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六五年冬，北京。
杭州文士严诚、潘庭筠与朝鲜使臣洪大容展卷笔谈。严、潘二人对朝鲜人简素的衣着颇为好奇，问道：“贵国不着锦衣耶？”洪大容回答：“冬天远行，故亦着此衣，在家则不过着土产绵布而已。”若干年后朝鲜士大夫李德懋将这段笔谈录入《天涯知己书》时，还加上了一句犀利的吐槽：“东国非尚俭，全系贫耳。”看来朝鲜人自己也很清楚标榜“尚俭”，其实不过是借以遮掩贫穷。
为何朝鲜士大夫如此贫穷呢？ 这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 一方面也与朝鲜王朝（一三九二至一九一〇）的政策紧密相关。朝鲜立国伊始便以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意识形态，严守“士农工商”的身份界限，标榜“重义轻利”“重农抑商”“崇俭黜奢”，歧视商人、严格管控商业活动。但致富兴利毕竟是人之大欲，尤其是与明朝贸易颇为有利可图，因而十五世纪中晚期以来，朝鲜的译官、商人，这些非士大夫群体已然视出使北京为发财的好机会，通过加入使团与明朝商人展开贸易。频繁的贸易往来导致有明朝人认为朝鲜使团不是为了朝贡而是“为买卖而往来云”。朝鲜士大夫们视此评价为奇耻大辱，纷纷向国王建议管制对外贸易。大儒李滉（一五〇一至一五七〇）曾写诗批判道：“一自南人蚁坏防，中朝嗤我等行商。何能痛洗吾君耻，议法前时动庙堂。”从李滉的诗中不难读出朝鲜士大夫们对商业贸易的蔑视与抵触情绪。
必须承认，大部分朝鲜士大夫对待商业的态度与李滉别无二致。他们既不从事商业经营，更不会谈论“致富”之术，甚至还会建议采取措施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凡事总有例外，部分士大夫也曾强调商业的价值，希望通过商业经营改变贫穷的局面，并撰写了诸如《东方货殖传》《海东货殖传》《北学议》等一系列“致富经”。
朝鲜士大夫们从何时开始正视经商致富问题，并呼吁发展对外贸易呢？这样的声音从壬辰战争（一五九二至一五九八）结束时就已出现。一般认为十八世纪以来朝鲜使臣目睹了清朝的繁荣后才发出了“北学中国”、扩大商业贸易的呼声，但这可能忽略了十七世纪以降逐步形成发展的向中国学习的重商言说。壬辰战争重创了朝鲜原有的商业体系，摧毁了首都汉阳的市廛，导致汉阳城中物资供给困难。战后的朝鲜“都城残破，市肆皆空。前日坐市之商，死亡流移，百无一二。虽曰出市，都聚于钟楼一处， 所卖者只酒饼鱼菜”。然而跟随明军而来的明朝商人给朝鲜人带来了不一样的商业体验。一五九八年前后，“中原商贾多赍物货，项背相望。钟楼街路，设肆排货，不知其数”。更重要的是，明朝人带来的使用白银的习惯开始影响朝鲜人。在壬辰战争之前，朝鲜人之间的贸易多用米、布结算，虽然朝廷也曾试图发行金属货币，或者鼓励使用楮货，但都收效甚微。然而到了一六〇三年，朝鲜人交易酒肉、盐酱、柴草等货物时皆按明朝习惯使用白银。朝鲜士大夫们承认用银习惯“初则试用于唐兵买卖之间，行之既久，习俗已成，卖酒、卖柴之人如遇买之者，必先问银子有无”。换言之，明朝商人的商业活动让更多的朝鲜人亲身感受到明朝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并刺激朝鲜人一度改变了原有的结算习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部分朝鲜士大夫开始积极探寻明朝经济繁荣的原因，从而给朝鲜的国家重建出谋划策。曾在战争期间赴华请兵的官员柳梦寅（一五五九至一六二三）在《中江罢市辩诬启辞》中提到：“中国与万国通货，国以富强，民以殷盛。”哪怕是朝鲜的仇敌——日本也“流通数十诸国之货”。反观朝鲜自身，“山川迫塞，地出无多而不通域外之货”，所以才会出现“生民之困，最居诸国之下也”的不利局面。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在《安边三十二策》中极力批判“只知种作为本，而不以贸迁之末助之”的现实，呼吁学习明朝人在路边设置铺市，在接待往来人员的同时开展商业贸易的习俗。与柳梦寅一样曾有赴华经历的李德馨（一五六一至一六一三）赞同“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观点。他目睹了“中原之人，兴贩致富。浙江之人，辐辏买卖于辽东，辽东之人，驴载小米，转卖于我国都城”的场景后，在《陈时务八条启》中极力建议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发展船运与沿海贸易，扩大容易赚取高额利润的海带、海鱼等物品的贸易规模。同时他也认为应该听从明朝人的“开矿”建议，可以在咸镜道端川等地试掘银矿。不过李德馨依然强调“言利之事，非君子所取”，他所提出的建议只是面对国用困乏时的权宜之策。
