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轨迹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归纳：首先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从过去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一种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转变；其次是道德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样化的变革；第三是公德变得越来越重要。40年来道德变迁轨迹的标尺包含4个刻度，由低向高排序分别是：底线道德，个体主体性和尊严，同理心和社会信任以及社会公德。用这个标尺去衡量，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是一场深刻复杂的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这一轨迹和标尺也为构建良善社会提供了方向和机遇。
关键词：道德主体；个体化；多元化；公德；道德变革
导言
今天要讲的，是我多年研究道德变迁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其中有些观点并不成熟，仍在探讨中。我很期待能够借此得到大家的评论和批评。下面是我今天要讲的4个主要观点。
第一条主线，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40年了，我们应该对伦理道德这个特定领域的变迁，做一个什么样的基本评估？正如演讲题目显示的那样，我不太同意很多人说中国这些年正在经历的是道德危机。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客观地讲是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所以，第一点主要是讲我的基本评估。
接下来，我从3个不同方面来梳理过去40年来中国道德变迁的主要轨迹。首先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通过考察一系列价值观体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那种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一种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的转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条主线。这个转变是正在进行过程中的，无人可以预知它将来会转变到什么方向去。但不管怎样，因为这种转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我们的道德主体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转变。这是一个重新塑造自我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很多挑战。一个最简单、最基本，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便是：在巨变的时代和社会里，做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做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内在挑战，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
第二条主线，是探讨我们之所以对道德危机的感受这么强，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从先秦一直到晚清，都有一个相对稳定、单一，甚至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权威的存在。而这个道德权威给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共享的。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所有人的行为，得出的判断也大致差不多。但是从某个时候开始，那个单一的、绝对权威的标准坍塌了，代之而来的是不同的标准。换句话说，道德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样化的变革。如果这种情况是真的话，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做出的判断，可能是整个社会总体道德很不一样。道德景观也发生了多样性的变化。这是我讲的第二条主线。
第三条主线，是在过去的40年中，公德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我们的危机是道德危机或道德滑坡，或者是我讲的道德变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就是公德。我们对公德怎么看和如何判断公德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整个道德景观的判断。
上面说的3条主线都是一般性的概括。人类学研究一般不会做这样的概括。如果想做这样的概括，一定要有特别扎实的微观经验研究做基础。我也是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总结这些东西。
我过去关于道德变迁的研究都是经验性的个案分析，而且侧重于分析那些突破道德底线，冲击民众三观的个案。例如，这篇2009年发表的《The Good Samaritan’s New Trouble：A Study of the Changing Moral Landscape in Contemporary China》，分析的是媒体屡屡报道的做好事被人讹诈的现象。比如街上的老人摔倒了你去扶，老人转过来说：“是你碰的！”然后索取金钱赔偿。我在2012年发表的《Food Safety and Social Risk in Contemporary China》，讲的是食品安全问题。这篇文章写得比较长，讲得比较复杂，但直接相关一点讲的是绝对的突破道理底线的行为，有意识地去做一些对人有伤害的行为，我们国内流行的说法是相互投毒的行为。例如，作为瓜农，我知道用某种生长剂可以让西瓜长得特别大，所以我不吃西瓜，但我总得吃别的吧？而我却不能保证别人生产的东西中是否含有有害的化学药品，所以这对我们整个社会信任、对陌生人的判断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2018年的文章《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Patient-Physician Mistrust in Contemporary China》，讲的是中国的医闹、医患关系问题。我的着重点是权力关系和尊严的问题，就是医患双方在近二三十年来，对个体尊严的重视，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关系的紧张。因为在过去的医患关系中，病人是处于完全弱势的地位，医生是绝对的权威，同时医生也是悬壶济世的道德权威。当医生作为一种专业人士完全接受了市场化逻辑，同时又不愿放弃过去那套文化理念，他们便无法接受病人在伦理意义上与他们平等。病人对知情权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和医生产生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会归咎于医生不尊重个体，不尊重病人的尊严，最终导致冲突激化。此外，我还在2014年发表过《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Immorality：The Chinese Case for a New anthropology of Morality》，这篇文章重点考察的是不道德行为以及完全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在整个伦理学体系中的含义和影响是什么，同时我还分析了为什么学术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研究，总是回避人类行为黑暗面（例如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的问题。
