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发现了一份对研究“胡风事件”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此件在以往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案件的研究中未见引述；在建国以来的几本重要文献选集[1]中未收集此文；“胡风集团”案件的当事人也从未提到过这样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一九九八年夏天从山西太原市南宫旧货市场发现的，笔者使用的是复印件。[2] 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中共中央名义明确宣布查封作家书刊的例证。中共对控制思想言论有相当严密的制度，往往因人废言。不管作品（包括翻译作品）的思想内容如何，只要作者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异端”，其所有作品就会被查禁。从该文件的附录“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中可以看出，连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因为译者是“胡风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并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这份文件的存在，说明五十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

一、“胡风事件”的文化背景：三类知识分子的冲突

“胡风事件”是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历史事件，解读这一事件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信息仍然有其重要意义。“胡风事件”的发生，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毛泽东对这一事件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但在这一事件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几类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冲突。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冲突的大背景，那些偶然的突发性因素绝不可能发生那么大的作用。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作为一种政治势力，早在四十年代就选择了与中共合作的道路。一九四九年社会鼎革之际，这个群体的大部份成员选择留在大陆，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民主党派中获得了相应的位置。但此后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与政治活动自由。对于这些民主党派在中共政权下的作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概括得非常清楚：“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八百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乾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置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3] 在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随后发生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中，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已经完全丧失了四十年代和国民党抗争时的勇气与可能。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脉之所以没有被斩尽杀绝，只是因为他们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和蒋梦麟等人，没有选择留在大陆，其思想由殷海光继承下来。

中国几类知识分子的形成有其历史缘由。在抗战前发生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分化出一批青年学生和少数教授，此处将其称为“一二·九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主体到延安后成为“延安知识分子”的一部份；另一部份人留在国统区，与早年的左联成员聚集在一起，此处称之为“左翼知识分子”。[4]

一九四九年以后，这几类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中的角色并不相同。以西南联大为主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已退居边缘。所以他们在“胡风事件”里基本不在事件的中心，只是一般地表表态，写写官样文章。当时有资格进入权力中心的是“延安知识分子”、“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而在这三类知识分子中，“延安知识分子”是主流，“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相对又处于边缘，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有进入权力中心的可能，但由于文化派系的原因却未能进入。中共党内后来普遍存在“白区”干部和延安（包括根据地）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有思想文化背景的冲突。

“胡风事件”从文化背景上可以被解读为“延安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周扬代表延安，胡风代表左翼知识分子。“胡风分子”的主体是胡风办《七月》和《希望》杂志的作者群，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是那种有才华、同时也有个性的热血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最终没有被打垮，与他们的意志相对其它知识分子而言比较坚定有关。“胡风分子”重返文坛后再度表现出创作实力，这与他们的文化素养份不开。

胡风一生的命运是由“延安知识分子”掌握的，他的平反几经周折，也是由“延安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倾向所决定，胡风的文艺思想只是在“延安知识分子”眼里才成为异端。早在一九四三年，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就对乔冠华、陈家康、杨刚等人的文艺思想提出过批评，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延安不统一。这些人是“一二·九”中的左派，但他们的"左"并不同于延安的“左”。胡风虽然与他们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但可以共存。在“胡风事件”中，胡风早年的重庆朋友虽然出于自保对胡非常冷漠，但并未有意加害于他。置胡风于死地的是“延安知识分子”。一九四八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集中发表了邵荃麟、乔冠华、胡绳和林默涵批判胡风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胡风事件”的真正开始。后来这些作者在“胡风事件”中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在“胡风事件”中负责具体事务的主要是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而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延安知识分子”，当时胡绳和林默涵都在中宣部。

