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律诗在格律方面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律诗是在各种诗体中叙事性相对较弱的一种。尽管诗歌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时间性的艺术，但律诗的一个重要特色却是在时间性的文字中建构出空间性的效果律诗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几项重要特点：一是格律上的整饬，对于平仄、声韵、对偶等语言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二是意象凝练密集，通过具有形象性的意象来营造可供感受体会的情境；三是语序的省略与视角的交叉变换，让诗歌成为意象平行陈列的共时性空间 [1] ( P195) 但这种共时性的空间与叙事所要求的顺序清晰、历时发展很不相同。因此，这是律诗不太适宜于叙事的重要原因。然而，律诗到了宋代，叙事性却有所增强。宋代律诗在保持律诗大体特点的同时，对经典律诗的和谐平衡之美有所调整，一方面倾向于采用富含叙事因素的事象；另一方面又借助虚字、动态等手段来建立诗句、诗联之间的关联，在共时性的格局中融入历时性的叙述顺序，使叙事与律诗体式较为相容，从而增强了律诗的叙事功能。
一
宋初三体之一的西昆体可以说是对律诗的一次变革。西昆体学习李商隐近体诗的辞藻典丽、对偶精致，形成了富于典实、丰赡缜密的风貌。虽然西昆体过分讲求深雅，不免失于晦涩雕琢，但它减少了以往律诗中以景物为主的意象群，而以富于叙事意味的事典作为组成诗歌的重要元素，通过“事象”的组合来传达诗歌内涵。杨亿的《汉武》[2] ( P41) 是西昆体最有名的作品之一。这首诗几乎每句都有典故，题为《汉武》，故诗中事典均为汉武帝之事。首联指的是武帝派人入海寻求蓬莱仙岛的不死之方[3] ( P1385) ，但终究无功而返。颔联“竹宫”事出《汉书•礼乐志》，“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武帝“自竹宫而望拜”[4] ( P1405)，以求长生；又相传甘露与玉屑同饮可以长生，于是，汉武帝建仙人承露盘以收集甘露。两句中的“劳”与“费”则表明了武帝这些做法的徒劳无功。颈联“力通”句指汉武帝用兵西域求取宝马；“死讳”句中的“文成”本是一名方士，武帝因其伪造神书而杀之，后又后悔，并且要向他人隐瞒，以继续吸纳方士，于是，谎称文成将军是“食马肝死耳”[3] ( P1390)；这两句说武帝穷兵黩武只不过是为了名马、惑于方士却仍要自欺欺人。最后两句说东方朔事迹，东方朔人才出众，“目若悬珠，齿若编贝”，然而始终得不到武帝重用，于是向武帝进言曰：“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4]( P2835) 武帝才让他待诏金马门。然金马门实为宦署之门，武帝终究以滑稽视之，可见，武帝对有才之士的忽视。整首诗仅56字的篇幅，包含的事典却异常丰富。每个典故背后都含事，事的内容远远多于字面的内容。诗中所写并非单纯的景物意象，诗人并不是要借助蓬莱、弱水、竹宫、金掌等意象营造出一个供人直接体会的意境，事实上，这些意象也并不在同一个场景内。它们的存在，如同一种特殊的代码，要通过这些语词唤醒背后的内容，让读者在与这些文辞相遇的时候，联想到的是相关的历史事实，通过这些史实的叠加来呈现汉武帝热衷求仙而轻视人才的行为。同样，刘筠的《南朝》与此相似，所用事典皆为南朝之事。第一句以东晋孝武帝之事概括南朝相续败亡的大背景，“华林”是六朝时候的宫苑，“长星”指彗星一类，在古代被视为预示战乱的灾星。孝武帝见到长星出现，却劝酒云：“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5] ( P211) 第二、三句写南齐东昏侯萧宝卷之事。据《南齐书》载，东昏侯大兴宫殿，以麝香涂壁，穷极靡丽。齐武帝曾建兴光楼，涂以青漆，高大华丽，东昏侯却不满意，说：“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 [6] ( P107) 第四句意为南朝帝王仗着朱雀桥与秦淮河的屏障，在城中醉生梦死。第五句写齐武帝好出游，置钟于景阳楼，以钟声催促宫女早起打扮。第六句为陈后主事，后主荒于酒色，隋文帝说：“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7] ( P307) 暗指陈朝后来终被隋朝所灭。最后两句由前六句史实进入感慨，意谓南朝败亡相续的历史不过给诗人墨客带来无限的感伤。此诗将历史上许多事实连缀在一起来叙述，像一个小型的剪辑，每一组镜头都是历朝君主的昏庸荒淫，通过这些典型事件，以小见大地呈现南朝败亡的历史。