尽管柳梦寅等人的改革方案切中时弊，但进入十七世纪后，朝鲜接连遭遇丁卯之役（一六二七）、丙子之役（一六三六）等数场战乱，并不具备推动商业快速发展的条件。待清朝入关，与清朝的关系及朝鲜本身的政局趋向稳定后，朝鲜的商业与对外贸易才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到了十七世纪中晚期，由于清朝执行海禁政策，清朝与日本间缺乏直接贸易渠道，朝鲜便借此成为清朝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中介。当时朝鲜人把从清朝购入的生丝与本国土产的人参等在东莱倭馆卖给日本人，再从日本人处获得白银等物。李瀷（一六八一至一七六三）在《星湖僿说·生财》中细致描述道：“南与倭人互市。国有公贸，私有私易。公贸此以米布，彼以铜。私易此以人参、丝绵，彼以银锭、刀镜、若巧器奇物。我邦西北亦多银矿，尽输于燕货易败之物，而不足又取诸倭。”这样一来，一条贯穿北京、凤凰城、义州、东莱、对马岛、京都的稳定商路得以形成。朝鲜能从这条商路获得多高的利润呢？一六七〇年左右，朝鲜人“贸白丝于清国者，皆入倭馆，则辄得大利。白丝百斤，贸以六十金，而往市倭馆，则价至一百六十金”。在十八世纪初，曾经参与贸易的译官金庆门称：“每年倭馆所出，大约为二十万。贸迁燕货，计其赢利，可作三十万。”真可谓暴利！朝鲜译官们也因此致富。一六九六年“某姓倭译遭妻丧，漆外椁如国丧之例”，虽然违反国制，但他家“积累十万金，能随处通门，故竟无纠正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朝鲜的富翁多出自译官群体。
与中、日贸易可获得巨额利润乃至珍宝的认识也在朝鲜士大夫阶层扩散开来。李熊徵（一六五八至一七一三）在《东方货殖传》中介绍东莱，特意提到该地：“与倭人互市，商贾走集，时有奇物，铜锡乃上货也。”介绍义州时他说：“鸭绿，两国交也。义州当其孔道，为西方门户。每使臣赴燕，奇物流入。”李载运（一七二一至一七八二）在《海东货殖传》中进一步详细介绍了若想致富，该贸易哪些物品。他说：“狐狸犷皮三百、五百斤海参、扇二千柄、厚纸百束、五百束薄纸，逐岁往燕京取隆福寺市裘、珠、石镜、唐笔墨、砂糖、闽姜、冠帽及甘草、肉苁蓉、桂皮、枝藤筇鞭、粉唐纸、色纸以来。”然后“驱牛易马于西北道开市，驮人参换银于东莱倭馆之开市”。通过外贸获取了大量资金后该如何做到“钱生钱”？李载运又以通过倭馆与日本人交易致富的富翁李震郁为例，告诉读者应该把钱借给“燕行商译”与“东莱商译”，向他们收取“什二”，也就是20% 的利息。换言之，李载运认为从事对外贸易与金融借贷是致富的重要手段。
也是在这一时期，朝鲜士大夫们逐渐面临严重的“谋生糊口”危机。承平日久，人口增加，同样地，士族人口也迅速增加。加上身份制的松动，原本不是士族的人在战后通过纳粟等手段获得了士族身份。但朝廷能提供的官职数量是有限的，士大夫们，这个在朝鲜称为“两班”的群体想要获得一官半职变得越来越难。一七一一年，吏曹参判尹趾仁向国王报告：“今则升平日久，风习渐变，称以两班之类，既无作农之事，又以行商为耻，立皆无所事事。其中若为鄙事者，则至于嫁娶不售，贫残特甚，无以聊生者居多。”在现实的刺激下，一些人开始摸索仕途之外的其他途径，用以解决士大夫们的就业危机。
有人将目光转向商业，认为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士大夫们可以在该领域大展拳脚。如柳寿垣于一七三〇年前后撰写《论商贩事理额税规制》，系统地制定了朝鲜的商业发展蓝图，呼吁学习中国，强化商铺的专业化经营，鼓励仕途无望的士大夫们积极投身商业，解决自身与家人的生存糊口问题。他认为：“士之子学无成去为商，而其子有才能为士，则是能继其祖业也。苟不然，则虽十代为商，是亦能继其祖业也。此何害于义理乎？”从柳寿垣的话中不难看到，士大夫们依然对经商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在不妨碍“为士”祖业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参与商业。而稍后成书的《海东货殖传》则直接揭示了财富与官职之间的密切相关性。仍以前文的李震郁为例。李震郁致富之后，最终得到了“资宪大夫知中枢府事”的官职。这虽非实职，但品级很高，达到正二品。显然这是李震郁通过捐纳等手段获得的，穷困潦倒的士大夫们一辈子难以企及这样的高位。
