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就希望找到一种摆脱运气影响的生活，那就是哲学沉思。只有圣贤才能过上这种生活，而生为圣贤，靠的仍是运气，可称为“内构的运气”“性命运气”（constitutive luck）。
今天，道德主义所设想的道德，也不受运气影响——道德价值是“无条件的”。而且，所有理性行为者都有道德能力——跟他的出身等等偶然因素无关。这种观念提供了一种慰藉：人世虽然不公，但所有人其实都能分享终极正义。作为慰藉，人人都能有道德还不够，道德必须至尊，才能提供有力的慰藉——在一种最重要的价值上人人都是平等的。
上述道德观念根深蒂固，使得“道德运气”这个说法难以想象。然而，即使只把道德理解为动机，它也是“有条件的”，依赖于内构运气。但不讨论这个，甚至先不谈道德。我要讨论的，是康德道德观念中的另一个事绪：行为者回过头来看反思评价之际，他做的那些事是否得到辩护，能不能无关运气。【离开大目标，单讲辩护。】这样做，是因为大多数人都错误地认为理性辩护无关乎运气（因此不可能有回溯性的辩护）。直到最后，我才回过头来谈到道德。
现在，威廉斯依照部分历史重构了一位“高更”。一个要点是，这位高更在乎一般社会要求，但他为了成就艺术不顾这些要求。
他能为自己的选择辩护吗？威廉斯主张：在这种情境下，能为他的选择提供辩护的将只有成功本身。他若失败，他就做错了，他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那样做了而他能得到辩护。他若成功，他就有理由那样认为。本文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要论证辩护可以是回溯性的。
这不是说他一定能在任何意义上向其他人，或至少不一定能向所有其他人，为他自己提供辩护。尤其是，那些因其决定遭受痛苦的人仍然有说得通的理由来责备他。他无权让他们接受他的辩护；不过，要是失败了，他甚至无话可说。
无法创建任何道德规则来为高更提供事前辩护。
功效主义面临这种情境也无计可施。尤其是，功效主义只讲结果成败，不讲由于内在原因还是内在原因。败于外在原因，你不能为当时的选择提供辩护，败于内在原因，你则被证明为非。
这里谈的不是很外在的运气，也不是内构运气，而是内在运气。什么是“内在运气”？威廉斯有下面一系列说法：“内在于其计划的运气”；能证明其对错的运气；一个人能不能是他曾希望会是的那个人；与曾经纳入他的决定的那些考虑相关的运气——他结果真的是如此这般一个人，而他原本也有可能（从认识方面说）不是如此这般的人；使得他身为画家这件事失败了。
下一段讨论了一个更细致的旨点。一个人可能在做出决定之际就知道他会取得成功。但就他当时所能知道的种种情况而言，他竟知道他会取得成功仍是个运气问题。
有两个区分：1，内在运气和外在运气，2，由行为者决定的事情和不由他决定的事情。在高更一例，内在运气和由他决定的事情基本重合。在高更一例中，内在运气差不多集中于这个问题：他是不是一个真正有天赋的画家，能够成功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工作？但更经常的情况则否。
于是引进安娜。她的内在运气牵涉到沃伦斯基。
安娜自杀，因为她失败了。
这里的关键是，行为者自己能够怎样前后一致地看待他们自己。引进憾恨。
“行为者憾恨”：为你做的事憾恨，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心理内容，还要求一种特殊类型的表达。
不是你的过失，你仍然可能有行为者憾恨。
行为者憾恨要求一种特殊类型的表达，例如补偿。但补偿不一定伴随行为者憾恨。
行为者补偿不同于仅只外在的补偿。他补偿时希望在赔偿之外还有修复伤害的意义。
有时候，完全无法补偿，行为者只剩下自我惩罚，这并不是什么非理性。人的历史是一张网，意志的产物被不是由意志产生的东西环绕着、支撑着，并部分地由它们所塑造。
只从有意无意来区分憾恨和悔恨是不够的。
肇事卡车司机的感受和高更、安娜的憾恨是不一样的。卡车司机撞人是非自愿的，这时候，他会有一个愿望，他希望他未曾做过那件事。但是，在高更和安娜那里，惟当他们遭受失败才会希望他们曾有另一种做法。
憾恨必定包含“但愿事情不曾如此”这样的愿望，但不一定但愿把一切都算上，你仍然愿望你不曾那样去做，例如两套道德行为或两种义务相互冲突。它们同特定辩护观有怎样的联系？这一考察把我们带到最后一个要素。
纯粹自我中心的审思者不必对其审思过程提供辩护，因为他不是在回应任何他人。这里若有所谓辩护，那只关系到计算对错。
一个人可能计算错误却得到好结果，也可能反之。这时候，他在一个意义上希望他不曾那么做，在另一个意义上希望他曾那么做了——既憾恨又心喜。
从他人提出批评这个角度看，这里能提出的批评只是关于计算的。但批评受委托人时则可能是抱怨，抱怨他不该过于冒险。