以上两首律诗与传统意义上的律诗有所不同。传统律诗通过意象建构意境，抽取各种景物意象融为一个可供体会感受的境界；而西昆体律诗的密集用事，则是抽取各种与事相关的“事象”，组织成可供理解领悟的一套系统这些。“事象”本身分属于不同的时间、地点，每一个事典而言，都含有相对独立的叙事因素；与此同时，这些“事象”又在诗歌中实现并置，通过前后落差、对比反衬，建立起事与事之间的关联，构筑出诗歌的意义空间。因此，“事象”的核心特点就在于它带给读者的不是单纯的形象，而是唤醒读者对某一事的识别。读者可以依据这一事想象其中的情境或人物形象，但形象本身不是诗人的直接目的。
西昆体通过事象组合来表达诗意，事实本身通常是半隐藏在事典的背后，同时，每一事象又有一定的独立性，事与事之间的关联则由诗人建立而成，因此这种写法不像传统律诗那样容易被感悟，西昆体也不可避免地有了晦涩艰深的倾向。不过，西昆体的目的并不专在文辞的讲究，他们对李商隐的学习更看重深层的寓意。杨亿的《汉武》除了对汉武帝的讽刺，也具有否定宋真宗祀神求仙的现实针对性；刘筠批判昏君荒淫误国的《南朝》也暗含劝诫警示的意味。而这些讽刺批判的实现，有赖于对历史事实的抽取和处理。在律诗中使用事典，就可以利用事与事的组合，以较为含蓄的方式呈现。因此，西昆体并非单纯在声律辞藻上雕琢讲究的肤浅，而是出于表达的需要才采用了这样一种典实密丽以至于晦涩的手段。李商隐摭拾事典、意旨幽深的律诗写法在西昆体这里得到了强化，尽管偏于晦涩，西昆体在开启宋诗以才学为诗风气的同时，也开启了宋代律诗重“事象”的趋势。即便西昆体从格律、辞采上仍停留在模仿唐诗的阶段，但在质上已悄悄开始了转变。
在西昆体那里，叙事因素主要源自与历史相关的典故，这还属于一种用事。但它为宋诗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以具有叙事因素的“事象”作为律诗的重要元素，用以完成诗歌艺术的营造。后来的诗人更为直接地将叙事性的内容引入律诗。
传统律诗或许会在首联和尾联有一些叙事意味的交代，中间两联基本上仍以意象描写为主。而宋代诗人越来越频繁地将叙事性的内容引入中间两联。当事与用事相结合时，可以碰撞出许多精彩的火花。利用典故与事融为一体来叙述，这是宋诗的一大收获。苏轼《章质夫 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的颔联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8] ( P2155)，意思是说章质夫所送的六瓶好酒已经不见了。“青州从事”用的是《世说新语》里的典故，桓玄有主簿善品酒，称美酒为“青州从事”，劣酒为“平原督邮”。“乌有先生”则出自司马相如《子虚赋》。苏轼所要叙述的事件其实很简单，但他没有直说，而是选取了这两个典故，以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将叙事与用事结合得天衣无缝，在简单的事件叙述中融入了戏谑之意。这两句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可目见耳闻的形象，而是对没有收到酒这一事的诙谐叙述。
宋诗中的事象有着广阔的表现空间，因为事象在表达逻辑的事的同时，也兼具相关人物、环境、景物等形象感。只是事的形象感通常不是直接呈现的，需要读者对事本身有所了解、或将事象的前后关系理清，才有可能能唤醒这些形象。事象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律诗拓展了表现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读者理解能力的要求。
二
事象为律诗带来了关于事的联想，同时又进一步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方式。宋代律诗借助虚字、动态等手段建构事象之间的关联，有意识地在共时性对偶格局中融入历时性的叙述顺序。
对典型的律诗而言，诗联之间讲究对偶，形成两两相对的状态，成为共时性的格局。不过，律诗中诗联也并非总是两两对称，也有前后两句形成意思的连接。前人所说的流水对中就有许多这类表现。如骆宾王《在狱咏蝉》中的“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王维《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这在律诗中是相对少见、但却精彩的对偶，可以使诗歌意思通贯，结构灵动。这对于注重对称平衡的律诗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调剂。
