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政治学诞生，就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以形而上的整体性、一般性、抽象性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着重于提供价值与规范，以理想理念为据；一是以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体性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着重于描述事实，发现事实之间的联系，以事实为据。中国的政治学起步较晚，长期注重的是整体性的政治制度问题，主要是规范的方法。随着政治实践，特别是村民自治研究，政治学开始由殿堂走向田野，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获得方法自觉，并进而有了学派自觉。政治学“田野学派”已初具雏形，它要汲取过往的知识，同时又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目的是尽可能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的事实现象，寻找事实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政治学；田野；学派
真理只有通过从不同角度揭示其面纱，才能愈来愈显现其真相。学派是作为追求真理的科学兴旺发达的象征。古希腊文明正是因为学派林立而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争鸣至今还是中华文明的思想源泉。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政治学不仅起步较晚，更历经曲折，直到进入21世纪初步形成学科体系。随着一个年轻的现代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政治学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而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促使政治学兴盛，以无愧于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其中，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已初具雏形，并由于学派自觉而不断成长。
一、政治学研究的两条路径
学派是学说的不同主张和不同方法，具有相对性。学说非凭空而来，有其源流。
作为以国家为对象的政治学，产生于国家诞生和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面临问题之际。
在恩格斯看来，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
人类社会是以丰富多彩的路径演进的。在古希腊，由于海洋地理、战争和商业等原因，使得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制度被炸毁，在原始氏族社会的废墟上诞生出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人类由此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共同体——国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古希腊，率先有了对国家学说的探讨。
在古希腊文明时代，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其形成过程非常纯粹，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也就是其内生的高级形式。[2]也许是成长太快的缘故，古希腊国家面临着诸多问题，产生出不同的国家学说，由此也构成了政治学的起源。
作为一门科学，政治学与其他学科一样，都要面临从哪里出发，以何为据的问题。正是对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产生不同的主张和方法。在古希腊，最有代表性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曾经表示：“哲学之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他们比起所有别的哲学家来，应该可以叫做人类的导师。”[3]黑格尔的论断显然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确实开创和代表了两种政治学研究的倾向。
柏拉图诞生于希腊城邦国家的危机时期。城邦国家是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周边农村的小型“城市国家”。这些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城邦小国很难应对内部分裂和外部挑战，呼唤新的政治共同体的产生。柏拉图因此写下其代表作《理想国》。这一著作的重要特点就是基于理念，即人的理性思考。在此之前，城邦国家是原始氏族社会炸毁后自然成长的，也就是没有经过人类的思考和设计。而在柏拉图看来，城邦国家应该是一个具有伦理目的的共同体，终极目标是“至善”。只有符合“至善”原则的城邦才是理想的城邦国家。换言之，理想的国家是经过人的理性思考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自然野蛮生长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我爱我师，更爱真理”。他撰写了《政治学》著作，可以说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与柏拉图最大不同的是，认为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人类社会经历了家庭、村坊和城邦国家的阶段。由于不同的环境，生长不同的城邦政体。他从100多个城邦的事实出发，根据一定标准加以分类，进行比较。同时对不同政体产生及其变迁原因进行了分析。尽管他有优劣价值倾向，但这种价值倾向蕴藏在事实比较之中，而不是凌驾于事实之上。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路径。前者强调“应然”，从理想出发，以理性为据，注重价值规范的内在逻辑；后者强调“实然”，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注意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
或许是古希腊文明过于早熟，在古罗马盛极一时之后，西方文明因为蛮族入侵，堕入了所谓的千年“黑暗年代”，即无需人的理性思考的神学年代。直到中世纪后期，人的理性才慢慢复苏。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夹缝里生出一个个全新的城市，催生着人们思考和设计新的国家样式。
如果从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维度看，现代政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以人民为主体。中世纪君权神授的神圣性为人民的神圣性所替代。人民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原点和中心，其核心思想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围绕这一原点，政治学研究又沿着两条路径展开。
（一）以抽象的人民整体为对象的制度建构
强调普遍性、普适性、合理性。通过合理的制度建构，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自由、民主和福祉。这一路径可以称之为“建制派”。
