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学术生涯，就是从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开始的。当年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讨论史迪威事件的，那时不知天高地厚，曾给《近代史研究》投稿。编辑部回信说要修改，一是要对刊物刚发表的何迪等《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一文有所呼应，二则对我进行了具体指教，说不宜引别人的话作论文的结论。盖拙文最后引了梁敬錞《史迪威事件》一书的见解，仿佛全文不过是在论证他已有之见。对此指教我非常佩服，立即进行了修改。但对第一条，那时年少气盛，感觉已发表的论文是通论，我的是专论，无意添加呼应的文字，于是改投川大学报了。现在当然明白，编辑的苦心是要将拙文引入学术之流，免得成为向隅孤立的文字。
那时川大老学长夏良才似在编辑部工作，或是他看到来自母校的论文，所以青眼相加（但回信并未署名，这仅是我的猜想）。据说《近代史研究》主编、编辑这样帮助年轻学者已成常态，使不少年轻人的学术成长更加顺利。虽因自己少不更事，未曾遵示修改，但这两条意见对我此后治学大有启迪，也是一段温馨的记忆。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领导指定我教“世界近代史”一课。而个人因为给外国人上中国通史，研究兴趣差点转向了先秦社会史。后来参与顾学稼师主持的《美国通史》1898—1929年一卷，仍写中美关系（那卷通史应已完稿，不知何故未能出版），也因此先到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追随写《芮恩施传》的蒲嘉锡（Noel H.Pugach）教授读书——芮恩施（Paul S.Reinsch）是威尔逊时代美国驻华公使，后又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Macmurray）文献所存的普林斯顿大学念书。这样就与抗战史渐行渐远，现在已成名副其实的外行了。
因此，高士华主编要我参加《抗日战争研究》的笔谈，我既甚感荣幸，却也真觉忐忑（不是客气话）。想来想去，大概也只能说点“外行看热闹”的门面话，希望不致浪费了刊物的篇幅。
孔子曾说，有鄙夫向他提问，他感觉“空空如也”，于是“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与古人举四方以定中央的思路相通，是孔门认识论的一个要项。我这里只是借用其字面义，探讨抗战史研究是否可以从两头看中间，即从正式的抗战爆发前以及抗战结束后的历史来认识抗战本身。
往前看，我感觉至少要延伸到1928年的济南事变，那次事件导致的“绕道北伐”直接影响到新的国民政府对北方的控制。此后的中原大战（或称“蒋冯阎大战”）是前国民革命军各大主力的内讧，反让因战败而被迫退居关外的东北军重新入主华北，确定了中央政府对华北政治的实际放弃。九一八时东北军主力都在关内，至少是促成“不抵抗”的一个现实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近代日本对中国真有些像流行语所说，是“亡我之心不死”。不少日本政界之人尤其对时称“满洲”的东北地区垂涎三尺，久欲吞并。民元以后，每次中国比较趋于真正的统一（结果当然指向统合“满洲”）时，日本就会做出较大的举动。如民初宋教仁被刺，袁世凯政权看起来相对稳固，日本就趁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以破坏袁政权的稳定。后来袁世凯通过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将此消息向列强披露，日本未曾获得大利。过去将此视为北京政府的外交成功[1]，但从后见之明看，日本那时的真意可能主要就在“满蒙”及其门户山东。袁世凯的外交成功，或要打个折扣。
20世纪20年代两次直奉战争时，特别是第二次，直系如果成功，就要直捣奉天。日人极其不安，币原外交有破产的危险。故郭松龄反，日人立刻卷入；冯玉祥政变，日人也卷入。[2]到1927—1928年两次北伐快要成功时，日本均直接出兵济南。直到此时，日本的做法基本是因应中国政治的被动举措。但从1928年刺杀张作霖到九一八以后，至少日本在华军人已由被动变为主动。对上述因素，研究抗日战争者多少已有所考虑，恐怕还可增强。
往后看，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一年多，是历史大转变的关键。1947年开始的局面，在1945年末恐怕是不能想象的。通过考察这一年多的历史剧变，可以对抗战时期政治军事等有很多启发。如四川在北伐后“易帜”归顺中央，实际仍推行近于所谓“北洋时期”的统治方式。国民政府中央借“剿共”而进入四川不久，正式的抗战就爆发，其“入主”的正当性空前提升。但不论是国民政府的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都未能像三国时蜀汉那样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才资源，而是长期维持着相当程度的“外来”特性。类似状况在云南也相当显著。