西昆体不仅重视事象的使用，而且倾向于建立事象之间的逻辑关联。可以将杨亿与李商隐的诗歌做一对比。李商隐也有以汉武帝为题材的《茂陵》诗。李诗一、二句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与杨诗“力通青海”句意思相类；“凤觜”指续弦胶，“鸡翘”是插在皇帝车上的旗，形容武帝射猎及微行出宫的享乐；“玉桃”句指武帝求仙，“金屋”句指武帝重色；“苏卿”即苏武，留匈奴十九年，等回到汉朝时，武帝早已去世了，意谓有志节的人才没能得到重用。此诗事典丰富，杨亿对李商隐诗歌的仿效由此可见。然对比二诗，仍能看出一些细微的差别。李诗在组合的处理上仍遵循律诗的基本法则，即每一联相对独立，在联内形成对称，又在联与联之间形成具有对称效应的结构，共同组成一个空间架构，每一事典也具有相对独立性，用兵、游猎、微行、求仙、好色，几事并列，即便调换先后顺序也并无不可，最终是共同呈现武帝的所作所为，以表达批判讥讽之意。杨亿的诗虽然也差不多是一句涉及一项事典，但事与事之间的关联则是紧密的。第一二句说武帝求仙不成，三四句换了事典，核心意思仍与前两句保持一致，而且更为具体，又深入了一层；第五六句说武帝不但失败，而且还自欺欺人；从一到六句其实说的是武帝的枉费心力、毫无结果；而末两句以东方朔反衬，意思说武帝付出那么多精力求仙却一无所获，而近在身边的人才却不能好好对待，对于能够真正有助治国的事情全不关心。两相对照，杨诗的事象组合一脉顺承，比李诗的比并平铺要有持续发展的逻辑，对汉武帝的讽刺也更加到位。因此，刘攽《中山诗话》认为杨亿此诗“义山不能过也”[9] ( P288)。不过，遗憾的是西昆体讲求格律，太过整饬，终究没能跳出前代律诗的格局。
要让诗联与诗联之间形成关联，宋人尝试了许多方法，从总体架构上看，比起大全景式自由变换的散点透视，宋代律诗更多提炼出一个角度，从某一特定立足点开始安排诗联，使诗中的视点有相对稳定的发出者，让诗联之间形成连环相扣的叙述链。对比温庭筠《商山早行》与黄庭坚的《早行》，可以体会到宋代律诗的这种追求。温诗因景物如画、意境宛然而备受推崇，“鸡声”两句以实词排比意象形成对偶，最是为人称道。《早行》则与此不同，同样写清晨出行的情景，但它中的每一句都含有诗人的感知行为：“失枕”而从“梦”中惊起；颔联不同于温诗“鸡声”两句的意象组合，而通过“闻鸡”来判断时间、“占斗”来辨别方向，呈现出动态行为的事象；颈联的“知行露”、“觉晓风”，也都在描写景物的同时呈现诗人的感知；尾联“忽吐”，也用一个“忽”字传达了诗人忽然看见秋阳的情景。二诗对比，温诗如同一幅画境，以一种全景式的视角描写景物，故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六个意象组成完整的意境，是对早行情景的共时性呈现。黄诗则通过诗人的行为和感知，使诗联之间的视点具有连贯性和历时性，形成了一个动态叙事的过程。同样的题材，同样的诗体，温诗与黄诗的表现方式却有差别，可以看出宋代律诗所偏好的处理方式。
不只是诗联之间，诗联之内也是如此，许多宋诗有意识地避免对偶的对称平整，用一句一意替换两句一意的写法，为同一联内的诗句建立起具有历时意味的关联，从而在诗联之内也形成叙述的流动。欧阳修曾得意于自己的两句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10]( P105) 这是七律《戏答元珍》的首联，从诗人感知视角入手，先写怀疑，再写怀疑的原因，如此一来，即将两句诗建立起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宋代许多律诗都有这样的对偶，如黄庭坚“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陆游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西山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 等，前后两个句子在意义上有因果、条件、转折等关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意思，不能随意调换讲述的顺序，一旦调换意义便有不同，这等于是给相对独立的律句加上了连环，有了前后相续的发展逻辑。
宋人还善于利用虚字，来改变同一联中两句的对称平行。如，苏轼的《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此诗颈联叙述舟行途中的情况，寿州已经出现在视野之中，但船却还慢悠悠的没有转过黄茅冈，“已”、“未”两个虚字，使两句形成对照，在意思上有了一个转折和比照，为上下两句建立了关联；若无此两字，“寿州见白石塔”，“短棹转黄茅冈”就只是两项并列的闻见而已。而且这两个虚字又是从诗人的感知角度得出：明明已经看得到目的地，但以船的行程来看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到达，由此显露了诗人的急切心情。加上“寿州”又是拗句，全句仅有“州”一个平声字，这一句的拗峭其实加重了诗人“已见白石塔”的激动，诗人的内在感受从声律中也呼之欲出。借助虚字、声律等手段，宋代律诗在整饬的对称结构中得以分疏细微的意思，促进了意思之间的流动发展，有助于形成历时性的叙述顺序。
