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知识体系生成的“自主性”包含身份自觉的“主体性”、目标明确的“能动性” 和交往沟通的“关系性”三重含义。由此出发，思考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性 可以从研究议程、学术取向和话语建构三个维度展开。现代政治学在各国的发展都面 对着本土化／一般化、互动性／独立性、特殊主义／普遍主义的选择。以中美两国政治学 的百年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可以在互为镜像中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 生成路径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中美两国政治学都曾通过本土化实现研究议程的自主 性、在与现实政治积极互动中自主确定研究取向、借助特殊主义探索话语建构的自主 性。中国政治学发展路径的主要特征是内向化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贡 献的展开，中国政治学在知识体系建构中，也应该“坚持胸怀天下”，强化外向性，提高 知识体系建构的开放性、包容性，揭示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智慧背后的一 般逻辑。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 知识体系生成 自主性 外向性
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自20世纪初以来就被反复提及并加以实践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不仅成为学术界自觉探讨的议题，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上升到国家议程之中。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倡议在 2022年又被进一步明确为：“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进程中，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具有双重意义。就政治意义而言，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这不仅有利于反思西方文化霸权，维护国家安全，建构起与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相适应的国家叙事；还有助于解释中国经验，联系中国实际，为中国政治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国家总体的战略谋划，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当代中国的社会共识。就学术意义而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学术发展成熟的必然，是知识转型升级的必须。但在学术层面的具体实践路径远不如总体的政治目标那样容易达成共识，学术界围绕其价值内涵、落实方式及发展结果产生了诸多争议。由此可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有必要认真思考其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
基于此，本文尝试对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进行解析，然后基于这种解析，选择中美两国政治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二者自主建构知识体系的路径和实践选择，以期更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面临的挑战和可行的取向。
知识体系建构自主性维度和比较对象的选择
从词源来看，“自主性”（autonomos）概念由"autos"（自我）和"nomos"（习俗或法律等关系规 范）组成，即“行为出于真实的自我”，或者说“自我治理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自主性”实际上包含着三重含义，其一是身份自觉的“主体性”，即对“自我”意识的自觉和发展。这一含义的“自主性”意味着需要能够自觉或者说意识到自身的存在状态，并致力于寻求“同一性”以与他者作出区分。其二是目标明确的能动性，即能基于存在状态能动地选择目标和行动方式。换言之，选择和决定权源于主体本身，遵循自身认知和判断来明确自我的定位和目标。其三是交往沟通的 “关系性”。纯粹的自我状态并不存在，必须通过界定与他者的关系，来明确自我的边界或者说规范。因此，自主性意味着自我与他者是相互依赖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自我并非仅靠主体中心而存在，也需要通过表达和对话来确立公共关系。
与此相对应，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也从来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固定不变 的，而是自觉调整的。就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政治学而言，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也相应地体现在三个方面（见表1）：其一，从身份自觉的“主体性”出发，政治学需要具备研究议程自主性，要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或其他知识体系的独特研究议程。这既要求政治学具有自觉的主体意识，明确学科的内在统一性，也要与历史学、哲学和法学等学科或知识体系区别开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各国政治学建构研究议程自主确立的方式既要从本国国情和实践经验出发，也要有足够宽阔的比较视野和时代关照，由此就形成了本土化与一般化的内在紧张关系。其二，从目标 明确的“能动性”出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有赖于学术取向的自主性，即政治学知识共同体如何发挥能动性，在时代发展中明确自身定位，以专业研究回应现实需要。这就要求政治学既能够与政治权力积极互动，获得国家认可并承担其交付的任务；又要明确自身专业规范，保持学科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也成为政治学建构学术取向自主性的双重任务和必须平衡的基本选择。其 三，从交往沟通的“关系性”出发，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确立还需要考虑不同知识体系之间话语建构的自主性。这就要政治学能够基于自身生生不息的理论资源，通过概念、表述、判断等一 系列话语构建，形成富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话语体系。自主话语体系建构的目标是实现主体的充分表达和主体间的有效沟通，不仅关涉知识跨情境效度问题，更与知识体系所附着的民族国家的“话语权”密切相关。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话语建构的自主性往往与反思西方普遍主义 话语、强调本国特殊经验密切相关，由此又引申出知识体系自主性在话语建构维度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不同取向。
