴为单个的卡片，按自订的体例分类放在一个个纸袋中，然后由他写注音释义。那时政策的极左尚未发展到极致，所以他也还有可能在劳动之余经营自己的小天地。
--听到这段叙述，我脑子里不禁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昏黄的灯影，淡淡的墨香，父子三人沉浸其中，远离人间烟火，不知社会繁嚣。那是一个温馨而诗意的画面，甚至使人想起乾嘉时代朴学家的生活方式……
然而现实生活却是严峻而凌厉的。从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他几度搬家，居住环境越来越逼仄，妻子故去，父子三人住在一间小茅屋里。他历年购藏的上千册书籍也散失殆尽。六十年代初那几年，他家已是四壁空空，为了谋生，爷仨曾经沿街收废品，卖土陶，卖青菜，还曾经逃荒到过黑龙江、山西、安徽。到了文革，阶级斗争的弦越崩越紧，气氛越来越紧张，抄家，批斗，岁无宁日，他每天除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要参加表示惩罚和专政的打扫大街等种种义务劳动。而已完成的《识字音义》，连同仅存的资料也都被焚之一炬。
他从此彻底地告别了文字和书本。
二
周传冉也许做梦都没想到，在他已是古稀之年的时候，社会生活忽然峰回路转。党中央一声令下，他和几百万四类份子一起，恢复了自由之身。
分田到户后，有了充裕的时间，他又摸起了笔墨和书本。这时，一件偶然的事，引起了他编一部比《识字音义》更大的书的想法。
大约文革后期，各级学校刚刚走上正轨，上级给学校配发工具书，本村小学得到一部《中华大字典》。这书是翻印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物，不仅全是繁体字，而且注音用反切，例句全是文言。对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批教师来说，这个工具实在不太好用。不知怎的周传冉见到了这书，多年极度文字饥渴的他，竟是如获至宝，通读了一遍！
字典一类书，是让人査的，而不是让人读的。只听说过大学者钱钟书有读英文辞典的佳话，而一般人通读中文字典，周传冉也许是唯一的。而且，这一读不要紧，他还发现了的这部字典中有大量的错误。他记录下来，寄给中华书局。这，就是他要自己重新编一部字典的契机。他的这部书就是要给人纠错的，所以书名叫《音义辨讹》。
在村中一条东西大街路南的巷子里，我们找到了周传冉的家。起脊房、木头门、泥巴地，和村中大多数人家铁大门、水泥地、磁砖、铝合金的高大平房相比，明显已经落后；要是和鹤立鸡群般的别墅小楼相比，则已可以说是寒伧破败。
他的两位哲嗣都年已古稀，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种地，卖豆腐，其中一位一直单身。他们自己说只有小学程度，但说起与父亲有关的一些事来，却历历如数家珍，条理清楚。对诸如唐宋八大家是谁，欧柳颜赵的特点，某当地文人的字、号及轶事之类，也都能叙述明白。想请他们写下来，则坚予拒绝，说从来没有动过笔。
两兄弟搬出了一个破旧的箱子。打开来，灰尘飞扬，霉味刺鼻。我看到《音义辨讹》的稿本就有二十几册，此外还有大量读书笔记。老先生的读书笔记也有特色，他读《三国演义》，居然编成一册《三国演义姓名目录》，对书中出现的大大小小人物百多个，每人下记其出现回目和事迹。还有《明朝官员姓名》《各朝代各种族鬼神》，等等。
这些书稿和笔记摞起来有差不多一米高。都是用普通的白纸订成线装书的样子，大部分是毛笔写的小楷书，工致整洁，密密麻麻。翻看之下，使人陡然生一种震撼之感。在已经习惯了电子办公和文字打印的今天，这么多一笔一画手写的文字，那简至使人认为是工艺美术品，是文物，那背后是老先生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呕心沥血啊！
三
在这一堆文稿中，有一篇《音义辨讹说明》，其中说 ：
……将所有汉字俗字、同字、通字、本字、简化字、古字、籀文字、篆文字、讹字、科化学字、一字数音之字、一音数义之字、叶韵之字、有音无义、阙义有音、古有今无、今有古无之字，一字不缺，一义不遗，约十万上下。较《康熙字典》、现时《中华大字典》多一半有余……分四声、五音、八音、开、合、撮、齐一百零六韵，一百三十四行排列。横竖可读，有音无字者以红圈志之；一字有数字及数十字者，首一字用普通字，以便人人可认，注明历代诸韵、反切、现代汉语字母，按形、按音、按傍笔画多寡排列，异形者列后……注释包括子史、经传、诸子、诗歌、辞赋、天地、山川、飞潜、动植、地理、历史、器皿、科学、化学、乐器、方言、姓名、疾病、医药、食物等……不论文化高低，工农商学兵，聋哑废疾，除失目外，莫不一指即明，一说即详，义无一失的效果，名曰《音义辨讹》…… （原文无标点，间有误字，径作改正，下同）