一九四三年中共中央发现国统区有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怀疑情绪，就派延安眼中的得力干将（如刘白羽、何其芳和林默涵）去做思想工作。后来批判胡风的时候，他们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胡风事件的起源与林默涵与何其芳直接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的文章刺激了胡风。在《文艺报》一九五三年第二号和第三号上，先后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以及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他们在中宣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有“奉命”的因素（据林默涵回忆，写这两篇文章有周恩来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没有对胡风保持起码的人格尊重。林默涵在文章中最早提出了“以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想为中心，在胡风周围曾结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虽然林默涵也同时提到“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但熟悉中共历史的人应该懂得，这种“小集团”的说法最为中共所警惕，因为这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后来就是在这个说法的基础上把胡风和他的朋友称为“胡风反党集团”的，由此就引发了全国展开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这次运动不同于此前发生过的镇反运动，因为镇反运动指向相对明确，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是一个在运动指向上含糊的政治运动，所以整得人人自危。因为按中共的逻辑推论，人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后来的事实就是中共政治逻辑推演的结果。这次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普遍成立所谓的“五人小组”，他们的权力不但超越地方的一般党组织，而且超越公检法组织，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由“五人小组”发展到了后来的“专案组”，这成了中共政治斗争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

胡风一九五四年七月通过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同年十月，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发生后，在《文艺报》召开的会议上，胡风的发言才引起读者的注意。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份上作了批示。毛泽东说：“刘、周、邓即阅，退定一同志，照办。”“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5]毛泽东增写的内容主要是：“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因为有了毛的这个批示，周扬在一月十五日就他和胡风谈话的情况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一份报告，同时附上胡风五月十三日写的“我的声明”。该报告说，昨晚胡风来谈话，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一九五四年七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但毛泽东却不同意，他在报告上批示：“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6]胡风的声明本来已经承认了错误，但毛泽东不原谅。

在“胡风事件”中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他们在政治斗争中从来没有对处于弱势的对手有一点同情，周扬对待胡风的态度与当年他在延安对王实味的态度如出一辙。从周扬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和毛泽东的信[7]中可以看出周对胡风的态度，他特别说明：“我们觉得发表这个说明，是于我们不利的。”实际上毛泽东后来认同了周扬的建议。

以及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宣部给中央送了一份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8] 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复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把胡风推到了绝境。[9]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十五日，毛泽东又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随后中央就“胡风问题”连续开会，可见重视程度之高。[10]据《杨尚昆日记》的记载：五月十三日：“今天《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的自我批判并附有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号召胡风集团的一切分子站出来向党交待，交出与胡风往来的密信，交出来比隐藏或销毁更好些！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舒芜的东西（胡的文章简直无法看！）。胡风集团是一个长期仇恨党的反革命集团，应该是无疑的了！”五月十九日：“下午饶案五人小组继续开会，听取徐子荣的汇报，因陈毅同志会梅农，故未开会。同时听了一些有关胡风集团的材料。......胡风案，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专案，已决定捕起来。其爪牙甚众，不仅在文化界有，在其它方面也有，甚至有混入党内来的，中央宣传部就有三人，其中一人可称核心分子，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六个人写的，据说有四个是共产党员。继高饶问题之后，潘杨案件之后，又算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阶级斗争如何的尖锐化！要记着主席说的话：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两个专案的事，都会有发展的，应随时注意。”七月四日：“今日本拟约刘华峰同志等汇报反胡风的工作，因他们正与各单位汇报，故未能按原定的想法去做。”[11]

从各种材料看，“胡风事件”发生时在权力中心几乎无人同情胡风，因为当时负责“胡风事件”的部门领导都是胡风的对立面，中宣部的周扬、林默涵、胡绳和中国作协的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等人，都是早年批判过胡风文艺思想的人。而胡风早年在重庆的朋友乔冠华、陈家康、章汉夫等人，都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以“一二·九知识分子”为多，他们与“延安知识分子”相比，多少保留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质。延安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承担的都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

在中共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宁左勿右”已成为一种文化，深刻地沉淀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心中。当他们处在权力中心的时候，都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自己一旦被权力抛弃，面临的结局往往比他们当年斗争过的弱者更为悲惨。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是这一政治文化的最好注脚。罗瑞卿、陆定一（特别是他妻子严慰冰的遭遇）、周扬、乔冠华、章汉夫、邵荃麟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由于中共政治文化里没有对政治斗争中的弱者之同情，因而使所有参预斗争者无人能成为永远的胜利者。

