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葛兆光所著《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
从“朝天”到“燕行”
大清帝国对于外面的世界，至少在乾嘉盛世之前，上上下下大多仍延续着两千年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想象。朝廷曾以大清帝国为中心绘制过几次有关周边世界的《职贡图》，想象着似乎仍然存在的册封体制，还有宫廷画家也画了《万国来朝图》记录各国人等到北京贺岁的盛况，人们始终沿袭着古老传统，一厢情愿地描述着想象的天下图像。
在这种“天朝”对“蛮夷”、“大国”对“藩属”的无端傲慢中，看起来清廷唯独对朝鲜还存三分礼遇，无论是谢遂个人绘制的《职贡图》还是内府官方的《皇清职贡图》，都很自然地把朝鲜国放在首位，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知文字，喜读书，饮食以笾豆，官吏闲（娴）威仪”，和中华相去不远。
这种关于藩国的等级意识，好像在清国官员心目中非常清楚，乾隆五十五年（1790）也就是在乾隆皇帝庆贺八十寿辰的仪式上，朝廷安排来朝觐的各国使者，就把朝鲜当作在文化血脉和政治关系上最亲近的藩属之国，说“朝鲜于事大之节，敬谨如此，宜作他藩之仪式”。这至少是从唐宋到明代照例沿袭下来的礼宾制度，尽管朝代更迭，已经从明到清，帝国统治者仍然沿袭着传统的观念，似乎很宽容地还把朝鲜当作最接近的藩属，位置放在琉球、安南、缅甸之前。
但是，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自从大清替代大明起，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觉就和过去不同了。顺治十三年（1656），坪麟大君李窅出使清国的时候写《燕途纪行》，回忆二十来年前在清国当人质的屈辱，就把自己想象成身陷匈奴的汉朝人苏武，而把大清帝国想象成匈奴，说自己“空抱苏武之节旄，日望上林之归雁”，这种“华”、“夷”颠倒的想象很有象征的意味。
顺治之后，经康熙、雍正到乾隆，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尽管大清仍处在“盛世”，这些朝鲜人仍然怀着这种心情，不时笔下就流露出对明帝国的依恋，常常发泄在无奈之下朝觐胡人皇帝的怨怼之意。一个叫做金锺厚的人，给曾经出使过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说，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
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了。
从万历皇帝说起：朝鲜人对大明帝国的认同
也许中国历史视野里面，那个葬在定陵的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君主，很多现代的历史书，包括牟复礼等合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和黄仁宇那部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都不曾给他多高的评价。但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
康熙四十三年（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只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阙之礼，则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义。
对于明代的眷念之情，并不止于对神宗再造之恩的感谢，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只是加深了这种感恩而已。对于大明王朝，朝鲜士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的文化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曾经在明初洪武年间到中国朝见明太祖的权近所作的《应制诗》二十四首中，就有：
愿言修朝贡，万世奉皇明。
圣主龙兴抚万方，远人来贡有梯航。
万里梯航常入贡，三韩疆域永为藩。
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
这绝不仅仅是一种“事大”的权宜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郑世龙《朝天录》中有《初入北京》一首，记载了他刚刚到北京时的文化震撼：“皇居气象偏知异，苍翠常浮万岁山。华盖共瞻天帝座，清都元隔软尘寰。茫茫人海流车马，井井官街画阓阛。领略也饶方寸在，只应蛙坎若为颜。”
那个时候，李朝的合法性，是需要明帝国来确认的，连他们皇室的系谱也不例外。嘉靖十八年（1539）到达北京的权拨，就特别到礼部申诉，明朝对于朝鲜宗系的确认，自从永乐元年（1403）、正德十三年（1518）到嘉靖八年（1529），虽然累次上奏，但至今没有成文进入《明会典》，这使他们很是“闵郁罔极”。就连那个由于漂海无意中到了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漂海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
这在当时大概是朝鲜的共识，尽管“尊明事大”也有策略上的考虑，尽管一些使者也看到明帝国的种种弊病，甚至深受其害不胜困扰，但是从上到下，仍然还是以明为尊。所以，在万历皇帝倾全力支持朝鲜抵抗丰臣秀吉的侵略之后，这种从政治到文化的全方位认同就更加牢固。
举两个例子，天启四五年间（1624—1625），洪翼汉（1586—1637）出使明帝国，曾经看到过明帝国魏忠贤和客氏弄权，天子昏愦而忠良被逐，朝政上下一团糟，而千辛万苦从海上绕道到北京朝觐的朝鲜使者，也被腐败的达官小吏反复勒索刁难；崇祯九年（1636）出使北京的金堉，也同样一次次地被看守朝阳门的宦者、守东长安门的火者敲诈，让他觉得“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有着很不愉快的经验。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对华夏文化和政治的认同却始终没有改变，洪翼汉见到能理解他的中国人，还是真心地说：“小国岂不知事大之义，而终忘大国之恩哉？向在壬丁两年，几尽没于倭寇，幸赖神宗皇帝字小兴灭之德，再造藩邦，至今动植飞走，咸被其泽。”金堉在回去以后写了《朝天日录》，申翊圣在这部书后的识语中就大大回忆了一番明神宗对朝鲜的恩德，并且感叹对明代朝贡已经到了最后一页，“冠盖结轸于幽燕，文章被服，彬彬华制。岂期贽币止于丙子，而使休止于伯厚已也，此东方百六之会，人之观此录者，宁不泚颡而酿涕也乎”。
正因为如此，在明清易代之际，他们面对过去曾是蛮夷，而现实中极其强大的清朝时，虽然有些畏惧，但心底里总是有些不屑。尽管 1627年朝鲜已经与后金签立城下之盟，但是，文士大臣仍然很坚持对于明帝国的认同和对后金的鄙夷。