三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是唐代律诗中的经典，然而，在宋诗对历时性的追求中，这类实词意象并置的写法渐少，即便有意象组合的对句，组合方式也变得不同。“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11]( P90) 这是黄庭坚《寄黄几复》中的名句。诗中都是普通常见的意象，然而放到一起，却组成了相当复杂的意思。同是实词并置，但与“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大不相同。“鸡声”二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几个意象，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场景，这个场景是可以在读者的想象中复原的。黄庭坚这两句中看似普通的意象，却是很难整合为一个场景。普闻在《诗论》中说这两句：“‘桃李春风’、‘江湖夜雨’，皆境也。昧者不知，直谓境句，谬矣。”尽管“桃李春风”、“江湖夜雨”这样的意象像是对具体情境的描绘，但这两句并非简单的“境句”。而是意句，这是因为，这个组合不是空间性的，其中包含着思维的跳跃，是诗人对回忆的印象式抽取：上句指当年交游相聚的短暂和快乐；下句则形容时间的迁逝、人生的漂泊、并传达对往事的追怀。因此，它呈现的不是“桃李”、“春风”形象本身，而是要唤起对许多事的回忆和想象。由于“诗的意象，是意境和情境交融而成的充满语意密度的艺术境界” [12] ，因此这几个意象的组合以及上句与下句的对比呼应，最终完成的是追怀往事的叙述。
综观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诗歌向来被看做是抒情言志的文学体式，已有研究成果往往偏重从抒情角度进入，而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叙事性的观照视角。事实上，古典诗歌存在着独有的叙事传统和发展脉络，宋代正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时段。对叙事的注重是宋诗摆脱唐诗套路、另辟蹊径的策略之一。宋诗之所以形成与唐诗不同的风貌，与叙事性的增强有密切关联。宋代律诗的新变就是其中的突出表现。如上所述，宋代律诗所体现出的这些新特点，使得诗歌不再能被轻易看作一幅画、或是对一个场景的共时性呈现，而是可以唤起读者对事的理解和联想，具有历时性向前发展的动态过程。于是，就在律诗骈俪对称的格局中，融入了较多叙事因素，增强了律诗的叙事功能，促进了律诗艺术的新变，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叙事传统在宋代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葛兆光． 汉字的魔方[M]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 (宋)杨亿．西昆酬唱集[M] ． 王仲荦，注． 北京： 中 华书局，1980．
[3] ( 汉)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3．
[4] ( 汉) 班固．汉书•东方朔传[M] ．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5]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雅量[M] ． 徐震堮，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2006．
[6]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东错侯纪[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2．
[7] ( 唐)李延寿．南史•陈后主纪[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5．
[8] (宋)苏轼．苏轼诗集[M] ． 孔凡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1982．
[9] ( 清) 何文焕．历代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0] ( 宋) 蔡绦．西清诗话[M] ． 台北： 广文书局， 1973．
[11] (宋)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M] ． 北京： 中华书局，2003．
[12]李春华． 诗歌意象的认知概念化解读及其翻译 [J] ．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