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读研究生时，常听先师欧阳琛先生说“四把钥匙”，后向谷霁光先生问学，他也时时言及“四把钥匙”。大概也就是那段时间，我见到四把钥匙的文字版：“大事年表”“历史地理”“职官年表”“史部目录”。后来网络发达、信息流畅，知道邓广铭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四把钥匙”。近日读到苗润博《“四把钥匙”与治史格局》，知道了更多细节：邓广铭先生1956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讲述了“四把钥匙”：“职官”“地理”“年代”“目录”；80年代，邓广铭先生又将“四把钥匙”明确表述为“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

邓广铭先生的“四把钥匙”刚开始在北京大学师生中口耳相传，后来全国史学研究者、爱好者都知道了“四把钥匙”。包括谷霁光、欧阳琛等先生在内的学者，应该正是那个时候开始获知并认同“四把钥匙”的。当然也可以认为，“四把钥匙”本是那一代学者甚至他们上一代学者的共识，邓广铭先生将其系统化了。其他学者根据自己的认识，将“四把钥匙”传授给学生；我们这一代学者，又将他们的认识，加上自己的理解，向学生传播；而我们这些人的学生，也正在向他们的学生传播“四把钥匙”。

在我看来，“四把钥匙”不仅仅是治史者必须掌握的“钥匙”，也应该是习惯成自然的工作方式。同时我认为，“四把钥匙”以“年代学”“历史地理”“职官制度”“目录学”的排序似乎更合理。

治史的四把钥匙

“年代学”是治史的第一把钥匙。意义有三：第一，将特定的人与事定位在所发生的那个时代乃至具体年、月、日、时。如果不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人与事或许不会发生，即使发生，或许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知的结果。第二，将特定的人与事定位在历史的序列之中，展示人的活动及其思想的演变轨迹，显示事的发生发展及演绎的过程，揭示此人、此事与他人、他事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所以，研究人与事，需要排出年表，以进行动态而非静态的研究。第三，将特定的人与事和同一时代其他的人与事联系起来，才可以看出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乃至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如1492年，意大利冒险家哥伦布在和西班牙王室签订利益分配协议之后，率领船队抵达“新大陆”，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同年，王阳明在浙江乡试中了举人。这是同一时代个人的行为和追求上的区别，正是这种不同的行为和追求，预示着整个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

“历史地理”是治史的第二把钥匙。要素有四：一是古今地名考究。不同时期，同一个地区的地名、位置、大小都会发生变化；同一个地名，也往往会有多个。如果失察，便会张冠李戴。二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经济状态。《清史稿·地理志》标出了每个府、州、县的评语。如湖北省府武昌是要、冲、繁、难，鄂西荆州府是冲、繁、疲、难。从中可以看出两府地位的差别。三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国家政策。如明朝的陕西，既寒又贫，根据“田亩”摊派的“辽饷”，更加重了其负担。当地穷人的生活来源，多靠做驿卒、为力夫，明朝裁革驿站、驿卒，将其逼上绝境，民变遂在该处发生且不可收拾。四是同一地域不同时代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如被称为“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重镇，五代以后政治中心东移，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四郡遂无昔日风采。所以，研究不同时代同一地区发生的人与事，便有不同的考量。

“职官制度”是治史的第三把钥匙。在各类“专门史”兴起之前，中国古代史研究多重“通史”和“断代”，“通史”和“断代”研究又重政治史。官员是政治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不明职官制度，便不知其身份、地位、职掌。中国历代官制多有变化，如顾炎武曾猛烈批评随着君权的强化，相权越来越弱，名称更是改得名不正而言不顺。再如明朝的“监察御史”，为何既有江西道监察御史，又有巡按江西监察御史，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即使当代，职官制度仍然十分重要。

“目录学”是治史的第四把钥匙。当年初涉史学，我读的是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学考》、纪昀等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根据这些著作寻找自己需要读的书。随着学术的推进，“史部”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王国维提出将“地下之新材料”（出土文献）与“纸上之材料”（传世文献），进行“双重论证”。时至今日，纸上的文献、地下的实物、各处的音像（包括口述），均应纳入“史料”范围。即使如此，“目录学”的意义仍然不可忽视，否则，如何向纸上之文献、地下之实物、各处之音像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将研究的对象定位在特定的时空，“职官制度”解析历史活动组织者的身份与职责，“目录学”引导研究者搜寻浩如烟海的文献、实物、音像资料，将其视为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四把钥匙”，实为至论。

两把新钥匙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代，治史应该还有两把“新钥匙”。一是数据库，二是互联网。这个认识，我在这些年不断向学生宣讲，希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获得新的治史手段。

数据库至少包括古籍库和论文库。我最早使用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全文检索，功能强大、复制方便，而且可以和原图进行比对，但价格昂贵。同时使用的还有“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使用方便、价格便宜，但疏漏较多。两三年后，这两个数据库都出现“盗版”。

其后，更多的古籍数据库出现。如“中国基本古籍库”“方志库”“明清实录库”“申报库”等。然后是“中华经典古籍库”“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以及“中国数字方志库”“瀚堂典籍数据库”等，上述数据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研究者提供服务。但是，有的古籍库费用昂贵，使用者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国内论文数据库主要有三：“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三大中文全文数据库各有自身特点和优势，从史学研究者来说，首选“中国知网”，如果进行专门史研究，“万方数据”“维普资讯”可以提供多学科的论文数据。在研究成果目不暇接的今天，论文数据库给我们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这些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也并不完整，需要运营方的更多努力，也需要期刊、作者、使用者更多的支持和包容。

全球互联网的发展，不但给人们的生活也给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论文、书籍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传递，项目可以在网上申报，不明知识点和专业术语，可以在网上查询。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可以进入国内外各个高校及公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和信息。

关于互联网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一些期刊组织专栏文章，讨论了互联网与史学研究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到来时，史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

过去出差，恨不得把图书馆带在身边，现在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借助数据库、互联网“两把钥匙”，问题就解决了。时至今日，如果治史者不充分利用数据库、互联网，就跟不上时代步伐。所以我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钥匙：4+2”。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