上述个案研究，说明社会流行的关于道德危机的看法，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我对此不仅有较充分的了解，而且做过专门研究。但是，当在更抽象的层次，总结和概括40年来道德变迁的过程时，我们不能局限于某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个案，而是要观察和分析总体性的趋势。这便是我下面要讲的变化轨迹。
但是，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还想简单地介绍我使用的几对概念。
第一对概念是伦理（Ethics）与道德（Morality）。在分开使用的情况下，伦理指的是一整套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伦理规范、行为规范或类似于像密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通过社会化过程学到的。道德更多指的是行为，是社会实践。我们有了这一套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是一回事，而我们具体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人类学家一直强调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说的、你怎么做的，这是3套完全不同的事情。而当我们去做调查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想的，或者你跟我说你做过的事又是第4个事情。因此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至少要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有清醒的认识。但在更多时候，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道德这个词，经常被放在广义的框架和背景中使用。这个时候道德指的是伦理和道德。
第二对概念是伦理的话语（Ethical discourse）跟道德的实践（Moral practice）。我在学术分析中试图把它们分开来，可在真正的生活中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可能先讲完了道理再去做某件事儿，但这不是说做事儿的时候我们的脑袋里一点概念也没有。就在那2秒钟之内，你的伦理对你的道德行为起了作用。但事后我来找你访谈，你会努力为自己的行为提供一个解释。比方说，2011年小悦悦事件之后，记者去访问那些人：“您当初怎么想的？您看见她时为什么就没停下来救她？”这个时候叫Moral Reasoning，这是说，我通过一种理性的反思来给我的行为做一个合法化的解释。
第三对概念是私德（Private ethics/morality）和公德（Public ethics/morality）的概念。我讲到公德的时候，想强调这件事是中国语境下特别重要的事。比方说，如果我在美国用英文讲私德跟公德的区别，听众很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因为我们这里讲的很多公德行为——比方说过街要不要遵守红绿灯——实际是私德，是你个人的行为。你去参加投票选举，这才是公德。所以，在中国特定语境下，为什么私德在社会情景中变成了公德？而公德又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更加重要的议题，也是我想讲的事。不管怎么样，这里的私德指的是伦理道德发生在私人生活领域中，规范亲属关系之间的互动行为。儿子孝敬给老爹10万块钱，这是私德。而儿子捐助灾区10万块钱是一个公德行为。公德行为是指在公共领域，更多的是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限制这些人互动的规范和行为模式是公德。
第四对概念是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观念道德行为（Ordinary ethnic）跟理论化的伦理观念道德行为（Theoretical ethnic）。前面的这个叫做ordinary ethnic，这不太好举例，因为伦理道德中在正常情况下就像空气对我们一样重要，不能缺少，但是我们又感觉不到它重要。如果突然间没氧气了，你一定觉得氧气很重要。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伦理道德很重要？一定是不道德的事情发生了的时候。理论化的伦理换句话说就是Moral philosophy，即伦理学，讲的是特别抽象的、对于人应该变成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的概括。伦理学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陈义过高，所提倡的那些东西是平常人做不到的。如果理论化的伦理道德陈义过高的话，会导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如果二者之间的脱节过多的话，会导致一种不光容忍而且鼓励虚伪的文化现象，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比较好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的脱节没这么大，后者只是前者基础上的高度概括而已。
最后一对概念我讲的是作为底线的伦理道德（bottom-line morality）和我们应该做成什么样的伦理道德（admirable morality）。其实道德不是一件特别高尚的事，道德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事。这便是底线。对我来讲，底线道德比道德理想更重要。可是在某些文化语境下，理论化的伦理体系强调的是理想境界。典型例子便是儒家伦理观。儒家伦理要通过君子来体现，但社会中不是每个人都是君子。在传统语境下，君子是少数去统治别人的人。当孔夫子讲那套东西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生活中如果我们用这套东西来衡量我们的行为，认为只有那样才是道德，这就导致前面说的二者之间的脱节，一种通过文化而系统化的虚伪。这是我讲的最后一种区别，底线道德和值得提倡的道德模式之间的区别。
一、道德危机抑或道德转型？
这张幻灯片显示的事件，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每一个10年左右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被很多人认为是伦理危机的标志。80年代是三信危机，即信仰、信任和信心危机。为什么？因为背景是共产主义道德及道德观。80年代发生的是对这种道德观的怀疑、质疑和挑战，所以给人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当时媒体的讨论、社会的公共舆论都在讲三信危机。
接踵而来的是商品化大潮。每个人都在讲商机的问题，1993年的下海潮，甚至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都在商量合作开个公司。这种情况下，接踵而来的是对商业、商品化的恐惧。我还记得1979年，中央电视台登的第一则外商广告是西铁城手表广告。之后，很多观众来信抗议，说我们堂堂的中央电视台怎么能做外国人的商业广告。所以这个时期的伦理道理危机、道德滑坡指的是这些东西。
接下来是性产业的出现。曾在20世纪50年代被消灭的娼妓现象，在90年代后期又重新开始出现，由此导致我们认为的道德滑坡、伦理危机。接着来的静悄悄的性革命，迫使我们讨论怎么样对待性产业的问题，还出现了性工作者这样中性的词语。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行为方式中对性的认识，有了更加宽容的态度和视角，开始有了性取向等议题的讨论。性的问题于是不再成为我们最为担忧的道德危机。再接着而来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做好事被讹的问题；这些事说到底是怎么处心积虑坑害陌生人的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在思考社会到底哪出了毛病？2011年小悦悦事件出现后，全民展开大讨论，探究为什么社会冷漠广泛存在，冷漠的原因在哪？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担忧；第二，在连续不断的担忧中，我们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也在逐步深入。当探讨社会冷漠的时候，已经真正接触到了伦理学层次上的问题，所以，我把2011年的有关公共舆论叫做拷问灵魂式的讨论。
