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相关的议题包含着我们对当下乡村以及乡村研究的某种忧虑和不安。它让我们反思，乡村的问题与乡村发展是否仅仅只是乡村的问题，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议题。这种反思承载着我们对仅仅把乡村视为一个局部的议题感到不安，以及乡村研究仅仅只限于政策领域的问题，我们感到不满。
乡村在中国人的世界中并不只是一个提供食物、贡赋的“车间”，它承载着人们理解个人与家庭、家族及国家关系的价值追求，而这些价值的理解与寄托都源自于人们在乡村社会中最基础的生产与生活。正是因为乡村在理解中国整体、安放国人价值寄托上的独特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乡村从来就不只是乡村，乡村本身就是中国。
清末民初以降，梁漱溟、费孝通等知识分子对乡村的反思与建设从来不是以乡村本身为目的的，而是以乡村为基础或载体来理解中国、探索救国与建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也是从乡村开始，但亦都未止于乡村，而是将革命与改革的逻辑推向全国，实现“农村包围城市”。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乡村逐步从理解中国整体的镜像转向单面化、局部化，这一方面与研究者在过于专业化的过程中自身整体关怀的衰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农业产值在整体产值及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比的全面下降有关，当农业、农民在整体中的数值化占比下降时，功利主义的思路便自然将承载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乡村视为一个局部性的镜像。然而，经济的工业化与人口的城市化不仅不能轻易地改变国人的生活逻辑与行为方式，相反它令卷入工业化与城市化之中的人们的焦躁与不安需要深度安抚。这种在转型与变迁中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及其产生的意外后果，或许促使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农村在整体中国中的位置，重新反思我们对农村的研究与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最近二十多年来，针对乡村的政策和乡村的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前人们对法治乡村、挽救乡村以防止其衰败的努力是具有高度共识的，但最近二十年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这种共识开始慢慢解体，导致这种共识解体的关键是人们在定位“乡村的意义”上发生了分歧。这种定位直接关切的是乡村在中国的价值与意义。一种观念认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之下，乡村的衰败是不可逆的潮流，任何的逆城市化和逆工业化的潮流而进行的建设和投入都是徒劳的。由此推论出来将大量稀缺性的资源投入到农村是“不经济”的政策举措，不仅不经济，而且也无法改变农村衰败的历史趋势。这种认知产生的基础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农业产值在全国总产值比重的全面下降。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乡村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并不能简化为对GDP的贡献，而要从更丰富的层面来理解乡村，比如生态、文化的多样性、文明体系等角度。在这一种观点中，研究者一方面强调乡村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功能，比如生态功能、文化多元性传承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格外强调乡村作为一种文明的基因，它并不会也不可能因城市的扩张和工业的扩张而消失。如果我们深究上述的分歧则可以发现，双方本质的差异在于认为中国是否能够由一个“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这里的“城市中国”并不仅仅或者甚至主要都不是人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占比，而是包含人们行为规则是否能够转变为一种“城市”所代表的普遍主义取向的行为方式。
分歧源自于不同的判断，但不管如何判断，一个基础性的事实是乡村相比城市要弱势，乡村的诸多要素都在外流，如何正视乡村的这种状况并引起我们反思，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反思的前提首先是要对未来乡村在整个中国发展中的位置与角色进行判断，一切政策的支持与研究的投入都有赖于这一宏观的定位。下面的六位学者其实都或明或暗地认同乡村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不可能消亡这一判断，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刘志伟教授关注的乡村社会文化的传承、刘守英教授强调的乡村内部农工结构的构建、周飞舟教授关照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延续、贺照田研究员关注的中国人的精神根基、熊春文教授对农业社会学的理解以及狄金华教授关注的转型过程中社会治理规则体系，恰恰构成了理解和把握中国整体社会的不同侧面。
刘志伟：城乡一体背景下的乡村定位及其可能
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也经常往乡村跑,也关注乡村的现状,试图去寻找一个历史现场，培养我们对历史的感知，当然也包括努力寻获一些历史资料。跑到乡村去，当然就要面对一个现实的乡村，就要跟乡村里面的人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情感，了解他们的想法，所以很自然我们对乡村也有一些非专业化、非学术的认识，而这仅仅是一些感性的认识；但另一方面，我们这种基于历史关怀的认识，这种从历史进程和历史逻辑中形成的认识，令我们在这些感性的认识背后，也包含了我们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一种理解和关怀，这样一种关怀和很多当代乡村问题的思考都是可以联系起来的。