综上所述，研究议程、学术取向和话语建构都是观察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建构的基本维度：研究议程反映了知识共同体对于知识体系自主建构的内在认同，展示了知识共同体的自我意识 和内在统一性；学术取向定位了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外在关系，揭示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时代定位和能动实践；话语建构呈现了知识体系的公共性，凸显知识体系表达、传播和沟通的必要性。这三个方面分别界定出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认同、外在关系和主体间表达沟通，三者相互协调共同勾勒出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整全图景和多元路径。
之所以选择中美建构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历程加以比较，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并不是每一个现代国家都能产生自主的知识体系，但是美国确实建立了一套自主的政治学体系。这不仅有赖于美国发展的实力支持和资源保障，更与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和路径选择密不可分。因此，以其为参照系对思考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二是，中美两国政治学发展虽然有不同的历史境遇，但基本是同步展开的。研究二者路径的分野，有助于我们思考 现代政治学在中国建构的命运。从学科起源来看，美国的政治学源于1880年哥伦比亚政治科学学院，而后在1903年又成立了政治学的专业学术团体——美国政治科学学会，这些机构标志着美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和专业规范的诞生。与此相类似，中国在1899 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了专门的政治学讲堂，1932年又在南京成立中国政治学会，学科专业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由此 大致完备。就现代政治学意义而言，美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学的初期发展基本是同步的，但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路径选择和实际成效上却存在重要差异。王浦劬在总结中西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指出“近代中西方政治学形成独立学科的公元纪年虽然同处一期，但是，中西方政治学在历史遭际和实践使命意义上的社会纪年却迥然相异”。中美两国政治学在兴起时间上相差无几，至今都已历百年，并且在这百年中都致力于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因此有必要通过比较来分析何以二者在发展过程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不同。
当然，在中美政治学发展历程范围内可选择的比较对象，是多重且复杂的。历史渊源、现实处境和发展脉络都可以作为比较对象，特别是美中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先后差异和路径分歧，更是决定性地影响了两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建构的不同选择。基于本文直接关注的知识体系自主性问题，本文将比较的对象聚焦在中美两国政治学百年来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构思上，以研究议程、学术取向和话语建构作为坐标参数将两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动态发展相对勘，进而思考中美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形成与展开，来辨明它们的运作逻辑及其发展的可能性。
研究议程的自主：本土化与一般化
知识体系自主性命题的凸显是一个现代事件。知识体系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自主发展是分工深化的必然要求。在传统社会，知识生产既缺乏专业化的学术机构保持其独立性，更不存在多元化的分科。特别是政治学的相关论述更是受制于权力关系、伦理观念而难以确立起主体地位。华勒斯坦在评论社会科学诞生时曾指出，“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 立的现实领域”。基于理性化和专门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首要标志就是确立研究议程的自主性。从实践来看，中美两国政治学确立议程自主性的总体方向大致相似，都是在现代学科体系的框架内，逐渐确定了不同于历史学、哲学和法学等学科的政治学专业议程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现代政治学的学科身份和专业标准不仅得到职业研究者的自觉认同，并且得到外部社会和其他学科的承认和尊重。不过在实现研究议程自主性的具体路径和方向选择上，两国政治学又 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之处。
对于美国政治学而言，研究议程自主性集中体现在美国政治学在研究议程设置上的去历史学化和去法学化，最终将现实政治的运行确立为首要研究对象。而这种学科分化和自觉是经由本土化而实现的，在早期美国政治学那里又集中表现为去欧陆化、去德国化。从起源来看，早期美国政治学很大程度上继受了欧陆政治学特别是德国传统。不少学者都曾指出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创始者伯吉斯（John W.Burgess）及其哥伦比亚政治科学学院的同仁们“明显受到德国经验及 其指导老师的直接影响” 。这种影响鲜明地体现在研究主题及方法论的欧陆化或者德国化上。从研究著作来看，当时的政治学研究者主要关注政治思想、国家历史与制度等形式内容，而较少讨论现实政府的动态过程。相关的大学专业课程也集中在宪政史、制度史、比较宪法和国际法等内容上。
随着美国政治学对议程自主性的自觉，美国现实政治成为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不仅出现了一批以美国政治为主题的优秀研究著作，如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的《美利坚共和国》、詹姆斯·威尔逊（James H.Wilson）的《美国宪制政府》等；而且关注的学术资源也呈现出明显的美国化。《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所提及非英文著作的比率从1906年的25%下降到1920年的3%，《政治学评论》中书评对象的著作国别是美国的占比从39%上升到61%。这种转变的背后既源于学者教育背景的变化，更在于学者研究本土意识的崛起。就前者而言，政治学学者留学 欧陆比例逐渐下降，据阿尔伯特·索米特（Albert Somit）统计，美国政治学会领导层接受欧陆正式研究生教育的比例到1914年已下降至不足三分之一。就后者而言，美国学者本土意识体现在他们对美国政治的现实分析和价值关怀，并致力于建构美国专业化的政治学。早期美国政治学者威尔逊、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now）等都尝试探讨美国建构现代国家和政府的独 特议题，如行政、市政府和共和政体等。这种研究的强烈现实指向使得美国的政治学聚焦于政府的现实运行过程，与德、法等国关注哲学、历史及法律的“国家学”传统分道扬镳，也真正确立了美国政治学自主的研究议程。