如果我们把这些连起来看，社会道德现在到底有多坏？我没有说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道德危机的判断可能过分悲观。一个危机不可能延续40年。当然，你也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危机。但如果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危机的话，你怎么知道今天正常的东西明天会不会变成危机？你怎么知道今天的危机明天会不会变成正常？还有人提到“道德真空”。然而，一个社会在真空状态下还能维持下去，没有崩溃，这可能吗？人处在真空中是无法呼吸、不能生存的，社会如果处在“道德真空”中，也维持不下去。肯定有个东西会把社会聚拢起来，起到指导人的行为的作用，这个东西只能是道德。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持续40年的道德危机，而是一个道德转型过程。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是我们对伦理道德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感知问题。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个人和社会如何感知道德变迁？
先讲个体，这个最容易。个体感知社会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其实很简单——比较法，我们拿过去比较现在。老年人最容易做这个事，我们年轻的时候天也蓝、水也甜、人也好，但实际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很难讲。因为过去不好的事都被过滤掉了。年轻人也容易这么讲，为什么？要批判一个东西总要有一个标准，就是用过去来批判现在。当年孔夫子讲礼崩乐坏就是这样的道理，他也没经历过三代，周文王好成什么样他也不知道，他只不过说那个时候比现在好，所以现在应该改变。再一个就是说，别家的草地比我家的绿，这是很正常的个人思维方式，特别是在涉及到社会公德的时候。我们现在最容易使用的话语就是现代化话语，一个现代的社会什么样？西方文明社会什么样？好像我们不文明一样。美国人都排队，日本人爱护街道清洁，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批判我们自己的武器。这是一种比较法，作为个体来讲这是很常见的。第三个，就是用“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方式。每个人对情况的判断不一样，这涉及到我前面讲的道德单一权威崩塌之后的现象。
把这三者合在一起，导致我们很多人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判断越来越悲观。不管怎么样，我想前两者是个体的，把第三者加进去，实际上是包括我们社会感知这些现象的最基本的方式。如果你知道这三种基本方式的话，很容易做出自己的基本判断，到底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这个部分出了问题之后，对于整体的道德景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由此直接引来的问题就是，伦理道德危机是从什么样的视角看出来的？是在谁的眼里看出来的？用的是什么样的标准？比方说。大约在2005到2010年左右，国内学界和媒体讲农村的治理危机正在转变成农村的伦理危机，当时讲得很有影响。但是如果去分析具体研究的话，我发现他们讲的伦理危机实际上很符合我上面讲的这种情况，就是判断标准不同的问题。其中，有位学者的研究影响最大。他发现农村有不少青年妇女做两件很不道德的事，但是没有受到公众舆论的惩罚，因此是伦理体系的危机。一个是相当一部分青年妇女到城市变成了性工作者。她们回去以后，村里人没有对她们“吐口水”，相反因为她们给家里盖了房子，帮助家里的兄弟姐妹上学、发展，她们在村里还蛮有面子的。第二个是很多的青年妇女到城市打工之后，跟老公离婚了，另去找人结婚。
我想这样的判断估计不是从青年妇女的角度进行的。青年妇女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如果是第一件事情的话，她有她自己的自尊，也很符合我们原先的集体主义伦理，牺牲自己成全大家，实际上是我们之前伦理的自然延伸。如果是后者，我们经常讴歌爱情的伟大，为什么轮到农村青年妇女就不适用了呢？她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工，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和原来的老公不再有感情上的维系，他们之间有问题想离婚，为什么她们没有这个权力？为什么这种行为成为了伦理问题？这很可能是从中年、老年男性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才出现的问题。这涉及到道德判断的标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我的评判标准呢？当我分析整个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变迁的时候，我采用一个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个体到社会的标尺；这个标尺从这头到那头有一段距离，其中包括4个点或者4个刻度，即底线道德、个体自主性和尊严、同理心与社会信任，还有社会公德。
第一是底线道德；这是任何人都不应该逾越的底线标准。我前面所做的经验研究就是对不道德现象，对超越道德底线的人的批判和分析。什么是道德底线？很简单，就是No intentionally harm，意思是说我不会有意害人，当然不意味着有时候无意害人。伤害人跟道德无关，是跟社会行为的结果有关，只要我不是有意伤害人，我就没有突破那个道德底线，没有突破道德底线我就不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但是我很可能成不了一个道德楷模。这就是我说的底线跟值得效仿的模范之间的距离。守住道德底线非常重要，而且不难做到。但是，成为道德楷模就很难。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提倡所有人都成道德楷模，因为这样的话，13亿人中的绝大多数做不到，就产生了油水两层皮，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现象。
第二点跟现代化、全球化有关，就是个体的自主性。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生活我做主。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为个体自主性留下发展空间，意味着这个社会在伦理的意义上向前有多大程度的跨进。给的空间越大，伦理意义上这个社会现代化的进展程度就越高。与个体自主性直接相关的一个需求，就是对尊严的要求。当一个人没有个体自主性的时候，他对尊严也没有强烈要求。
以我为例。1971年，我从山东农村跑到黑龙江打零工，那时叫做盲流。有段时间我在哈尔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卖炒瓜子；我在农村收购瓜子，然后自己炒，再一点点地零卖。那个时候也有类似城管的职业存在。我被人家把称撅断了好几次，被赶来赶去，对暴力执法有切身感受。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2010年有个突尼斯小贩就是被当地城管踢了一脚，感到尊严受到侵犯，到政府讨说法无果后自焚抗议；他的死成为2011年“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索。我在1971年时被城管踢了许多次，什么事都没发生。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强的个体自主性的感觉，所以我对我个体的尊严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我觉得我是盲流，我在火车站前面卖瓜子就是非法的，人家踢我、撅我的称都是应该的。
当然现在的人会说，即使我干这事是非法，但你也不应该踢我啊，这就发生了变化。发生了这种变化，我们就说在道德标准的尺度上我们往前走了一大步，即个体自主性和尊严。但是这还不够。这一步是对于个体发展需求的满足。我们每个人都充分发展之后，也可能会很难相互容忍，特别是无法容忍陌生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无限膨胀，都觉得自己的尊严比别人的尊严更重要，那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社会上个体之间的冲突。