按照我们教科书的习惯，本来应该先讲历史，但我还是想讲我自己刚刚经历的。我在六月份这一个月,先后到过福建、甘肃等好些地方的农村。在这些乡村里，我们看到很多现象，有些是矛盾的，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多差异。比如说，我在福建的永泰县，那里距离福州市区还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这里令我最感慨的是在乡村里面连一个小孩都没见到。过去讲乡村空心化，说乡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出去了，但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却是一个小孩（连婴儿）都没见过，更加不要说中小学生。这令我非常震撼！我们跑了也有十个八个村子，真的没见过小孩，小孩到哪里去了？因为没有了学校，所以小孩都离开乡村了！他们是不是都愿意到城里读书？村民告诉我们，有钱的当然愿意，没钱就很惨，到城里去读书对他们家庭来说就是最大的负担。
另外，前几天在甘肃调研，因为正是青苗会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热闹的乡村。青苗会在华北很多农村都有，农民在农历5月会搞很多乡村活动。在青苗会上，我看到了很多小孩，这些小孩基本都是小学生和初中生,他们在很多活动中差不多都是主角，他们非常开心，非常投入，活动非常热闹；甚至在一些场合中连成年人都没有，只有这些小孩,他们都会很熟练做各种活动，我当时感觉到,这些孩子可能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民俗活动的中心了。
乡村里面有很多孩子的存在,让你觉得这个乡村仍然很有活力，很有前途。其他细节我不讲了，只讲讲直接看到的景象。刚才狄金华提出的问题，让我想到我们一直关怀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乡村的变化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开始是用“空心化”的概念来表述，后来建设新农村、精准扶贫，国家都很努力去推动了，好像找到了怎么样挽救、重振乡村的途径，现在大家也许可以再次反思，这样用大量的资源投入乡村,是不是真的能够挽救走向衰败的乡村，我自己想到的一系列的问题是在这里。
我一直很困惑的问题，可能比回到乡村的话题更加沉重，这个困惑就是,未来中国是否还需要乡村。大家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时代受的教育，那时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就是“消灭三大差别”，而三大差别中的一大差别就是城乡差别。所谓“消灭城乡差别”，在我们小时候的理解中，毫无疑问就是要把农村建得像城市一样，那时候形象的说法是“楼上楼下，点灯电话”。不过，后来实际上的做法，一度是把城市人赶到乡下去，所谓“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些口号显示出，虽然以消灭城乡差别为目标，但如何消灭，其实是混乱和模糊的。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总的目标还是要乡村城市化的。如此一来，所谓“消灭城乡差别”便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不需要乡村的。那个时候虽然没有这么说，但却是很自然的逻辑。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在潜意识里造成一种向往，我认为这是人们的共识。理由很简单，最近几十年来,在国家机关也好，军队也好，工业企业厂矿也好，大学里面也好，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很多乡下的人非常努力上学、读书、高考、参军，真正的目标都是为了努力走出乡村，跟乡村说再见。这种个人的情感和追求，同我们的国家目标——走向城市化、现代化道路——是一致并互相加强的。
这样的一种去乡村化的趋势，虽然可能没有认真讨论过，也可能从来就没有人这么直截了当提出来，但大家潜意识里都会引向这个一致的方向，就是认为中国最终不应该有乡村存在了。我认为，我们的乡村走到今天这个状态，跟这种追求和期望可能有很大的关系。然而，中国真的不需要乡村了吗？如果中国不需要乡村，我们现在整天强调的中国特色、中国体制、中国道路，它的根在哪里？它的本在哪里？我们所谓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国家的原理、社会的体制、文化的结构、中国人的心灵结构，乃至整套意识形态、世界观，是不是可以在乡村社会消失以后，仍然延续下来？我们未来努力实现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是不是可以离开乡土中国这个基础？这个问题，也是我的一个困惑。
我几十年来一直在乡村做研究，在乡村跑了几十年，对乡村是有感情的。虽然我不是在乡村出生长大的，但是我对乡村有很深的感情。现代的城市人，喜欢用所谓的“乡愁”来表达对乡村的情感，不过这种对乡村的感情，可能有很多种：有些城市人把乡村看成清净休闲，寻找田园生活，返璞归真的一种途径；有些从小在乡下长大的人，乡村是一种对儿时生活的眷念；我不能说我对乡村的情感与这些“乡愁”不同，但我对乡村的感情，恐怕更多是从我在乡村研究中产生的理性思考演化出来的。多年来，我们都致力于从乡村中寻找“中国”原理，虽然一方面我们可能对乡土社会有很多的不适应，甚至有很多的批判和反思，但另一方面也深深体会到，没有乡土社会，我们会失去大地，悬在空荡的空间中。