在权力中心的政治斗争中，知识分子并非绝对没有保留良知的可能，可惜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缺少这样的勇气与良知。在“胡风事件”中只有两个这样的例子，一是普通知识分子的代表吕莹，一是高层决策者的代表胡乔木。胡乔木曾说：“那时的顶点是胡风事件。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12]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佐证的：“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13]当年参预审查“胡风案件”的王康也证实了胡乔木的说法：“胡乔木还说，他对毛主席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14]王康当时对胡风案稍有不同意见，立刻受到罗瑞卿的呵斥：“王康！你这个意见是个坏意见！”[15]

当时不仅在权力中心的人对胡风缺少起码的同情，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对胡风的遭遇也没有保持一点人道同情，他们没有意识到，胡风的命运其实就是他们将来的命运。且看以下数位知识分子的态度：胡风事件发生后，郭小川直接参预了审查“胡风案件”。一九五五年五月至十一月他参加了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的整理工作。在“胡风事件”中，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诗，如"某机关有这样一个青年”、“从胡风反革命事件中吸取阶级斗争的教训”、“纵火、杀人与从理论上作‘挖心战’”、“论朋友”、“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某作家的一段真实经历”等，积极参加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6]从郭小川的日记中还可以发现许多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对胡风的遭遇基本是麻木的。另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宋云彬（一九五七年成为左派）对胡风事件的态度也与郭小川差不多。[17]

二、墨写的文件与血写的历史

本文开始提到的中宣部文件的第一句话是：“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经请示中央暂作如下处理，望即执行”。从这句话的语气可以推断，中宣部之所以要下发这个文件，是因为有人打报告请示如何处理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分析当时的情况，较早向中央提出如何处理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可能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因为当时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主要集中在上海。

黎之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谈到，当时上海作协分会主席团专门成立了批判胡风的核心领导小组，巴金、夏衍、罗荪、吴强、叶以群、王若望、靳以等都报了专题批判计划，这些批判计划后来都发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号的上海《文艺月报》上。这期杂志基本是一期批判胡风及胡风分子的专号。它的出版日期是六月十五日，其编者称：“当我们全部稿件即将付印时，收到了十日的《人民日报》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为了补上几篇和临时抽去了几篇，因此与预告的目录略有出入。”[18]显然，当时上海文艺界对胡风及“胡风集团”的批判是非常主动积极的。这期《文艺月报》还发了一篇社论“提高警惕，扑灭胡风反革命集团”，从文风上看似出自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负责人吴强之手。[19]

如果说胡风的对手主要在北京，而“胡风骨干分子”却是在上海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据当时供中共高层阅读的《内部参考》一篇文章“上海文艺界讨论和批判胡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情况”中说：上海文艺界从三月份开始，开始讨论和批判胡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文艺界人士大都对胡风的基本错误，已有了一些初步认识。[20]从时间上说，上海文艺界对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集中批判，比北京还要早。

浙江的黄源回忆说：“在上海最初反胡风时，胡风的三十万言还未出来。胡风提出三十万言后，上海的胡风派就跃跃欲动。上海市的胡风派是以新文艺出版社为中心阵地，社长是刘雪苇，王元化是新文艺出版社的。上海文艺方面的出版社公私合营后，集中起来成立了新文艺出版社，归市委宣传部主管。当时，夏衍也看到这个动态。他为了对付胡风派的活动，把我推出去。我也觉得他们的思想不对头。后来，周扬发表了一个谈话，还有文件，这样就把当时上海的胡风派压下去了。其中有个观点是说胡风在文艺方面是搞虚无主义，反对戏曲改革的。后来全国各地对胡风进行思想批判，浙江也开展了批判。《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三批材料。中央当时有个小组，周扬是小组成员之一。中央打电话给省委，省委不知道‘胡风分子’是怎么回事，公安局参加了搜查，但也不知道‘胡风分子’是怎么回事。后来公安厅来处理这件事情时，王芳指定了一个副厅长负责。处理这件事比较慎重，当时中央给胡风派扣了反革命帽子，而当时我们并未真正当反革命来搞。”[21]

中国五十年代发生过许多政治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高层与下面互动的结果，而下面提供的意见常常比高层还要“左”。在“胡风事件”中也是如此，正因为下面有这样的要求，所以中宣部才请示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这是又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未曾忏悔过的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却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当年是如何参与害人的。