1636年，皇太极建大清，改元崇德，四月十一日在太庙的典礼上“群臣皆行三跪九叩礼”，但是朝鲜春信使罗德宪和李廓，却坚持不拜太庙，弄得皇太极也无可奈何。同一年，在大清使臣的要挟和大清军队的压力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洪翼汉，以及李圣求、李景奭等等，先后上疏说：“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他们觉得，如果承认大清的名号，使得清人向外宣布“朝鲜尊我为天子”，朝鲜国王将“何面目立天下”，他们反对在国书外面改称“金国”为“清国”，因为“金是称汗时号，清是僭号后号”，表明朝鲜士人的认同所在。
但是，就因为这种态度，使得朝鲜人奉行的原来就很脆弱的平衡外交政策被打破，“大清”终于兵戎相向，而朝鲜在满清大军面前，被迫再次签订“丁丑约条”，同意“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并且改“奉大清国之正朔”，“每年进贡一次”。八年以后，原来的宗主国明帝国又在“乱民”和“蛮夷”的双重打击下轰然崩溃，原来朝鲜与大明之间的实际政治和经济关系荡然无存，仅仅剩下文化上的历史记忆。
但是，仅仅就是那些历史记忆，也使得很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服膺明帝国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痛心疾首，觉得“天朝”的崩溃仿佛是“文明”的消失。为了表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朝廷，外攘夷虏”。
“明朝后无中国”：十七世纪以后东亚还有认同吗？
在相互的对望中，可以看到彼此难以自我发现的死角，更可以看到彼此不同的眼光和立场，朝鲜使者的各种清国行纪正可作如是观。前面我们说到，在《燕行录》中体现的朝鲜人对于明代文明的固守与对清帝国的蔑视，奉明朝正朔而不用清之年号、坚持穿明代服装而抨击清代衣冠，自称中华而指清为蛮夷，其实，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当时朝鲜人的政治服从、经济朝贡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分裂，一方面又使当时中国人看到朝鲜人之后，不由有故国黍离之思，刺激了汉族历史回忆。这是一个历史的大题目，由此可以想到的是，在丰臣秀吉发动壬辰之役（1592）以后的日本、明亡（1644）后的朝鲜，似乎已经放弃了对中华的文化认同姿态，东亚诸国对于清帝国的这种看法转变，究竟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和思想？
近来，很多学者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学者都好谈“东亚”这个话题，有时候，“东亚”作为一个和“欧洲”或者“西方”对应的文化共同体，似乎也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可是，如果说这个“东亚”真的存在，恐怕只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事情。在明中叶以前，朝鲜、日本对于中华，确实还有些许认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汉晋唐宋文化，毕竟还真的是“广被四表”，曾经让朝鲜与日本感到心悦诚服，而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也就在这种众星拱月中洋洋得意。朱元璋刚刚重新建立汉族王朝的时候，他曾经说：“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在这种看似宽宏大量的话语下面，是天下归一的自信和俯瞰蛮夷的傲慢。
如果说，这种以中华为中心的文化认同暂时还可以维持“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存在，那么，这一切从十七世纪以后开始变化。
先是日本，自从丰臣秀吉一方面在 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为“神国”，一方面在 1592年出兵朝鲜，不再顾忌明帝国的势力，其实，那时的日本已经不以中国为尊了，不仅丰臣秀吉试图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就是在学了很多中国知识的德川时代的学者那里，对于“华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么按照地理学上的空间来划分了。从中世纪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这个时候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他们开始强化自我认识。1614年德川秀忠发布“驱逐伴天连之文”中，自称是神国与佛国，“尊神敬佛”，在文化上与中国渐行渐远，特别是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后，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形成所谓“日本型华夷观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
接着是朝鲜，毫无疑问，在明帝国的时代，朝鲜对于“天朝”也有疑窦与戒心，正如今西龙在《箕子朝鲜传说考》中说到的，朝鲜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有两种相反的思想：一是受到中华文化之教养而仰慕中国，甘心成为其藩属；另一是潜藏在民族性格内部的自尊思想，这两种相反的思想同一地呈现在箕子信仰之中。尽管他们对明帝国始终有离心力的牵引，但神宗再造之恩再次使他们强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洪翼汉，对实存明朝观感的恶劣与对文化故国认同的忠诚就是一例。
但是，本身是蛮夷的满洲入主中国，改变了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所以，朝鲜使者出使清国时，他们很清楚这是到一个文化不一样的异国，“衣冠非我也，语言非我也，风土非我也，形形色色，触境可骇”，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觉得自己是他乡人，所以才会“异乡逢辰，客心凄凄，土炕寒灯，归梦忽忽”。在朝鲜文人的眼中，“中国”似乎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历史上曾经如此辉煌的“大明”，一个是现实中已然堕落的“大清”。历史上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在朝鲜使臣的心中分裂成为不再重叠的两个，他们在文化上追随前者，在政治上臣服后者，这构成了东亚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道奇特的风景，并在观念世界中一直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