所以第三点同样重要，就是我们伦理道德的发展，应该很自然出现的另外一个新的现象，即同理心 （empathy）的出现。同理心与同情心（sympathy）不一样。比方说，我们走在街上，有一个讨饭的，腿断了，不断给你磕头，你动了恻隐之心，给他5块钱，这是同情心。在那个时候你的同情心投射给对方的时候，你明显知道你比对方要高一等。在现代生活中，同等重要的是同理心。你能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那个乞丐的位置上，来替他想，这个境界跟同情心不一样。同理心是在同情心得到长足发展之后，并且通过公共参与才能出现的。在中国有没有出现？出现了，而且越来越明显。
在同理心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信任更加重要。因为在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中，我们经常打交道的是陌生人，没有信任，社会就没法正常运转。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这个，当我们从一个熟人社会向一个陌生人社会转换的时候，我们怎样学会善待陌生人，这是我们的挑战。而学会善待陌生人，要求有同理心做基础。所以，同理心与社会信任，这是我判断道德变迁的第三条标准。
社会公德是我判断道德变迁的标尺上的第四个刻度。第一刻度强调道德的底线，第二刻度关注个体自主性和尊严，第三刻度着眼于个体之间的潜在冲突。然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该怎么办？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公德（public virtues），是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出发而构建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行为规范。从个体、人际关系再加上社会整体做出判断，同时有一个道德底线来兜底，这便是我判断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景观变迁的总体趋势的标尺。根据此标准，我才认为过去40年来，我们所经历的不是道德危机，而是一场复杂深刻的道德转型。
二、伦理话语的转变和道德自我的重塑
我把伦理标准的变迁叫做ethnical shift，讲的是整个价值观体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从一个集体主义式的强调牺牲、义务为重点的伦理价值观，向个体主义式的强调权力和自我发展这种价值观的转换。这是一个正在转化的过程，转成什么样无人可以预料。但我们能够确认的是，过去40年是一个不断转化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点在1980年。
不知道多少人还对1980年潘晓公开信大讨论有记忆；在座的一些老师会记得，也可能有参与。潘晓是两个人的化名，他们分别寄信到《中国青年》杂志社表达思想上的困惑。《中国青年》杂志社一位很有见识的编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把两封信重新修改融合，作为公开信发表，接着引起100多家报刊杂志的讨论。仅《中国青年》杂志社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最终发表了100多封。我没时间讲这件事的细节，但其中讨论的两个问题最重要，值得我们回顾。一个是个体追求自我利益合不合法？是否道德？潘晓问：我成天都在琢磨拿奖金这事道不道德？现在听来，我们可能觉得潘晓的困惑很可笑。为什么不道德？奖金也是你的劳动所得嘛。可是，1980年时的潘晓就认为脑子里不应该想这件事，想这件事就不道德。这涉及到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与否的问题。公开信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大家都追求个体利益，都想怎么挣钱，怎么把日子过好，那人生的意义在何处？今天我们很多人，觉得人生的意义不就是买大车买大房吗，没有什么可以困扰的。但在1980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值得我们全民讨论的一件事。
这个大讨论的背景，今天很多人不太熟悉。我们的共产主义伦理在当时教育出来的两代人，相信人应该大公无私，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涉及到我说的伦理体系会不会陈义过高的问题？你怎么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例如，我每天吃的三顿饭都不是为我自己吃的，为的是维系我身体的正常运转，好为革命做贡献。雷锋叔叔就是这样的，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现在大家觉得这样的事不太可能，但是当时许多人是真诚地相信这种伦理观念的。在当时的话语条件下，共产主义伦理具有强大的自洽性，把你的人生意义提高了一个层次，你觉得你在日常生活中做的那些非常卑微的小事，都跟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连在一起。如果一种话语体系能够有这种巨大无比的力量，把你生活的细节都提升到一个高尚的层次，赋予其意义，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生命特别有意义。这便是潘晓当年困惑的起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如果我们成天都想着赚钱，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今天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就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伦理话语环境之下。
潘晓公开信的讨论持续了大半年，上述两个问题解决了一个，就是说追求个体利益是可以的，是得到承认的，但是用的是一种半遮半掩的方式，叫做“人人为自己，客观为大家”，还没有放弃集体利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意思是说通过对自我、个体利益的追求，最后合起来就是为社会总体做了贡献。第二个问题没得到解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能再讨论，因为再讨论会导致重新思考整个伦理体系。
第二个问题到今天仍然困惑着我们。前面二三十年没那么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海潮，所有人都挣钱，大家生活水平提高；接着三大改革：教育、医疗、住宅；这些时候大家没有功夫想人生的意义。但是进入新世纪，当我们的生活基本上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开始凸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很多过去没有出现的社会现象。比方说，非要骑着自行车去拉萨，一路折腾自己，为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新的东西是对于人生缺乏意义的某种反抗，是通过很个体化的方式在努力寻求意义。这也说明人生意义的问题没有解决，仍然像鬼一样在后面追着我们。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的前夕，已经有这种暗流涌动。朦胧派代表诗人北岛的“我—不—相—信”就是代表。10年以后，崔健又唱出“一无所有”。当你不断地反思那个体系，最后却发现那个体系中没有个体的位置。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样的东西通过摇滚乐的形式表达出来。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不需要像哲学家讲的那样高深，而是像《一无所有》这样的歌突然给你的震撼，然后导致你对你的人生重新思考。特别巧的是，这个时候很多知青补办婚礼，拉着自己的孩子去照相馆照结婚照。他们觉得失去了宝贵年华中最宝贵的那一小节，就是在爱情的基础上结婚，穿上婚纱去照结婚照。大家想孩子都这么大了，怎么办？我们总要做点弥补，那就补个结婚照吧！
这些都属于我讲的伦理转型。转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很可能无人知道，因为我们仍在转型过程之中。但是，转型方向很清楚，就是大家开始思考自我，不仅仅是自我实际生活中的物质利益，而是生命的意义。当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时，过去的文化体系许诺给我们的东西显然变得苍白无力。那些东西是什么？叫做延迟的回报（delayed gratification）。我们现在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遵循那些东西，辛辛苦苦，盼着儿女过得好，甚至结了婚以后还要继续资助买房、买车，自己省吃俭用。为的是什么？他实际上是要老了以后，在文化意义烘托下的那种延迟回报，民间说法是有个念想。这在传统社会就是祖先文化，是有子孙后代给你烧香上供，让你的灵魂得到永生；现在是望子成龙，望孙成龙。
