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十年代，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热门话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民族在大变革时代，经过剧烈的震荡和冲击，需要冷静地观察一下自己所处的方位，以便重整旗鼓，继续前进。否则，像黑旋风一样，只顾抡起板斧，排头砍去，难免误入歧途。但是略作审视之后，人们发现所谓正常民族主义是很不正常的。据倡导者说，这是从八十年代“逆向民族主义”自虐狂热向正常的、较为平和、较为多元化的心态的回归。那么，八十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唤醒了民族主义的精灵呢？
“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良善者认为中国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而这种思潮，“在八十年代笼罩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略有文化的中国一般公众，并受到了官方的鼓励。”
这可不是浪子回家，而是吊民伐罪，很不平和了。笔者也是一个“略有文化”的过来人，却怀疑这个结论下得过于武断，看学界，不分哪是浪花哪是泡沫；看官界，好像官人们不是同谋犯，就是白吃饭。尤其是对官方的评说，与事实相去甚远。官方并不是一团混浊，清污反白（自由化），旗帜鲜明，人道异化，列入禁区。批判的武器直演变到武器的批判，已经不是在言论上而是在行动上不允许某些人种在地球上生存了。这是不是双料的种族主义呢？如何评价当代思想史是学者的功课，这里只从方法论上提个问题：如果“中国知识界的主流”都是自虐狂，还会有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吗？还会有使中国纳入现代文明主流的改革开放吗？民族主义天生有浪漫气质，耐不住逻辑推理的束缚，感情奔放起来，常浮现出眼睛看不到的景象。
凡是熟悉历史掌故的人，都不难察觉这些责难，不过是历史的回声。早在国难当头的三十年代，王新命等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就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中国本位文化派”认为，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人主张应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竟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各欲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难道能让他们去混战么？”“不，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按照王新命教授们的逻辑，中国人早就没有了，无须老调重弹。但是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理论却又引领我们进入文化剧场观赏表演。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耶夫在《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书中，指出有一种五十年左右的长周期。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综合诸家之言，认为每一个长周期包括六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长周期为４８—６０年，他以“创新”为标志，把最近的三个“康德拉耶夫周期”分别命名为产业革命时期、蒸汽和钢铁时期以及电气、化学和汽车时期。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表象上，似乎也存在一种时间段与“康德拉耶夫周期”相同的长波。九十年代的许多东西，竟然像是抄袭三十年代。三十年代提倡“新生活运动”，九十年代就宣传“精神文明建设”。当年教育界有一段“尊经”、“读经”的回潮，现在出版界竟相出版各种版本的十三经及其他古代典籍，而且青甚于蓝，版本可与秦砖比美，足以建一道文化万里长城。新老文人的说话调门乃至扫荡的对象几乎一模一样。王新命十教授要斩断“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当代英才要粉碎“文化种族主义的工具”，异曲同工，都是要建立中国本位。但二者的际遇是很不同的，王新命十教授的主张当时在学界还可以进行平等的讨论，而当代本位文化传人却进入了无物之阵，他们挑战的对象，不是落荒而逃，就是噤若寒蝉，只好由他们自说自道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经过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年代的真理标准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两次运动相距正好一个甲子，又同样在一个中周期内出现反弹。从文化本位到民族本位，也是一个甲子。新一代文人在中国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急于要占据中心位置，但就像马克思说的，他们却是借用亡灵的服装、口号和语言，来演出新的一幕。六十年风水轮流转，这种思想文化现象的内在机制，我们还不了解，姑且称之为历史的轮回吧。想起杜牧的《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真令人不胜唏嘘。