可见《音义辨讹》是一部字典。据笔者了解，从清代编《康熙字典》，到民国时的《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以及建国后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字典》、《汉语大词典》，等等，无不是由数十上百人的一个班子花费数年精力才能完成。而周圣门却以一人之力，在几乎毫无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完成这么大一部字典。这也未免也太神了吧？而且，他释义中的那些子史、经传、诸子、诗歌……从何而来？总不会全凭记忆吧？
文章有叙述编这书的动机和过程：
……林彪四人帮所行覇权主义，以推荐为纲，有不识字的上大学当教师、任干部……竟把祖国文化传统弄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到了千钧一发岌岌危亡之际，时人悯焉。幸华主席、邓副主席……粉碎林彪、四人帮，欲挽颓救弊，普及教育，尊重教师……窃喜有祙线薄才、雕虫小技，在耕云锄雨之下，光天化日之中，抱精卫填海、荆山泣玉、愚公移山的精神，数次钻研，废寝忘食，焚膏继晷，不惜微生，贡献于国家人民。不避坐井观天之诮，以蠡测海之讥……予因文化水平太低，家庭困难，以致蔡伦似玉，蒙恬若金，又缺乏资料、明人指示……难免鲁亥之误。敬仰各位老师同人批评斧正，是予所幸也……
但最关键的问题是，书完成后怎么出版。那时候还没有自费出书的说法--即使有，他也出不起。于是，他便一封又一封地向外发信寄稿，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帮助。据不完全的统计，他发信寄稿的单位，有国务院秘书处、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大学、《光明日报》社、《文艺报》社、中华书局、山东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杂志、北京群众艺术馆等，甚至还有转邓（小平）副主席。
--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周老先生对社会世事其实已经相当隔膜。他写的那些之乎者也的信让人感到他似乎还生活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不直说自己缺纸少笔，却说什么"蔡伦似玉，蒙恬若金"！而且，他竟然不知道，像《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杂志和北京群众艺术馆之类的机关，其职责分工和他的书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他寄这些信是纯属浪费感情、精力和邮资。事实也是这样，虽然他的信一封封寄出，他甚至还附上回复的邮票，但这些单位能寄回一张诸如"不拟采用，原稿退还"的打印函就是不错的了。有的被转到县级宣传部门处理，其实也是无法处理，有的根本就如泥牛入海，永无信息。
现在知道的写这些信的时间，最早是1978年，最晚是1985年。可以看出，在那些年里，老先生被拨乱反正后的形势所鼓舞，发现自己苦熬三十年终于被解放，展现在眼前的是美好的未来。他觉得自已的所长终于可以为人所知为世所用了，于是精神奋发，精力充沛，把尽力推出自已的著作作为朝思暮想的目标。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些年的多少个风晨月夕，老先生在昏暗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多少次步行十几里到乡邮政所发出那充满希望的邮件，然后望眼欲穿地聁望着邮递员能带来好消息，以致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不知道周家柳沟这个老头到底有什么来头。
结局毫无悬念，他的信被层层批转，最终带给他的是失望；他的稿子（除《音义辨讹》外还有一些短篇诗文）像一群经过长途飞行的鸟，疲惫地回到老人身边，从此被深埋箱底，一任虫啮尘掩……
四
下边抄一封退稿信 ：
周圣门同志：
您投给我局的和从各有关部门转来的《音义辨讹》一稿已研读。《音义辨讹》和旧式字典如《集韵》《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相比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和新式字典如《辞源》《辞海》、还有即将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相比又不及。而这些新旧字典近几年已大量印刷，将来还会陆续出版。所以您的书稿不拟釆用，现退回。