当伦理转型发生之后，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同时也要求立时的回报。我今天做了努力，明天就应该有回报，我们要的是Instant gratification，这也是我们伦理规范体系中新出现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一个不断向下渗透的过程。这段话是一个17岁的打工妹讲的，很有哲理吧？她说：“在一个成千上万人的工厂里，要指望你的老板发现你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自我发现。”自我发展是最重要的，而我们传统伦理说，你要多做少说、谦虚谨慎。传统伦理放在现在语境中就变成了缺点，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自我表达的能力。当李宇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背后投射的伦理含义，是只有找到最适合的表达方式，把自己充分地表达出来，别人才能认识你，然后你才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在过去的伦理体系里，这些东西不但不受重视，甚至会倍受异议。
从20世纪80年代往后，伦理转型进程就加快了，一个自我催动的机制出现。新的伦理规范体系导致新的自我的出现，就是那种越来越焦急地要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利益的新自我的出现。我们过去很多的说法都随之过时。我们说安贫乐道、老实中庸，现在老实的人连对象都找不到。许多人都说如果有个女儿的话，肯定不希望找一个老实的女婿，出去老让人欺负。取而代之的是赢者通吃，是狼道。当年《狼图腾》这本小说风行一时，背后含义很深刻。顺便说一句，我觉得《狼图腾》讲的是集体主义，不是个体主义；它强调的是一种集体主义框架下的个体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与共产主义伦理观有相通之处。
我们对人上人、人下人的重新提起，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词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是首先被批判的东西。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同志”这个词，用“同志”指代了所有人，体现了对社会平等的追求。但几十年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使得人上人、人下人的观念重新流行。
我前面说的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像做好事被讹、有意识的制造有毒食品卖给他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跟整个伦理转型分不开的。从集体主义伦理向个体主义伦理转型的过程中，既有好的发展，也有不好的发展。我前面的经验研究集中在负面个案，而我更加重视的是为什么这些人会突破底线。
我感兴趣的是我前面讲的一个概念，叫做Moral reasoning，即当事人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例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组调查山东某地的问题产品食用胶。这些食用胶的原料大量采用收来的废旧皮料，最后通过化学程序变成食用胶。央视记者问：“你这个东西好像不太符合道德吧？”然后这些人回答：“不符合道德又怎么了？他们又不是熟人，在我们本地又没有人吃这个东西。”这种现象到现在仍然存在。后面这个例子是河北的。河北某地盛产韭菜，为了防止病虫害，当地农民从一开始就对韭菜打“3059”，一种特别厉害的农药。当地的官员说：“对我来说最高的道德就是让我的家乡富起来。”乍听起来不能说这名官员很不道德，他知道自己做为一方父母官，要让家乡富起来，但您富起来别人怎么办？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因为别人他不认识。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如何善待陌生人，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出现了伦理滑坡、道德危机。但同时很多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自己也滑入同一个陷阱，就是对陌生人和熟人使用不同的道德标准。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应该对终极真理或道德标准有一种近乎信仰式的接受。这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现代社会。但是，现代性带来的是对个体感受的追捧取代了信仰，对个体化多样化的追求导致传统道德权威的崩塌。问题是，旧权威不复存在之后，新的道德权威在哪里？如果没有一个道德权威的话，我们怎么样自我规范？
三、伦理话语和道德实践的多样化
这涉及到道德变迁的第二个轨迹。道德权威的崩塌以及导致的结果，不光是负面的结果，如上所述。但是，它也有正面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和道德景观的多元化。
让我们先来回顾1988年的“蛇口风波”。我前面讲过，1980年的人生意义大讨论解决了一个问题，即追求个人利益是可以接受的。但可以接受不等于是道德的，是完全合法化的；至少当时的思想教育专家们都不认可。1988年，3位这样的专家到蛇口做例行的演讲。李燕杰，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德育学领域教授，80年代非常有名，全国各地做演讲。他作为一个青年教育学专家，演讲的主题就是如何教育青年成为有道德、有理想的人。曲啸，之前误判的一个右派，平反之后初心不改，仍然对革命理想抱有极大的热忱。另外一个人叫彭一清，也有很强的正统思想。他们的演讲一开始还挺顺利，把蛇口青年夸了一通，然后再讲问题。曲啸说蛇口的问题在于有一部分青年到这里不是为了创业，而是为了淘金。蛇口的青年听了不干了，就问：“那曲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创业和淘金有什么区别？”在此之前还有个背景，有部电影叫《创业史》，讲的是大庆油田工人的故事。那个语境下的创业，指的是你牺牲自己所有的利益和努力，为一个更大的事业做贡献，这是这3个人演讲中“创业”的意思。曲啸说很多青年到蛇口是来淘金，就是为赚钱、为自己、为了钱多才来。蛇口青年听了就觉得很刺耳，说我们凭自己的劳动赚钱，错在何处？同时直接质疑他们3人有什么资历跑到蛇口指手画脚，他们根本就不懂蛇口经济特区的社会，还沉浸在旧的意识形态中。这3人当天晚上给政府打了一个报告，说蛇口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倾向。媒体发现这份报告之后，又开始推动新的讨论。讨论先是从《蛇口特区报》开始，一开始的报道题目是《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教育挑战》，1个月之后就变成了《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接着到8月份，《“蛇口风波”答问录》一篇8000字的报道登出，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蛇口风波”中也有2个核心问题。第一个仍然是自我利益的追求合不合法？合不合道德？经过“蛇口风波”后的大讨论，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是谁有道德权威来教导别人？“蛇口风波”中更重要的是这一点。经过这次交锋之后，我们原先的德育专家失去了道德权威，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可以设想的。
