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既有温柔敦厚、清静无为的精神，也有尚争、好斗的风气。体现在史书、文学作品中的野蛮叙事、欲望叙事都昭示了中华文化的复杂性、矛盾性。当代诗歌界此起彼伏的粗鄙风、小说创作中的欲望叙事与暴力叙事，代表了当代文学的野性主题、狂放风格。这一主题既与西方文化中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思潮的影响有关，也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野性叙事、狂放风格。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和问题是需要我们正视和思考的。

关键词：当代文学主题；文化传统；野性叙事；狂放人生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中华民族不仅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四大发明”，还以琳琅满目的美食、丝绸、瓷器、诗词、书画、园林、武术、风水……令人惊叹。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的社会动荡、王朝更迭、农民暴动、集体械斗，也显得格外频繁、格外残酷。中国的古典名著中，从杜甫的“三吏”“三别”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历史上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集团斗争激烈残酷的真切写照。由此，其复杂性、矛盾性可见一斑：既热爱生活，又充满苦难；既向往和平，又频繁斗争。尽管儒家文化一直推行“温柔敦厚”的“礼教”，道家文化崇尚“无为”，佛教文化信仰“普度众生”，可自古以来的各种矛盾、斗争仍然绵绵不绝。有历史学家统计，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频率之高，举世罕见。这一发现与关于中国人热爱和平、最能忍耐的说法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孙犁先生也曾经指出：“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结合。”这说法令人想起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关于“吃人”的著名感慨。那么，在当代文学中，作家对“野性”主题的表现与思考呈现出怎样的景观呢？这样的表现与思考又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怎样的素材呢？其实，历史上早有记载：中华民族素有“尚争”的禀赋——从“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到孔夫子因为反对弟子冉求支持变法而号召弟子们“鸣鼓而攻之”的历史记忆，从强者“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霸道到民间“一山不容二虎”、“人活一口气”的争强好胜心态，一直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浪漫论断，都充分证明了“尚争”的传统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从来没有停止过的种种斗争是中华民族（也是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历史分外惊心动魄、也因此而千回百转的基本动力。另一方面，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关于“窝里斗”是“中国人的重要特性”的说法也流传甚广，深得认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常常难免，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我们的史书中、现实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常常显得那么突如其来，而且出人意料地激烈、残酷？文学中野性叙事的绵绵不绝显然昭示了“国民性”的一个重要侧面。

一 　诗歌创作的野蛮化倾向

新时期，在思想解放的宽松氛围中，曾经被压抑的种种情感（从“小资情调”到“农民意识”，从“个人主义”到“虚无主义”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然而，就在人们满怀梦想的1980年代初，悲凉、躁动的“世纪末情绪”也悄然扩散了开来。先是新一代诗人的野性呐喊：“为了真诚，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一定要给人的情感造成强烈的冲击”；“诗人与探险者、偏执狂、醉酒汉、臆想病人、现代寓言制造家共命运”；“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于是就“撒娇”……《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敏锐捕捉到这些躁动的情绪，联袂推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在这次大展中，有的诗人为惊世骇俗而口出狂言：“真理就是一堆屎/我们还会拼命去拣”（男爵《和京不特谈真理狗屎》）；“我们把屁股撅向世界”（默默《共醉共醒》）；“魔鬼之子在投胎/那就是我们！”（海上《野失》）“我们病了我们病了我们病了”（胡强《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 “在女人的乳房上烙下烧焦的指纹/在女人的洞穴里浇铸钟乳石”（唐亚平《黑色洞穴》）……这些毫无诗意、野性十足的句子充满了粗野、狂暴的情绪，诗人们在亵渎诗神中尽情宣泄堕落的快感，张扬赤裸的欲望。尽管不乏批判的怒喝，可一直到2000年的“下半身”诗歌浪潮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年野性的张扬。那么，诸如此类充满叛逆情绪与野性话语的情绪表明了什么？

虽然“十年浩劫”已经过去，生活已经回归正轨，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苦闷。在“十年浩劫”中，就产生了“手抄本”《少女之心》那样的淫秽作品，表现出窒息不了的欲望冲动。到了“伤痕文学”的浪潮中，也产生了一些“另类”作品，其中，既有王靖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那样涉及个别领导干部犯罪的敏感作品，也有一些描写格调低俗的作品（如李剑的《醉入花丛》等），都受到了此起彼伏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激起一部分文学青年的不满与叛逆。此外，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不同人生观的争鸣，也喊出了一部分青年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的心声。诸如此类的“世纪末情绪”，明显不同于思想解放带来的欢欣气氛，也迥然有别于主流文艺执着“反思”与“改革”的正路，而更近于尼采“上帝死了”的狂言、“垮掉的一代”的嚎叫。

