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相当浓郁的浪漫气质。这浪漫气质常常通过粗犷、野性的人生体现出来。当代众多表现平民英雄气概的作品或着力刻画男子汉的血性本色、野性传奇，或通过抒发“行万里路”的豪情展现上下求索的浪漫人生、诗意追求，都在张扬平民百姓的民魂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连同那些欣赏“女汉子”、赞美“女汉子”的作品一起，汇成了当代作家探索中国人的浪漫情怀、中国文学的浪漫特质的思潮。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相当浓郁的浪漫气质。从老子骑着青牛出函谷关到孔子与弟子们“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活法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从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思想到屈原《离骚》、《天问》那样的瑰丽想象，一直到“竹林七贤”的隐居、李白的狂放不羁、苏东坡的“把酒问青天”、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米芾的“颠不可及”，都光耀千秋，令人神往。一直到鲁迅既推崇尼采也心仪魏晋风度、郭沫若既崇拜歌德也敬仰屈原，一直到金庸的武侠小说风靡华人世界半个世纪，直至推动“武侠热”走向世界，一直到许多当代作家汇入世界性的“寻根”浪潮……都将传统的浪漫情怀推进到更加阔大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一代又一代的普通农民也怀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替天行道”的浪漫梦想，在历史上掀起了一次次惊天动地的起义，无论最终的结局是功亏一篑还是改天换地，都昭示了农民的不甘平庸、不怕牺牲、敢作敢当、壮志凌云。而每当我们在谈论中国文学的“田园诗”、“饮酒诗”、 “志怪传奇”、“武侠小说”，品评中国文人的“清高”、“隐逸”、“狂放”、“风流”之时，都常常会与中国文化的浪漫气质相遇。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理解中国民族性中的诸多看点：酷爱自由、敢于反抗、耽于奇想、变幻莫测。
西方有西方的浪漫主义。如卢梭的自由梦想、雨果的瑰丽神思、歌德的狂飙精神、普希金的本土情怀、海明威的冒险冲动……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提升了人类的精神境界。人类酷爱自由、崇尚个性、渴望返璞归真、向往美好世界之心息息相通，而中国人的浪漫则自有其格外鲜明的特质——那便是：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的神秘异彩、传奇风格、野性力量……
是的，谈论中国文学的野性叙事，就常常会邂逅中国人的浪漫情怀、中国文学的浪漫气质……
男子汉的野性传奇
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显然多了阳刚之气。现代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是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的。而1949年以后“收拾旧山河”、建设强国的事业，也使得“英雄传奇”成为最引人瞩目的文学景观。以《红旗谱》、《红日》、《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为代表的小说，以《洪湖赤卫队》、《沙家浜》、《红灯记》、《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戏剧，都不仅相当真实再现了普通百姓敢于斗争、出奇制胜、改天换地的英雄业绩，而且在塑造平民英雄形象方面，直追《水浒传》、《隋唐演义》的遗风。到了思想解放的新时期，“英雄传奇”也并没有因为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而衰落。当代小说中，英雄系列大致有四个系列——一是随着“改革文学”的一度兴盛而产生的“改革家”群像（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燕赵悲歌》、柯云路《新星》中的主人公）；二是随着历史长篇小说的繁荣而崛起的帝王将相英雄群像（如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凌力的《少年天子》、《晨钟暮鼓》、《倾城倾国》、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还有农民英雄群像（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星星草》、杨书案的《九月菊》中的主人公），以及士大夫英雄群像（如刘斯奋的《白门柳》、杨书案的《孔子》、唐浩明的《杨度》中的主人公）；三是当代“军旅文学”中的军人英雄群像（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苏进的《射天狼》、《炮群》、毕淑敏的《昆仑殇》中的主人公）；四是普通百姓中的英雄群像（如郑义的《老井》、莫言的《红高粱》、冯骥才的《神鞭》、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那些急公好义、威武不屈、敢作敢当的普通人）。