李燕杰、曲啸他们代表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文革”前夕培养的那两代人，亦称社会主义新人。他们相信集体主义伦理观，认为人生意义全在这上面。我正在和一位青年学者合作一篇文章，讲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我们的依据是我和一位复旦大学教授编辑的刚刚出版的一本书，是一对夫妻和他们家人的私人通信，一共是679封。他们的通信中有将近20%的篇幅，在讨论如何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为革命的接班人、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你觉得他们是装假吗？不是。普通人的家信是最私人化的，不是写给别人看的也不必讲假话。这样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人们曾经如此真诚地相信这些东西，也如此真诚地在追求这些东西。所以李燕杰他们去教育新一代青年，并不是去做表演，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也正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蛇口风波”才有这么大的影响。
要想理解“蛇口风波”的深刻含义，我们还要再回溯10年，就是1978年发生的一件更重要的事，叫做“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开展的大讨论，结论在开始之前便已经得出，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结论成为随后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核心理念。但是，这把核心理念有个缺口，就是“唯一”这两个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唯一”的潜在负面作用就会显现。如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的话，我们很容易滑向实用主义。什么灵，什么就是对的。在伦理学意义上深究这个问题的话，有些真理是无法检验的。什么是真理？真理是跟信仰联系在一起的。真理和知识的区别就在于，知识是你了解并真实存在的东西，而真理是你真诚信仰的东西。上帝存在吗？我不相信，但我也没办法证实上帝的不存在。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是能拿实践来衡量的，但是我们的改革就建立在这个上面，所以“蛇口风波”才导致了这么大的影响。当蛇口青年所代表的现代化力量，说那套陈腐说教跟我们是有冲突的，如果按照那套陈腐说教，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没办法继续进行，说教就只有让步。
当这种具有超越意义的真理被完全抛在一边的时候，市场逻辑就占了上风。市场逻辑占上风，很容易导致的结果就是多元化。市场逻辑很简单，我们怎么样能让人们多买东西；只有多买才能多生产，才能卖出去。消费主义背后的最简单逻辑，就是让你相信你的任何需求都是正当的，而且你应该跟别人有不同的需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时尚，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对时尚的追求是最有品味的。如果你穿的裤子有点厚了，我就要穿一个加厚的裤子，结果就是多样化。多样化导致了市场的蓬勃发展，就能多卖。但是市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在我们的语境下，推动多元化最主要的力量是市场。市场逻辑、商品崇拜，导致了我们对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容忍。例如，我们是不是都有同样的生活机会？当然，不能假定每一个个体都有同样的生活能力，但是应该具有同样的机会。有了机会没抓到是自身的问题。市场逻辑推动的多元化不考虑生活机会是否平等的问题，它考虑的是购买能力的大小和有无的问题。这是过去40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前些年中国的消费运动蓬勃发展，也符合这个逻辑。
到了这步之后，我们的个体欲望得到了合法化。如果举个比较激进的例子，就是同性性取向的社会认可度。这个涉及到欲望问题，你期望的性取向跟别人不一样。同性恋在过去的20年逐渐地被容忍，在社会生活中浮出水面，或者能被不少人所认可。这是我想讲的多样化的一个重要的例子。
我再举2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一个是2008年的“范跑跑”现象。“范跑跑”和“郭跳跳”的争论大家都知道，“郭跳跳”指责“范跑跑”的行为极为不道德，因为地震的时候他扔下全班的学生先跑了出去。“郭跳跳”说你作为一个教师，必须保证每个学生安全撤出你才能撤出。“范跑跑”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是我妈我可能都顾不上，是我女儿还差不多。之后新浪有一个读者调查，问你觉得是“郭跳跳”有理还是“范跑跑”有理？第二个问题更尖锐：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愿意交给“范跑跑”来教还是“郭跳跳”来教（意思是谁值得你信赖）？很有意思的是，最后的结果是将近50%对50%，有50%的读者说我们宁愿选择“范跑跑”。为什么？因为他真诚、不虚伪，他说了他当时想的事情，他承认他的怯弱、胆小、怕死，而“郭跳跳”实际很难讲，很可能更差。
在这里，我不评论谁对谁错，我只看到并强调一点：多元化。这种事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不可能发生。我们当时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死算什么，不要说是一帮学生，就算是一根集体的大木头落在水中，我也要先跳下去捞它。然后呢？然后我可能就淹死了，死了以后就成为烈士，很光荣。那个年代的很多人都曾经有一种闪念：我们应该怎么样光荣地死去。这是完全不同的道德境界，也是伦理话语影响道德行为的例证。
另外一个例子发生是2014年底。社会学家李银河对公众宣布：我的生活伙伴不是女性，所以我也不是“拉拉”；我的生活伙伴是一个生活在女性躯体中的男性。由此她推出一个新的概念，叫跨性人（transgender），引起公众讨论，因为我们的社会中以前没有这个概念。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民日报》、“强国网”上登了很多评论。这些评论里有两种意见，一种说至少我们应该容忍不同的人存在，还有一种说你不懂transgender是你的问题，人家没做错任何事。当然这不是主流意见，但这种意见开始出现，说明我们社会的多元化。
综上所述，社会多元化的后面是伦理观念的多元化，伦理观念多元化的后面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的道德权威崩塌了，这是往好的方向说。往不好的方向看，是道德权威崩塌了之后我们何以所依？过去说“头上三尺有神明”，现在没神明了，我是否就可以制造有毒食品卖给陌生人？所以，好坏两个方面都存在，依据个案的不同而不同。
多元化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有争议的道德行为（Contested moral behavior）模式的出现。譬如，婚前性行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仅违反道德，而且是可以判刑的，如果赶上1983年的“严打”运动，说不定把命都搭进去；现在，长期未婚同居都成为一件比较平常的事情。再比如不结婚、大龄剩女，这些现象开始出现，变得有争议，背后反映的是几种不同道德观点之间的张力。
我的一个华裔女学生，忙于学业，快到30岁时还没有男朋友。回到国内之后她的外祖母对她说了一句重话：“你不应该这么自私。”她特别不理解，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结婚怎么就自私了。我跟她分析，你结不结婚涉及到你外祖母的人生是否完整，她人生最后的一个任务就是你的婚礼。你不结婚，她的人生就留下遗憾。她的遭遇在国内很常见。很多父母或祖父母都这样。先是千叮咛万嘱咐，上大学要有上进心，不可以谈恋爱分散精力；一旦毕业，马上就问有朋友了吗？没有？赶快找一个！前面刚说过只要你有男朋友我就高兴。当你把男朋友带回来，就会问什么时候结婚。等你结了婚，又问什么时候生孩子？没完没了。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很多因为伦理观不同而发生争议的道德行为，都发生在这个层面，即个人层面。
接下来是公共层面，大家熟知的广场舞引起的种种争议，也引起了不同的言论。我这个学生碰巧是研究广场舞的，她做了很长时间的田野作业，最后从田野中那些跳舞大妈的角度来看，她们有她们的一套道理。这之间的冲突，有代际冲突、如何利用公共空间、如何理解公共秩序、如何理解什么是噪音等等。大妈不觉得这些是噪音，但是20多岁的年轻人觉得是噪音。年轻人打篮球的声音也是噪音，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不是噪音。这就是观念的冲突。