尼采，曾经是鲁迅的知音。鲁迅曾在《摩罗诗力说》开篇引尼采的话作为题记：“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新源是什么？是“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这正是鲁迅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不克厥敌，战则不止”。鲁迅以此为“精神界之战士”呐喊。一方面倡导“蛮野”“好战”的“摩罗诗力”，另一面又止于“不如野兽”，高扬起“独立自由人道”的旗帜，充分体现出鲁迅思想的矛盾性，以及那个启蒙年代的精神品格。到了1980年代，“尼采热”应思想解放之需求，勃然兴起。多少青年在“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时，选择了狂人尼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不少青年继承了尼采的“蛮野”“好战”，却好像对成为“精神界之战士”没什么兴趣。在思想解放的同时，被长期压抑的人欲也空前高涨。于是，才有了诗歌界的狂野、粗鄙浪潮。尽管有学者指出：“反对引进尼采主义，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哲学一旦和中国封建政治中本来就有的唯我独尊、毫无原则的权势欲望结合，会导致非常可怕的价值趋向”，尽管也有思想家坦言：“尼采那种个人主义，那样一种高高在上蔑视群体的贵族派头……是一种破坏性的东西”，可尼采的狂放毕竟为那一代青年提供了特别刺激的精神食粮，为他们的叛逆、呐喊、张扬自我提供了旗帜与武器。

二 　小说的野蛮叙事

如此说来，思想解放也自然导致了人欲横流。欲望叙事成为野性喧哗的另一种形态。这不仅是欲望向主流文化发起的挑战，也是青年文化（包括充满虚无主义色彩和标新立异风格的“现代派”文化，以及渴望巨变、渴望成名的躁动心态，还有王朔式“躲避崇高”的玩世情绪）在多元文化中占有不可忽略地位的表征。