我在乡村，接触到种种不同的人，听他们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也目睹甚至体验着他们现时的生活，感受到他们对生命、对人生、对生活的情感和欲求，常常被他们感动。这种感动一直在强化我的一种信念：中国社会的未来，不应该把深深根植于乡土社会的这种人性和精神遗弃。前些日子，我在甘肃南部一个乡村遇到一位老人，他比我才年长三岁，人非常聪明，知识也很渊博，人也非常好，但他不认识字。我感到很困惑，和我同辈的人，如此聪慧，怎么可以不识字？后来他讲了他的身世，听了之后我非常动容，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乡土社会的生命力，乡村中存在着一种原生的力量，这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我对乡村怀有的就是这样一种感情。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对自然界和外部世界的理解，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珍惜，值得我们去认识。当现在我们面对的乡村社会在眼前迅速消失的时候，情感上我觉得是不应该发生，但理性上我们也看到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我们可以说，以后的发展方向不是乡村的消失，而是城乡一体化，但我认为，所谓城乡一体化其实就是城市化，因为这个本质上是现代化的概念，而在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中，现代性与乡土性其实是不相容的。
然而，如果乡村消失了，我们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就得重新思考了。也许我们说，今天我们讨论乡村问题，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守护乡土、守住乡村、记住乡愁。那么，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乡村呢？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当然是城市化的乡村。1980年代时，好像主流的想法是走小城镇的道路，当时费老还健在的时候，他是主张走小城镇这条路的。现在我感觉似乎大家不再认同这是一条可行的路。那么，到底乡村的未来是怎样一种前景呢？如果乡村只是意味着农业，保护乡村只是留住乡村里面的旧房子，或者把旧房子改造成为小资情调的雅居。城市的人到乡下去，见到旧房子，常会赞叹说这个乡村建筑很漂亮，但说房子很漂亮的人，大多都不会住在那里，要住在那里的话也一定会把房子改造成雅致的房子。但如果是这样，如果乡村都成了城市人休闲雅聚的地方，它还是作为我们国家的社会文化根基的那个乡村吗？它最多只是一种城市的度假地。我在四五月的时候也到过江西的一个所谓传统村落，其实只是在那里建成一个旅游点而已。我们做学术研究，会把这样的乡村建设道路看成是中国乡村的未来吗？现在很多人还很热衷去做这样的乡建，我肯定也不反对，我也很喜欢到乡村度假；但是，这是另一个领域的话题，好像不属于我们要思考的乡村建设问题。
近年来，好像颁布了很多传统村落的名单，我不明白“传统村落”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传统村落是按传统方式生活的？还是只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开发旅游的地方呢？我相信时下各地还是很热衷于申报“传统村落”，我看到很多地方说，我一个县就有二三十个传统村落，我不清楚县里面致力于保护传统村落的人申报是为了保护乡土社会还是为了城市人的旅游，但我认为如果是旅游，它便不能成为我们做乡村研究的学者真正的关怀所在。有一个似乎是悖论的问题，当大部分的村落没有列入到传统村落的名单之中，就应该不属于传统村落，既然不是传统村落，那么就应该还是以乡村现代化为路径。但是，我们看到常常是列入“传统村落”的就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投入；未列入的，反而因为缺少外来资金的投入，而更多保存了原来的乡村面貌，只是常常就凋落下去了。对于大多数乡村来说，现代化目前可能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我们现在还只是把乡村的贫困状况改变过来，不让乡村那么衰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但作为学者，我们还是要思考“中国的未来还需要乡村吗？乡村是什么？乡村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类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以我的孤陋寡闻,我觉得比较能够看到乡村未来的，是我在莆田乡村的所见。莆田乡村给我最强烈的感觉是，乡村里面住的人都在乡村，但是他们的生意，却大多不在本地。那么乡村是不是只是他们回家度假、消解乡愁的地方呢？我看也不是。他们同时在乡村里面做了很多乡村建设的事情，让乡村的社会组织、生活的样式，甚至乡村里面的文化、乡村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都保留下来，而且还有很多现代性的创造。当然，如大家所知，莆田乡村这种模式是由所谓“莆田系”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的。我不敢说所有的乡村都可以按这个模式走。
现在更多的乡村，面对的还是如何走出贫困的问题。为了改变乡村的贫困，政府动用国家的力量大量地投入资金，从扶贫到建设新农村，再到发展工业和发展经济，这些做法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也有点怀疑。我觉得国家大量投钱进去，最高决策层的想法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但从我接触到的经验来看，县市的领导大部分是没有清晰目标的，他们认为这只是上面布置的工作，自己要突显出自己的工作成绩，所以就做了。这种工作的成效是差强人意的，很多地方都只是把乡村的房子刷成白色，甚至都不是刷整个房子，而只是刷了在公路上能够看到的那一面。而乡村的空心化还在继续，还在恶化，甚至现在有些新的政策措施，例如不承认户籍迁入城市或外地的村民资格，剥夺他们原本在乡村拥有宅基地的权利。我认为这实质上是要在乡村里面消灭“乡绅”，切断乡村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活力，这是一种毁灭乡村的做法。时间不允许我多发挥，简单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是首先应该通过研究去思考、去形成共识的问题。我们在农村的投入，国家可能有清楚的目标，但在实践中，却有时是非常盲目，乃至迷失的。
刘守英：乡村内部的农工结构与自主性发展
