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是我革命生涯中最为钦佩和亲近的一位领导人。五十年代前期，我有幸同他在团中央共事数年，那是我一生得益最多，也最为愉快的时期。以后多年，也一直受到他的关爱。如今年近九旬的我，很多往事在记忆中都已淡漠如云，仅将难以忘怀的数事略述于后，以表达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一、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好班长
一九五二年八月，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加强青年工作的领导，决定调耀邦同志到青年团中央主持工作，同时将各大区的团委书记也调来北京。因而我即从华东调来，参加以耀邦同志为班长的团中央书记处。
新组成的团中央书记处，有原来在团中央任职的蒋南翔等同志，也有从各大区调来的。（一九五二年八月团的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宋一平、刘导生、罗毅、许世平，候补书记区棠亮、高扬文、杨述、章泽、胡克实。一九五三年七月团的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耀邦、廖承志、刘导生、王宗槐、罗毅、区棠亮、章泽、胡克实。——者注）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有不同的经历、性格和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相互十分陌生。但是耀邦同志以他独有的诚恳、坦率、真情和平易随和的风格同大家相处，使得这个新的集体很快就融洽和睦地工作了起来。
那时候，耀邦同志和我们共住在北京东城区大甜水井胡同一个大四合院里，一日三餐同桌共席。他的饭量不大，许多菜都不大合他的口味，常常是借助辣椒下饭。我们劝他另开小灶，他风趣地说：“不要孤立我嘛，大家一起吃，有说有笑才香啊！”一直与大家吃大锅饭。每餐饭前饭后，他都是无拘无束地和大家交谈，相互了解、熟悉得很快，思想情感得到了及时交流。尤其是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就在这种场合把最新的精神和消息告诉大家；大家在各自工作中接触到的情况和问题，也常在这时相互交谈和议论。这种愉快的情景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十分令人留恋。
耀邦同志经历过长征，无论在部队、在地方、在江西苏区和延安中央领导机关都工作过，富有领导全局的经验。他领导团中央的工作，只抓大事，统管全局，各个方面的工作分工由书记处成员分头去做，他给予支持和必要的帮助。他的政治思想水平都要高于我们，但是在研究和决定工作时，总是十分尊重大家的意见，反复切磋琢磨。尽管许多事情他经常和大家交谈、商量，取得了共识，但是他仍然每个星期都要正式召集一至二次书记处会议，民主讨论决定重大事情，实行集体领导。在耀邦同志带领下，大家同心同德，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很快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他的优秀风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很快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人生难得遇有一个知人善任、放手工作又热情支持、作风民主而亲切和蔼的领导人。大家都为自己能在他领导下的这个集体里工作感到高兴。
二、他大胆放手支持同志们的工作
在团中央书记处，我分工主管宣传战线，包括报刊和出版方面；同时协助廖承志同志管统战工作，协助区棠亮同志管国际联络工作。耀邦同志十分放手，要我大胆开展工作。遇到什么问题，常常是听取和尊重我的意见，给予热情支持，从不干涉或指责。他在领导团中央的工作中，十分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青年团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学习是青年团今后特别突出的任务”，是他带领我们书记处一班人时刻遵循的方针，千方百计地开展各种有声有色的学习教育活动。
当时，新中国诞生才三四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污垢还未来得及彻底清理和扫除。上海、北京以及一些大中城市的团委反映，有极少数青年道德败坏，腐化堕落，有的偷盗抢劫，有的组成流氓集团，玩弄妇女或强奸幼女等，犯罪作案，破坏社会治安。这些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和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和团中央宣传、报刊、出版等部门的同志研究后认为，有必要在全国大中城市比较集中地进行一次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个意见受到了耀邦同志的赞成和支持。同时他提出，先要组织力量进行调查：一要弄清楚犯罪作案的有多少人、有严重错误但还够不上犯法判刑的有多少人、有一般性问题的有多少人；二要调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三要调查极大多数青年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有哪些模糊认识；四是我们团的工作在这方面有哪些问题。他的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我们立即组织几个大中城市的团委进行调查研究，并剖析了几个案例。