与政治学美国化相类似，中国政治学在探索自主研究议程时同样经历了学科本土化的过程。自晚清以来，中国通过借鉴西方现代学科制度，逐渐确立起现代知识体系的基本门类。政治学也随之确立起自身的学科范围和课程体系。但此时的教学内容和研究议程仍然具有鲜明的舶来特征。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学学者开始反思简单移植西方，强调应该发展基于中国实际的政治学研究。如时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陈之迈就明确表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 国政治上许多典章制度都是沿袭西洋的。这种趋势在清末民初尤为显著。但是我们将西洋的典章制度移植过来之后往往是不能达到预期的鹄的，甚而演出许多丑剧……过去惨痛的经验与当前的事实都可以证明中国有中国特殊的情形，与西洋的不同。但是究竟中国的政治情形同西洋的怎样不同，为什么西洋的典章制度到了中国好像是逾淮之橘，是政治学者所当切实研究的。”他主张讲政治学“最要紧的便是要讲实际的政治，而不能专讲原则政治，我们不能只问政治应该如何，或外国的政治如何故中国的政治便应该如何。我们必须先问中国的政治究竟如何”。这些观点反映出对近代以来盲目移植西方制度和理论的反思，并强调从中国现实出发进行经验研究。基于这种意识，陈之迈、沈乃正人不仅编纂了《中国地方政府资料集》，并且深入浙江兰溪等地进行实际调研，力求将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经验结合起来。上述思考都是对研究议程自主性的某种探索，从中国经验出发提出更加中国化和更具有效性的理论解释模式，甚至尝试建立适应和解释中国经验的知识体系。
不过民国时期政治学学者们建构研究议程自主性的成效仍然十分有限。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学术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既难称中国经验足以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也没有野心重构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一时期研究议程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确立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和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经验的有效性。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自觉而明确的自主性意识才得以充分展现。一方面，政治理论家们开始系统反思质疑美国主流政治学的局限性，对美国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立场、历史经验和方法论加以批判。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的研究者从中国特殊经验中尝试重构西方政治科学规范，建构中国本位的知识体系。王绍光曾对本土化的目标作出构想：“本土化要求我们具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善于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并有意识地在思考过程中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最终把这种思考上升到一般性理论。”王绍光在这里指出了本土化的两种目标：一是强化本土问题意识和独特视角，二是基于中国国情创造新的知识体系和一般性理论。当前政治学界关于 “儒家立宪主义”的讨论、“大一统”的思考、“祖赋人权”的观点等实际上正是上述本土化路径的实践探索，甚至有学者已经提出要敢于使用本土概念解释西方。这类实践和表达展现了当前政治学界设想研究议程自主性的核心目标，即聚焦于中国本土的国情和经验，实现研究内容、方法和理论的自我供给和自主建构。
整体来看，中美政治学在早期知识体系建构中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体现在学科体系专业化区分，更表现为知识体系的本土化探索。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相似性是因为二者仍然同属于现代知识体系的脉络之中。从类型学来看，现代知识体系定位在“知识”而非“价值”， 这就意味着其是否能够为人所接受，不取决于人的主观偏好，而需要接受本土的经验事实检验。本土经验影响甚至决定着普遍知识体系的传播界限。因此，对于早期中美政治学来说，要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最为直接的进路就是探索研究议程本土化，以本土经验对原有知识体系加以补充和修正。这种本土化进路对于反思甚至挑战舶来的普遍知识体系颇有力度，然而要确立自主的研究议程却不能止步于此。
因此，中美政治学研究议程的自主性建构路径存在着重要差异。如前所述，中国政治学的努力仍大致停留在分析和揭示中国本土经验的特殊性。特殊案例或单一国家的案例固然能够检验既有一般性理论的效度，重新塑造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却不能创造对于世界政治体系的一般性理解。更为重要的是，经验的“特点”或“特殊”同样需要经由描述和比较不同政治体系才能真正明确。因此，单纯本土化的研究进路，既不足以明确界定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也难以建构出 真正自主的关于政治的一般性命题。
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美国自主知识体系得以建构有赖于对一般化路径的探索。所谓一般化研究路径是一种带有普遍性倾向的思维方法，它意味着研究对象或范围从特定的单一对象扩大到包含已给对象的更大范围或集合。美国政治学的一般化路径集中表现在研究内容和比较视野的拓展。这种拓展一方面是研究范围和对象从西方国家扩展到新兴民族国家， 从正式的国家机构拓展到社会团体乃至公民个体等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学科界限被突破，出现了诸如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跨学科的政治研究门类。基于这种视野的拓展，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大学政治学系师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田野研究，以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及其履行功能。阿尔蒙德曾评价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等子专业对政治学的积极价值：“对于我们从各个不同方面来理解和把握政治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阿尔蒙德这一评价实际上揭示 出一般化路径的改良价值，即丰富或修正原本研究对政治本质的分析和理解。更为革命性的贡献实际上是通过一般化的视野拓展，对世界政治问题进行分类和比较，重新建构和塑造政治学研究议程和分析框架。因此，美国的比较政治已不仅为本国学者所研究和继承，更影响着世界各国对本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理解和分析。