王新命教授们指认的三派思想对手，久已溃不成军，这并不是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成果，而是几个对手彼此间的撕杀分出了高低。全盘西化，化不下去，三十年代已经式微；取其一点，独尊马学，阿Q成了革命元勋；江南之橘，过淮为枳，可见本位自有化育万物的功能。固守自己特征的中国，倒叫脱亚入欧的日本“蛮族入侵”，我们涅盘（日本说法是“添了麻烦”）。走俄国人的路，穷途而返，忽然发现市场经济有儒学基因，不要民主自由，也可为万世开太平。当年主张“模仿英美”的胡适在《试评所谓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这样说过：“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虽是“逆向言论”，但比王新命乃至今天的青年才俊都要清醒，都要自信。他还说：“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事实就是如此回答了那个古老的话题：不是人民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本位就是人民本位，中国人本位；民族主义者心目中却没有人民的位置，不懂得人民才是文化的载体，国家的灵魂。
二
中国民族主义不是一块铁板感伤主义者哀叹我们国家的民族文化正在“被侵蚀、消解”，只是祈求“使我们的思想文化独立”，避免“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也是只知有国家，不知有人民，更不知人的独立为何物。若说“民族文化”。它早就“消解”了，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西方化的一种形式，并不是我们的图特产。在茫茫人海中，不知身在何处，才有这种“哪个是我”的疑惑。乐观主义者关注的是政治而不是文化，志在安内攘外。其中又有硬心肠和软心肠。硬心肠重在攘外，直奔主题，不绕那么大弯子。但是，他们那面从出土文物中拣来的旗子太陈旧又太刺眼了，刚亮出来，要和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文化种族主义较量一番，敏感的人就惊呼“法西斯”。可悲的是玩火者并不相信民族主义的归宿就是法西斯主义。他们显然是忘记了历史教训：希特勒正是拿它破题的。被鼓动起来的不是人的自觉性，而是盲目性、原始性，就像阿拉伯故事：从瓶子里放出的魔星，不再听从主人的操纵。从义和团到红卫兵，都是正义之旗招来的天兵天将，使起性子来，慈禧太后和毛泽东主席也奈何不了他们。不过，法西斯是西方的“绝学”，中国的绝学是“法东斯”──这是郭沫若老人四十年代发明的新名词，用来称呼他们比较得体，他们不是纳粹是民粹。软心肠重在安内，标榜“较为多元化”，但是对于死灰复燃的自由主义深怀戒心，从他们关于“逆向民族主义”的论断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一点弦外之音。我们也许轻易就能证明民族自卑感和“逆向民族主义”的现实联系，却不能够也不愿意理解那些显然荒谬的观点何以竟出自一些看来很有才气的人？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智慧多少抱一点怀疑，扩展我们的思维空间，也许更容易接近真理。自卑纯然不好，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自卑都意味着要被奴役，而自卑又是被奴役的结果。奴役他人手中总得有点叫人怕的东西才行，所以权力、金钱才成了人们追逐的焦点。民族自卑是人的自卑造成的，由人不成其为人组合起来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自尊的民族。自卑的另一端是自大，钱钟书说是蛇头啮蛇尾，端末回环。“逆向民族主义”正是长期闭关锁国、妄自尊大造成的。黑格尔说：“公共舆论中又各种各样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错误是裸露的，真理却是隐蔽的。
记得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讲过许多关于自卑感的话，他说：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反掉贾桂思想。打掉自卑感，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于是，人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跃进搞得头脑发昏，最后连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大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刘少奇讲得更客观一点：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那几年中国死了一些人，不算多，不过是死光了一个波兰或者西班牙而已。如果再由着性儿自我膨胀，怕是又离饿饭不远了。这种现实说明：中国法西斯主义即使威胁不到世界的安全，也危及中国人的生存。
三
一个人的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无所谓好坏的；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其价值因时因地而异，文人学者对它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事例不胜枚举。这里仅提出两个最著名的人物。鲁迅被誉为“民族魂”，但是他对所谓的“爱国主义”讽刺最多，抨击最力。甚至称民族主义文人为流氓，为鹰犬，为飘飘荡荡的流尸，因为这些人的“爱国”，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他曾说：“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他也曾表示要“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感谢这班‘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鲁迅、瞿秋白不满这位“文化班头”，并不因为他是“逆向民族主义”，而是因为他“人权抛却说王权”，或借人权之名“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那么，“人权抛却说族权”的先生们作何感想呢？