这一排排英雄形象比起革命年代里那些工农兵英雄形象，在个性的鲜活与丰满方面，成就显然更高。毕竟，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文学观念开放的背景下，作家们写英雄的人情味、个性的复杂或血肉丰满，更加千姿百态、生机勃勃。
在革命年代，文学中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曾经鼓舞过两代人的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民气；到了新时期，各有千秋的英雄人物形象的社会影响也不可低估：像《高山下的花环》就曾经是广大青少年人人皆知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名篇，而《老井》、《红高粱》则不仅唤起了一代人的浪漫记忆，改编成电影后先后荣获国际电影节大奖，也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发挥了历史性重要作用。还有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和唐浩明的《曾国藩》、陈忠实《白鹿原》长期畅销，成为“传统文化热”复兴的一个个亮点，也都是产生过“轰动效应”的文化热点，其影响力毫不逊色于革命年代的“红色经典”。
那么，这些新时期的英雄人物身上体现出怎样的野性风采与浪漫品格呢？
像莫言笔下的《红高粱》中的先辈们：“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像《丰乳肥臀》中的高密东北乡的开拓者们，他们是“一帮酒鬼、赌徒、二流子——当然他们也都是不惧生死、武艺超群的好汉”，他们与德国兵斗争的业绩，一如《红高粱》中他们的子孙的抗日故事一样，惊心动魄、威武雄壮。像《檀香刑》中的“高密东北乡人深藏的血性进发出来，人人义愤填膺，忘掉了身家性命，齐声发着喊，”聚众抗德，连“乞丐的首领朱老八，也是个顶天立地、咬钢嚼铁的男子汉。”莫言一次次写故乡那些普通农民的强悍血性、敢爱敢恨、敢于抗争、不怕牺牲，临刑时也“江湖义气，慷慨激昂。望乡台上，携手并肩；化为彩虹，飞上九天。”都读来酣畅淋漓、感天动地。这是农民的浪漫：不避粗俗，不惧强暴，率性而为，不计成败。这样的浪漫常常带有匪气、霸气，却实实在在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洒脱活法、豪放品格。虽然，他们似乎缺乏李自成、朱元璋那样的雄才大略，在释放了自己的愤怒与豪情后很快归于失败，可这毕竟是与阿Q、祥林嫂、老闰土们很不一样的人生快事了。
当代文艺作品中，多土匪故事。或如《林海雪原》，刻画出土匪的凶残，或如《红高粱》，渲染土匪的浪漫；也有贾平凹的中篇小说《白朗》，写土匪的奇闻异事，富有魔幻色彩，也有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青木川》，写土匪对文明的向往和保境安民的才干，令人感慨万千；还有水运宪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讲述解放军湘西剿匪的故事，惊心动魄……这些作品，连同姚雪垠在1940年代的长篇小说《长夜》中对贫穷、乱世中一群土匪传奇经历的描写，以及后来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对土匪与农民军彼此支持、呼应的描写，都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匪性：有强悍的个性、狡黠的手段、啸聚山林的号召力，时而恃强凌弱，时而劫富济贫，无拘无束，从心所欲，常常成为乱世中民间与官府周旋的一支力量，也常常同时昭示了生命的野性与无常。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土匪故事与那些忍辱负重、克己奉公、鞠躬尽瘁、留名千古的好人故事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也显示了中国民族性中要么自由到为所欲为，要么克己到忍辱负重的矛盾性。而中国历史上那一次次打着“替天行道”旗号聚义起事、在改变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民众力量的农民起义，又何尝不是不甘屈辱、冲冠一怒、逞性而活、慷慨悲歌的民性呈现？《孟子》中早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中也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能覆舟”的精辟之论。而以《水浒传》、《隋唐演义》、《说唐演义》为代表的描绘农民义军慷慨悲歌的古典小说和“水浒戏”（如《打渔杀家》、《逼上梁山》、《坐楼杀惜》、《林冲夜奔》、《野猪林》等等）、“隋唐戏”（如《秦琼卖马》、《虹霓关》）的广为流传，也都使民间反抗欺压的浪漫精神广为人知、代代相传。这是中国文学史、戏剧史的一大看点。