这提示着从未真正主持全国政务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未能利用历史给予的机会尝试“领导”其不熟悉却也并非政治真空的地区。这一特点在日本投降后的一年多表现得相当充分。那时不仅有我们一向关注的国共竞争，其实经过八年，除了中共控制的区域外，还有不少地方并非政治真空区，有着许多大体属于国民党系统的游击队和地方政权。而中央政府对这些地方政权往往视若“外人”，未曾给予足够的尊重。据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当八路”的歌谣，就与此相关。同样，东北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被中央政府领导过了（台湾的时间更长），那里的人恐怕最初是向往和观望并存，但中央政府在这两大区域的新统治，显然不够成功。那时的很多政策和方针，至少可以与其在四川、云南的举措进行对照和比较。
另外，从我有限的阅读看，对于所谓国统区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过去常将国统区视为一个整体，其实重庆和昆明的思想、学术氛围大不相同，多少延续了此前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的学术对峙，其紧张和对立是需要认真处理的。大体上，抗战的爆发使民族主义情绪升高，不利于反传统思想的扩大。但在昆明所驻美军无形中的支持下，反传统倾向在抗战后期复起，很多人提出应回到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主张。在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出现这样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所谓“抗战建国”的主张，甚至不利于抗战本身。这样的情形，似还可以进一步的梳理。
最主要的，当然是必须注意抗战期间外交与内政的密切关联互动。近代中国的最大变化，就是外国因素成为国内政治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举足轻重的部分。中国稍大一些的政治事件或内政变动，都可见外国势力的身影，很难免除外国的影响。[3]早在民国初年黄远庸就指出，中国当时“有一极大之危机”，而即“以内部势力之角逐之结果，乃不惮求外国之力之为援也”。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此等媚外自保心理，盖日见其发达”。他敢断定，“不久将有美国派、日本派、英国派、德国派、俄国派之发生”。[4]在我们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等领域的研究中，什么英美派、法日派等，确实是常见的称谓。
同时也需要注意，日本、俄国和中国三个亚太大国的政局当年都以动荡著称，发生着很多革命性的转变，往往不能据常理判断。按梁启超对历史“革命性”的描述，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5]他说的是中国，其实俄国和日本那时也处于类似的“革命”时代，许多历史面相洋溢着激情活力，带有显著的非常规性。尤其从济南事变到九一八之后的几年期，日本国内其实蕴涵着很多历史可能性，不宜以“倒放电影”的方式，仅从结果角度观察，以为都是往侵华一条路发展。
而列强间权利的纵横捭阖，既与竞争中的意识形态相关，又常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夹杂其中，很多事情都需要根据当时的思想、政治语境，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这中间的分寸，也是需要好好拿捏的。
抗日战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夹杂着中外、国共等基本因素的合作与冲突。我们尤其需要关注那些明显带有内在紧张甚至应当是“不可能”的现象。例如，在举国民族情绪高涨之时，当政者何以还能提出并贯彻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何以在七七事变之前，有那么多应是国之精英的人，提出了以妥协换取时间的主张（有些主张甚至超过了后来汪精卫伪政权的让步），等等。这些看起来明显与世风、时风相冲突的观念、取向，不宜仅是予以定性的“评价”，而需要给予更认真的考察。
我总的希望，是以后的抗战史研究会把原本繁复的历史表现得更加多元，更加丰满。上面这些外行的看法，不知是否可以作为抗日战争研究的参考。姑抛砖以引玉，并期待读者的教诲。
注释
[1] 参见Luo Zhitian， “National Humiliation and National Assertion: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Twenty-one Demand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7， No. 2(May 1993)， pp.297-319。
[2] 可参看Arthur N.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说详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 黄远庸：《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1913年），《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6页。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7页。