当然，对于这种一般化研究路径的意识形态底色也值得充分注意和认真对待。美国政治学在全球政治学中的指导地位，与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霸权影响密切相关。一般化路径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美国意识形态斗争和全球战略，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与美国国际地位的确立和维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致力于建构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中国来说，不仅要反思和批判美国政治学一般化研究路径的工具性和局限性，也应该认识到更为多元和平等的一般化路径对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作为与大国地位和民族复兴相匹配的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既需要研究范围和视野的拓展，更需要重构一般性的现代知识体系。基于国情经验的本土化路径的确能够增益或修正现行理论框架，却不足以发展出具有整全视野的系统知识体系。研究范围和视野的一般化拓展实际上正是进一步提升研究议程自主性的必由之路。
学术取向的自主：互动性与独立性
学术取向自主性关乎知识体系的立足点，意味着一个学科能够主动回应实践需要，并且在时代发展中找到专业定位和理论贡献。现代政治学是在政治现代化的社会环境、知识氛围中建构起了自身知识体系的。这意味着思考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不仅要考虑到展现知识共同体内在认同的研究议程，更必须审视知识共同体如何能动地适应时代环境，因应政治现实的变化，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国家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保持与外部环境特别是研究对象的互动性，也要追求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从政治学发展史来看，学术取向的自主性问题，不唯对政治学者研究现实政治设定了先在的价值立场，而且对学术议题的选择与设置，也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对于中美这两个既推动国家现代转型，又谋求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来说，学术取向的自主性问题尤为突出，且具有旨趣上的可比性。
对于美国政治学而言，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是推动学科建立和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价值前提。“社会科学是现代美国文化的特有产物。它的自由主义价值、实用性偏好、肤浅的历史观和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信心，是公认的20世纪美国的特征。”这些鲜明特征对于美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自学科建立之初，美国政治学就明确了积极回应现实政治的 “互动性”学科旨趣。美国政治学会第一任会长古德诺已经明确将“国家”作为“科学研究的对 象”，政治学的作用即为探明“实现国家意志所必须的各种行动” 。这种为实现国家意志的研究宗旨尤为鲜明地体现在二战以后，美国政治学积极服务美国国家战略的“理论供给”过程。丹尼 尔·贝尔（Daniel Bell）在回顾当代社会科学发展时曾指出，“（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庞大的研究和发展工作提供了保证，并以巨大的基金为辅助措施”，国家的发展需要和资金支持推动着政治科学研究领域大幅度扩充并实现创造性成就。“现代化”“政治发展”“民主化”等理论实际上都 与美国政治发展的全球战略密切相关，有学者甚至直接将社会科学视为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政治工具，强调“现代化思想与过去的‘天定命运’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强烈共鸣的”。美国政治学者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全球战略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是他们积极介入政治实践，掌握学术取向能动性的标志。
塞缪尔·Ｐ.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亨廷顿一生写下诸多经典著作，而这些著作实际上都与美国的战略发展和调整密切相关。如《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 序》包含了对新兴民族国家政治衰败以及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思考;《第三波》则与冷战背景下美国推动民主化战略，特别是“民主和平论”观念密切相关。当时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协会年会演讲中甚至直接将“民主”与“政治学”关联起来，宣称“民主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紧密相连……哪里的民主强大，哪里的政治学就强大。”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迎合了冷战以后美国重构世界秩序、谋划全球战略的政治需要。亨廷顿不仅以学术研究为美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更亲身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他曾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以及中央情报局” 等许多政府部门的顾问，还曾供职于“总统国际发展特遣部队” （1969-1970）、“美国-拉美关系委员会” （1974-1976）、“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1986-1988）、“保护与缩减政府秘密委员会（1995-1997）”等机构。
由此可见，学术取向和现实实践不仅影响着政治学的范围和方向，而且塑造着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概念建构以及学科命运。伊多·奥伦（Ido Oren）在研究美国政治学家的政治影响后 就直接断定“美国的政治学是一种具有历史和国家根系的意识形态” 。不过也应该看到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学家对现实政治特别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影响和塑造，特别是他们在回应实践需要，谋求学术取向自主性的积极价值。如果说美国政治学在古德诺那里确立了学术取向的基本定位，实现了对美国现实政治的积极回应，那么在这一脉络中的亨廷顿等人，则非常典型地 诠释了全球语境下实现学术取向互动性的进路。这无疑是对美国政治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贡献。美国政治学学术取向的互动性正是体现为政治学伴随着美国的国家建设、国际地位的提升尤其是其对外部政治的关切而不断拓展的。政治学成为支撑美国跻身政治大国的重要知识体系。