政治家因为要争取民意的支持，对民族主义的态度较为谨慎，但也不是无原则地跟着跑。１９００年６月中旬，慈禧太后“引皇上召集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大臣、六部九卿、大师兄、众师兄开御前会议于前殿，或红顶珠褂，或短衣红包头，济济盈庭”——与红卫兵列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光景相仿佛，决策是否对外宣战。尽管太后宣称“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表态支持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仍有大臣徐用仪、杨立山、许景澄等当庭辩驳。朝廷正式宣战后，江督刘坤一、粤督李鸿章、鄂督张之洞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一致行动，视之为祸国殃民的“乱命”，拒绝执行，并与各国领事成立共保中外人生命财产和彼此不起衅端的协定。梁启超当时正在领导自立军起义，他极力反对哥老会以“排外”、“灭洋”为号召，说服各路会党改变宗旨，将灭洋二字易以自立或救国二字；孙中山则与兴中会骨干联名致书港督卜力，指责清廷诲民变、挑边衅、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偾师、忘大德、修小怨。“当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摇，各省地方势将糜烂，受其害者不特华人也。……深知贵国素敦友谊，保中为心，且商务教堂，遍于内地。故士等不嫌越分，呈请助力，以襄厥成，愿借殊勋，改造中国，则内无反侧，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华人已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政党，它在历史上从不以民族主义作标榜。１９２９年７月，由于中东路争端，苏联政府与当时的中国政府断交。苏联远东军司令加伦动员十万红军，从东西两线大举进攻，先后攻占密山、同江、富锦、满洲里等地。东北军伤亡惨重，被俘者８０００人，黑龙江舰队覆灭。这时，中共中央在上海等城市发动了一系列示威游行集会，口号是“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陈独秀上书中央，对此口号提出异议，被开除出党。中共中央在相关决议中指出，陈的观点“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这一桩公案在胡绳主编的党史上已另作处理。对于“口号问题”，当年的领导人李立三1952年在全国总工会内部会议上承认是个错误。）有些青年人十分赞赏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和美国对抗的豪言壮语：“娘稀匹，都是帝国主义！”他们大概不知道，恰恰在同一个时候，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人谢伟思谈了这样的一些话：“美国已经介入了它的军队和物资到达的每一个国家。这种介入也许不是有意的，也许不是直接的。但是仅仅由于美国影响的存在，它就的确是干涉。如果美国坚持给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提供武器，这不是干涉。……能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干涉’，就不是干涉。它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民主。只有国民党反对。”孙中山、毛泽东都认为能增进人民利益的干涉是值得欢迎的，毛泽东一再感谢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中国政府也一再感谢某些外国对他们人权政策的支持。援助、支持，不都是干涉吗？从历史上看，凡鼓吹民族主义，其攻击的靶子在国外，其攻击的后果却往往发生在国内。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刘少奇、周恩来等没有表示异议。到１９６２年，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然而当毛泽东把反对包产到户和反修联系在一起时，其他人就无话可说了。这也许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国际上反修这一桩公案，一直到邓小平与戈尔巴夫会见时才算了结。邓小平说：“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当时说的都是对的。”一场空对空的代价是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共产党分裂，从此一蹶不振。
我们讲民族自尊心，最重要的是两条：自信和自强。牢固的民族自信心来源于对祖国历史的深刻了解。七十多年前，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一文中写道：“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我国民之形成，在人类全体上有莫大之价值。”“世界大同的理想，在过去为成功，在将来亦为成功，不必以目前之失败介意。我国民宜常保持此‘超国界’的精神，力求贯彻。”“中国文化，本最富于世界性，今后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荣卫，必将益扩其本能而增富其内容，还以贡献于世界。”这才是一个文明古国的国民应有的民族自信心。
毛泽东讲自力更生，邓小平强调发展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些话都很有道理。自力更生不是不要外援，不要互通有无。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是把自己发展起来的前提条件。六十年代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所鼓吹的摆脱依附性发展，走自主中心发展道路，即与世界市场脱钩的理论，已被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是不切合实际的。自尊者会尊重他人，自负者则目中无人。顽童们为国力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于巴西）而得意忘形，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正面教育”。但是年长者好为人师，不懂装懂，误人子弟，就不可原谅了。历史一再证明，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国度，只要狂妄自大、自吹自擂的人得以大行其道，就是一个国家腐败衰落的征兆，而决非兴旺发达的标志。