那么，我们来谈谈审慎。审慎只涉及理性计算，不涉及结果。
审思有助于将来应怎样处理一串相似的事情，但有些情况不是这样，而是：由于要处理的各种情境的结果可能互相影响，各个选项要放到一块儿来加以权衡，打包处理。
其实，几乎任何一个选择都会对其后所有选择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通常都得把各种情境合在一起来考虑。从而有了罗尔斯的一生计划这样的设想。我们当然不可能看清各种事情的互相影响，一生计划能保障的是：现在的审思没犯错，于是，将来不管出现什么，我们都不必自责。
这等于我是将来之我的受委托人。这样，我就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我现在无法知道将来之我会怎么看待人生，至少，将来之我知晓的要更多。一方面，并不存在一种中立的通货，中立于现在之我的价值观和将来之我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我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的欲望和判断，这本身就由我现在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引向的生活经历所左右。
我们选择生活道路的视角必然来自此时此地，我们只能很有限地抽离于我们现在实际所具有的计划和偏好。
我们平常反思的时候，侧重于曾经做出的审思，而不是特定计划的成败。但在高更、安娜这里则不同，这里涉及的计划是他们的人生根本计划。它成功了，就是这个计划为他的人生提供了意义，他失败了，其计划就不会为他的人生提供这样一种意义，他就陷入了最根本的憾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决定对他来说可以因成功得到辩护。”
这一段的译文是：
在这些事例中，行为者为之做出决定的这个计划乃是这样的计划，他把自己深深认同于这个计划，乃至于，如果计划得以成就，他进行评价的立足点就会来自这样一种人生，这种人生将正是从他成功了这一事实中引出他的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他失败了，其计划就必然不会为他的人生提供这样一种意义。他成功了，他就不能在拥抱这一结果的同时又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对他的决定感到憾恨。他失败了，他的立足点就将是这样一个人的立足点：对这个人来说，促成那个决定的根本计划被证明毫无价值，而这（为简便之故假定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产生同等分量的其他计划）必定让他陷入最根本的憾恨。所以，他失败了，他最根本的憾恨将牢系于他的决定，他成功了，就不可能是这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决定对他来说可以因成功得到辩护。
这里的问题不是一个计划有多冒险的，而是，一个计划的结果是否左右着行为者对什么是其人生意义的感知，左右着他回望过去进行评价时的立场。若说冒险，这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冒险，失败将不是外在失败，而是内在失败。“遭遇内在失败，由之产生出其决定的计划本身就暴露出其空洞，不能够为行为者的人生提供根据。”
这一切跟道德又有什么关系？内格尔认为，高更在回望之际，他最基本的情感不一定是道德情感。
内格尔的一个理由是：高更也许无法面对他人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已经说了，一个行为得到辩护，不见得受害者就不再有理由抱怨。政治人物的事例，这里有所谓“道德代价”。
道德观察者也有理由为高更的成功感到高兴，如果他根本不觉得艺术成就有什么意思，那另当别论。
这当然意味着道德不是至尊的。
道德至尊会自动发展成道德唯一。
高更固然选择了放弃道德，但他在意道德，为选择放弃感到憾恨。换言之，道德在这个故事里扮演着重要角色。
高更的选择与道德的关系不在于，他成功了，就能得到道德辩护（道德辩护是说，他这样做是道德的），而在于，他成功了，他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道德憾恨。
道德概念的基本动机是营造决定与评价之间的有望超越运气的维度。现在，既然证成了道德运气，道德不道德还有多重要？
道德运气为我们留下一个道德概念，但它肯定不如我们现有的道德概念那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