个体层次上有冲突，社会层次上有冲突，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不同的道德观也有冲突。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访谈个案，简述如下：同性恋者魏先生是位成功的IT专业人士，因为他的父母要抱孙子，他为了成全父母的意愿而结了婚，这是典型的同妻现象。结了婚生了孩子，一切任务都完成了，被周围的亲戚朋友看作是成功人士。但在第三次访谈的时候，他突然崩溃，说：“我成功什么？我彻底失败。”我问他怎么会觉得失败？至少用中国人成功的标准来看，你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成全了这么多人。他说，我是成全了别人，但是我呢？他告诉我实际上他在外面一直有个情人，这个情人他不能对他妻子讲。“我欺骗了我的妻子，同时我也欺骗了我自己”。
对我而言，这个访谈非常重要。我想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国人觉得人不应该欺骗自己。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发展。这可能不是一个很普遍的发展，但至少有一批人开始认为，忠诚首先是我对自己的忠诚，我能不能对得起我自己。我们以前讲对得起都是对别人，从来没说我有没有在伦理上对得起自己。我们传统伦理说“三省吾身”的时候，“三省”都是关于人际关系的，没有个体的自我审视。魏先生是在伦理意义上审视自己，认为内在自我的表里如一十分重要。这个时候，魏先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也就是我前面讲的道德自我的重塑，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过程之一。在这个重塑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张力。刚才举的例子是不同道德观引起的张力。
四、公德意义的凸显与发展
现在讲第三个轨迹，即公德的发展。在过去的40年中，公德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这似乎已是共识。同时，也正是某些方面的公德出了问题，导致很多人对中国道德景观产生很悲观的判断。
我们传统的儒家伦理，基本上是私德伦理，整个“五伦”处理的都是私德问题，是用私德处理公共事物，所谓以孝治国。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梁启超那一代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梁启超的《新民说》旨在发展公德，构建新的公民。其中他提的一个建议就是构建第六伦“群己”关系，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这里的个体是独立自立的公民，“群己”关系是在平等公民的基础上，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合作关系以及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五伦”框架下的隶属关系，像君臣、父子那样的关系。
1949年以后，共产主义伦理处理的仍然是如何改造传统伦理，建立新的公德体系的问题。我前面介绍的那套共产主义价值观体系，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雷霆万钧的政治运动产生的压力。这套体系就是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所有集体的事都是重要的事，集体的木头就值得你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套伦理体系能持续多久，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一个新伦理体系说个体才最重要，作为个体，你的利益和自我发展都特别重要；而且它说个体的生命比集体的财产更重要。结果会怎样？共产主义伦理在很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很快就被一个新的个体主义伦理体系所冲击。之后，我们面临的便是如何重建社会公德的问题。
什么是公德？公德分两大类。我再一次强调我前面说过的一句话，道德不是高尚的事，是我们基本上很容易做到的事，这样的道德才能够真正行之有效。公德听起来很高尚，实际上也分两类，第一类是底线或者消极公德。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在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不做伤害别人的事，不做伤害公共利益的事，这就是有公德。文明礼貌也是底线公德的一部分。公德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我把它叫做积极的公德。它包括公共参与、慈善事业、如何为他人为社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如何在公共空间建设良善的社会生活。
我们在关于伦理危机、道德体系的讨论中，太强调第二条，太强调积极公德，而实际生活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也不是所有人都要积极地投入到积极公德中。人人都投入到公益事业，谁来干那些没有意义的生活琐事？2008年汶川地震后，超过25万的志愿者赶赴灾区救援。之后的反思就是，很多人跑到那里帮不上忙还添乱，还得让当地政府照顾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相关知识和培训，并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事。但这些志愿者至少心愿是好的，所以仍然是一个正确、正面的现象。
我们所谓道德危机、道德滑坡的很多悲观判断，都是源于公德的匮乏与遭遇挑战而产生的。但是，历史地看，我觉得在过去40年，我们在公德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比方说，守秩序的现象，最简单的就是排队。我们这一代人以前上公交是用挤的方法，我们都知道怎么挤公交。你要想快点进去就要溜边走，从门边上稍微一闪缝就进去了，你在后面怎么也挤不进去。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生存必须要的东西。但在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排队。当然怎么样让人排队也有制度设计，执行力度的问题，但至少排队开始出现并得到广泛接受。还有对于公共场所的爱护，比如翠湖公园，我们昨天去看，基本上挺干净的，没有什么垃圾。20年前的翠湖公园什么样？很可能到处是垃圾，大家随地吐痰、扔东西，因为那时这些都是很普通的现象。今天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吐痰，你看到会很恶心，但是若干年以前这是很正常的。我经常去上海，这些年上海的闯红灯现象得到了大大改善。这当然有制度设计的问题，比如人脸识别的设置，闯了红灯就要罚款，但是制度如果贯彻若干一段时间后，会变成你的本能。很多人去美国访问旅游回来都讲一件事，凌晨2点开车，红灯一亮车就停，周围什么车都没有，但就是没人闯红灯。不能闯红灯已经变成一种本能。
第二个重要的进展，是对生命本身的重视。过去认为集体财产比人还重要，那个就是对生命价值的否定。一旦个体的生命本身得到重视，获得内在独立的价值之后，会产生一系列伦理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行为方面的变化。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众媒体和公共舆论对于“猪坚强”的报道和关注，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碰巧今年是汶川地震10周年，这位“猪坚强”仍然健在，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又如，2010年上海胶州路一栋大楼失火，死了很多人。之后将近20万上海市民自发前去火灾地点，表达他们的哀思和对死者的敬意；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成员在旁边演奏表达哀思的音乐。这些市民的行为对政府有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政府马上做出了很多正面的反应。