顺致
敬礼！ 中华书局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
中华书局可以说是我国辞书出版界的巨擘，这封信写得也中肯客观。看来退稿的根本原因，在于稿件尚未达到出版标准。
这样的结果，对满怀希望的周传冉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他的沮丧和不甘心。可是在此后几年中，他依然继续写信寄稿，其中也有他写的诸如《批判四人帮》之类跟形势的诗文，在一些信中，他还继续向有关部门献言建策，如写信给《光明日报》，建议编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音义大辞典》，甚至代拟好了编辑大纲。又写信给中国作家协会，谈到自己拟再编"《音义辨讹》公本、母本两部"（何谓公本母本，笔者也未弄清），认为此事"非一二人所能，欲向当地机关联系，或聘请离休教师，或抽调在职人员，或招未考上大学的学生"协助，则"大约年余就能出版"……
写到这里，忍不住要对老先生的执著表示感动，而对他的不通世故不合时宜却只能深深叹息！
《庄子》上曾说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对孔子来说，这是褒奖，抑或是一种揶揄？我不知道周传冉先生是否知道他的所为是否可为，当我面对这些浸透了老先生的心血和期望的稿子和信件时，脑子里蓦然出现了这句话，出现了一个白发飘萧的老者的形象，他是庙堂之上的圣人，还是这僻远之地迂腐的农夫？
客观地说，从周老先生的生平来看，他年轻时虽然读过些书，毕竟足迹未出乡里，更兼几十年里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纵有学术兴趣，条件所限，也根本不可能进入甚至接近真正的学术圈子。而他所选择的编辞书这个努力方向，在当代尤其不适于孤军奋战。各种客观和主观的条件限制了他，所以他付出大量心血而终鲜所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有一首《著书有怀》诗：
天下事儿著作难，不知寒暑不知眠。埋头书案魂如梦，投笔鸾笺身似癫。继往开来宗孔孟，抓纲治国效回骞。左思右想千般苦，只落芳名在人间。
可说是自己内心的吐露和写照。
由周老先生我联想到了当今很流行的一个词 ："民科"。
根据百度搜索给出的定义，"民科"是指我国体制外、非官方的民间科学家群体。他们富有狂热而近乎执拗的热情，但他们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往往有很多惊世骇俗的结论和举动，譬如质疑相对论，设计永动机之类。很多"民科"人员为了其理想而舍弃世俗的一切，甚至搞得穷困潦倒，妻离子散……
这个定义对"民科"的评价基本是负面的，甚至说"民科"人员具有某种精神方面的不健全。我不忍把这样结论用到周传冉身上。而且，周老先生与上文所说的"民科"的根本不同的是 ：他是接受基础范式的，只是他无法跟上范式的进步；他的结论并不惊世骇俗，而是已经落后陈旧。
五四运动时周传冉已经9岁，他成年后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代。但从他留下的文稿中，我们竟看不到新文化的任何影响。是他出于本能的拒绝，还是他根本没有接受的机会？我看应该是前者。
现在看来，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未必应该全部被否定。近代历史上像章太炎，像辜鸿铭，当代学人像徐晋如，他们的观点纵使不能完全被社会接受，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何况，又有哪一种主义和观点会被所有人赞同呢？
从这个角度上，我理解周传冉。
人们常说，只要努力了，不须要计较成败！鲁迅先生就曾经热情地礼赞过那个为追赶太阳而最终倒于途中的后羿，说他是失败的英雄。如果周老先生地下有知，我们只能用这样的说词安慰他了。
五
那堆稿子中，有题为《文艺杂稿自作》的一个本子，是周传冉写的诗、文、对联之类，都是八十年代作，很有时代的烙印。
他读了1980年9月《人民日报》上的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讲话，便写了一篇《思想感想》，洋洋洒洒数千字，从自己家乡柳沟村的历史，写到了林彪四人帮的祸害和自己的遭遇，又写到了农村新形势，还写到自己进城卖菜看到的种种景象。最妙的是他使用的文体非诗非文，多是四字一句，排比铺陈，不嫌啰嗦，又合辙押韵，倒使人想起民间的讲唱曲艺来。常令人读得忍俊不禁。下边抄一些以见一斑 ：