与此相类似，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学术取向同样具有鲜明的“互动性”特征，并致力于积极回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使得中国政治学的实践指向更为明确，特别是政治学与政治紧密联结的互动关系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俞可平在回顾中国政治学发展时曾指出：“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以及相对于社会的经济文化而言，政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也正因为政治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意义，……政治学在中国都有其相当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的关系中，二者的建构同步进行，且相互影响。
一方面，从权力关系来看，中国政治深刻塑造了政治学研究的基调和范围。在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还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 要研究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如何在一切基层单位，即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细胞里，实现民主的政治生活，使每一个公民作为主人翁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一论断实际上揭示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建构的“人民性”特质。基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和价值取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治学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同样围绕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展开。胡乔木同志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内容指导和范围界定，正是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既指明了恢复重建政治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目标，还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的讨论范围和思考议题。同时，中国政治话语也成为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必须重视和学习的话语资源。“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文明新形态”等文件话语和政治理念，不仅迅速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和阐释的核心理念，更堪称中 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作为国家倡导恢复的学科，中国政治学服从于国家意志，依赖国家权力的承认和支持。因此，政治学学科必须努力关注中国政治现实，通过承担国家使命，接受、理解、阐释官方提出的政 治话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这也使得中国政治学能够有效同政治权力互动，从官方话语中寻找话语支持，促进甚至引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发展。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尤其是国家职能理论的深入挖掘和讨论，为政府职能转变，国家中心工作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发展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知识供给。再比如，1980年代后期对发展政治学中“政治秩序”议题的关注，1990年后期对“国家能力”议题的讨论，21世纪以来对“治理”议题的引介讨论，都为中国的政治发展供给了理论资源和知识支持。
比较而言，中国政治学与美国政治学的学术取向的路径具有诸多相似性，都通过“理论供给”实现与现实政治的积极互动。之所以具有这种相似性，是因为中美现代政治学所处的处境相似性、背景类同性。所谓处境相似性，即二者都面临政治与政治学的基本关系，既受制于国家权力意志，服从于现实需要；又秉持自主性，发挥理论供给作用，支持和引领政治发展。所谓背景类同性，即二者都处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致力于推动政治变革以解决现代转型面临的问题，并谋划国家政治发展和国际战略。这既是国家发展赋予政治学的实践任务和时代使命，更是政治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机遇和挑战。
当然，在看到中美政治学学术取向路径的相似性的同时，更应该理解自主性在两国学科实现程度的差异。仅就学科体系而言，中国政治学的专业自主性程度似乎更高。因为中国政治学已经完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分化，从“大政治学”走向“小政治学”。这种将价值性或应用性强的学科从政治学分离出去的举措无疑提升了政治学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使其能够更为自主地进行知识生产，聚焦专业研究问题。相比之下，美国政治学不仅需要承担理论供给的研究使命，更必须负责公民教育、公职培训等政治任务。
然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中国政治学实现学术取向自主性或者说独立性的意识和能力仍相对较低，这既体现在中国政治学深受官方理论规定和西方政治学影响，缺乏对政治学学术取向的自觉意识和定位认知；又表现为中国政治学专业研究与实践要求存在不对称，难以充分引领和影响社会发展。这些问题反映出学术取向上“独立性”与“互动性”的内在张力。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学的重要差别，就是后者往往被设想为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技艺紧密相关，积极互动；而前 者则不仅仅停留在与现实政治互动层面，更必须保持专业独立性，对政治问题作出客观解释和描述。当然政治学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并非仅仅为了中立地研究政治，更要致力于推进政治进程。然而如果不能对“互动性”与“独立性”的内在张力有充分的认识和界定，也就难以真正保障学术取向的自主性。