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视这些调查材料，他和我们分析研究，认为：偷盗抢劫、奸淫妇女的流氓犯罪分子是极个别的；有偷窃行为、猥亵女性等道德败坏、腐化堕落行为的也是极少数。但是这种人为非作歹，众人痛恨，影响很坏。这种人大都是受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和坏分子的毒害诱骗，有些人是看了一些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或者涉足下流娱乐场所变坏的；而社会上的管理有很多疏漏，我们青年团的工作在这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记得上海团市委调查反映，当时上海有旧书摊两千五百多家，其中相当数量的旧书摊里都有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在肆意散发着毒素。至于有少数青年，小偷小摸、打牌赌博、行为不轨等，则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改进我们自身工作的问题。
面对极少数青年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至犯罪作案的情况，当时有些地方的团委同志主张要狠狠打击，严厉惩办， “杀鸡给猴看”，使广大青年有所震动。耀邦同志在和我们研究时认为，违法犯罪的青年，是有限的几个，特别严重的要判刑，其它的可以劳动教养，改造他们；要狠狠地打击的是那些唆使他们犯罪的旧社会渣滓和坏分子。而对广大青年，则要以正面教育为主。他主张：要在青年中正面提倡关心集体，爱社爱厂，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提倡勤劳朴素，提倡尊重妇女，提倡团结友爱。要教育广大青年看到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侵蚀，提高警惕。为了使这次教育进行得生动、具体，引起广大青年的重视和警觉，耀邦同志赞成在报刊上刊载几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反面典型，并推动各地团委组织广大青年进行讨论。耀邦同志强调：这种反面典型不能多，基层一般不要搞；不要只是暴露他们的罪恶，更要揭示他们堕落犯罪的原因，以唤起青年的警觉。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马小彦为什么会堕落的》等几篇典型报道后，在青年中引起很大震动。他们从马小彦等人的身上，看到了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道德的丑恶和危害，体会到“下流娱乐场所去不得，黄色书刊看不得，流氓坏人（朋友）交不得”。有的说这次讨论是给自己“敲了警钟”，“打了预防针”。许多家长看了《中国青年》上刊载的《审判后的谈话》（该文是介绍苏联一青年犯罪被捕判刑后，其家长发表的谈话，沉痛地回顾他们对儿子疏于管理和教育的教训）等文章后，也引起深思，认识到不仅要在物质生活和身体健康上关心孩子的成长，更主要的是要关心他们思想品德上的健康成长。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道德，往往以业余生活为突破口来腐蚀青年，几个反面典型的事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一次研究道德教育的会议上，耀邦同志指出：青年人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却又缺乏生活经验，不会正确地生活，以致有些青年业余时间赌博、．玩牌、酗酒、打架、哄闹，沾染了不良习惯。而我们不少团干部对青年的业余生活关心不够，“只管八小时，不管二十四小时”的现象相当普遍。他强调指出，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还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形成。我们青年团要改进工作，关心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要充分认识到这是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切不可轻视小看。他指导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加强青年业余文化工作的决议》，在团的二中全会上通过，推动全团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经常工作努力做好。耀邦同志在向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应当着重进行的是： （一）积极组织青年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 （二）组织和指导青年阅读书籍报刊，（三）开展多种多样的业余艺术活动，（四）广泛开展体育活动。他说，我们要切实帮助青年办好俱乐部、图书馆、集体宿舍和各种文艺、体育团体，使青年业余生活的各个场所，都成为共产主义教育的阵地。
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间开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在一百三十五个城市中进行了几个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家长、教师和社会各方面重视和关注青年在道德品质方面的成长，有些地方还提到市人民代表大会或政协会议上讨论。文化、公安、工商管理部门更是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旧书店、旧书摊和娱乐场所的管理，严厉惩办并公开审判那些毒害青年的罪犯。现在回顾起来，在耀邦同志亲自指导下开展的那次道德教育活动，坚持正面教育为主，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同时注意改进自身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对于五十年代优良社会风尚的形成和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是起了很好作用的。