四
中国民族主义者这几年，从国有制到党有制、从阶级论到种族论、从无产阶级专政到新权威开明专制、从反对施仁政到主张行严政、从国际主义到民族主义，步步为营。在他们公开阐述的原则中，大多是是复诵官样文章，事实证明此路不通。他们主张统一。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主义才是统一因素，而民族主义则是分裂因素。如何跨越国家社会主义这道障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他们要求新闻媒介主持正义而不要求新闻自由。指望新闻专制主持新闻正义，他们也说到人权，“没有稳定就没有人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不得假借稳定之名来侵犯人权”。但是不可说，说出来就和自由派同流合污了。他们的代表者“极力主张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开始，进行民主建设，推进自由选举”。其实，村民自治试点已经有十年历史了，外国人看了也叫好，但在党的领导下，许多群众自治组织通过“乡规民约”，教育──罚款──学习班（变相拘留）──强制执行等手段，又办成了对群众专政的大学校。村干部要由农民出钱养活，造成摊派之风长盛不衰。中央表态：农民有权抵制不合理负担，但是，单个农民不可能有和任何强力组织较劲的力量。
民族主义者为自己塑造的政治形象，令人望而生畏。好像不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而是从革命向超革命转变。在他们设计的理论框架中，没有人的一席之地，人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尤其是为了少数人完成优越性的工具。它只体现权力的意志，不代表平民的愿望。革命权威是靠实力树立的，执政权威却必须得到人民的承认。不实行民主改革而又要获得合法性，也只能是浪漫主义的想象了。
中国不是没有自由，人民公社取消，几亿农民确实开始摆脱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种什么庄稼干什么副业可以自己作主了；进入九十年代，国有企业衰败，工人有了择业自由，但随之也有了失业自由，使“自我选择，自负其责”成为可能。在基层“推进自由选举”诚然是民主建设的一个步骤，但更紧迫的工程也许是在高层推进自由选举，即统治阶层内部权力的转移通过法定程序，公开政见，竞争上岗，不得采取指定继承、暗盘交易的方式。高层对动乱怀有一种病态的恐惧，正是因为权力的获得不是来自正途。市场经济中以权捞钱、以钱买权的自发趋势，导致腐败蔓延，社会不公，矛盾只见积累，不见缓解，到一定程度，和平发展进程就要受到威胁。我们却还在继续“摸猫”，以表面上的平静为满足。以强权控制一切，不仅不能消除矛盾，反而会进一步削弱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基础。一个在国内实行权力垄断的国家，在国际上要求建立民主秩序；一个在国内压制、围堵一切不同意见的政府，在国际上却希望人家放弃压制和围堵，这种双重标准如何取信于天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不知这种“两面政策”要持续多久。
五
民族主义是文明冲突激起的火花，火能生光生热，也能烧房子，是福是祸，还得看自觉不自觉。冲突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化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文明是积累起来的生产力。人类童年时代，各个民族处于彼此隔绝状态，每个民族都不得不重新发明其他民族发明过的东西，而且很难保存下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得以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各种不同的利益互相冲突，战争便成为一种通常的交往方式。文明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创造，最后屈从于胜利者。每种文明都有血腥。争论中西文明孰优孰劣，不出于知而出于情，除了获得一些感情的慰藉，并不能增减文明自身的价值。可以说，一部人类交往史，就是一部文明冲突史，也是一部文明融合史。冲突的结果是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加丰富多彩。但是，目前有关人类文明的讨论，似乎又回到人类交往的自发阶段上，不少人只讲冲突，不讲吸收；只讲排斥，不讲协调；只讲我长人短，不讲重整扩大；好像文明的发展就是谁战胜谁，不是你死我活，也得轮流坐庄。这是宣扬文明的恐怖，文明的灭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证明：送来的西方文明曾经给中国造成灾难，拿来的西方文明又使中国获得进步。拯救我们的共产主义学说同样是来自西方。亨廷顿说：“西方文明并非普遍适用于全球，”事实上，只要想实现现代化，就离不开源于西方的科学理性和实证方法。今天，自由交往变为人们的自觉需要，中国已成为世界多种文明的交汇点，这是中国的幸运。如果我们抱着雍容大度、谦虚祥和的态度，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文明成果，将会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文明的扩展没有必要再采取野蛮的战争形式，各种文明通过对话、冲撞、渗透和适应，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将会形成崭新的普世文明。不存在由谁来统一天下的问题。全球一体化，对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来说，都有个自我调整的问题，主动和被动、自觉和不自觉，效果大不一样。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未来世纪的文明冲突不是人类的末日，而是人类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