从中宣部"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开列的查封名单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歌颂新中国和抗美援朝的，译作也都是马列著作和革命文学，还有梅志的儿童文学。一个负责文艺的官员其实不难发现其内容之价值。现在看来，中央当时发出这个通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下面批判胡风的需要。（详见本文附件）中宣部列出的查封名单是：胡风、刘雪苇、阿垅、绿原、鲁藜、芦甸、路翎、冀坊、梅志、罗洛、方典、张禹、耿庸、牛汉、化铁、贾植芳、满涛、吕莹、徐放。主要是胡风在上海的朋友，这个名单及后面所附的著作及出版单位也以“新文艺出版社”最有代表性。开列这个名单的人看来非常熟悉文学出版界的情况，从每本著作都详列出版单位来推断，极有可能这些书籍都在开列禁书书单的人手边。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个名单中没有列入舒芜的作品。如果以当时的政治逻辑和书的内容论，最可能被查禁的恰恰就是舒芜的作品。他是胡风早年的朋友当中少数几个引起中共不满的作家之一，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中最先批判的就是舒芜，其次是阿垅和路翎，但舒芜的作品偏偏不在被禁之列。其实，这个名单完全是因人而列的，开列这个名单的人其实并不了解那些作品写了些什么。由于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扮演了中共需要的角色，所以他的作品和他本人暂时得到了豁免。名单中也没有列入彭柏山、何满子、聂绀弩和曾卓等人的作品，因为文件是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下发的，这些人在同年的五月中旬都被公安局搜查（聂绀弩稍晚，在七月初）。看来这个查禁名单并不一定是经过认真研究后开列的，很可能只是认同了下面提供的名单。

这份薄薄的文件承载了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沉重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忘记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在那个年代的所作所为。这种行为既是中共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本身人格缺陷的产物。

--------------------------------------------------------------------------------

【注释】

[1] 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9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就未收集此文件。

[2] 原件持有者不愿意透露姓名。该文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下发，文号为（55）014号，起草时间为1955年7月28日，下发时间为1955年7月30日。全文5页，共印315份，没有标明任何保密级别。笔者见到的是第11号，在仔细对比50年代中央文件的发文格式后，笔者认为本文件的真实性没有问题。虽然《档案法》早已公布，但中国关于档案解密的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重要档案到了依法解密时确实自动解密的事实极少。

[3] 《重要讲话集》（三）第9页，此为文革中广泛流传的印刷品，主要是毛泽东的讲话。现在文革史研究专家公认本书虽然在文字记录上或有错讹之处，但内容是真实的。对比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文献，可以肯定这些印刷品作为研究材料是没有问题的。

[4] 关于这几类知识分子的详细分析，参阅"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一文，见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昆明。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北京。

[6] 出处同上，第9页。

[7] 黎辛，"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第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28页，199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

[9] 据黎辛回忆："那时中央对中宣部报告的批示，多是中宣部代为起草的，此件是否中宣部代为起草的，我说不清。"根据当时中宣部的工作习惯，对口的文件一般由相应的处室起草，所以我推测，这个报告可能是由当时的文艺处起草的，而当时的文艺处长是林默涵。《杨尚昆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55年1月11日："夜与胡绳同志商量关于高饶问题报告的几段内容问题，同时谈到了反胡适和胡风思想的一些问题。"杨尚昆当时是中办主任，中宣部的报告和周扬的信都是由中办转毛泽东的，从《杨尚昆日记》中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就是在毛泽东对中国作协报告和周扬来信作出批示前，胡绳已知道了中央对胡风的态度，胡绳40年代末在香港参预批判胡风的作者之一。见《杨尚昆日记》第141、143、205、208、2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北京）。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作协给中央的信上作了批示："看看胡风的意见，20万字长，真是洋洋大观！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实在不少！一写就很长。读读这样的东西，以及再读读批评它的文章，自己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

[10] 《周恩来年谱》记载：5月17日："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5月18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胡风问题和接见印度梅农问题。"5月23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有关胡风问题。参加者还有邓小平、彭真、陈毅、罗瑞卿、陆定一、周扬、谭震林。"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第481、483页，1997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

[11] 《杨尚昆日记》第141、143、205、208、2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北京。