三、他代人受过，勇于承担责任
耀邦同志在领导工作中，不仅放手支持大家工作，还对大家在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勇于承担责任。有一件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五三年一、二月间，我出差去华东检查工作。此前，党中央部署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鬬争，团中央在团的一届四中全会上也要求各地团委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积极投入这一斗争。我到山东、上海、江苏几个地方考察了半个月，看到各地党委对这件大事都已作出部署，然而这些地方的团委思想准备不足，行动迟缓，未能主动地、及时地跟上党委的部署，安排自己的工作。山东团省委根本没有考虑这件大事，各县的团代会也未能把贯彻山东分局的部署作为一件大事列入议程。甚至团内存在的这方面的严重案例，也未抓紧处理。如山东即东县有个团支部书记于龙琛，一九五二年四月为了报复一个团员反映他的问题，竟肆意吊打九人，其中四人受重伤。此事虽经团华东工委通报，《中国青年报》也作出报道，但一直未派人调查处理。回来后，我向耀邦同志和书记处汇报时讲了以上情况。耀邦同志很重视这一问题，他认为带领全团紧跟党中央的部署，发挥团的助手作用，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针，团的一届四中全会的精神需要各地认真贯彻。他要我抓紧写出书面报告来批转下去，以提醒各地注意。我说我只有半个月功夫去了三个地方，在山东只在济南停留了四天，许多情况都是听的汇报，没有去下面具体调查，有些问题怕不太准确，只能作为书记处的同志参考。耀邦同志说，领导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我于二月廿六日写出《关于华东青年团工作初步考察演示文稿》后，他立即交给《中国青年报》于第二天刊出。他对我说，报纸比内部文件快得多，一竿子捅到了底。我心里有些顾虑，这无异于全国公开通报批评了华东和三个省市团委的工作了。果然，这引起了山东同志的不满，认为把问题说重了，挫伤了下面干部的积极性。后来在一次会上我刚检讨了几句，耀邦同志抢过我的话头说：“这事不能怪导生同志，是我决定的，我考虑得不周密，我向山东同志道歉。”他这种主动承担责任、代人受过的品格，令我十分感动，也得到山东同志的谅解。相比于有些人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的那种作风，耀邦同志这种品格，实在给人至深的教益。
四、他公正待人，既坚持原则，又与人为善
耀邦同志对待干部、对待同志，始终热诚关爱，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整风审干中，他总是既坚持原则，又与人为善，对人的处理采取极其严肃慎重的态度。这一点在粉碎“四人帮”后他领导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中更有大量生动的事例。我在一九五五年经历了一次历史审查，也亲身感受到了耀邦同志的这种高尚品格。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青年的抗日爱国热情更加高昂，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在北平和全国许多地方迅速建立和发展了起来，把大量进步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受华北各界救国会和“民先”总队部的派遣，到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视察工作。行前，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同志告诉我，河南情况恶化，嘱咐我不要去河南了。但我到太原后接到“民先”总队部来信，要我把郑州新建的“民先”组织，介绍给开封中心队部领导，我不好拒绝前往。实际上，郑州“民先”是一个“红旗”（伪装革命的）组织——平某中学生寒假回家探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叛变了。国民党特务命令他返回北平后向总队部报告说，他在郑州建立了“民先”组织，要求总队部派人指导工作。这是敌人设下的陷阱，总队部和我当然不知。当我到河南后，把郑州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介绍给开封总队部接上关系的当天晚上，我即被捕。敌人利用我的接关系，把开封“民先”的成员大部捕获。
我被捕后，先是关押在开封反省院。同牢房的还有一个人，他住上铺，我住下铺。他自称是东北义勇军的，主动与我搭话，想从我这里套出“民先”的内部秘密，我保持了警惕，他没有得手。第二天，我就被转押到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二楼的一间屋子里禁闭，看守我的是两个武术学校的学生。我看到窗外有护士模样的人在走动，即问看守：隔壁是不是医院？他回答是河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实习医院。这个情况对我十分重要。此后我每天下楼吃饭、上厕所，了解到楼下没有人住宿，门窗也没有铁栏杆；至于我被关的房间，窗户虽装有栅栏，但上面有个半圆型的气窗。四月十日夜晚，我利用两个看守熟睡的机会，从窗户的气窗口翻身爬出，纵身跳到河南大学的校园，赶紧跑到河南“民先”秘书詹润生家。我在他那里换了衣服化了装，又借得了车资，便乘火车逃离了开封。回到北平后，我向总队部和北方局彭真同志汇报了在开封被捕和逃跑的经过，答复是你现在还有危险陆，要暂时割断和组织的联系。