美国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对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或者说独立性问题产生了一定的自觉。这种自觉最为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中叶美国学界围绕政治学研究定位和学术取向的争论。当时占据美国政治学主流的行为主义者坚决反对学科的政治化，主张价值中立。如海因茨·奥劳（Heinz Eulau）在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演讲所言，“我们（政治学会）并不是为了政治行动或政治观点的宣传而建立或组织的，我相信我们必须不允许学会被当作推动意识形态或政治事业的灵丹妙药”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等政治理论家，他们反对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主张将政治目标和知识相结合，积极回应和解决女权、贫困和种族歧视等社会热点问题，谋求化解现实政治危机。上述争论虽然没有达成对学科定位的共识，甚至部分观点有失偏颇，但却揭示出政治学学术取向上自主性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特别是“互动性”与“独立性”之间存在的张力。前者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重视“互动”，具备积极回应实践需要的自觉；后者则强调政治学学者保持理论高度，进行“独立”自主研究的必要性。归根到底，政治学的自主性就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对政治实践进行分析、总结、影响乃至指导的能力，是我们能否从纷繁多样的政治实践中抽象出一种成体系的知识，然后又以理性的方式回到政治实践中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互动性”与“独立性”构成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实现自主性必须面对和平衡的基本选择。
话语建构的自主：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知识体系并非外在于世界而自行其是，要真正保障自主性就必须通过表达和传播以获得他者的承认和认同。话语建构正是知识体系得以系统表达和有效传播的重要方式。尽管发源于启蒙运动的现代知识体系以理性普适为理想目标，但话语体系却往往因应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分化。这既是现代世界利益分化和权力竞争的直接结果，也与话语体系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就前者而言，话语建构本身构成现代民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自于“国家或组织的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 ，不仅能够提升国家形象，增加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而且加强国家在国际规范、国际标准的导向和指定过程中的控制力。因而，“话语权”就构成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话语体系的表现形态也随之具有鲜明的国家特征。就后者而论，话语体系扩散过程中因应不同文化环境会出现一系列的调整、变异乃至重构等现象，加之研究者本身政治认同、立场选择和价值偏好，使得话语体系具有更加强烈的本土特征，特别是涉及国家比较、民族评价等价值色彩明显的研究时，更有可能在互动中产生拒斥甚至反抗的行为。
反思西方的普遍主义构成后发现代化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建构的重要论题，并产生了基于本国特殊经验的多情境知识体系。反思或批判西方普遍主义的理论命题带有某种防卫性的自我辩护色彩，而建构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就不仅需要对外来知识体系的批判或转化，更必须形成原创的标识性概念、整全的问题意识、具有解释力和吸引力的表达叙事。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需要全面而认真地对待本土特殊的历史传统和国情经验。因此，中美两国在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时都表现出某种“特殊主义”的倾向。
不能简单地断言美国政治学遵循“特殊主义”进路，因为从表面来看，美国政治学对于源自欧洲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理念是继承的，并呈现出更为理性普适的特点。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美国政治学在建构话语体系过程中对普遍主义的重构。这种美国式重构展现出“普遍”与“特殊” 转换的两幅画面：一幅画面是在西方世界内部清算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将新大陆与旧欧洲相互区分，揭示美国经验和道路的特殊性和超越性。另一幅画面则是借助科学主义重建美国政治学 话语的普遍性，赋予基于特殊经验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以更为理性普适的特质。这两幅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美国话语体系自主性建构的一体两面，同时也将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理念安置在“美国例外论”的根基之上。
这种“美国例外论”的“例外”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含义，一种是出于事实判断的“独特”，即自建国起美国共和政体和自由理念与欧洲传统相比具有独特性；另一种是基于价值判断的“优越”，即美国在现代社会的自由与发展层面超越于欧陆各国，并且能很好地避免后者面临的现代性困境。由此，“美国例外论”隐含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即有必要将这种优越的政治社会方式加以传播和推广。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在回顾学科史时发现美国政治学具有某种强 烈情绪，这种情绪认为“美国政治学（这里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解释）是独特的，也许对于全世界都有独特的意义，其知识类型和范围值得输出或效仿” 。