朝鲜在中日之间充当贸易中介，借此赚取巨额利润的好时光在十七世纪晚期清朝放松海禁后渐渐消失。当日本人无须借助朝鲜人为中介而直接与清朝商人在长崎等地通商后，此前主要以朝鲜译官串联起的从北京至东莱、对马岛的商路走向衰落，译官们也渐渐变得贫穷。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的对外贸易就此一蹶不振，十八世纪中晚期以来，私商们逐渐取代译官成为朝鲜对外贸易的主导群体。
早在中介贸易繁荣之时，朝鲜的私商们就已然注意到了如此有利可图的对外贸易，义州商人、开城商人等私商群体也纷纷试图加入。他们或借名加入赴清、赴日使团，或干脆奔赴义州、东莱等边境城市开展走私贸易。尤其是开城商人本身就是朝鲜国内最有实力的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金，还在要冲之地设置物流集散中心兼商铺——“松房”，将进口商品迅速销往朝鲜各地。中介贸易衰落之后，朝鲜国内对清朝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而清朝人也喜爱某些朝鲜土特产。于是开城商人与义州商人合作，将朝鲜的国内外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义州商人利用地缘优势从清朝市场购买商品，开城商人负责朝鲜的国内销售。开城商人也负责从朝鲜国内采购产品，通过义州商人出口清朝。如水獭皮本是朝鲜对清贡品之一，也是深受清朝市场喜爱的朝鲜货物，但朝鲜官方禁止私自出口清朝。一七八六年，出现了义州商人与开城商人偷偷地大量收购水獭皮，再买通边境的官员，从而将水獭皮卖给清朝商人的事件。一七八八年，开城商人勾结生产高丽纸的僧人，在朝鲜官方挑选贡纸之前，抢先把质量最好的纸张买走，目的是出口清朝，赚取高额利润。
同时，朝鲜的国内商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迅猛发展。十八世纪初，官府不再征收实物贡赋，而以土地为计量标准，以米布或钱折算收取贡赋的大同法在朝鲜全国推广开来，官府需要物资时，会以大同米、大同布在市场上采购。加上人口向城市集中现象的出现与奢侈风潮的蔓延，朝鲜国内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迅速增加。如何在外贸与内贸中赚取利润呢？了解各地物产成为必需的商业知识。这一现实需要也影响了士大夫们的“致富经”撰写。士大夫们不约而同地在“致富经”中以各道为单位，列举当地最有名气或最受市场欢迎的物产。如《东方货殖传》称咸镜道：“其货麻布为第一，其次貂参。参有禁，然奸民越江潜采，往往有犯法死者，犹不能禁。”《海东货殖传》称：“三水甲山，沿江至庆兴，出人参、鹿茸、角皮、熊虎、獐鹿、狐狸、山猪、羊、细布、髢。海邑产文鱼、明太、松鱼、鲢鲂、昆布、海带、蛤鳆、江瑶珠、鱼卵、青鱼、海参。陆驰水浮，而会于德源之元山。”《星湖僿说·生财》称：“蔚山、长鬐之间产青鱼。青鱼先见于北道，循江原东边，仲冬始产于此。渐南渐细，鱼商远输京师，必及于冬至之前可以贵售。”要言之，掌握丰富的地区物产知识，并抓住时机在有需求的市场出售货物是致富的有效方式。
清朝放松海禁后，山东、辽东等地渔民纷纷赴外洋捕鱼，渐渐在朝鲜西海岸与当地民众交换物货，给沿海的贸易生态带来了新变化。一七四四年，黄海水使李义翼向国王报告清朝人在海边登陆，他称：“下陆之后，沿民以黄藿、海参等物换彼之青布、羊皮，自然欢情稔熟，言语相通。”而当地民众“以渔盐资生，货宝极贵，故视唐船如至亲”。到了一七七〇年前后，甚至出现了“关西、海西沿海之地，则山东人自谓渔采海参，往来频数。我人至相交欢，为之寄食沽酒，有期必至”的场景。朝鲜法律本严禁这样的私自贸易行为，要求沿海守军驱逐清船。但抵达朝鲜沿海的清船实在太多，守军们要么以已经“逐送”瞒报上级，要么干脆直接参与贸易。换言之，朝鲜官方根本无力阻止沿海民众与清船的交易。
既然无法禁止，不如因而用之，这正是呼吁“北学中国”的朴齐家提出的解决方案。一七七八年，朴齐家随使团出使清朝，目睹了清朝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景象后，撰写了系统学习清朝的《北学议》。他认为清船“既不能禁，则不如因而为市”。具体利用方案是“招募曾经漂人及大青、小青、黑岛之民，以导水路，往招中国之海商。岁以十余舶，一再泊于全罗、忠清之间及京江之口，严置戍堡，以备他虞。登船交易之际，勿令喧呶拿攫以取笑侮于远人，厚遇船主，以客礼待之，如高丽故事”。朴齐家的通商对象国并非仅限于中国一国，而是最终要与各国通商。按其长远规划，“只通中国船，不通海外诸国，亦一时权宜之策，非定论。至国力稍强，民业已定，当次第通之”。在朴齐家看来，扩大海外通商也可以解决士大夫的就业问题。他向国王正祖（一七七六至一八〇0年在位）建议道：“臣请凡水陆交通贩贸之事，悉许士族入籍。或资装以假之，设廛以居之，显擢以劝之，使之日趋于利。以渐杀其游食之势，开其乐业之心，而消其豪强之权。此又转移之一助也。”
