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设想过要写关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最后没有实现；李泽厚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里面提出要写，最后他也没有实现。我在90年代中期曾经提出过一个20世纪六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框架，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也没有付诸实施。

我的研究框架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按照五四和“文革”两个中轴，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1949年以前的前三代为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1949年以后是（“文革”前）“十七年”一代（1949—1966年）、“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三代的区分标准有两个。一是知识结构。简单说来，第一代（晚清一代和“十七年”一代）的知识相对来说不那么现代，比较陈旧，而到了五四一代和“文革”一代，成为新知识的开拓者。我这里说的“文革”一代，主要是指在“文革”初期是红卫兵、红小兵，“文革”中期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又作为恢复高考之后考上大学的“新三级”（77、78和79级）大学生，他们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代人，20世纪初和世纪末的两场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他们领导的。而后五四和“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却接受了完整的现代知识训练，成了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第二个观察角度是各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简单地说，晚清和“十七年”这两代人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一切以政治为标准。章太炎作为晚清一代，在东京讲课的时候，他的学生回忆说，他讲到学术的时候，自己都是昏昏欲睡，一谈到时政，立即两眼放光，滔滔不绝。“十七年”那代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政治意识特别强，比如王蒙在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提出一切都要以是否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标准来看人文精神。但是五四和“文革”这两代人，虽然也有政治关怀和知识关怀，但更多的是文化关怀，有一种林毓生所说的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路径取向。

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说今后要20年不谈政治，给中国奠定一个文艺复兴的基础。我记得80年代我们那代人也有一种为中国重建启蒙的文化雄心。而后五四和“后文革”这两代人，则有比较强烈的知识取向，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关怀，最后都落实到知识和专业层面。这里我特别补充一下，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以为“60后”“70后”就是“后文革”一代，现在发现直到1985年以后出生的才形成了典型的“新人类”，而“60后”“70后”只是过渡的一代知识分子。

这个六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框架，非常整齐，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式，虽然具有表面的美感，但整齐的框架，固然具有参考价值，却未必能够展现世代交替中历史的复杂面相。这些年我开始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问题，试图从中国历史自身的演变与脉络出发，虽然不那么整齐，但是可能更契合历史本身的内在逻辑，而非外在的形式框架。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怎样的代际更替？先来看晚清。晚清的士大夫，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为不同的三代：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和革命“游士”。

从1860年代的自强运动到1894 年甲午海战，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领导变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这些晚清一代重臣与传统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同。虽然他们有功名，却基本是地方士绅，以军功显著得到提拔，有儒家的正统观念，在“理”之外，更重“势”，与正统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现实感，灵活实用，不拘泥于经典陈义，是清末自强运动的中坚。与之同时代的朝廷中枢官僚士大夫，乃是清流派，他们固守儒家义理，标榜名节，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与“论功利而不论气节”的洋务士大夫“浊流”迥然有别。

官僚士大夫，即使是改革派，因为他们与官家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更注重的，是“保国”。晚清有“保种”“保教”和“保国”之争。康有为要“保教”（儒家道统），严复、梁启超要“保种”（中华民族），但曾国藩、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认为，“保国”是最重要的，这个“国”不是现代的nation，而是传统的王朝。具体而言，“保国”就是保大清王朝。保住了大清，就保住了“种”与“教”。一切变革是以“保国”为核心，这是官僚士大夫自强运动的特征。

1895年以后，一批新的士大夫代替官僚士大夫，占据了历史的中心舞台，那就是文人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本来名不见经传，只是在广东、湖南这些边远的省份小有文名的举人而已，远离权力中枢。“公车上书”让他们闪亮登场，随后得到光绪帝的赏识，从地方精英摇身一变为国家精英。但“康梁”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不同，他们充满了一种文人的浪漫主义气质，有点像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中的文人那样，总是觉得政治应该如何如何，而非可能如何如何。整个戊戌变法也洋溢着文人的理想主义激情。

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精英选拔制度，而且是中央与地方关联的枢纽。朝廷通过科举考试，将各地最优秀的人才精英吸纳到体制内与中央，避免沉淀在地方，特别是体制之外，以免构成对朝廷的潜在威胁。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朝廷不再对地方精英有过去那样的凝聚力，官场也不再成为读书人的唯一选择。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拦腰切断，沉淀在地方，活跃于官场之外。这就是晚清日趋活跃的绅界。

读书人分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纳的进士、翰林，属于国家精英；后者是暂时未入仕的举人、秀才，属于地方名流。官僚士大夫在权力中枢活动，但文人士大夫的活动空间却在地方和民间，他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领域”：民间的学校、媒体和社团。他们不是以权力，而是以制造舆论影响天下。光绪失势以后，改革几乎没有在权力中枢发展的空间，他们的活动舞台在哪里？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学校、报纸和社团。这些都是不见于古代中国，而在1895年以后戊戌维新中出现的。文人士大夫活动的空间，不再是体制内部，而是体制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王权国家里面，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往往是从边缘开始，逐步向中心渗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变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而执掌改革牛耳的社会重心，却是一个倒过来的从中心流落到边缘的逆向过程：首先是体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后是体制边缘的文人士大夫，最后是因科举制废除而被抛到体制外部的革命“游士”。清末民初是一个旧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转型年代。当大量“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与“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溢出秩序的时候，革命就不远了。