与传统社会的自然成长不同，现代社会具有人为建构性，即在新社会实体来临之前，就有思想家否定既有制度，重新设计一种新的制度。这就是理性主义的兴起。理性主义从人出发，以理性为据。他们假设一个自然状态，人们建立国家就是要超越自然状态，过更好的生活。国家是依据作为主权者缔结契约而产生的。在他们看来，通过合理的制度建构，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自由、民主和福祉。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时代，并伴随着一系列革命性的制度建构行为。17世纪，英国通过光荣革命，确立了《权利法案》，建立了君主立宪制。18世纪下半叶，美国经过独立战争，以“民治、民享、民有”为口号，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为旗帜，通过了世界第一个《人权宣言》，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家。随着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政治哲学继续为世界提供一系列价值规范，包括公平、正义等。
（二）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行为模式研究
强调特殊性、特定性、差异性。制度并非尽善万能，更非永恒不变。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的条件和处境决定了其行为模式，并制约着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实施。这一路径可以称之为“田野派”。
17－18世纪的革命建立起人类从未有过新型国家，是理性主义政治的实践。但革命的过程却充满着暴力，革命的结果也远非预期那么美好。进入19世纪，人们对17—18世纪的理想理念产生了怀疑，不再是抽象地看待人，或从整体上对人的把握。
柏克首先对17－18世纪流行的理性主义产生怀疑，反对从先验或预设的前提推导出整个政治观念体系。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政治体制要充分重视人类过往的经验和传统，不能建立在抽象的推理之上。
法国哲学家孔德则将人类认识方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一切事件都被归于上帝和神灵的活动。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帝或神圣的力量的意志被抽象概念所取代。第三个阶段是“实证的”阶段，是当科学的解释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时候所达到的。他极力推崇实证主义，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从事实经验出发。
托克维尔向往自由，但对争取自由的法国大革命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写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他不是从抽象的人民整体出发，而是分析了不同阶层和群体在大革命中的行为模式及其政治影响。之后他在对美国实地考察基础上写下《美国的民主》，认为美国民主成功的秘密：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其中，“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正是在这部书里，他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在政治研究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将抽象的人性带入具体的历史与社会关系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提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4]人是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人，由此将人划分为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并具有相应的政治意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法国小农的生存条件、政治意识和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由于从具体的人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政治问题时，占有和收集了大量材料，并直接进行了实际调查。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晚年更是对人类学产生极大兴趣，在充分占有材料基础上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是抽象地假设自然形态和国家形态，而是从实际材料发现国家产生的秘密和国家的性质。
进入20世纪以后，人们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方法，从事实经验出发，展开政治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社会形成中的地主与农民》，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交接点上的地主与农民作为未来社会造型的重要变量。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则从人的行为模式的角度对“人民”进行了反思，颠覆了抽象的人民的神圣性。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一书，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解析了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得出了“日本政府会投降，但美国难以直接统治日本”的结论。
20世纪的政治学是美国的世纪。其重要标志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1880年，美国将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进行研究，一开始便与主要研究一般政治原理和政治规律的欧洲政治学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成为主流，追求作为政治学依据的事实可信度和结论的可靠性。强调以经验分析为核心内容的实证性研究，主张政治研究应该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规定分析任务不在于政治的“应然”，而在于政治的“实然”。由于行为主义的偏差，导致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主张政治学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政治学科要政治化，恢复传统政治学研究应有的地位，重视研究国家。也就是要“找回价值，找回国家”。
通过对西方政治学研究线索的梳理，可以看出两条路径，或是两种流派：
“建制派”以建立一个新制度并维持这个制度为使命。注重提供价值与规范。主要使用的是抽象的政治哲学方法。注重自上而下的普遍性的国家政治制度建构。“人民”是复数和整体。“以人民的名义”设计的制度具有普遍性和理想性，是一种理想类型。
“田野派”以在政治制度下人们生存状况和政治行为为依据。注重提供事实与经验。主要使用实证的方法。注重自下而上的特殊性人群行为与制度的互构。“人民”是单数和人群。关注更多的是“以什么人的名义”。任何制度下的人都不是同一的，都因为特定的生存条件产生特有的行为模式。
两条路径各有侧重。前者更多的是政治哲学，基于理念理想；后者更多的是政治科学，基于事实经验。