[1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3页，1994年9月，人民出版社。

[13] 陈清泉、宋广渭着，《陆定一传》，第399页，1999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

[14] 王康，"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遭遇"，《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44、41页，北京。

[15] 出处同上。

[16] 《郭小川全集》，第8卷第328、329-34页，第11卷第257页，第12卷第88页，1999年10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出版，桂林。

[17] 宋云彬写道："今日在车中看《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令人愤懑。""下午二时赴淅江日报社，参加文联召开之扩大会议，揭露并声讨胡风，余发言主张将胡风反党集团之骨干分子方然、冀坊从省文联清洗出去。今日之会由文联副主席陈学昭主持。""晚，写短文一篇，题为'从揭露胡风想起的一桩事情'。""上下午均出席省政协召开之座谈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二楼，谈如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并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余于上午作半小时之发言。"1955年7月2日："冯宾符为余言，聂绀弩已被宣布为胡风分子。聂在桂林时十分钦佩胡风，余常与之'抬扛'，然自1945年以后，聂似已与胡风闹翻，曾为余言胡风作风如何恶劣。今年五月间聂来杭州，作反胡风集团之报告，余曾笑语聂：'君过去不亦十分钦佩胡风乎？'彼答谓'过去思想落后......'并连说'落后落后'，相与一笑而罢，初不料聂果为胡风分子也。语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非易'，信然信然！"摘自宋云彬的《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30年》，第377、379、380、384页，2002年3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

[18] 《文艺月报》，1955年6月号，第33页，新文艺出版社，上海。

[19] 社论中有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我们同老虎在一起睡觉竟然有20多年之久，我们竟然长时期地把反革命分子当作好人！"出处同上，第4页。同期吴强的个人署名文章"是敌人，就必须清除出去"中也有这样的话："我们和老虎在一起睡觉，朝夕相处了20多年！老虎把我们咬得遍体伤痕，我们竟然认虎为羊，我们竟然认敌为友以至认敌为我！"出处同上，第8页。

[20] 这个材料是当时一个名为何国芳的人在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汇编资料而成的。该材料指出：

“随着这一思想斗争的展开，也暴露出许多混乱思想。这些思想问题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上海胡风派小集团内的分子，除了个别的态度有所转变外，大部份对这一思想斗争仍抱着对抗情绪。如新文艺出版社的耿庸、张中晓、罗洛等都在背后表示不愿意看报刊上所发表的批判胡风的文章。张中晓并恶意地说，我们对胡风的‘敌性’比胡适的‘敌性’还要大。耿庸曾纠集一些胡风派分子在家里开会，讨论如何蒙混过关。罗洛表面表示对党忠实，说胡风的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但背地里却又向人说，胡风只是策略上的错误，并希望这个思想斗争快些过去。

在普通知识分子中，还有少数人公开表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对的，认为对胡风的斗争太过份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孔令境在讨论会上说：‘现在发表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没有超过林默涵、何其芳的论点。’同时他又说：‘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早就被胡风驳倒了。’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田地说：‘我过去对胡风派的诗很感兴趣，现在也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如有人能写出文章批倒用胡风文艺理论创作出来的诗那我就服了。’

有些大学教授口头上说胡风思想不值得批判，实际上有对立情绪。如复旦大学有些教授、讲师说：‘这样一来反而抬高了胡风。’‘我们有资产阶级思想，可是没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该校外国语文系教授全增瑕说：‘胡风思想很混乱，没有什么道理，不值得批判。’外国语文系林同济教授说：‘胡风思想只能影响那些文化程度低的人，我们从封建社会来的有抗毒素’。”见《内部参考》1955年102期第49页，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北京。

[21]《黄源回忆录》第235页，2001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杭州。

--------------------------------------------------------------------------------

【附录】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

上海局；各省（市）委，内蒙古、新疆自治区委、西藏工委宣传部；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各党组：

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经请示中央暂作如下处理，望即执行：胡风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一律停止出售和再版；其中翻译部份的书籍如需出版，必须另行组织重译。

公共图书馆，机关、团体和学校的图书馆及文化馆站中所存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一律不得公开借阅，但可列入参考书目，具体办法由文化部另行拟定。