一九五五年三月，有人提出：一九三七年刘导生到河南工作，开封“民先”组织当即遭到破坏，这和刘被捕有密切关系；同时刘被捕后从国民党的省党部逃出，也值得怀疑。中央决定对我进行审查。
耀邦同志对于要审查我的问题，采取了严肃慎重的态度。先是他调阅了案卷，并专程去河南实地详细了解。只是他误以为我是从反省院逃出的，去反省院实地察看了后认为，这儿是铜墙铁壁，层层严密监守，任何人无法逃跑。他很自然地也就产生了怀疑，同意要对我进行审查。他主持书记处一个小型的会议，要我交代被捕和逃出的经过，并提出了一些疑问。当时有些同志言辞激烈，态度严厉，我想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没有介意。而耀邦同志一直是耐心说服教育，以谈心的方式启发诱导，要我好好回忆一些细节，把这个已经十八年的历史问题弄清楚。他绝没有疾言厉色、咄咄逼人，而是一腔与人为善的热诚，使我真正感到他温暖的同志之情，令人钦佩，也使我在整个被审查过程中充满了信心。他还几次找我爱人谈心，要她多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情绪变化，而并没有像有的同志生硬地对她说：“你的任务就是检举揭发！”“你要同他划清界限。”耀邦同志还要我的秘书常来看望我，关心我的生活起居，不要有丝毫疏淡。
耀邦同志在听了我说的是从省党部逃出这一细节后，发现自己原来看的是反省院，当即派了一位负责干部去开封的省党部旧址去实地查看。他听了汇报后，及时将这一情况汇报了中央组织部。他还对书记处的同志说，我们险些冤枉了人。不过我一直认为导生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年月投身革命，以后一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多少年来没有过什么差错。我们看人总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中央组织部项目组对我的被捕和逃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调查了解。首先找到了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新旧交替的两任书记长，又找到当时看守我的两个武术学校学生；同时也找到我逃出后帮我化妆、借钱的詹润生。他们如实地写出了当时的经过情况，与我的交代完全吻合。更重要的是，项目组还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找到河南省党部向中央党部的两封电报：一封是我被捕后的电报，说是已捕获中共要犯某人，属于邀功请赏之类；另一封电报是在我逃走之后，说是由于他们失职，电告南京自请处分。这两封电报的发现，真是铁板钉钉子，全案大白了，对我的被捕和逃出，很快地作出了审查结论。这些情况都是中央组织部项目组负责和我联系的傅崖同志事后告诉我的。从此，我多年来一直视为心病的石头终于落地。耀邦同志也为我庆幸，说“把这段历史搞清楚，对你大有好处”。
在我调离团中央之前，耀邦同志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同志同我谈话，问我对被审查的感想和态度。我说，原来我以为自己被捕和逃出，只有我一个人了解真相，没有办法找到证人，被认为是“无头案”。回到北平后组织生活也未能恢复。自己是一九四二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重新入党的，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经过刘少奇同志和中央组织部批准，才恢复了这段党籍（党龄仍从一九三五年算起）。现在经过一年多的审查，总算彻底搞清了，对我是一个解脱，也是组织上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一个必要措施。我很感激组织的关怀。至于审查过程中个别同志的激烈言辞，完全可以理解，我决不计较。后来耀邦同志和乔明甫同志还对我说：审查清楚了这段历史，组织上是更加信任你了，不会影响对你的使用。
我调离团中央后，不再与耀邦同志有工作关系了，但是我们几年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却没有丝毫减弱。他的高尚品格，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常去看望他，与他谈谈心，他也一直关心着我。
在耀邦同志领导下的几年工作实践中使我认识到：耀邦同志是一个好班长，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政治坚定，勇于负责，好学深思，尊重实际，独立思考，才华横溢，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热诚坦率，光明磊落，确实是我们党内一位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然而，我不是说他是一位完人。古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个干部，总要说话、做事、要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耀邦同志也有他的缺点，在团中央工作的那几年，书记处的同志感觉到他热诚坦率，没有城府，但有时候说话不够周密和谨慎，容易授人以柄，遭人暗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