欲望叙事因此成为从“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到“新写实小说”（从刘恒的《伏羲伏羲》《虚证》到苏童的《妻妾成群》《罂粟之家》）再到“性文学”（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一直到贾平凹的《废都》、卫慧的《上海宝贝》）的共同主题，从激情涌动的1980年代一直延伸到世俗化浪潮高涨的1990年代。欲望，是人生的基本主题。而当作家们写出贫困也窒息不了的欲望、礼教也驯服不了的欲望时，他们就写出了生命意志的强大、野蛮。于是，渲染暴力的作品也渐渐多了起来——从“先锋小说”中马原的《错误》、莫言的《枯河》，“新写实小说”中苏童的《少年血》、余华的《现实一种》，还有王朔的《动物凶猛》，到“知青文学”中老鬼的《血色黄昏》，加上2000年以后以写犯罪人生见长的须一瓜的《雨把烟打湿了》《第三棵树是和平》《太阳黑子》，还有邵丽反映当代乡镇尖锐社会矛盾的《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等等，都常常写到少年的冲动、家庭的暴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残酷冲突，以及各种匪夷所思的犯罪冲动。读这些作品，也都可以引发对于人生的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的打打闹闹、甚至生死打斗中，埋藏着怎样的情感之谜啊！都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可事到临头了，还是免不了冲冠一怒、挥拳动粗。这是怎样的活法！此外，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中对动荡年代里家族斗争、匪患、民变的暴力叙事，也都凸显了暴力在社会生活、民间历史中的特别意义。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另一类野性叙事——革命叙事。从1980年代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到1990年代权延赤的《狼毒花》、邓一光的《战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再到2000年都梁的《亮剑》，都显示了当代作家在写革命战争的历史、革命军人的命运方面，为重新认识革命的复杂性、历史的偶然性、革命者的个性，写出不同于从前的革命史故事的新篇章的探索。在这些作品中，野性叙事是与英雄气概紧密相连的。虽然《灵旗》《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那样的作品写出了个人在历史悲剧中的渺小，但是《战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和《亮剑》还是写出了普通农民在战争中成长、在重重危机中挥洒粗放的英雄豪情与农民本色的辉煌篇章。细细辨来，权延赤的《狼毒花》因为成功塑造了一个十三岁杀人，十八岁闯世界，后来被八路军收编的青年，在战争中屡建奇功，却一直不改嗜酒好色的本性，哪怕因此屡受处分也乐此不疲，如此特别的“革命军人”形象，足以催生这样的思考：严肃的军纪，严厉的处分，为什么就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本性？而当作家写主人公常发甚至常常凭借自己嗜酒好色的天赋而为革命作出了其他人不理解的特别贡献时，也就进一步揭示了道德与功业之间阴差阳错的微妙关系：有些功业也许是循规蹈矩的人难以建立的——从秦始皇、汉武帝的霸业到隋炀帝开京杭大运河，从韩非子的法家理论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再看《父亲是个兵》，作家浓墨重彩写出了自己的父亲、一个老红军独特的革命经历：他率性而活，为逞个人的英雄气而拒不服从军令，战后受到撤职的处分，却依然在回乡时像当年指挥作战一样指挥故乡的农民拦路抢了两车化肥。作家因此写出了父亲的个性：“从农民来，又还原成农民”。他参与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却并没有因此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之“无产阶级化”。那是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野性与血性，既可以读作“英雄气”，某些时候似乎也可以读作“野性”吧。 如此说来，谁又能说中国农民最能忍耐压迫与剥削？还有《亮剑》中的八路军团长李云龙，不也是野性十足吗？他就“不太喜欢‘军事民主’这个词”，认为“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老子是团长，就得听老子的”，可谓霸气十足。连敌人也知道他的性格是“桀骜不驯，胆识过人，意志坚毅，思维方式灵活多变，多采用逆向思维，处事从不拘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差，善做离经叛道之事”，此外，“他对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轻蔑，对自己的无知和出身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样的好汉令人很自然想到了陈胜、吴广、朱元璋，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里的武松、李逵、《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正是这样的平民英雄长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彰显了民众的文化脾性。根据小说成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的长期热播，就充分表明：今天的观众真心喜爱这样的野性叙事——集霸气、匪气、农民气于一身，能够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也充满普通人不服从命令、率性而为的霸气、野性。在革命成为历史的和平年代里，这样书写革命的浪漫豪放、可歌可泣，还产生了持久的轰动效应，堪称奇观。其中不仅涌动着重写历史的使命感，也明显透露出作家们对前辈血性浪漫的无限神往。

如此看来，对野性叙事，又岂可一概而论！鲁迅当年不就曾经在《摩罗诗力说》中呼唤“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的“至诚之声”么？他老人家不是还在《论“赴难”和“逃难”》一文中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吗？“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式的逃跑而已。”这样的感慨与毛泽东时代“全民皆兵”、连女子也“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风尚显然一脉相通。一直到了当代，作家姜戎的《狼图腾》一书再度发出了强悍的呼唤：“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强悍进取，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大就多；而一个民族的性格软弱，这个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民族价值标准看，民族性格软弱是一个民族最致命的缺陷。”此番宏论令人警醒，如警钟长鸣。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暴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导致悲剧的层出不穷。中国素有“匪”与“侠”的传统。当代小说中的土匪故事有的旨在张扬百姓的野性（如莫言的《红高粱》），更多的则暴露了土匪的凶残（如苗长水的《染坊之子》、水运宪的《乌龙山剿匪记》）到了人欲横流的年代，人性之恶也释放出可怕的能量。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讲述了“土皇帝”组织农民们卖血挣钱、结果导致艾滋病爆发、引发了仇恨蔓延的当代悲剧，他的父亲为民除害，最终击杀恶贯满盈的儿子（“土皇帝”），那是怎样的绝望与仇恨，令人不寒而栗！邵丽的中篇小说《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都聚焦底层的仇杀案件。《刘万福案件》通过一个本分的农民不堪地痞刘七的欺凌，上告也于事无补，只好怒砍仇人，然后投案自首的故事，“试图在刘万福的故事里寻找背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故事？这是比故事本身更耐人寻味的东西……”从一桩案件写出底层人无告的悲愤与绝望，是从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都反复写过的批判现实主义主题，这样的悲剧至今绵绵不绝，不能不令人唏嘘。还有《第四十圈》的故事：本分的生意人齐光禄受到派出所所长查卫东的小舅子的欺凌，他的喊冤导致了仇家的下台，可到头来也没有摆脱被权力摆布的厄运。他在杀了查卫东以后体会到的快感被作家刻画得惊悚无比：“齐光禄骑到查卫东的身子上，像劈柴一样猛砍起来。这把刀出人意料的锋利，血肉像木屑般乱飞。那种利索和痛快，给了他极大满足。愤怒和悲哀已经脱壳而出，离他而去。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刀上了，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惟一的担心就是，身下之物不够喂这把刀，以延续他的狂欢。一下、两下、三下……他快活得泪流满面。”当仇恨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了断时，你不能不感到正义的苍白。邵丽写出了浮华年代里那些层出不穷的野蛮：从野蛮的欺凌到野蛮的复仇，从兽性的蛮横到复仇的野性，也就写出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紧张矛盾、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