由高等教育部及教育部负责清查在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中所采用过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著作的情况，并根据上述原则迅速提出处理办法。

附来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这个目录是不完全的，在执行中由文化部加以补充。

中央宣传部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

胡 风：《论民族形式问题》、《密云旗风习小记》、《光荣赞》（以上是海燕书店出版）、《欢乐颂》（海燕书店、天下图书公司出版）、《为了朝鲜，为了人类》（人民文学出版社、天下图书公司出版）、《人环二记》、《剑、文艺、人民》、《论现实主义的路》《棉花》（须井一郎著）、《文艺笔谈》、《人与文学》（高尔基著）（以上是泥土社出版）、《安魂曲》（天下图书公司出版）、《从源头到洪流》、《和新人物在一起》（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山灵》（张赫宙等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混乱里面》、《为了明天》（以上是作家书屋出版）、《逆流的日子》（希望社出版）、《美国鬼子在苏联》（吉姆·朵尔著，泥土社出版）。

刘雪苇：《论文一集》（另名《过去集》、《两间集》、《论文二集》（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鲁迅散论》（华东人民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新文艺出版社、海燕书店出版）。

阿 垅（亦门）：《作家的性格和人物创造》、《诗是什么》（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诗与现实》（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中朝友谊海样深》（淅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绿 原：《集合》、《大虎和二虎》（以上是泥土社出版）、《又是一个起点》（海燕书店出版）、《从一九四九年算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黎明》（梵尔哈伦着、新文艺出版社、海燕书店出版）、《文学与人民》（乔瑞里等著，武汉通俗图书出版社出版）、《苏联作家谈创作》（薇拉·潘诺娃等著，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

鲁 藜：《李村沟的故事》、《时间的歌》、《星的歌》、《枪》（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锻炼》（海燕书店出版）、《红旗手》（作家出版社出版）、《未来的勇士》（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芦 甸：《我们是幸福的》（文化工作社出版）、《浪涛中的人们》（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二个春天》（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路 翎：《朱桂花的故事》（作家出版社、知识书店出版）、《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在锻炼中》、《求爱》（以上是海燕书店出版）、《板门店前线散记》（人民文学出版出版）、《平原》（作家书屋出版）、《迎着明天》、（天下出版社出版）、《财主的儿女们》（希望社出版）。

冀 坊：《桥和墙》、《喜日》、《这里没有冬天》（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有翅膀的》（泥土社出版）。

梅 志：《小红帽脱险记》、《小面人求仙记》（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青蛙苦斗记》（天下出版社出版）、《小红帽》（梅志原著，刘思平改编，文化供应出版社出版）。

罗 洛：《春天来了》、《技巧和诗的构思》（那蔡伦柯著）（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人与生活》（泥土社出版）。

方 典：《向着真实》（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张 禹：《我们的台湾》（新知识出版出版）、《文学的任务及其它》（泥土社出版）。

耿 庸：《从糖业看台湾》、《论战争贩子》、《〈阿Q正传〉研究》（以上是泥土社出版）、《他就是你的仇人》（文化工作社出版）。

牛 汉：《祖国》（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彩色的生活》（泥土社出版）、《在祖国的面前》（天下出版社出版）、《爱与歌》（作家出版社出版）。

化 铁：《暴风雨岸然轰轰而至》（泥土社出版）。 贾植芳：《住宅问题》（恩格斯著）、《论报告文学》（基希著）、《俄国文学研究》（谢尔宾娜等著）（以上是泥土社出版）、《契诃夫戏剧艺术》（巴鲁哈蒂著）、《契诃夫手记》（契诃夫著）（以上是文化工作社出版）、《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棠棣出版社出版）。

满 涛：《樱桃园》（契诃夫著）、《狄康卡近乡夜话》（果戈里著）（以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契诃夫与艺术剧院》（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二卷）（以上是时代出版社出版）、《别林斯基美学中的典型问题》（安德莫夫著）、《文学的战斗传统》（果戈里著）（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吕 莹：《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仲夏夜之梦》（莎士比亚著，作家出版社出版）、《列宁论作家》、《关于工人文艺》（以上是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徐 放：《赶路集》（作家出版社出版）、《野狼湾》（五十年代出版出版）

原载《黄河》杂志200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