我以前总觉得讨论乡村问题还没到时候，现在我倒觉得是一个机会，来真正把乡村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整个对农村的理解是不是在讨论乡村问题？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你去乡村搞事，包括现在的“三农”命题，很多时候都只是人为造出来的。前几年，我在乡下看到很多人拿着相机在拍，拍了就是为了搞规划，搞设计。
这里涉及到我要讨论的事情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讨论是不是真正在讨论乡村问题。现在大量的研究背后的关注点都带有很强的政府思维，这种政府思维不是乡村本身需要的命题。在这种思维下，研究者和行动者有两种非常强的导向：一种导向就是政府要去农村搞事，就把这当成一种主流的导向；第二是比较强势的知识分子期望借此寻找话语权，这两种导向对于乡村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害的。第一种导向是整个乡村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第二种导向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话语在误导对乡村的研究。
我们先从第一种导向说起。现在政府的政策究竟是不是在讲“三农”？最热的时候很多人在讲“三农”，但实际上讲的并不是“三农”问题。政府实际上讲的是农业问题，农业问题讲的就是增产，是产多少粮食。产多少粮食跟农民有什么关系？是你要更多的粮食，是你要多增产粮食。粮食增产是农业部部长每年要说的事，你到农村去，你看农民关心的不是这些事。比如，我们第一位关心的是农业，第二位才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也不是说农民本身出了问题。实际上是你觉得他会给你带来问题，所以你去“关心”他。
我印象很深的是农民负担问题，以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我回老家的时候，村民都不理我们了，包括村里面我的亲戚都不理我们了。更早的时候我回去，他们都是给我送鸡蛋的，但后来我回去他们却见着我扭头就走，我说怎么都不送鸡蛋了？他们说，还送鸡蛋？现在一亩地才产400块钱，你们要收走500块钱。那个时候的农民负担特别重，它作为一个农民问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到了后来，城市化加速以后，农村出现了纠纷、上访，这些问题涉及的很多是农民权利层面的问题。这个时候政府“关心”农民，他们担心的是农民问题吗？不是，他们还是担心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这帮农民老往北京跑（上访），怎么才能不让他们往北京跑呢？事实上他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农业问题”，真正关心它的也是城里人。“农民问题”也是政府担心农民会来“搞事情”。如果真有“三农问题”，那么最弱的是“乡村问题”，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整个研究范式的问题。我们目前的研究范式很大的一个局限就是，没有把乡村作为独立的研究单位来展开。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关心的很多问题，比如农民问题、农业问题，都是政府关心的问题，但乡村本身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主体，实际上越来越被我们忽略掉了。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研究者本身关注的角度，第二个则是乡村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历史上的乡村建设其实存在一个“去乡村化”的倾向，难道真的有“三农”问题吗？乡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另外，在原来的“三农”问题范式中，一直都未真正地将乡村作为一个问题进行关注，对于政府来讲，他就不关心乡村这个事。刚刚刘志伟教授讲了，乡村消灭不就完了吗？消灭不就现代化了吗？但它这一轮出的问题却是它“衰却不死，衰而未亡”。在“衰却不死，衰而未亡”的情况下，乡村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原来没有觉得乡村是一个问题，以为只要乡村消亡就行了，但它却老是消亡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无法从乡村自身的主体性来理解乡村，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与特定的研究范式或视角有关的。换言之，这次中央提出乡村问题可能的一个进步，是让我们真正开始关注乡村问题。从研究范式来讲，就是要把乡村作为一个主体来进行关注。
近代的研究实际上有两个很大的分野，一个就是纯西式的研究，比如，卜凯等人的研究，他们讲的是农家经济；另一个则是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费老讲的是江村经济，他们是以村为基本单位观察，与西方范式以农户经济为单位是非常的不同。我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作品以后就感觉到，要对乡村的结构给予高度的关注，相反我们现在的研究对乡村结构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老是想改造乡村，从来没有思考乡村几千年活得其实也挺好的，只是进去的人说他们怎么那么苦啊，他们怎么那么穷，他们怎么那么落后，就像乡村建设派进去了嫌别人愚昧而要教人家识字。我觉得费孝通先生讲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反思：乡村有其固有结构，这个结构是乡村得以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学术界对这个结构的关注是不够的。乡村到底是什么结构呢？费老认为这是个“有机配合”的结构。农民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农民，他同时也是一个工匠。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就想着，要是没有考上大学，我就准备去做木匠。我们农村的小孩过年最希望的事情是裁缝到家里来，裁缝来家里做衣服的时候，小孩就可以吃到肉。传统乡村的结构是一个农工互补，这是它的业态。它的经济从来就不是农户经济，它的农业和手工业是相互配合的。