二、中国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自己独特的国家体系演进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5]中国不是在氏族社会和历史传统被炸毁的废墟上激进式变革突然建立起来的，而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渐进演化而成的，并与历史传统的母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中国很早就有治国理政的思想，但没有专门探索国家问题的政治学。
只是到了20世纪，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才开始在中国兴起。与其他学科一样，政治学一开始建立主要是向他国学习，先是以西方为师，后是“以俄为师”。在学习过程中，政治学对于传播人民主权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国家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新中国建立以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取消。其中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人们认为，中国已找到一条通往美好幸福生活之路的最好制度，制度已不再是一个问题。
然而，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提示中国人，制度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固然与个人因素有关，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由此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作为研究国家和制度问题的政治学要恢复。
中国的政治学一恢复，就是以研究制度问题为己任的，着重提供合理性与规范性。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二是搭建中国政治制度体系。宗旨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主要成果是提供制度自信的理论基础，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近年来，由制度向国家治理研究扩展，研究视域更为开阔。
由于以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具有整体性，即对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如人民、国家、政府、政党、民主等，都是作为一个宏观的整体进行研究的。其研究来源主要是与整体社会制度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央文件和法律制度，同时借用了一些外国政治术语。政治学研究主要依据是文本，是依据文本的规范研究。这种规范性研究着重从价值层面研究政治问题，论证什么是好，应当的，对政治生活加以规范。其研究方式主要是论证、解释，重点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因此，在相当长时间或从总体上看，中国政治学属于居庙堂之高的学问。这种主要以整体制度为对象，以文本为方法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建制学派”。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政治学人的视野开始从文本走了出来，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关注“是什么”的问题。王沪宁是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十分活跃的中青年学者。他有着较为深厚的政治理论基础，同时又比较早地在政治学科领域使用实地调查方法，于1991年出版了《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一书。还有学者运用西方政治科学计量方法，研究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与行为，如《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1994）。
但能够持续地将政治学研究由文本带向田野的是村民自治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型制度。与其他制度不同，这一制度的实施者是亿万农民，因而又是全新的政治实践。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促使一些学者走出文本，深入农村田野。一旦进入田野，研究者发现大量与书本不一样的事实。通过发现事实，使得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通道。
一是将居庙堂之高的政治学引入处江湖之远的农村田野。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政治学从未“下乡”。二是形成以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在这之前，中国的政治家们做过调查，政治学者极少有过调查。三是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农民这一群体，而不是人民整体。而中国农民是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生存的，并形成农民性。四是不断深化调查，并形成调查自觉。研究者在调查自觉中形成了自己的方法重点，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着力弄清“是什么”的问题，由此提出“实际、实证和实验”。[7]村民自治是农民的政治实践。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了解农民的存在条件、生存状况、文化意识的事实。只有了解由各种历史条件构成的底色，才能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与特色。五是在调查自觉中形成理论自觉。任何理论都是基于事实，但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穷尽事实。只有通过调查发现事实，才能在发现事实中建构理论。这种理论具有原创性，或者独创性。村民自治面临“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广东清远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将村民自治单位由行政权下沉到自然村。这一现象让研究者反思：为何是清远？在于其宗族社会的底色。宗族为何能够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在于宗族成员的资格、地位、身份、权利是祖宗赋予的。这一基于事实的追问对“天赋人权”这一近代以来的政治学神圣信条构成挑战。在“天赋人权”问世之前，人们凭借什么获得人的资格、地位、身份和权利？由此触及到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六是在调查与研究中建构起学术分析视角与方法。如方法论方面的底色决定特色、原点决定路径、原型规制转型；研究范式方面的价值——制度范式、条件——形式范式。
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象，从事实出发的政治学“田野学派”呼之欲出！