……余居兖南卅里许，乃弹丸之地，亦偏僻之壤（自注 ：如阳切）。以柳为号，因沟成庄……况元圣世胄，东鲁家邦。吐握殷勤，贤士颉颃，禹门汲浪，辅相王匡。三千代远，八四为氓。舞勺入塾，绛帐在庠，寒来暑往，日就月将，衣钵直授，未明芸窗……报纸未订，广播莫详。似憨似儍，忽癫忽狂。恰似穴中老鼠，畏猫畏虎；又像海底小鱼，怕风怕浪。然以劳为主，灌园栽桑，自食其力，拥篲采蝱。鸡鸣干活，月落烧汤。家有犬子，事各不行（自注 ：寒冈切）。未入学校，只光抬筐。说话缺少诗书味，举止不同翰墨郎，一无天台食麻饭，二无蓝桥饮琼浆。他人微睄是蠢汉，自己方说乃文盲。原因所在何地，毀到林彪四人帮……
再录一段写进城卖菜：
……生不逢辰，命途多舛。日月已逝，桑榆非晩。下定决心，进城游览。散步抒情，得开界眼。人物变迁，社会发展。慢慢一摸，囊中没钱。冒雨剪韭，日月肩担。五更起，半夜眠。遵大路兮载笑载言。疾似飞鸟，快似风帆。过去马青，就入城关。把挑一搁，歇歇闲闲。价目不讲，称秤不瞒。好歹卖净，腰有盘缠。跑进饭店，汤辣包煎。鲜鱼竹笋，百合子莲。猴头燕窝，鱼骨卷丹。海参羊肚，凤髓龙肝。易牙施术，燧人钻研。煎炒烹炸，酸甜苦咸。大件小碗，紧往上端。－桌未饱，半日方完。大街小巷，左聁右观。说书的讲古，卖艺的耍权。小猴戴帽，老虎钻圈。瓜果满市，蔬菜摆摊。猪羊鸡犬，膘肥肉鲜。澡塘戏园，文武唱欢。穿红着绿，装神装仙……
以下还写到街上所见种种，如商店，如学校，都细细描写，虽难免枝蔓芜杂，却倒也内容丰富，颇有看《清明上河图》的味道。为省篇幅，不再多引。
还有一篇《游泰山兴怀》，说自己偶然想起孔子说的"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话，便"一心想游泰山"：
……惜囊中羞涩，下气柔声，乞邻乞友，借了三元钱，办了半生半熟几斤给养，穿上不露体的衣服，儿女嚷闹，兄弟阻拦，亲邻讥刺，车上拥挤，如在囹圄。更兼讨宿困难，蚊咬蚤啮，夜不成寐，匍匐蛇行，临渊履冰，两三天的时间，才到玉皇绝顶。当斯风日清美，心旷神怡，逸兴遄飞，万虑消沉。有桃源渔郎之想，忽悠然而动遐思。观物类之成败，人事之否泰，国家之盛衰，天地之变化，尽彻心中。惜钱也光了，粮也净了，不知受了多少困难，遭了多少危险，这是一桩个人琐琐小事，固不足为外人道也……
不知道为什么，读到这里，忽然有一种鼻尖发酸的感觉。觉得这位破衣烂衫的白发老人，竟有点儿像那位恓恓惶惶的孔子和鲁迅笔下劝人行义非攻的墨子，更像《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和王玉辉……
在这里，我不想评论老先生诗文的优劣。我想，他的诗文的价值，不是在文学而是在社会学。那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他个人生活和思想的真实反映，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研究这种类型人物生活状况的鲜活个案。
曾有人称汪曾祺先生是革命年代的士大夫，我想效颦把周传冉称为后革命时代的文化遗民。时代的浪潮的把他抛入社会最底层，几十年后浮出水面时，他并未脱胎换骨，居然还顽固地延续着当年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其实就是一种不自觉的遗民心态。对他而言，总算仍能从舞文弄墨中找到一些生存的乐趣和意义；对社会来说，他的呕心沥血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就像那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自我感觉崇高神圣；在世人眼中却不过是闲谈时的笑料。
八十年代初，圣门先生曾有济南之行，拜访了山东大学著名教授殷煥先先生和蒋维崧先生。圣门先生有赠蒋先生诗："久仰蒋君品学高，相兼书法亦称豪。草真篆隶世无比，辞赋诗歌口似刀。继往开来不怕苦，耳提面命哪嫌劳。有时我若存门下，也象金銮被锦袍。"蒋先生书赠他一件条幅，录白居易诗一首： "平生心迹最相亲，欲隐墙东不为身。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毎因暂出犹思伴，岂得安居不择邻。可独终身数相见，子孙长作隔墙人。"款署"圣门同志正，一九八二年，维崧"。
他与蒋教授的接触应是以他的侄孙周广璜先生为中介。广璜先生是文革后的首届山大中文系学生，毕业后留校古籍所工作，又曾任山东大学出版社编辑和《文史哲》副主编，现在已是颇有成就的学者。
在广璜先生的成长历程里，应有他这位叔祖的熏陶作用。周家斯文一脉终得传承不坠，而且后来居上，想必晚年的圣门先生会为之自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