登上晚清历史舞台的第三波知识分子，是1905年以后的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游士，如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等。同盟会是一个典型的游士阶层组织，他们的基本队伍是华侨、商人、会党、失意秀才、落魄的留日学生和职业革命家。这些后来领导辛亥革命的游士们与日本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阶层不同。明治维新虽然是下层精英的革命，但伊藤博文这些武士是旧政权的一部分，是体制内的游士，但晚清的革命者已经是旧秩序瓦解中的体制外游士，他们只有在新秩序中才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前途。晚清的游士革命者类似于19世纪末俄国第二代平民知识分子，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大都是俄国僧侣阶级的后代，身为统治阶级，却处于边缘化地位，只有革命一途。

如果说晚清的三代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是走向现代的传统士人的话，那么民国以后，第一代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当中诞生了。新文化运动一般而言是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办为标志，但《新青年》原来默默无闻，影响远远不及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一直到1917年陈独秀到了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与北大结合，新文化才真正成了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2017年是真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前两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而这代人的声望主要局限在知识圈内。五四一代开创了新知识范型之后，后五四一代做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高峰主要是这代人的贡献。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被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30年光阴，直到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时，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五四和后五四知识分子，虽然从年龄上来说是两代人，但从文化类型上说，后五四一代处于五四一代的延长线上，可以视为文化上的同代人。

之前众多对晚清和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以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来观察不同代的代际更替。事实上，新与旧、中学与西学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晚清，新学镶嵌在传统的框架之中，而到了民国，旧学又会以现代的方式再度展现。这就是我最近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到的两个同属世代交替的知识分子流派：“旧派中的新派”与“新派中的旧派”。

先说“旧派中的新派”。在1895—1925年的思想转型时代之中，有两代启蒙者：第一代启蒙者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第二代启蒙者是民初第一代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这些在晚清领时代风骚的启蒙先行者，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人物，就像有人批评杜亚泉那样：“你说他旧么，他却像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依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形成了“另一种启蒙”，只是被后人忽视和低估了。

“新派中的旧派”是民国以后出现的。最典型的，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出现的学衡派知识分子。与“旧派中的新派”不同，他们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良好的知识训练，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最精髓的部分，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胡适等人引进的以科学为中心的机械主义和卢梭发端的、滥情式的近代浪漫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末流。在20世纪20年代，新学阵营中有明确的本民族文化意识的，当数陈寅恪和吴宓。这一文化自觉表现为陈寅恪所说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其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继承的是晚清曾国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传统。

中国的“游士”有三代人：晚清的同盟会知识分子、国民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和中共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是20世纪上半叶三次大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前面我已经介绍了晚清的革命知识分子，下面讲一讲民国中的两代革命“游士”。

辛亥革命之后，稳定的立宪秩序迟迟未得建立，而新型的现代教育体制一方面形塑了等级化的社会职业机制，另一方面又生产出大量过剩的新式知识分子。除了少部分留学欧美和名牌学校出身的大知识分子之外，许多人在社会等级化的职业结构中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对现实怀有深刻的不满。这些在民国知识和社会结构中不断被生产出来的新型“游士”，就成为1925年之后国民大革命的领导力量。

陈永发教授和王奇生教授的研究都发现，1925—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乃是一场“学生的革命”。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内部多以“同学”互称。以广州时期的黄埔军校为例，所招的学生除个别有大学背景外，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或在中学读过几年书，然后经由各种社会关系介绍来报考黄埔，基本都是中小知识分子。从家庭背景来看，有的学生来自书香门第，有的是城镇居民，有的是乡绅子弟，但大部分是农民的孩子，而且很多来自中下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甚至有一小部分家庭贫困，生活艰难。黄埔的学生可以说是“有些知识但又没有充分知识”的学员，基本来自社会底层，这和北大完全不同。北大以大知识分子为主体，大知识分子在民国以后居于权力和文化中心，但已经开始与社会脱离，部分还与上层结合。小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处于权力与文化的边缘，介于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有知识又接近社会，所以他们更容易有革命性，也更容易与他们要发动的对象——工人与农民，打成一片。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大革命是学生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而中共革命是师范生领导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游民阶级，要驾驭这样的主体，大知识分子和中层知识分子，无论在阶级出身还是文化气质上，都与游民阶级格格不入。而小知识分子，特别是师范生出身的游士阶层，本身来自游民，又接受过新知教育，高于游民，于是很容易成为驾驭游民阶级的领导中坚。而根据刘昶教授的研究，师范学校毕业的基层乡村教师，更是“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播火人。

在1921—1949年的中共历史当中，党吸纳知识分子的成分，经历了一个从体制内知识分子到边缘知识分子再到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过程。因此1949年之前中共革命内部的读书人出身的革命者，有五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是创党的大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13名“一大”代表中，留日的4人，大学生4人，师范生4人，中学生1人。大知识分子和中层知识分子占了多数。

第二种是留法、留俄的红色知识分子，如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在1928—1935年间是党的领导核心。

第三种是以师范生为主的小知识分子，以毛泽东为代表，他们从社会底层上来，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会经验，了解民间疾苦，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又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具有极强的领导革命的能力。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以自己出色的打仗经验和领导能力在党内逐渐占据优势，成为党的核心。

第四种是左翼作家，如丁玲、周扬、萧军，等等，多为破落的富家子弟，思想敏锐，个性张扬，有自由倾向。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租界从事左翼写作，40年代投奔延安。

第五种是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大学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多为富家和官家子弟。在革命的外围，还有以救国会为主体的激进职业人士。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中间阵营中的各种泛自由派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革命。

作者谨识

2019年清明于沪上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