研究者在现实中看到的中国乡村农户，它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的农场。我去年春节带着学生下去农场跑，学生问返乡回来的农民，你干嘛（工作）了？这些农民说自己“种地也没几个”，那他大量的时间都干嘛去了呢？你问他，他自己也讲不清，他说今天帮人砍了树，明天放了两头猪，后天又卖了点什么东西。那这叫什么职业？当我们说他是一个农民的时候，实际上他在业态是有机配合的。但这个我们不说你是农民，我们说你就是种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乡村被破坏往往是因为有外力的介入和影响，这些外力很多时候是因为各种因素（包括思维）的误导。这种外力破坏的是乡村的有机结构，一旦这种有机结构被破坏，乡村就要出问题。从费老的分析来看，近代以来，历次的乡村危机都是因为这种有机结构被破坏掉了。它首先破坏乡村“农”以外的业态。近代的时候是西方的工业产品，比如洋火、洋材、洋布等，把乡村工业干掉了，农民就归到了“农”。“农”只是维持生计的手段，当农民的生活和生计都压到“农”上，所导致的结果就只能是贫困。贫困以后就是乡村的人往外跑，乡绅也往外跑，乡村的整个治理就由此而坏了。城乡的结构也是这样的。我最近也在反思这件事，城乡关系的核心是什么？一定是乡村有东西跟城市换，如果乡村只剩下农而没有工，那么乡村就没东西，只够乡村吃饭了，没有可以跟城市交换的东西了。一旦没有了交换，城乡这个结构被破坏掉了，这是第一次乡村结构的被破坏。第二次乡村结构的被破坏是自己搞的，比如计划时期的工业化，它跟近代的工业化导致乡村的危机是一个道理，它也是把乡村的产业完全窄化了。以前是洋货冲击了乡村工业，但这一次却是我们自己搞的最强工业体系闹的，乡村本身的产业窄化为只有粮食和种植业。这样的结果就是整个乡村原来的结构里面的农工全被破坏掉了，这样农民只能是更加贫困，农村可以跟城市交换的东西更少。所以，这一时期费孝通回到乡村所看到的便是苏州的有机循环又被破坏掉了。
乡村结构最好的状态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那时候恢复的恰恰就是乡村中的有机结构。当农村经济多样化，农民可以搞副业，可以养鸡，可以卖鸡蛋；接下来又可以搞乡土工业。刚刚刘志伟教授也讲了乡镇的发展，事实上当时既有乡镇企业也有小城镇化。正是通过这些环节，乡村的有机结构又恢复了。我认为，当前这一轮乡村的问题主要是出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我反对只要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一定得现代化，这里乡村问题的核心不是要不要工业化的问题，而是工业化的方式。我们这一轮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导致了几个负面的效应。一个是原来的乡土工业和城镇彻底衰败。第二个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本身有问题。我们的农民进城和进入工业基本上都是“撞”进去的，“撞”进去之后政府还不准他们“落地”，这样农民又只能被动地回到农村。农民被动回村又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是乡村本身结构的重组与世界形成反差。大家都关注到中国农业的产值份额下降了，就业结构也下降了，但我们的产值和就业结构这两个层面的下降与世界差别很大。我们农业的产值份额占5%，但就业份额却占20%，接近30%，这是一个与世界的反差，原因是农民进城之后在城市没有待下来。其二是农业报酬上不去。以前讲现代化农业时只讲产值和就业两个份额的下降，却没有人讲农业报酬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使得农业越做越强，但我们是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在就业份额下降的同时，农业的报酬却越来越低。这两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农民更往外跑。这一轮农民向外跑的重要原因就跟农业没搞头、乡村没有希望有直接关系。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方式。这一轮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园区工业化的模式导致乡村结构被破坏得更加严重，最后导致了乡村衰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个大的方面，做乡村研究和乡村发展一定要关注乡村的结构。乡村有它自身的结构，如果破坏了这种结构，无论是西方市场经济的方式还是计划经济的方式或是工业化的方式，都有可能导致乡村更加衰败。
第三个大的方面是做乡村研究或乡村发展需要做一点预警。
当下这一轮可能是历史上最强一波的外力进乡村，它所导致的对乡村的破坏，是需要高度关注的一件事。这一轮的外力可能是所有历史的外力都没法比的，而且这种力量进到乡村以后，由于我们对整个乡村现在的状况认识不足。我们对现在的乡村治理、乡村产业、村庄居住，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次外力下乡村以后，给乡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可能我们现在要有预判，但这个预判的背后是什么，最危险的也是前面刘志伟教授所讲的，大家都觉得乡村是该衰败的，该消失掉的。
现在我们要做的预判，首先就是中国未来的乡村是不是一定会消失。如果是乡村一定会消失，乡村都死掉了，无非是你痛苦一点；如果乡村不灭，则要另当别论了。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宏观的判断。以我自己的认识来看，乡村也是不会消失的，但面对乡村我们要解决是“衰而未亡”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制止乡村“衰”的问题。针对这个预判，我们要做一些研究，看乡村的未来是不是村庄的终结。