于是，不妨把《红高粱》看作一座精神的桥梁，一端通向《水浒传》、《隋唐演义》，还有《李自成》、《红旗谱》、《烈火金刚》，另一端通向《白朗》、《青木川》，还有权延赤的中篇小说《狼毒花》、邓一光的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都梁的长篇小说《亮剑》、《血色浪漫》那样写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血性充沛、野性十足、率性而活的作品。
《水浒传》野性贲张，可梁山好汉的嗜血好杀、殃及无辜的悲剧（如武松血溅鸳鸯楼一回），以及最后不得不接受招安的结局，难免使人长叹息！那也是无数农民起义中常见的嗜杀悲剧。到了《李自成》、《红旗谱》、《烈火金刚》中，革命时代的政治规范又使得那些农民英雄过于“革命化”、“高大上”了一些。倒是《红高粱》，写男女的“野合”酣畅淋漓，写抗日的伏击粗狂豪放，都散发出中国农民的率真野性，既不伤及无辜，又不高蹈如神，这样才写出了弥漫着人间烟火气的草民的浪漫，读来回肠荡气、心潮澎湃。虽然《红高粱》的续篇《高粱殡》、《狗道》中也充溢着受挫的叹息、虚无的感慨，可作家毕竟在《红高粱》以及后来的《丰乳肥臀》中尽情挥洒了农民率性而活的浪漫豪情，也催生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民族性的新思考。
《狼毒花》成功塑造了一个“骑马挎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的“罪犯兼功臣”的奇人形象。常发“这家伙苦出身，13岁杀人出逃，不知在哪里向什么人学成一身武艺。18岁闯世界，多数走口外。他也贩烟土，也干劫富济贫的买卖，也干‘采花’的勾当。据说他刺了一身锦绣，很能勾女人的心。到手的女人最后都心甘情愿在马背上随他走天下。”他的酒量也很惊人，“能一口气喝下一坛酒”，而且“喝醉酒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参加八路军后，他凭着过人的武艺屡建奇功，也因为好色而屡受处分，居然也常常因为海量与好色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这一笔，写出了人生的一言难尽、历史的别样风景。小说的主题耐人寻味： “狼毒花一出现，就是草场退化的标志。别的什么草也不长了，只剩这一种草。那么，要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成沙漠的一部分。有人就说它比狼还毒，给人带来的是恐惧和死亡的威胁。可是，沙漠里来的人，看到它便看到希望，知道它的后边就是生命和胜利。只有它能够在沙漠的边缘顽强而又奇迹般地活下来，在临界地带伴着死亡开花结果。”小说写出了一个“流氓英雄”的匪气冲天，也写出了人性的弱点在特别时刻可能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一玄机，将匪气传奇写出了哲理意味。
《父亲是个兵》也有意渲染了一个红军的“匪气”。无论是因为冲冠一怒参加红军，还是成为八路战将后违抗军令并因此受到处分，甚至在回到故乡后“怀着再度闹革命的强烈念头”带领众乡亲拦路抢化肥，都张扬出无所顾忌、敢作敢当的匪气。“他从农民来，又还原成农民，事情就这么简单。”
还有《亮剑》，写八路军团长李云龙好酒、好斗，性格粗鲁，满嘴脏话，“桀骜不驯，胆识过人，意志坚毅，思维方式灵活多变，多采用逆向思维，处事从不拘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差，善做离经叛道之事。”“他不太喜欢军事民主这个词，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老子是团长，就得听老子的！”因此屡次违反过军纪，也受到了处分，职务升升降降，可打起仗来，依然豪情万丈，“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只当自己是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山大王是怎么个活法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生当乱世，却活得率性。一直到“文革”中，他也敢下令，制止武斗，为此不惜开枪，最后饮弹自尽。
