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很难选。40年前还没有一本像《全唐诗》那样的宋诗总汇供选家使用，《全宋诗》是直到1991年才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辑出版。因此1956年钱钟书先生选注宋诗时，只能在浩如烟海的宋人诗歌的总集、别集以及类书和笔记中去寻觅搜求，就像作全国人口普查一样，先作一番全宋时代的“诗口”普查，其工程何等浩繁、何等宏伟！在一一“验明正身”之后，再对它们逐个进行考核甄拔，要在成千上万的宋诗中筛选出300首左右，这一切都是钱钟书先生花了两年时间一个人单干出来的！如果不是像他这样学富五车、经纶满腹且又能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的“素心人”，谁能肩此重任？况且宋诗历来评价不一，盖棺虽700余年，仍无定论；历代选家又多门户之见，使得后人越选越难选；若非雄视千古、目光如炬的大家如钱钟书这样的金钢钻，谁愿能揽此“瓷器活”？

钱钟书先生对宋诗的甄选标准是：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的把戏不选、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当时闪光而今已走电的不选……亦即凡有宋诗通病的一律不选，当然他所选的大都是足以代表宋诗水准的佳作了。“晨书冥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这是钱先生在1957年选宋诗过程中所写的两句诗，可见他的择选之严。可是即便这样一个选本也难以逃脱当时“政治标准第一”的阴影，只是影响不大而已。在那个唯“左”是从的年代，有钱钟书这样的一个“艺术标准也第一”的选本，已算是奇迹了。所以此选本一问世，即遭到迎头痛击。当时一些批判文章的作者倒也不乏名家，多为饱学之士，文章也写得很有当年的水平。如果今后再版《宋诗选注》，很希望把这些批判文章附录于后；如嫌多嫌长，可以选萃，可以撮要，以便今日的读者对照欣赏。推而广之，我希望一切从前有幸挨批的著作今后再版时，都能如此。那些奇文被淹没，实在可惜。我敢说，这还能扩大销路，读者是一定会有兴趣的。

钱钟书先生不是呆板学究，他是睿智才子。《宋诗选注》中的序言、各个诗人的简评以及每首选诗的注释写得极为精妙。钱先生高屋建瓴，指点前贤，议论风生，语妙天下。我读《宋诗选注》最强烈感受是钱先生的序、评、注比宋诗本身要好看。选诗原应是以诗为主，评注为副；读《宋诗选注》则觉得是评注为主，诗为副。就像在婚礼上，伴娘却比新娘漂亮，给宾客平添了不少惊喜！比如在谈到“僻冷的作品”不选时，钱钟书先生写道：

“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

这里全是用小说、用散文的笔法在写论文，文字灵动，比喻传神。如果钱先生在90年代写上述这段文字，很可能会改用现代科学用语作譬，试为改作：

“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乐死。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克隆技术；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水晶棺，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永朽不垂’的状态里。……”

佛头着粪，只当是开个玩笑，望钱先生勿以为仵，幸甚。

还有一个感觉也一并说出。钱先生的这个选本原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普及性的通俗读物出版的，而且钱先生选诗的标准之一是拒绝“学问的展览”，可钱先生的序、评、注则是不经意地展览了自己的学问，古今中外，旁引博证，古文洋文，纷至沓来。比如，为了说明宋诗的“世态炎凉”和“市价涨落”，钱先生仅在一则“注”中便引证了《古今诗删》、屠隆的《鸿苞集》、陈子龙的《陈忠裕全集》、袁宏道的《瓶花斋集》、陶望龄的《歇庵集》、谭元春的《东坡诗选》、黄宗羲的《明文授读》以及明代的戏曲小说《荷花荡》、《鹦鹉洲》、《金瓶梅》甚至清末的《小说时报》等十几条资料，前仆后继，汹涌澎湃。又如，为了说明宋代诗人的“偷语”“偷意”，“向古人集中作贼”，钱先生还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些理论家也曾明目张胆地劝诗人向古典作品中去盗窃，并引用了当时代表性的言论。钱先生在一条言论的注解中，除了注明该言论的出处（作者姓名、生卒年月、外文书名、所在页码）之外，还又引伸出另一些后世欧洲古典主义作家的相关资料，使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我曾担心它给人的感觉似乎不是意在“通俗”，而会给人以误解，以为是在炫示作者的“通才”。细思之，实为过虑，学问之大如钱先生者，何必炫示？也许这种“通俗”便是“通儒”的“通俗”。就像巨富，腰里缠着的绝不会是分币，出手总是万元大钞。钱先生是当今的学问首富，且又姓钱，更是如此。

1997、8、11，上海善作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