“例外论”并非仅仅是特殊主义的，也包含了对外部世界的研究与想象。只有通过与他者的比较，例外才有意义。因此，美国话语体系实际上必须不断建构创造以因应外部世界变化，从而努力容纳不断扩展的比较对象。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 和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概念的抽象阶梯”正是话语建构“扩展—容纳”的典型模式。前者从分析框架维度，尝试将二战后新兴民族纳入描述分析当中，力图将抽象的政治系统作为“超越任何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总结构”；后者从概念分析维度，反思美国比较政治学“为了获得世界范围的可比性，概念的外延已经通过其内涵上的模糊而得以扩大……深陷于理论与经验混乱的汪洋大海中难以自拔。”并提出补救之法即“（1）沿着具有更好中间范畴的中等抽象水平来发展这一学科，（2）沿着抽象阶梯，既向上又向下，且按以下方式进行演练：把同与异，相对较高的解释力和相对准确的描述性内容，宏观理论和经验验证，统一起来。”二者共同致力于解释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政治 现象，从而使话语叙事更具延展性和普遍性。当然上述思维方法的衰落也与话语建构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政治系统论”在冷战时期已经被抛弃，因为围绕“政治系统”的普遍主义叙事无法充分凸显不同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是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学话语建构所需要的；萨托利概念分析方法所遭遇的批评和修正则迎合了冷战以后第三波民主化的转型话语潮流。萨托利式二分法的简单对立思维已经不适用于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的全球化时代，更难以辨析民主与威权政体之间的模糊地带，不利于提升美国政治学民主话语的包容性和吸引力。
因此，美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在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对话中建构起来的，寓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中，既保证了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又实现了话语的互动性，提升了话语体系的吸引力和说服力。美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正是经由这种普遍与特殊的辩证统一关系建立起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并经由美国的全球战略确立起对各国政治学的指导地位。当然也应该看到美国政治学普遍主义话语建构的背后同样具有强烈的文化霸权色彩。这种颇具帝国主义色彩的话 语建构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美国政治学的实证精神和科学方法，忽略了特定语境对问题设定和理论建构的局限，造成多元特殊经验与普适表述的内在矛盾。随着各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特别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进程逐渐成熟，美国政治学话语也面临着世界各国基于本国国情和实际经验的反思和批判。
20世纪中后期，以历史主义或者说特殊性反对欧美知识体系的普遍话语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诸多新兴民族国家尝试通过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标榜特殊性来建构自主的话语体系。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总结这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转向：“（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转向史学……他们所作的工作不太具有‘科学主义’的性质，而更多地偏于‘历史主义’的方向。他们严肃对待各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将社会变迁放在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的核心位置上。” 华勒斯坦这里所揭示的“历史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特殊主义”，如伊格尔斯就曾总结历史主义的基本理念：“所有价值都是独特的和历史性的，所有哲学都是民族性的”。这种强调“独特性”和“历史性”的民族理念，推动了各国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批判和反思，也让新兴国家政治学者尝试以历史、国情等特殊背景来建构政治 话语。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对“中国特色”话语的探索与上述潮流可谓异曲同工。
回看中国，“中国特色”话语是学科恢复重建以后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发展口号。之所以确立这一口号，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影响，参与学科恢复重 建的政治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呼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既要求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又强调“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一阶段的话语建构依赖于意识形态阶级话语，通过对西方政治学的资产阶级属性定位来明确中国政治学的社会主义方向。“阶级性”也就成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独特话语。
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日趋淡化，“历史性”或“实践性”逐渐取代“阶级性”成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方向。一方面，从“历史性”出发的话语建构，往往强调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尝试从中国历史中提炼、总结政治学的学科概念和分析框架，以取代西方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例如，以“天下”体系反思“世界”体系，以“政道”或“治体”反思西方的政体理论，以儒家民主传统批判西方议会民主制等。当然最具话语建构 意识的学术潮流或方法倡议当属方兴未艾的“历史政治学”。相比于单一概念或理论框架的反 思和修正，历史政治学显然更具整体思维和重构雄心。其倡议者们曾系统论述了政治学的学科定位，“社会科学是治国理政的学问，是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理论化总结，因而是‘地方知识’。”这种对政治学规定性的论述推动政治学对历史传统的回归，经由历史产生概念性知识来实现政治学的话语重构。另一方面，从“实践性”出发的话语建构则强调回归到 “最基本的事实”，从实践出发来反思或对话现有理论，推进理论概念建构。这一主张在政治学领域颇具代表性的探索当属“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同样反思了政治学“基本理论、概念及其生产者均是外部的……会受其生产思维所支配，造成自主性缺失” 。因此，相关学者主张中 国政治学要“从田野调查中发现理论，提炼概念”，进而实现中国自主的政治话语建构。
