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 1979年平反。80年代写有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陆续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
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眨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似乎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开始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
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陌生—起码，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诉记者，自1989年开始，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
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后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小心地写了十年。
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
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安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静。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
流沙河：其实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非常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
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绩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学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诉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赶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
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当时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书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师啊，真好！非常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开讲，语言准确，叙述清楚，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尊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信，和老师不能比！现在还会是这样吗？
建国后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师何文锟，以前给美国人做翻译，一口美语那叫好听，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小泉八云，教我们背爱伦坡和华兹华斯的诗。这些不是课外的内容，高中课本就是这样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当时的语文和英语叫国文、英文，强调的不是语而是文吧。
流沙河：对的。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金堂县念的，当时初中课本里有白话文，我的老师说，不用它，我自己给你们讲。因为他觉得白话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实那个课本也是很好的，国民政府找了叶圣陶、顾颉刚这些大学者编的。那么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小学就学了《桃花源记》，当时我10岁多，就觉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税，没有战争，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谁说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再比如我们念王维的边塞诗，那种雄浑壮美，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嘛！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国文到了高中学什么？
流沙河：《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南都周刊：会形成什么样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南都周刊：你16岁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怎么看待鲁迅和胡适？
流沙河：我那时候喜欢读鲁迅，不喜欢胡适。喜欢鲁迅愤怒激烈，不喜欢胡适婆婆妈妈。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样。
南都周刊：这个认识后来有过改变吗？
流沙河：改变了，彻底改变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
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
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
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情报上去，被毛泽东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泽东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
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
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
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
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
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亲戚因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烧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没烧掉我就活不下来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没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于乱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没有再写诗？
流沙河：没有写。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绝对不敢拿笔记下来，就在心里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把念得滚瓜烂熟的九首记了下来。后来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诗选》里，叫《故园九咏》。
南都周刊：我记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说你当时以锯木为生，“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流沙河：是，啃我壮年时光。前两句你记得吗，“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当时我儿子六岁，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锯木头，小童工。我儿子一直对《草木篇》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毒草，让他爸爸成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结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这首诗，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肤浅、幼稚的几句诗！
南都周刊：如果当时没写《草木篇》，你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流沙河：想过。如果没有写《草木篇》，我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这样？
流沙河：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好革命文学理论，弄得很透。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那套文艺理论，它的体系是异常完整的，很能自圆其说，我对它深信不疑。批胡风，我用的也是这套东西。倒是对毛泽东工农兵文艺理论我还没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条棍子，要拿那个东西去打别人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左派打手太危险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丢了。因为左派一旦卷进去，有了利益冲突，今天我红起来，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撑到“文革”，那更会非常愤怒，去造反，去火烧，去把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还不如早早当个右派，做重体力劳动，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为诗人和《星星》诗刊一起复出了，还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流沙河：我没有去开会，他们选我的。我的性格经过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胆小怕事的，我当时考虑的是，要是运动再来，我要做好准备。他们选我当，我也没办法。挂了多年的名，就算我从来不去开会。
但我当时还是热情的。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尤其在文学、在诗歌这一块。
南都周刊：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面已经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
南都周刊：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开始读《庄子》的。
流沙河：最早读是初中，当然那时候小孩子，怎么会懂。第二次读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为什么读他呢？《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者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当了大右派，心态失衡，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80年代末我身体极差，胃病，人非常瘦，内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开始看《庄子》，这一次是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后来写了《庄子现代版》，我知道我这个人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通过《庄子》，也许若干年后某人写历史，写到一个注释，说这是引自流沙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这两年你连续出了两本“说文解字”的书—《流沙河认字》和《文字侦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认字”的乐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当右派第四年。当时我人还在文联，干些体力活，还帮忙看一个旧书库。那个书库里都是些“四旧”，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了。从那时起就天天研究，《说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我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偶然发现了某个字的真相—前人的几十种解释都搞错了、我觉得我才是弄对了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我还戴着个右派的帽子。我记得有个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说：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训诂的工作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前年开始写《流沙河认字》，从一二三讲起，我希望能讲得通俗易懂，结果书出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实话，还是太深了，他们办公室里没有人看得懂！谢谢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写《文字侦探》时更加注意深入浅出和趣味性，这次我选的词：男女、国家、人民……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词。取名《文字侦探》，因为我以前爱读侦探小说，二来我觉得认字的过程抽丝剥茧，像侦破一样，非常有趣，三当然也是骗大家来买书（笑）。
这次只讲100个字。90%前人已经解释好了，我只是从几十种解释中抽取我认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语言讲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几，我认为前人解释错了，提出了我的解释，我觉得我是对的—这是个大海捞针的工作，这样的字很少，但我已经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说哪个字呢？
流沙河：比如说君臣的臣字吧。历来解释这是一个人弓着腰说话。但我在甲骨文里发现，这个字是一只眼睛，臣是什么，臣就是帮君王盯着、看着办的人呀。当然这是很简略的说法。
我觉得，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这两本书香港已经出了，现在台湾也打算出繁体版。
南都周刊：当年介绍了那么多台湾诗，你去过台湾吗？
流沙河：八十年代辅仁大学曾经邀请我，当时我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之后也一直没去成。但我很了解台湾。我没去过台北故宫，但是里面有什么藏品、有些藏品在哪里……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没有什么遗憾了，不一定要去过那些地方，我在书桌前，拥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你问我人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辈人，很多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丢了。我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们幸运，赚了后面这几十年。能读书，钻研，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这些就是我的快乐。
记者_洪鹄 成都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