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一篇关于佛利民在经济学术上的贡献，但这里的篇幅不够，又不想切断该文，还是转向《南窗集》那边打主意吧。正在犹豫，却想起当年佛老对经济问题的思想集中，有点怕人。跟他交朋友可真不易，因为除了经济话题没有什么可以引得起他的兴趣。也是当年，高斯说到马歇尔对经济学的思想集中，很佩服，而高斯自己的集中，不在佛老之下。
我的老师艾智仁，当年是行内公认的绝无仅有的经济学天才。但他喜欢打高尔夫球，又多花时间修改他的经济学课本，行内朋友有微辞，认为艾老的成就低于他的本领。他当然不同意，孰是孰非只能让历史作判断了。我知道，艾师从事经济学也是集中的。
批评我在经济学上的天赋远高于我在经济学术上的成就的行内君子无数。皆胡说八道。这些人可能见我不务正业（其实我是在各行各业调查研究），或兴趣多多（摄影、书法、散文、收藏等，下文会解释），又或者见到回港任职后我少有发表英语文章（跟踪中国的经改，提出建议，不能不全力以赴）。然而，我的英语论文结集长达八百页，还有人记得的作品逾十篇，而中文则二百多万字，文章千篇，其中一半以上是关于经济的，怎样看也算是多产了。你要不算中文吗？读了我三卷本的《经济解释》再说吧。
不能否认，在经济学行内――或任何学术行内――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我兴趣更多而每项走得那么尽、那么痛快的人。我处理经济研究的法门，不是不断地集中或专注，而是搏杀。搏杀是需要久不久脱离学术，松弛一下的。
记得作研究生时，费尽心机，花了年多时间也找不到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于是把心一横，索性拿着照相机，天天静坐园林三个月，任何有关经济学的问题也不想。是在这三个月中，我想出前所未见的摄影法门，天下独有，一九六七年在加州搞起风浪，最近在上海及杭州举行摄影个展，风浪也见。是奇怪的品性。一连出版了七本摄影集后，两年前说封机就封机；今天，杭州后，说封展就封展。
想当年，园林摄影三个月，再在校园出现，卷土重来，找论文题材拼命六个月，找到足够的关于台湾土地改革的资料，决定以佃农理论的分析处理，跟着八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完工。这是搏杀。
一九六九年开始调查香港的租务管制，每次回港度假一定到处跑，什么天台木屋，什么租客吵骂，而租务法庭见我是常客，拿着他们的废纸慎重影印，以为我发神经。一九七二年认为自己知得足，想得够，动笔写《价格管制理论》（七四年发表）。此写也，惊天地，泣鬼神，只数十页纸写了一年，易稿十余次。这是搏杀。
《公司的合约性质》是一九八三发表的。从一九六八开始想，为此题一九六九年开始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想，想，想，想到一九八二年初，为高斯的荣休动笔，不分昼夜，不记得有没有睡过觉。记得是不停地写下去，用手写，稿纸不知多少页，时间不知多少天。完稿，还没有重读，还没有交给打字员，我知道该文可以传世。于是站起来，仰天大笑。这也是搏杀。
学术之道，人各有法也。没有兴趣的不应该搞。可惜为米折腰，今天的后起之秀逼着要在什么水平的学报发表文章，既非为兴趣而集中，也非为过瘾而搏杀。这是把他们可能有的天赋抹杀了。能不悲乎？
佛利民活到九十四岁；艾智仁九十二，高斯九十六，还健在。搞学术，他们集中，不搏杀。搏杀者的寿命会较短吧。难道我要去学打高尔夫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