上述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虽然在概念资源和研究路径选择上不甚相同，但无论是历史还是实践取向的话语建构都是立足于中国经验，质疑和批判西方政治学的普遍主义立场，强调政治学知识的“地方性”或“特殊性”。这些探索不仅反思了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内在局限性，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的自主性。不过也应该看到有些研究存在滑 向“本位主义”的可能，容易“将中国的特点极端化为中国的独特性”，缺乏从中国经验抽象为一般性政治知识体系的创造能力和理论关怀。中国政治发展虽然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逻辑，但其并非外在于世界现代化进程，而是世界发展的贡献者和影响者，中国政治发展对于世界政治秩序具有普遍意义。这恰恰构成了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自主性不能回避的现实基础和实践导向。
综上所述，中美政治学的话语建构都表现出对特殊主义的追求，这几乎是英法以外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选择。人文社会科学无法摆脱具体事实而抽象存在，基于具体经验作出的理论归纳和话语建构，就难免呈现出特殊性质。后发国家往往正是以自身的实践与历史去检验那些个别概括，进而反思和批判其整体理论框架，为建构本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特别 是话语体系提供空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就 是话语建构的普遍主义转向，更为积极认同和融入现代知识体系之中。这种转向和融入不是被动地接受或者承认，也并非排斥具体的特殊经验，只不过是寓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中，从具体经验 出发探索普遍主义话语建构。当然也应该看到，美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的普遍主义具有明显为霸权利益服务的工具性特征。普遍性话语背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警惕和反思，这也是美国政治学话语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批判乃至拒斥的重要原因。然而这种对美国政 治学的反思或批判却不构成完全拒斥普遍主义的理由。特别是对世界秩序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中国，没有理由秉承只强调特殊性的隔离性认知，反而更应该重新筛查和检验现有的理论和概念，修正甚至完善传统知识体系中的个别概括和理论框架，进而推动普遍性政治学话语的范式更新和理论创造。为基于人类共同的经验和多元语境，在承认平等、谋求共识基础上建构普遍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作出中国贡献。因此，建构自主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仅仅止步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是不够的，必须在普遍与特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等多重维度互动中建构 起自主的话语叙事。话语建构的出发点是特殊的、中国的；但其指向、关怀和视野必定是普遍的、世界的。
结语：摆脱“内向性”的束缚
中美两国政治学探索知识体系自主性的百年历程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相同点说明了在现代社会，知识生产是有规律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要符合规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应该符合现代学术转型和发展的一般逻辑，同时也具有政治文明探索的世界意义。不同点说明了任何一门政治学，都是在一个特定国家和政治文明中生成的政治学，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根基、时代关怀以及学术使命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因应时代的发展自觉推进自我更新，同 时面对经验事实，回应实践中产生的具体问题。
对于中国的政治学来说，目前知识体系自主性探索主要是“内向化”，即研究议程、学术取向和话语建构的眼光聚焦于国家内部，这种内向化既体现在研究议程中对于本土化的强调，也表现 在话语建构对特殊主义的追求。内向化的路径选择源自于学术取向上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的积极互动，服务于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建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离不开这一系列“内向化”研究的探索和建设。随着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中国政治学也应该“坚 持胸怀天下” ，具有“外向化”的胸怀和视野，既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推进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加强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对话；同时也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断谱写人类文明发展新篇章。
中国政治学具体践行这种“外向化”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应该协调研究议程的本土化与一般化，把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寻找相同点，而不是强调差异性。提升学科研究的融通能力，避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泥淖，基于中国经验去回应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二是平衡话语建构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要把中国放在现代化进程中去考察，分析中国政治运行的长期稳定如何体现了政治尤其是现代政治的规律性，实现世界范围 内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范式更新和系统发展，这对于我们建构中国的自主政治学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挑战。同时也应该重视研究主体的独立性，建构政治学学术取向的自主性。这要求政治学发挥学科所长，积极回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以理论高度和科学态度能动地参与政治实践。只有让每个研究主体不断生发出内在动力，才能实现真正的知识体系自主性。
上述政治学知识体系不同维度的自主性探索不是顺次发生或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而生、相互促进的。只有三个维度的自主性实现协同共进，提升学科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开放性，才能真正完成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
（注释略）
杨雪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许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