还有擅长写犯罪题材的须一瓜。她常常聚焦变态人生，笔触相当冷酷：《第三棵树是和平》中的打工女孙素宝为什么杀夫？因为家暴让她忍无可忍。小说这样写家暴：“杨金虎喜欢打击她的头，有时是提着她用力撞墙，直到把她打昏或者半昏迷，然后在厉声咒骂中做爱。有时并不做爱，他喜欢在她无力抵抗的时候，审查她一天的全部经过，任何不满意的解答，都必须受到惩罚。”他甚至在女人的肚皮上刻字，诅咒她是“荡妇”，可谓变态至极！而孙素宝在杀了作恶多端的丈夫后的体验是：“真的，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心里挺高兴。”可怕吗？底层的生活重负本已不堪承受，再如何忍受家暴的野蛮？更可怕的是在复仇完结以后的快意，那是怎样的情感释放与心理扭曲！而在当今，众所周知，家暴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代暴力叙事折射出令人忧心忡忡的现实：尽管法治社会的建构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例如许多“民告官”案件的胜诉，以及“反腐”力度的明显强化），可通过暴力了断恩怨的悲剧仍然层出不穷。快意恩仇，也许从来就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精神品格，它是否会因为法制的健全、理性的增强而销声匿迹？一边是经济的迅猛发展、生活的明显改善、法治的不断加强，另一边是道德的困惑与日俱增、突发的暴力事件防不胜防——这，便是我们时代面临的困境，令人担忧、催人警惕。

三 　关于野性与理性的思考

当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狂言时，他显然无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上帝其实还活在许多信众的心中。当他鼓吹“超人”思想时，他似乎并未想到，“他赋予他的超人的那种权力欲本身就是恐惧的结果。”然而，他开启的这扇门却成为无数青年反传统、反文化、反现实的出口。多少人在他的引导下走向狂放、狂欢、狂妄，更何况，“上帝死了”的狂言与关于“西方的没落”“意识形态的终结”“乌托邦之死”乃至“人的终结”的种种叹息息息相通！既然理性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越来越顾此失彼、苍白无力，当代人就索性“跟着感觉走”，而那感觉的狂欢其实也只能让人暂时忘却生存的压力、竞争的重负、精神的苦闷。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早就有“狂狷”的传统：从孔子的“狂狷”说、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老庄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再到魏晋风度、禅宗思想，还有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都可谓士大夫之狂；而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黄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则是农民、军阀之狂。《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六出祁山，是“统一”梦想的悲壮实践；《水浒传》中那一个个逼上梁山的故事，则是“造反有理”的率性写照。如此看来，中国文化中早有形形色色的叛逆精神，与正统文化分庭抗礼又互为补充。因为对近代政治腐败不满而发生北伐战争、五四运动、农民革命，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似乎可以视为历史上狂放精神、野性风格的延续与升华。所以，当代文学中的野性叙事、欲望叙事，虽然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文化中狂放精神的影响，但是终究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狂放传统之中。所谓“名士风度”“狂放不羁”“目中无人”“我行我素”“特立独行”“无法无天”……说的不都是这样的人生吗？只是有的名垂青史，有的身败名裂，有的出奇制胜，有的众说纷纭……命运各不相同，既有机缘的千差万别，也有境界的高低不同。不过，当“娱乐至死”已成大势所趋，泡沫化、粗鄙化浪潮也势不可挡时，令人忧虑的就不仅仅是人们审美水平的明显滑坡、“重口味”的大行其道，而是凸显出这样的问题：人们离思想、理性越来越远，而与欲望、感觉、非理性越来越密不可分时，那些曾经照亮过人类前行的思想火炬、信仰灯塔，还能否重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