《狼毒花》、《父亲是个兵》和《亮剑》不断展示了军人的匪气、狂气和浪漫活法。这些作品在1990年代的文坛产生，具有深刻的意味：1990年代是世俗化浪潮持续高涨的年代，是王朔、池莉、苏童、刘震云等等作家旨在描写普通人琐碎生活的“新写实小说”风靡一时的年代，然而，上述写出身农民的军人的粗野性格、浪漫活法、英雄气概的名篇仍然产生了可观的影响，为1990年代的文坛增添了血性的浪漫色调。
其实，在城市青年中，有“匪气”者也不少。例如北京人老鬼（马波）就在其长篇非虚构小说《血与铁》中记录了自己“文革”中参与“大串联”、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毛泽东抗美铁血团”、扒货车、偷越国境，去越南冒险，被遣返后去西藏的奇特经历，一方面写出了那个年代的“红卫兵”追求“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的理想的狂热与坎坷，也写出了“理想美丽，实现她的过程又苦不堪言”的无奈，以及一个梦幻灭后，又一个梦产生出来的遐想：“西藏与世隔绝，正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说不定将来还能捞上仗打，印度一直占着我们大片地盘儿，很有希望。西藏还有许多人类从没去过的高山深谷，生活会非常传奇惊险。”这里，革命理想与探险梦想水乳交融。可最后的结果却是因为偷藏刀而狼狈逃回。由此可见，《血与铁》写出了“文革”中浪漫的一面。作者是老革命的后代。因此，他在“文革”中的冒险其实是革命的浪漫情怀、强悍匪气在下一代身上的延续。“文革”前期，多少冲冲杀杀的老红卫兵都是自命不凡的革命后代！
“行万里路”的人们
除了从《红高粱》到《狼毒花》、《父亲是个兵》和《亮剑》这一脉讴歌浪漫民魂的思潮之外，还有另一脉展示年轻人特立独行精神的思潮——中国文人素有“行万里路”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以高行健、张承志、马原为代表的当代作家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扬。高行健曾经自道：“1983年和1984年，我在长江流域跑了三趟。最长的一次将近5个月，跑了1万5千公里，去了8个省，7个自然保护区。我原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野人》是我这些旅行的副产品。其间的遭遇将反映在我这部长篇小说中。”“我去的主要是羌族、藏族、彝族、苗族、土家族、畲族地区，因为我认为这些民族同汉文化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我是一个南方人，本能地偏爱长江流域那种丰富的原生态的非文人文化和它的古代文化。相反地却排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那种我称之为古代伦理理性主义文化。”[1]1990年，高行健出版了长篇小说《灵山》，其中就以空灵、神秘的笔法讲述了在长江流域寻访古代遗迹、民间文化，感悟历史、文化与人生的旅程。作家在小说结尾标明写于1982—1988年，正可与上面的自述相映证。由此可见，高行健也是1980年代“寻根文学”的践行者。他对于长江流域文化的探寻与感悟浸透了对于历史、文化、人生的丰富思考。张承志也是一位“喜爱骑马、孤身长旅”、常年在大地上奔走的作家。他曾经自道：他的流浪性格，可能是因为内蒙游牧生活的影响。[2]他笔下的蒙古草原、新疆草原、黄土高原，都异彩纷呈。那篇《北方的河》曾以恢弘的气势、澎湃的诗情展示了一位当代大学生在考察北方河流的经历中感悟人生的博大情怀、自由意志，是理想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作家本人一直在北方大地上奔走的写照。他在长篇小说《金牧场》中写到了长征，还写到了“文革”中红卫兵重走长征路的一幕，都寄托了作家的精神追求：“真正高尚的生命简直是一个秘密。它飘荡无定，自由自在，它使人类中总有一支血脉不甘于失败，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马原则自道：从小喜欢打架，“喜欢民间故事，喜欢刺激性运动，喜欢各种冒险游戏”。[3]他“文革”中也参加了“大串联”。大学毕业后去了西藏，后来写出充满神秘意味与先锋意识的“西藏故事”，名噪一时。此后当过专业作家、大学教授，还曾在西双版纳隐居过，可谓随性而活，
“文革”中的“大串联”是一代青年浪漫主义激情的大释放。那满腔激情与新时期持续升温的“出国热”、“旅游热”在精神气质上没什么不同，都显示了不安于现状、渴望远行、渴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的青春热情。而这种热情也可以上溯到历代文人“行万里路”的传统——从孔夫子“周游列国”到司马迁遍访名山大川、寻访历史遗迹、为写不朽的《史记》打下坚实基础，从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到徐霞客一生长途跋涉，“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的壮举，从顾炎武游历北方二十余载、广交志士、积累新知到梁思成遍访十五省二百多个县，考察历代古建筑，为编写《中国建筑史》呕心沥血……还有什么比浪迹天涯更浪漫的事情呢？