再一个，我们要对农民好好做一些研究。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的惯式，农民是什么样的？我们通常只是下意识地按照我们的理解来想象农民，而对农民没有进行好好的研究。我离开发展中心的时候参加过一次精准扶贫，那次可是把我教训深刻了。在云南的一个村子，一户贫困户家前面有一块湿地，那时我还在政府机关工作，还带有很强的政府思维。我对那个农民说，你翘着二郎腿，听着音乐，怎么不养一头牛？他看了我两眼，又继续哼着他的音乐。我又说，你应该出去做点什么事，他又看了我两眼，又接着听音乐了。这个农民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我们老是以我们以为的农民的样子去认识他、改造他。我们要重新认识农民，要认识现代农民的变化，到底哪些变了哪些没变。尤其是变了的东西，哪一些变了，我们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到底什么是农民？什么是现在这个阶段的农民？举一个例子，前一阵我带一个学生到乡下去做调查，这个学生看到一群农民戴着斗笠，用一块布把脸罩着，骑着摩托车从城里往家赶。我的学生就在那儿拍照，我问他在拍什么，他说，刘老师你看这一群人是什么？我说是农民啊，他说不，这是一帮产业工人，农民阶级已经消失了。这个事其实说明现在的农民不同于以往的农民，那现在的农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没有好好研究。
其三要好好研究村庄。我们对村庄的研究更多是把它当成一个物理空间，村庄有它自己的重要性。我们一般认为，整个中国的乡村是两个载体，一个是小农，一个是村庄。村庄是各种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又是由制度串起来的，村庄就是由各种制度串起来形成关系的总和。村庄之所以不灭，就是因为这些关系不灭，这些权利不灭，这些制度不灭。这些制度还有它的伦理规范，这些都需要我们好好研究。村庄的形态是要高度关注的，传统的中国村庄以农业为半径的，未来村庄对农民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未来村庄的形态至少在两个层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个是农耕半径的变化，第二个是村庄对村民的意义。村民要村庄干什么，村庄是他的根，这根不是为了回来种地，即便以后几个村合并在了一起，这个认同发挥作用也不一定非要在原来的村庄物理空间里。
第四个需要关注与研究的就是城乡关系。
乡村用什么东西来跟城市交换，这是城乡关系的起点，不是城市去乡村做什么。作为我们思考城乡问题的基础，乡村到底用什么跟城市去建立这个有机联系。现在很多人关注的是什么呢？城市到了哪，哪里的乡村就能活，现在都是这种思维。你仔细想想是这样的吗？乡村没有东西与外面去交换，就断掉了。城市再多的东西进到乡村，乡村也起不来，核心是乡村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跟城市对流与交换。我前面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乡村的新变化，这其中也包括农业。农业是我们误解最深的一件事，我们认为农业就是让人吃饱肚子，把人从瘦子吃成胖子，这是有问题的。如果农业就是种植业，农业就停留在这个概念上，乡村是不会有希望的。到底什么是农民？什么叫农业？是什么样的乡村？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研究它们的变和不变。现在是到了真正开始做乡村研究的时候，不管城市化到80%、90%，从乡村作为本位来研究乡村问题现在才开始。我们原来都只是研究农业，捎带研究一下农村，把乡村作为一个单独的载体、一个研究单位来研究，现在才开始。
周飞舟：农民工返乡与“城乡中国”的形成
看待当前中国的城镇化，除了具体的经验研究之外，还应该具备一个整体性的视野。这个整体性视野应该是纵贯历史和现实，统括城市与乡村，用这样的整体性视野，我们会对中国乡村的未来形成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本来即起源于城乡的分野。社会学的兴起就是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过程紧密伴随的，所以社会学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城乡的分野以及城乡关系。社会学在产生的时候就是作为一门“总体性”的社会科学出现的，注重从结构和关系来看待具体的社会现象。所以看待乡村和城市问题也是如此，不是独立的看待。这种社会学的方式也非常适合看待和研究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国过去的城乡二元分割到快速的城镇化，从一个“乡土中国”转变到现在的“城乡中国”，城乡之间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地隔绝过。改革前的二元体制是从制度上隔断人的交流和流动，但是这种隔绝人的交流和流动却是和规模巨大的粮食、税收、工副业产品的交流和流动相伴随的。在“隔绝”的时间里面，在城乡二元分割最严重的时候，农村为城市贡献了大量的粮食和税收，对城市的发展作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很多情况下，城市和乡村是以一种复杂而隐蔽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再例如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之下，城市建设要扩张，就需要有建设用地指标，而在国家严控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可能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推动离城市很远的农民就地“上楼”来节省出建设用地指标，再通过复杂的制度方式达到城市扩建的目的。所以，一个离城市很远的村子在村里盖了单元式的住宅楼，农民由平房搬到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里去，这种行为的直接推动力来自于和这些农民没有任何关系的城市，这就是当前中国城镇化造成的城乡关系的复杂现实。
以上这是从制度层面谈城乡关系的复杂性，下面我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来谈。社会学最关注的主要是人和人群。最近30年以来，在城乡之间有一群特殊的人，我们叫流动人口或者叫农民工。这些人发展到今天已经将近3个亿。我们要回到乡村会不会消失或者乡村的未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如何，他们以何方作为自己的归宿。这个规模庞大的人群，从生产方式上来看，他们早就不是农民了，他们主要的时间在工厂里面上班，住在工厂宿舍里面，是典型的工人，而且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里，所以我们计算城市常住人口时也把他们算成了城里人；但在另外一个方面，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从他们对家庭和生活的安排上来看，他们和城里人又不一样，这种不同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造成的。