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从村民自治研究开始，成为将政治学由殿堂引入田野的先行者，且一直将实证调查作为基本方法，从未中断，不断深化。只是尽管长期致力于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政治学研究，但缺乏学派自觉。随着近年来国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派自觉才得以萌生。这就是政治学的“田野学派”。
学派是学术兴旺的标志，也是学术分工的要求。通过构建学派，可以在比较辨析中不断深入推进学科发展，提高知识增量，开拓认识视角。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只有通过专业化分工，才能将一件事做精。学术发展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政治学起步较晚，在相当长时间主要是搭建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还未形成自己的学术自主性。大量丰富生动的政治事实为既有的理论所遮蔽。只有借助于从事实出发的研究方法，才能在发现事实中形成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强化学术自主性。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当然，学派的形成是长期努力的过程。作为成熟的学派，至少有两个标志。一是有源流。学派是对过往思想的传承，总要从过往思想中汲取营养。任何学问都不可能凭空而来，自说自话，总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造，这样的学派才会延续下去。因为后人总是在前人的思想中汲取知识和智慧泉源。一是有自己的核心观点和方法。学派具有相对性，总是相对某种理论或方法而言的。如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的功能，注重理论建构；“芝加哥学派”认为政府也不可或缺，注重经验事实。学派不是帮派，也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以共同的学术观点和方法为纽带的学术共同体。只有建立在共同认可的价值和方法基础上的学派才能延续，并独树一帜。
政治学“田野学派”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更关注整体性、一般性、抽象性之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体性。不是从整体的、一般的宏观制度的角度研究政治问题，而是将政治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人为出发点，从自然历史进程中考察国家、国家治理及其相应的政治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强调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从事实抽象理论，从事实的关联性推导结论，而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汲取亚里士多德、孔德及行为主义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的方法。
学术是天下共享的公器。学派只是学人基于学术分工，相对偏重，扬长避短，多方着力，共同推动学术发展的需要。因此，学派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要并必须广泛汲取各种思想营养。政治学“田野学派”关注“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体性，但是以把握和了解“形而上”的整体性、一般性、抽象性为前提的。如果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和了解国家的一般特征，就很了解和把握国家整体之下的部分的特殊属性。政治学“田野学派”强调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但不排斥价值与规范，相反要在充分了解价值与规范基础上才能更好把握事实，认识事实，并通过掌握事实与既有理论对话。这样的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的研究才有价值，否则就只是事实的“搬运者”，从而大大弱化研究功效。这恰恰是与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的学派追求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准确性的目的背道而驰。美国的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的修正可以为鉴。
如果根据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划分来看，政治学“田野学派”更多的偏向于政治科学，但绝不排斥政治哲学。正如古尔德所说：“政治科学需要阐明政治事务与非政治事务之间的区别；需要提出和回答‘什么是政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科学地加以论述而只能辩证地论述，而辩证地论述则必须从前科学知识开始，并且认真加以对待。”[8] “这意味着政治科学的研究虽然面对的是经验的政治现象，但往往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讨论出发或者借助分析政治哲学的概念分析。”[9]因此，政治学“田野学派”注重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要深挖，定量研究要精确。
从根本上说，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学规范研究而言的。其主要使命是尽可能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的事实现象，去寻找事实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它与规范研究尽管在出发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推进政治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它要研究制度下的人，但不排斥制度，且将制度作为人的研究的重要基点。
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10]而这只有通过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学术探索与争鸣，才能实现。
政治学“田野学派”将为此努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8页。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部，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习近平：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要有主张、有定力[EB/OL]，“光明网”，2014-2-18。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詹姆斯•A•古尔德：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问题，第164页，杨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9］郭正林，肖滨：规范与实证的政治学方法，第16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6-5-18。
原载于：《政治科学研究》2018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