这也是率性而活，却又是与余占鳌、李云龙们随心所欲、强悍粗犷的“匪气”很不一样的另一种活法，这是在浪迹天涯中不断充实自我、扩展自我的活法，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活法。
男作家心中的女神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不同的作家偏爱不同的女人。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许多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性格率真、淳朴、泼辣的女性形象。这，也是他们心怀浪漫的又一个证明吧！
李凖的《李双双小传》是革命年代的名篇。主人公李双双是合作化年代里思想进步的典型，而她的思想进步又是与性格的泼辣水乳交融的。作家十分推崇《红楼梦》，曾经说过：“《红楼梦》这部书，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影响之大，是很难估计的。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封建社会的仇视；对煊赫官僚的鄙夷；对人道主义的向往；对女权思想提高的认识，以至于对爱情的讴歌，无不来自《红楼梦》。”[4]谈到自己喜欢的“红楼人物”，他说：“小时候，我最喜欢妙玉。她清雅……也喜欢晴雯。喜欢她的水蛇腰，水蛇腰的姑娘我都喜欢。……我也是泛爱论者。从每一个女人身上我几乎都会发现她的美点。……凤姐我不喜欢，这种女人我征服不了她。宝钗也不中。黛玉，我原来不大喜欢，后来行了。……秦可卿这种女人‘厉害’，同这种人的爱情是最可靠的，又忠实，又口紧。”[5]当代作家中，能够这样坦白自己的爱情理想者，可谓凤毛麟角。到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中，作家成功塑造了李麦的形象，她的性格开朗、泼辣、坚韧、顽强，使人很自然想起了李双双。还有马凤英，也是开朗、活泼的女性，令人想起《红楼梦》中的史湘云、晴雯，而雪梅勇敢追求爱情的泼辣、刚烈，直至最后殉情，又与《红楼梦》中的尤三姐那么相似！如此看来，革命年代的文学与《红楼梦》之间的精神联系，深刻而悠远。
“荷花淀派”作家中，孙犁也擅长刻画性情泼辣的青年女子形象，像《山地回忆》中的吴召儿，朴素、泼辣、可爱，自不用提。连《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和《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那样有着好逸恶劳、惹是生非性格缺陷、品德风流的女青年，作家也能写出她们性格中头脑简单，率真泼辣，风流多情的一面，为那个年代的女性勾画出“另类”的灵魂，堪称难能可贵。作家善于描绘女性形象，当然与作家的经历和气质有关，也与作家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很有关系。在列举对自己的作品有明显影响的长篇小说作家时，他提到的三个作家中，就有曹雪芹（另外两个是果戈理和屠格涅夫）。[6]还有刘绍棠，一直对描绘性格泼辣、率真的女孩子形象情有独钟。无论是《西苑草》中的女大学生黄家萍还是《蒲柳人家》里的望日莲、《娥眉》中的娥眉、《红兜肚儿》中的红兜肚儿，都充满了率性、泼辣的青春气息。而这一切也与作家喜爱《红楼梦》有不解之缘。作家说过：“我从小就读《红楼梦》……拜读《红楼梦》不下十遍”。说到自己喜欢的《红楼》人物，他说：“我喜欢晴雯和芳官”，“《红楼梦》中的女子，我还是最喜欢晴雯和芳官的性本高洁，天真无邪。我在长篇小说《春草》中写了个农村少女就叫芳官，又在长篇小说《野婚》中写了个农村少女，外号叫小戏子。”“我这个乡野出生的农家子弟……只有见到出身微贱、未失野性的晴雯和芳官，才产生相逢似曾相识，好象他乡遇故知之感。”“我在我的乡土文学小说中，写过不少‘乡土晴雯’、‘乡土袭人’、‘乡土金钏’”。[7]我们由此既可以发现刘绍棠看《红楼梦》的独特眼光，也可以看出他喜欢的女性类型与他的出身与性格之间的对应联系，还可以找到他笔下那些女性形象的“原型”。
由此可见，革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与古典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有着精神上的血脉联系。在这联系的深处，是可以看出乡村女性的率真、泼辣的代有人传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都没有提到那位性情也泼辣、却“机关算尽太聪明”的“红楼人物”凤姐。