2017年我在石家庄附近的农村做一个城镇化研究的调查，问一个农民他儿子在哪里打工，他回答说“在上海上班”。我问他为什么去上海，他回答说去哪里并不重要，他去上海上班和“你们北京人”住在海淀去朝阳区上班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距离远近。因为上海太远，所以他没有办法每天都回家，只能一年回家两次。这个回答背后的意思是说，他虽然在城市里作为工人在进行生产，但是他所希望的生活方式，并不在他的打工地。很多人听到这个讲法会有疑问，以为这只是“父亲”的想法，在外地打工的儿子不会这么想。我想引用今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王欧博士的论文来回答这个疑问。王欧博士用“多点追踪调查法”调查了几十个青年农民工的生活史，用两三年的时间追踪、访谈和观察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他的论文最重要的结论叫做“流动的新传统主义”，实际上指的是农民工的“家庭化”。他在研究中发现，青年农民工在结婚以前，过的是完全是一个城市青年的生活。他讲了很多农民工的故事，一个月要唱好多次歌，他们也开派对，过非常城市青年的生活。他们也从不攒钱，花的比挣得多，因为他们在20多岁时，父母是还强壮的劳动力，不需要他们的钱。但他们就是会结婚。结婚的房子、彩礼、车都要靠父母。他们一结婚一生孩子之后，他们就变成了父母，生活方式便完全改变了。王欧把这种改变叫“新传统主义”的意思就是变成了全为老婆孩子，原来就想早下班去K歌，现在就是想着多加班、多挣点钱。
我今年夏天在甘肃一个贫困村做调查，有一个农民给我印象特别深。她今年是25岁，她18岁的时候嫁到了这个贫困村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女青年的时候，她身边有一个7岁大的男孩，手里抱着两岁大的男孩。她很干净，脸涂得特别白，完全不像一个农民。我们跟她访谈，她的经历让我很吃惊，因为王欧博士论文里写的情景真实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这个女孩是天水的，天水在甘肃是大城市，她娘家是天水郊区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农村。她在天水市打工，认识到了一个从这个偏远贫困村里来的男青年。因为两个人租住房在一起，就嫁给他，后来嫁到他家之后才知道他家非常穷，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她嫁到这个村八年生了两个孩子，她要养两个孩子，上面还有公公婆婆，就不能出去打工了。只能她老公一个人出去打工，还是在天水市打工，在一个沙场里每个月挣4 500块钱的工资，他们这个村地多，他们家有20多亩地，她变成了这个村里的种地人。她公公也在宁夏打工，她婆婆跟她在家，这两个女人一个看孩子，一个种地。我问她，你将来怎么办呢？她说，等孩子可以上小学了就出去打工，让婆婆一个人在家，那个时候公公更老一点，他会回来，一起看这两个孩子，并做这两个孩子的陪读。在真实的农村场景里，站在这个女青年对面的时候，我们不能站在城市个体主义的角度说她之所以陷入这个地步就是纯粹因为爱情。她特别有代表性，因为这是农民工群体特别典型的情况，她其实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当初她如果看到了这个村里情况很差，她就不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她去选择另外一个。她选择谁呢？其实大部分打工的农民工的老家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再说特别好的也不会和她在一起。她的经历是有一些必然性的，尤其是一旦选择结婚生子，她就必须面对这个局面，不能和老公一块出去再打工，过她结婚前想象的生活，只能是在家里。
我讲这个案例是想说明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他们一旦结婚，他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老婆、孩子。我们看这个巨大的群体，它其实是有代际更替的。农民工群体从出现到现在也快有30年的时间，这群人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已经开始有第三代农民工出现了。这群人代际之间就像潮流一样，不断地这么流动，下一代重复上一代的命运。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制度结构下，只有两种可能跳出来脱离这个潮流：一个是他发财，因机缘挣了好多钱，但这不是一个常规途径；另外一个常规途径就是孩子的教育，怎么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小学中学，让他考一个本科，至少他们家打工的代际传承就结束了。这个女青年的案例也是如此，她生活的希望就是她的两个孩子的学习。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城乡之间真正的连接途径是教育。这个途径不是简单的体制或制度形态，而是农民工群体心里的城乡关系。这又是生活方式之下的基础因素。否则我们只看生活方式的话，结婚前的农民工群体比城市青年还“城市”，结婚后他们变成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那他们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
王欧的博士论文还写了一个特别大的群体，即有一帮找不到对象、变成了大龄单身的农民工群体。这些大龄单身的农民工，他们没有结婚，继续留在城市，每天下班之后过一种城市夜生活的日子。这些人的未来是什么样的？王欧在自己实地研究的基础上给了一个悲观的图景和结论：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会变成以赌博为生。以赌博为生，就意味着他们被抛出来到一个常规的人生的结构之外，变成了一些特殊的人群。这样的群体即使住在城市，我们也很难说他们就是城市化了的群体。