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觉得是我们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同情心 （sympathy） 往现代意义上的同理心（empathy）的发展。我们现在很多的志愿者活动都是基于同理心，比如那25万汶川救灾志愿者，官方解释是雷锋精神又回来了。我那时候就在讲，这跟雷锋精神没多大关系。你去看他们在事后的访谈怎么说的。他们看到电视上那些灾民困苦的状况而身有同感，没有多想就去了灾区。这就是典型的同理心。他们设想同样作为人，如果我受到这样的灾难，我会有多难受。同理心能够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承认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层面上个体之间的平等。
2018年的小凤雅个案是个好例子。3岁女童王凤雅被诊断出晚期眼癌，生命垂危；凤雅母亲通过网上筹款，为女儿治病，因治疗方式与后期直接介入的公益志愿者产生激烈冲突，并引起是否存在诈捐行为的争议。当地警方调查后证明，王家所得绝大部分善款都用于治病，所剩1000余元捐给政府。由此而引起我们应该怎样做慈善的公众讨论。有篇文章的作者讲得很好，我这里原文照抄：“在目前的很多慈善服务中，我们发现志愿者在专业能力上，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有爱心却没有‘专’心，有同情心却没有同理心，不当介入、过度介入甚至与服务对象产生矛盾的现象频现。”在帮助小凤雅时，志愿者既有替服务对象做决定的举动，也充斥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们没办法把自己放到小凤雅母亲那个层次上来想任何事情。因此，批评者才说他们这样的人可能有同情心，但是没有同理心。这些讨论说明，我们的社会不仅仅出现了新的公德，而且还有不同层次上的发展。
又如，做好事被讹这种现象每年都出现，媒体上到处都是这种新闻，但是同样的新闻报道本身，又反过来说明做好事的乐于助人者还大有人在。公德没有泯灭，实际上一直在缓慢而艰难地发展。个体的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环境保护、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等，都是新的公德方面的进展。媒体每年都公布社会捐赠的情况和捐款数额。我比较关注网络的个体捐赠，尤其是从2015年开始的网络捐赠、小额捐赠的主体是谁？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我自己的访谈中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父母抱怨他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把钱捐给别人。这种抱怨也没错，因为他们要买车买房、娶媳妇，还需要父母资助。这两件事并行不悖，背后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
公德的发展有不同的方式。近年来基层政府也积极推动社区道德建设。最常见的举办道德大讲堂，开展宣传活动。例如，山东省某市的“道德在身边，经典咏流传”道德讲堂，以“四个一”为主线，即看一部道德短片、讲一个道德故事、诵一段道德经典、作一番道德感悟。在这种比较程式化的宣讲活动中，最后的道德感悟或道德感想很容易流于概念化的表决心。例如，媒体描述某市2018年的少年道德大讲堂的互动环节：“孩子们表示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摒弃懒惰散漫的心理，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习成绩，为建设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活力。”这种开展道德复兴运动的方式，类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人的方式。这是老马识途、很容易的一种方式。实际效果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某些地方推行的“道德银行”“道德超市”等，通过利益交换的原则来鼓励社会互助行为。据媒体报导，浙江某地与农商行合作，试点建起“道德银行”。由农商行提供支农、惠农政策，获评“道德之星”的人，可享受免担保、低利率、高额度的贷款优惠，让好人干好事有奖励。四川某村为每户贫困户设置了一个道德银行账户，规定贫困村民每参加1次贫困户自治小组、互助小组、农民夜校、建言献策等村内事务，就可获得1个道德币。道德币有奖也有罚，如发现贫困户有露天焚烧秸秆、打牌赌博等行为，就要扣除相应积分。有了道德币，贫困户可直接去“衣旧有爱”超市兑换物品。“道德银行”“道德币”等做法，说到底是利用市场化逻辑来推动公德。前面我讲过市场的逻辑对我们的影响深入骨髓，这也是一例。但是，利用市场交换逻辑来推动道德，在伦理意义上道德吗？这一点我还没想明白。可是，单单挑出村内贫困户作为道德银行的对象，并通过道德币的多少来奖励或惩罚他们的行为，是公开的社会歧视和滥用道德机制与社会人士的爱心捐助。这种做法显然是不道德的。
结语
最后，我想重温今天演讲的几个要点。首先，我研究和评估近40年来道德变迁轨迹的标尺包含4个刻度，由低向高排序分别是：底线道德，个体主体性和尊严，同理心和社会信任，以及社会公德。用这个标尺去衡量，我认为我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是一场深刻复杂的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这个转型过程已经呈现出3条清晰可见的轨迹。第一是从过去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的转变，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自我的重新塑造。第二是单一的道德权威的崩塌导致伦理价值观和道德行为的多样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争议，困惑和冲突。第三是社会公德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新的公德不断出现，同时也带来新的公共议题。
上述3条轨迹的变化，也为我们的社会带来诸多新的挑战。怎么积极应对这些挑战，顺利完成这场道德转型，是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就学者来说，需要进行大量扎实、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当前的伦理话语与道德实践有一个客观、全面的判断。我个人认为，“从集体主义责任伦理向个体主义权利伦理的转型”这样一个学术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理解当代中国的道德世界。不过，这仍然是个学术假说，究竟是否真实、有效，仍有待于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检验。对大众来说，最重要的是“自我真诚”，个体首先要对自我真诚，做到表里如一和言行一致，然后由己推人。积极主动的道德改革，应该从每一个体的自身开始。对官方和社会来说，需要承认个体主义的正当性，正视个体主义的丰富内涵。不要出于对个体主义的中国式理解，把它等同于自私自利和反社会，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在真诚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构建深厚的社会信任。而真正完成道德转型，则需要国家、社会和各阶层人群之间长期的沟通、协商和努力。与传统的一元化伦理相比，这种多元化的沟通、协商和共同努力的社会发展过程本身，便已经是了不起的道德改革，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个体化、多元化的新价值观与新道德行为。
说明：本文为2018年6月11日阎云翔教授在云南大学举行的《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演讲的整理稿，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郭璐瑶整理初稿，阎云翔教授修改审定而成。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洛杉矶，CA90095）。
来源：《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
（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