除了上述心仪率真、泼辣女性的作家作品，还有一些擅长刻画率真、泼辣女性的作家作品——如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中那些淳朴、痴情、主动追求爱情的农妇，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中那些性情刚烈、率性而活的乡村女性，贾平凹的《废都》中那个为爱痴狂的文学女青年唐宛儿，还有张承志的《海骚》、《心灵史》中那些铁骨铮铮、不怕牺牲的回族女子，毕飞宇的《青衣》中把戏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京剧演员……都写出了中国女性中不那么温柔贤惠，而是率真本色、泼辣如火、敢作敢当的“女汉子”精神。这些作品中的“女汉子”形象与女作家笔下那些性格泼辣、开放、我行我素的女性形象，例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铁凝的《棉花垛》、《大浴女》、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盛可以的《北妹》、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心心相印，显示了中国女性有主见、有魄力、有追求，而绝非柔情似水、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之辈的品格。这样的女性从古到今，绵绵
不绝，从“孟母三迁”、木兰从军的传说到“杨门女将”的传奇，从南北朝时的女将冼夫人、再到“岳母刺字”、还有明末抗清女将秦良玉、才女柳如是，从义和团运动中的“红灯照”到晚清的革命志士秋瑾、还有红军中的“红色娘子军”、抗日联军中的“八女投江”……无数美好的传说、慷慨的悲歌，都谱写出女性追求浪漫、为此不怕牺牲的光辉篇章。
欣赏“女汉子”、赞美“女汉子”的这些作品汇成了一股思潮，是否折射出1980年代一直流行的“阴盛阳衰”形象？当我们在张贤亮、贾平凹笔下看到了男人的逆来顺受（如张贤亮笔下那些劳改的男人）或者男人的颓废烦恼（例如《废都》中的文化名人庄之蝶）时，似乎可以发出“阴盛阳衰”的感慨，可在莫言的《红高粱》、张承志的《心灵史》、老鬼的《血与铁》中，在那些讴歌改革家的作品中（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到柯云路的《新星》），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形象其实还是不绝于书、有目共睹的。如此说来，“阴盛阳衰”的现象的确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在各个领域，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汉们并未消失。这个民族的重新崛起，当然是无数男女共同奋斗是结果。
因此，我倾向于将上述作家欣赏“女汉子”、赞美“女汉子”的作品看作他们人生经历、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在张贤亮笔下，那些底层的泼辣女性是拯救逆境中的男人的女神，那么到了《红高粱》和《心灵史》中，那些敢作敢当、无所畏惧的女性则挥洒出个性的光辉来，显示了女性“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秋瑾诗句）的刚强情怀，可以说也寄托了这些作家的人格理想吧。有了这样的女性存在，才有了一代代女性谱写出的光辉历史，也才有了中国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壮丽景观——从毛泽东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尽人皆知到新时期以来“女性解放”的观念深入人心、“女汉子”、“女强人”的身影到处可见……
参考文献：
[1] 《京华夜谈》，《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177页。
[2] 朱伟：《张承志记》，《钟山》1993年第5期。
[3] 马原：《马原写自传》，《作家》1986年第10期。《大元和他的寓言》之【简介】，《人民文学》1987年第1—2期合刊。
[4] 李凖：《百泉三日谈》，见孙荪、余非《李準新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5页。
[5] 同上，第287页。
[6] 孙犁： 《答吴泰昌问》，《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09页。
[7] 刘绍棠：《十读红楼》，《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2辑。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原文发表于《福建论坛》2019年1期,题为《论当代文学中的野性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