这里就讨论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认识城市？一个人到底算不算城里人，在社会学看来并不取决于他的生产方式，甚至也不取决于他的生活方式。一个城市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城市性。这种城市性和消费主义、和时髦不时髦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这种城市性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兴起所产生的一种新的价值理念：以个体为本位，人与人的关系以契约为依据，以团体为依归，这是一种“有机团结”下的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形态，本质上和西方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把这个叫做城市性，今天中国的城市在什么意义上算城市呢？中国城市里拥有城市户籍的城里人有多少城市性呢？更多的是一种混合形态，如同刘守英老师文章里所说的“城乡中国”的形态。
最后讨论一下乡村的未来。我最近几年一直做扶贫的研究。中国的乡村是有一个特别深厚的土壤，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外部环境下会发出不同的芽。它的地面上可能寸草不生，但不等于它不会发出芽，只要水土气候合适，它就可能生机勃勃。我从费孝通先生做的乡镇企业的研究来展开这个论述。费先生晚年最出名的研究就是关于乡镇企业的研究，他说乡镇企业有三大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正好相反，苏南模式是集体产权，完全是集体的，而且有高度的行政化。温州模式是“红帽子”乡镇企业，名义上是集体企业，实际上是私有企业，是家庭小作坊。他在苏南写的叫“小城镇大问题”，在温州写的是“小商品大市场”，他是说这样一个个小的家庭作坊其实是和很大的商品市场连在一起。费孝通先生的高明之处不是他区分了这两种模式，而是他说这两种模式其实是一种。他仔细研究了温州模式的家庭作坊，发现它们都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独立的家庭作坊，他们都是靠亲族关系和朋友关系连在一起，其实是一个个的小型的“无形”的工厂。苏南的乡镇企业和温州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费先生说在苏南的乡镇企业里面，从他们运作的过程中，从他们和外部联系的过程中看到的都是传统社会大家族治理的影子——其实乡镇企业背后的治理结构中有家长制和家族制的影子。农民之所以比较容易地认同这个集体的观念，是因为农民的集体观念和过去宗族的观念一脉相承，只不过它在这个时代的环境下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发出了芽，但土还是那些土。乡村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它有特别深厚的土壤，你把上面的芽产掉了，或者它现在没有水分，这都不等于将来不能发芽。所以我觉得乡村衰而不亡，所谓“不亡”的道理正是在这个地方。
从我个人研究来看，当前这个时代，能够促使乡村土壤上发出新芽的是乡村产业的发展。如果我们用城市乡村的二分法，尤其是脑子有一个“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再到“城市中国”的简单进化论图景，我们就会觉得乡村没有未来。其实现实的发展不是这样的途径。我去过很多乡村后发现，中国的乡村在进行特别大的转型。因为人口的大量的外流，有些乡村人变得很少，变成空心化，有些乡村却变得非常繁荣。乡村繁荣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乡村工业、乡村副业做基础，城市里生产工业产品要有原料，城里人总要吃水果，吃各种东西，这些东西得有一个使农民从纯粹小农的家庭生产转化成商业生产，从自然经济转向一个商品经济的过程。这个过程如何转？这就和农村将来的形态有特别大的关系。我最近几年调查了很多的村庄，其中有很多产业兴旺的地方。它之所以兴旺，其关键要素就是它一定不是一个单独的村庄，而是和外部有着特别多的要素交流和各种联系，我管它叫“县乡村产业体系”。我们单独看一个农户的家庭单位，它自己有一个多样化的种植和养殖的计划，有个生态性的配合，是一个“有机”的生产和生活结构。把这个有机结构扩展出去，在“县乡村产业体系”内怎么样形成一个多样化的农业、副业、工业，形成一个既有社会化服务，又有丰富的家庭生产，生产又有多样性，能够既既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满足当前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面对的各种约束条件，这是我们谈乡村未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础。
最后回到人的身上，从“新传统主义”的角度看，农民工群体随着年龄的增加，到50多岁的时候必须要回来。对于这个讲法有很多人质疑，要求拿出数据来证明有多少人会返乡。这个并没有好的数据，也不会有好的数据，因为返乡农民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返乡人口。我们去做调查，尤其是去填问卷，他不会认真给你说的。你问他还会出去吗？他说不出去了，你就填上返乡人口；你一走他就出去了。农民工返乡是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来完成的，他返乡是以不断返乡、不断外出——越来越频繁的“回来”这种方式返乡的，并不是以“不出去”的方式返乡。我们在很多村做调查，看到很多人回来，其中大部分是因为老人不能动了，他必须得回来。他们是乡村的希望，他们并不是回来简单地务农，他们回来之后，县乡村三级多样化的产业体系正是承接这批人，这批人也是这个体系建立的希望和领导力量，这是人和经济和社会互动的、互相促进、互相构建的关系。在这样的区域乡村也是有希望的，也不必强分是城市还是乡村，就可以叫城乡社会或城乡中国。城乡中国中的人，仍然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人，这可能就是整体性视野下的中国乡村的未来。
（作者：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