在朴齐家生活的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初期，朝鲜的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首都汉阳也变身为商业都会，但不少士大夫依然生活贫困。与朴齐家同时代的朴趾源曾在小说《许生传》中借许生妻子之口怒骂：“昼夜读书，只学奈何？不工不商，何不盗贼？”正祖也多少了解这样的情况，他认为根源在于士大夫不从事商业。他说：“中原则仕宦，人虽阁老，身退闲居则皆自行商，故不至甚贫。而我国则虽奕世卿相之家，一绝仕路，子孙残困不能振，至于流离丐乞者有之。只隔一衣带鸭水，风俗之不同如此。”面对日益繁荣的物质生活，士大夫果真就安于贫困吗？禹夏永（一七四一至一八一二）在《渔樵问答》中提到：“今之所谓邸人、贡人、廛基、悬房等名色，俱是中人以下之生理，而名以士族者，初不相关矣。近年以来，公卿士夫之家甘为借名潜买，牟取其利。”邸人即京邸人、营邸人，他们驻扎在汉阳或各道的首府，代行处理地方的贡物等事务；贡人是官府采购商；廛基指市廛，这是城市中的官许常设商铺，由承担国役的廛人经营；悬房则是隶属成均馆的牛肉专卖铺。这些营生本属于平民或贱民，但由于有利可图，士大夫们也垂涎起来，才会借名参与其中。这也展现了朝鲜士大夫们的纠结心态，一方面拉不下脸直接从事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商业带来的利益。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朝鲜的海外通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开篇提到的李德懋，他的孙子李圭景在《与番舶开市辨证说》中明确表示：“与异国开市交易，有无相资，何害之有？中国与万邦互相交通，而贸迁有术，故大为公私之利，家国赡裕。而独我东虑其有构衅招兵，不敢生意，故号为环宇至弱奇贫之国。”李圭景还以一八三二年抵达朝鲜洪州附近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号”请求通商为例。当时英国人提出：“我们以洋布、大呢、羽毛绡、玻璃器、时辰表等买贵国金、银、铜、大黄等药材并他货，看见中意的所物云云。”李圭景认为：“察其情辞，则洞知我国风习者也。其言亦名正言顺，则亦明知道理者也。果准其请，则恐非为虑。”一八三〇年左右正是洋布等纺织品开始大举进入朝鲜市场的时期，几处市廛为争夺其专卖权而争诉不已。一八三七年，朝廷下令允许各处市廛自由售卖洋布，洋布从而得以在朝鲜自由流通。这就是所谓的“丁酉处决”。李圭景生活的时代，也是洋货日益充斥朝鲜市场，并受到朝鲜市场欢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朝鲜与日益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正面相遇，最终被裹挟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纵览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朝鲜外贸商业史，可知朝鲜不但从未自外于东北亚贸易圈，反而曾积极利用与中国、日本的通商，赚取了高额利润，推动了国内商业的发展，是早期全球化时代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成员。十九世纪晚期，西方人士常把朝鲜称为“隐士之国”，但从此前朝鲜的外贸与商业发展状况来看，朝鲜并非以“隐士”姿态独立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所谓“隐士之国”，明显带有他者的想象色彩。
周边的国家都在通商致富，朝鲜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与中国的外贸影响了朝鲜的内贸发展，朝鲜士大夫商业观念的变化发展也一直深受同时代中国的影响。早在十八世纪晚期朴齐家等人发出“北学中国”的呼声之前，即十七世纪以来，就已有朝鲜士大夫参考中国经验，立足朝鲜现实，积极考虑如何借商业活动改变贫困的局面，并撰写出一系列的“致富经”。这些名为《东方货殖传》《 海东货殖传》的文本，既直观展现了《史记·货殖列传》等中国经典论著对朝鲜知识界的深远影响，也显示了朝鲜士大夫们为主动适应日益商品化的世界而付出的思考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